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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個書法專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中國第一個書法專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兼紀念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等先生

文|劉 江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

1962年4月, 文化部在杭州召開全國高等藝術院校教材會議, 潘天壽院長在會上談到全國國畫系基礎課設置問題時說:“現在學國畫的學生, 不會在自己畫上題字, 這簡直是笑話……國畫系不但要學書法、篆刻, 而且應該列為必修課。 ”接著談到全國不重視書法的傾向, 感到十分憂慮, 呼籲說:“現在中小學還不能開設書法課, 但應在少數高等藝術院校開辦書法專業, 以培養書法人才。 書法篆刻藝術是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

必須繼承。 要搶救遺產, 如果再不抓書法教育, 就會出現後繼無人的情況!”與會同志和文化部領導, 都非常重視和支持這個建議。 會議最後決定:全國各美術院校國畫系應開設書法、篆刻課程, 有條件的先開設, 缺少條件的, 應該積極創造條件, 及早開設。 試辦書法專業的任務, 就委託浙江美術學院籌備。 自此以後, 我院國畫系一、二年級開設書法課程, 三年級設篆刻課程。 由潘天壽親自組織了一個包括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陸維釗、沙孟海、朱家濟、劉江的七人小組, 籌備書法專業。 並指定由陸維釗先生具體負責, 劉江協助。

籌備工作從1962年夏季開始, 預計到1963年暑期招生。 在此一年時間內, 要進行教學大綱、教學計畫的制定,

圖書資料的擴充, 師資的聘請及招生等工作, 是很緊張的。 記得第一次籌備會是在國畫系辦公室召開的, 出席者除了七人小組外, 還有院黨委副書記高培明與系支部書記劉葦等同志參加。 潘院長談了籌建書法專業的重要意義與要求後, 希望大家抓緊時間搞出各課教學大綱與落實聘請教師的工作。 高、劉和系主任吳茀之等院系領導也分別對籌備組提出了希望。

因為潘天壽院長日常工作很多, 我們研究討論各課教學大綱、計畫等活動多放在暑假進行。 雖然杭州暑天氣候酷熱, 但每次討論時, 潘院長都準時來參加, 並對每次討論提出很多修改與充實意見。 記得分工時篆刻教學大綱是由諸樂三先生負責的,

是由我起草經諸先生看過擬定的。 討論時, 潘先生說:“還不夠詳細具體。 應由樂三再補充完成, 下次再討論。 ”然後又婉轉地批評說:“教學大綱與教學計畫的制定, 應由有教學經驗的老教師親手起草才對, 不能由沒有教學經驗的助教代勞。 ”而在討論由陸維釗起草的古漢語教學大綱中, 補充了一點意見, 就通過了。 篆刻教學大綱根據討論意見, 仍先由我補充修改, 再由諸先生補充修訂, 在下一次的討論中才得以通過。

劉江手稿

那年暑假特別熱, 學校為此選擇了最陰涼的一幢小樓的底樓供我們開會。

當時, 籌備小組成員除我以外, 也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 但他們每次都準時到會, 邊揮扇邊討論, 非常認真熱烈。 尤其是沙孟海和朱家濟二位先生, 他們路途較遠。 還有本單位的許多工作要做, 抽時間來開會是很辛苦的。 但是他們的發言很踴躍, 如討論課程安排時, 對書史、書論、印史、印論是作為四門課, 還是並為兩門課上, 沙先生說:“現在尚無經驗, 課時又不多, 史與論選讀還是合併為好……”在討論各課教學計畫中對書法實習的作業要求時, 朱家濟先生說:“作業不要要求太多, 時間也不宜太長, 能堅持每天寫兩張。 寫時認真用心。 臨帖時要想想, 為什麼這個字臨不好?”這些意見都是寶貴的。 暑假中我們每隔一周左右開一次會, 大約開了四五次會,主要的內容都討論了,未了的事留待下學期再安排時間討論。

為了擴充圖書資料,文化部撥了專款二千元。大約九、十月份,陸維釗先生帶我到上海各古舊書店去選購碑帖、印譜及其他有關教學資料。在上海大約待了二十天,每天都跑舊書店,先挑門市部書架上的,然後到書庫找。在狹窄、陰暗、灰塵和蠹魚成堆的書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選。陸先生自己挑選碑帖,吩咐我挑選印譜,我挑選後給他過目再定下來。半天下來,我們滿身都是塵埃、汗漬,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簡單吃點點心,喝口水,下午又繼續挑選。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舊書店去。日復一日。我感到有點吃力了,就勸陸先生休息兩天,他不肯,並說:“現在挑選已較晚了,若在解放初買的話,又多又好又便宜……學校裡還有許多工作要作,抓緊時間先挑選一部分回去,以後有機會再來。”這樣又繼續我們爬上蹬下的勞動,有時放在高書架上的大部頭書、叢帖等,陸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遞給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選,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傳遞方法放回原處。

那一年內,陸老同我先後到過蘇州、紹興、上海等古舊書店、碑帖店。在杭州跑舊書店的時間和次數就更多了,還派人到揚州古舊書店去。總共購買了約近萬冊(部)碑帖、印譜等。

劉江手稿

1963年暑假,籌備就緒,但因為是試辦,沒有公開對外招生。(初步摸過一下社會的情況,估計也招不到合適的。)只在本院附中畢業班挑選了兩名有一定書法基礎的學生(金鎰才、李文采)直接進入學習。並正式成立書法刻印科,與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三科並列,陸維釗為科主任,劉江兼秘書。當時教師的分工:朱家濟是書法(楷);陸維釗是古漢語,章祖安協助;諸樂三是篆刻,劉江協助;印學史論是沙孟海,臨時來兼課的還有方介堪、陸儼少、陸抑非、潘天壽、吳茀之等。

好事多磨。1964年上半年。國內刮起了一股批判“只專不紅”的風,以為貫徹《高教六十條》而進行的正規教學是過“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鄉下廠勞動的時間。那一學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時間是下鄉參加“社教運動”。在此風頭下,有人認為書法刻印這個試辦的專業是“復古”,完全是“封資修”的產物,是培養“封資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懸