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歷史版本以及野史中通常這樣記載著：夏朝標誌著中國若干萬年的原始社會基本結束， 數千年的階級社會從此開始， 他的誕生成為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據說， 夏朝總共傳了十四代， 十七個王， 延續近五百年（夏朝的世系年代無定說， 此為主要的一家之說）。 但是考古界至今沒有找到夏朝存在的確鑿證據， 夏朝是否真的存在呢？學術界對此也頗有爭論。
夏朝否定論的由來
隨著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在中國史學界萌生了”疑古思潮“， 古史辨派也隨著應運而生。
疑古思潮的流行和古史辨派的形成， 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的辨別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但是後面就有點過度了， 有一些人為了博名， 提出各種稀奇古怪經不起推敲的論斷。 關於疑古思潮的不妥之處， 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疑古思潮、、、、、對於古史， 對於古代文化， 在某些方面否定過度了， 以致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
雖然文獻中有關夏的記載夾雜一些所謂的神話傳說色彩， 但不能就此得出文獻有關夏史的記載全不可信的結論。 從世界文明發展史來看， 一個民族早期的歷史總是要和神話傳說不可分割地糾結在一起。 傳說， 是人們對過去一種模糊的記憶。 正如王國維先生所雲：上古之事，
如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記載包括商王世系在內的商代歷史也帶有一定的神話色彩和傳說性質， 在甲骨文發現之前， 許多人懷疑其真實性。 而甲骨文商王世系卜辭的發現以及考古學上殷墟文化的確認， 證明《史記•殷本紀》有關商史的記載尤其是商王和先公世系的內容基本上是可信的， 剔除其神話部分， 主體內容是可靠的。 時至今日， 沒有人再對商王朝的存在持懷疑態度。 據此，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馬遷同樣包含有神話色彩的《夏本紀》的記載主體也是可信的， 夏王朝的存在也應是理所當然的。
綜上所述， 夏朝存在與否不敢輕易否定。
夏朝存在的考證
與文獻記載其他王朝不同， 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獻資料相對要簡略一些。 有關夏史較為可靠的文獻記載， 大多零散見諸于《尚書》、《詩經》、《左傳》、《竹書紀年》等典籍中， 缺乏全面、系統的述論。 相對來說， 《史記•夏本紀》是唯一的專論夏史的典籍， 但其內容仍是十分疏略，
儘管考古學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但在夏代文字發現與研究上還未有突破性的進展。 目前， 考古發現一些關於夏代文字的實物資料， 包括陶文和骨刻文字。 如二裡頭遺址陶器之上發現的數十例刻劃文字符號， 這些陶符結構複雜、簡繁並存，許多可以與甲骨文、金文相對應，有學者考證其，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現有包括交字在內的4個二裡頭文化陶文，其風格與殷墟甲骨文一脈相承。河南澠池鄭窯遺址也曾出土一些屬於二裡頭文化的骨刻符號。二裡頭遺址Ⅳ區曾出土一片年代屬於二裡頭文化第四期、契刻有一條魚形的骨片，有學者根據：說文，鯀，魚也，從魚，系聲。認為此骨刻魚形可能就是鯀字。此外，新密市黃寨遺址還發現一片屬於二裡頭文化第二期的蔔骨，上有兩個刻辭文字（下圖），有學者考證認為後一字，可能與夏字有關，或可假說為夏字初形。儘管有如此發現，但這些文字符號多是簡單的字元，未見到明確標出某某遺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實證。
兩個刻辭文字，有學者考證認為後一字，可能與夏字有關，或可假說為夏字初形。儘管有如此發現，但這些文字符號多是簡單的字元，未見到明確標出某某遺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實證。迄今為止,我們還未見到夏代的青銅銘文，更未出土像商代殷墟甲骨文那樣內容較為豐富的文字系統，也未見到當時的竹書、木簡、石刻等文字實物；而能夠看到的出土文獻材料則是西周以後的青銅銘文、竹書以及商代卜辭和青銅銘文中有關夏的少量記載，證據力度相對薄弱。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夏王朝否定說的流傳。
文章學術風味太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讀下去呢。
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早期國家探源
在中國早期國家探源中，夏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自從商代的史實因殷墟發掘而被確立為信史之後，論證夏的真實性自然被提上議事日程。早在20世紀中葉，範文瀾根據《竹書記年》中的傳說和《史記》的記載，將夏列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徐旭生先從文獻資料考證“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動的區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為兩片可能的區域。並親赴河南進行考古調查，在偃師二裡頭發現早商遺存後，進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進行調查和發掘的建議。同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隊對二裡頭進行試掘，發現了從龍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層文化堆積。
之後，有不少學者陸續發表文章提出二裡頭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見解。比如，佟柱臣以《國語•周語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記載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將《竹書紀年•夏記》“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的記載來對應二裡頭遺址的兩個碳十四年齡，從時空上鎖定二裡頭應該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後將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宮殿遺跡、青銅器、墓葬作為奴隸制國家的特徵來討論。儘管存在爭議，但是在一些權威學者的堅持下，不同聲音漸漸變小。比如，鄒衡就力排眾議，贊同“二裡頭文化就是夏文化”。這種學術界的共識，使得疑古辨偽成為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古代傳說和記載又被不加檢視地應用，有人樂觀地聲稱，對於疑古派極力否定的夏朝，經過數十年歷史學家們的艱苦工作，目前史學界中明確否定的人已經很少了。
1995年以後，受到埃及、兩河流域考古紀年成就的激勵，國務院決定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結合天文學、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等多門學科，應用較先進的斷代技術，將包括夏在內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結項驗收，被評為當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其總目標是通過了9個課題和44個專題的多學科聯合攻關，制定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該專案的成果發表後在國內受到一致好評，但是在國際上卻遭遇尖銳批評（這與這點，文字後面會有提到，除了學術傳統方法之外，更多的是我們所站的立場不同），凸顯了中外學術界在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顯著差異。
《夏商周斷代工程》不僅確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堅持這一論斷的學者以四條理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1)豫西和晉南是周代文獻中提到的夏人活動區域，其中二裡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2)二裡頭發現了宮殿遺跡,表明國家的存在。
(3)碳十四測年結果證明二裡頭在夏的紀年內。
(4)既然司馬遷所記載的商朝被證明為信史，那麼夏的存在也應該是可信的。
但是在持不同意見的中外學者看來，這些理由顯然是不夠令人信服的，這項研究不應該預設夏的存在，而應該證明它存在。夏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周代，而時間上離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卻未見有關夏的片言隻語，因此，夏有後人杜撰的嫌疑。由於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這個問題不能預設任何帶有傾向性的前提，必須從考古學上來進行獨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學者並沒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資訊潛力來破解這個問題，而僅僅局限於比較出土文物的異同來界定夏文化的內涵，並堅信不疑地用考古資料來印證文獻。
在夏文化研究和斷代工程所顯現出來的問題中，令人擔憂的不只是觀點的異同，而是這項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學術規範。比如，論證夏的存在明顯與確立華夏5000年文明史、宏揚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自豪感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又被列為“凝聚力工程”這種帶有預設傾向的研究，很難保證科學家在做判斷時的中立性。曾有國外學者指出:進行考古研究總有政治的存在，總有政治的共鳴。解釋過去總是現在的一種政治行為，如果科學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證，那麼我們對過去的解釋決非是從真實世界中獲得的冷靜的客觀判斷，而總會與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斷混在一起。正是受這種價值觀影響，使得本屬正常的學術討論夾雜了反常的情緒。比如,一些西方學者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批評被視為“帝國主義”和“敵對勢力”言論嚴加痛斥（知乎上有句名言可以用來加以反駁，對你不瞭解的世界儘量保持緘默）。有的學者則採取抵制心態“至於說個別外國學者認為夏文化不過是一個傳說，那也只好由她去，是無礙於我們對中國古史的研究的，我們用不著因為她來確定中國古史中的年代問題”。這種態度和言論顯然不是正常科學討論所應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文明和國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國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能為世界社會科學做貢獻的最有潛力的一個領域。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學者，對中國的學術成就應當會深表激賞並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奧運會零的突破一樣，我們的成就若要獲得世界的公認，也必須通曉和遵循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由於對國際同類研究現狀所知甚少，國內學者的視野過於狹窄，研究方法過於陳舊，論證程式存在不少問題，這好比用國內自己認定的過時標準來申報世界記錄，自然難以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中國學者在早期國家探源的研究上無論是學術規範還是研究方法都與國際同類研究存在顯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學術傳統的問題，也與長期以來缺乏國際學術交流有關。張光直指出,中國學者長期以來便作繭自縛，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外國有的，中國都有，只要研究中國就行了。於是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舞臺上，中國學者自己選擇了邊緣化的位置,自甘被棄於主流之外。如果對國際學術進展一無所知,這種閉門造車、方法陳舊的研究一旦要與國際接軌就難免招來尖銳的批評和質疑。我們應當虛心聆聽這一告誡：目前中國學者要在夏的問題上獲得進展，並不在於尋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證據，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論和方法，否則再多再好的遺址出土都是枉然。
而回到這個問題上，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商朝之前，中國的確是有從部落聯盟過渡到商朝的一個過渡體的，而且大量的考古遺跡也能支持論證。按照周朝人的解釋，這個過渡體就是夏朝。但商朝人自己沒有說清楚之前是什麼。所以才出現了爭議。據現在比較主流的史界和考古界看法。商崛起時，與它有敵對性，最後被它所打敗、消滅，但又同屬於早期華夏族裔集團內部的早期王國（或部落聯盟），存在的可能性極大，但它當時的自稱也許並不叫夏，商也不稱其為夏，而是來在後世傳承中被添加的。所以我們才找不到“夏”存在的直接文字證據。注：本文摘自知乎brewwell 泊鷺。
這些陶符結構複雜、簡繁並存，許多可以與甲骨文、金文相對應，有學者考證其，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現有包括交字在內的4個二裡頭文化陶文，其風格與殷墟甲骨文一脈相承。河南澠池鄭窯遺址也曾出土一些屬於二裡頭文化的骨刻符號。二裡頭遺址Ⅳ區曾出土一片年代屬於二裡頭文化第四期、契刻有一條魚形的骨片，有學者根據：說文，鯀，魚也，從魚，系聲。認為此骨刻魚形可能就是鯀字。此外，新密市黃寨遺址還發現一片屬於二裡頭文化第二期的蔔骨，上有兩個刻辭文字（下圖），有學者考證認為後一字，可能與夏字有關，或可假說為夏字初形。儘管有如此發現，但這些文字符號多是簡單的字元，未見到明確標出某某遺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實證。
兩個刻辭文字，有學者考證認為後一字，可能與夏字有關，或可假說為夏字初形。儘管有如此發現，但這些文字符號多是簡單的字元，未見到明確標出某某遺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實證。迄今為止,我們還未見到夏代的青銅銘文，更未出土像商代殷墟甲骨文那樣內容較為豐富的文字系統，也未見到當時的竹書、木簡、石刻等文字實物；而能夠看到的出土文獻材料則是西周以後的青銅銘文、竹書以及商代卜辭和青銅銘文中有關夏的少量記載，證據力度相對薄弱。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夏王朝否定說的流傳。
文章學術風味太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讀下去呢。
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早期國家探源
在中國早期國家探源中，夏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自從商代的史實因殷墟發掘而被確立為信史之後，論證夏的真實性自然被提上議事日程。早在20世紀中葉，範文瀾根據《竹書記年》中的傳說和《史記》的記載，將夏列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徐旭生先從文獻資料考證“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動的區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為兩片可能的區域。並親赴河南進行考古調查，在偃師二裡頭發現早商遺存後，進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進行調查和發掘的建議。同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隊對二裡頭進行試掘，發現了從龍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層文化堆積。
之後，有不少學者陸續發表文章提出二裡頭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見解。比如，佟柱臣以《國語•周語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記載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將《竹書紀年•夏記》“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的記載來對應二裡頭遺址的兩個碳十四年齡，從時空上鎖定二裡頭應該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後將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宮殿遺跡、青銅器、墓葬作為奴隸制國家的特徵來討論。儘管存在爭議，但是在一些權威學者的堅持下，不同聲音漸漸變小。比如，鄒衡就力排眾議，贊同“二裡頭文化就是夏文化”。這種學術界的共識，使得疑古辨偽成為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古代傳說和記載又被不加檢視地應用，有人樂觀地聲稱，對於疑古派極力否定的夏朝，經過數十年歷史學家們的艱苦工作，目前史學界中明確否定的人已經很少了。
1995年以後，受到埃及、兩河流域考古紀年成就的激勵，國務院決定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結合天文學、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等多門學科，應用較先進的斷代技術，將包括夏在內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結項驗收，被評為當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其總目標是通過了9個課題和44個專題的多學科聯合攻關，制定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該專案的成果發表後在國內受到一致好評，但是在國際上卻遭遇尖銳批評（這與這點，文字後面會有提到，除了學術傳統方法之外，更多的是我們所站的立場不同），凸顯了中外學術界在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顯著差異。
《夏商周斷代工程》不僅確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堅持這一論斷的學者以四條理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1)豫西和晉南是周代文獻中提到的夏人活動區域，其中二裡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2)二裡頭發現了宮殿遺跡,表明國家的存在。
(3)碳十四測年結果證明二裡頭在夏的紀年內。
(4)既然司馬遷所記載的商朝被證明為信史，那麼夏的存在也應該是可信的。
但是在持不同意見的中外學者看來，這些理由顯然是不夠令人信服的，這項研究不應該預設夏的存在，而應該證明它存在。夏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周代，而時間上離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卻未見有關夏的片言隻語，因此，夏有後人杜撰的嫌疑。由於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這個問題不能預設任何帶有傾向性的前提，必須從考古學上來進行獨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學者並沒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資訊潛力來破解這個問題，而僅僅局限於比較出土文物的異同來界定夏文化的內涵，並堅信不疑地用考古資料來印證文獻。
在夏文化研究和斷代工程所顯現出來的問題中，令人擔憂的不只是觀點的異同，而是這項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學術規範。比如，論證夏的存在明顯與確立華夏5000年文明史、宏揚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自豪感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又被列為“凝聚力工程”這種帶有預設傾向的研究，很難保證科學家在做判斷時的中立性。曾有國外學者指出:進行考古研究總有政治的存在，總有政治的共鳴。解釋過去總是現在的一種政治行為，如果科學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證，那麼我們對過去的解釋決非是從真實世界中獲得的冷靜的客觀判斷，而總會與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斷混在一起。正是受這種價值觀影響，使得本屬正常的學術討論夾雜了反常的情緒。比如,一些西方學者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批評被視為“帝國主義”和“敵對勢力”言論嚴加痛斥（知乎上有句名言可以用來加以反駁，對你不瞭解的世界儘量保持緘默）。有的學者則採取抵制心態“至於說個別外國學者認為夏文化不過是一個傳說，那也只好由她去，是無礙於我們對中國古史的研究的，我們用不著因為她來確定中國古史中的年代問題”。這種態度和言論顯然不是正常科學討論所應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文明和國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國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能為世界社會科學做貢獻的最有潛力的一個領域。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學者，對中國的學術成就應當會深表激賞並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奧運會零的突破一樣，我們的成就若要獲得世界的公認，也必須通曉和遵循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由於對國際同類研究現狀所知甚少，國內學者的視野過於狹窄，研究方法過於陳舊，論證程式存在不少問題，這好比用國內自己認定的過時標準來申報世界記錄，自然難以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中國學者在早期國家探源的研究上無論是學術規範還是研究方法都與國際同類研究存在顯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學術傳統的問題，也與長期以來缺乏國際學術交流有關。張光直指出,中國學者長期以來便作繭自縛，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外國有的，中國都有，只要研究中國就行了。於是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舞臺上，中國學者自己選擇了邊緣化的位置,自甘被棄於主流之外。如果對國際學術進展一無所知,這種閉門造車、方法陳舊的研究一旦要與國際接軌就難免招來尖銳的批評和質疑。我們應當虛心聆聽這一告誡：目前中國學者要在夏的問題上獲得進展，並不在於尋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證據，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論和方法，否則再多再好的遺址出土都是枉然。
而回到這個問題上，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商朝之前，中國的確是有從部落聯盟過渡到商朝的一個過渡體的，而且大量的考古遺跡也能支持論證。按照周朝人的解釋，這個過渡體就是夏朝。但商朝人自己沒有說清楚之前是什麼。所以才出現了爭議。據現在比較主流的史界和考古界看法。商崛起時，與它有敵對性，最後被它所打敗、消滅，但又同屬於早期華夏族裔集團內部的早期王國（或部落聯盟），存在的可能性極大，但它當時的自稱也許並不叫夏，商也不稱其為夏，而是來在後世傳承中被添加的。所以我們才找不到“夏”存在的直接文字證據。注：本文摘自知乎brewwell 泊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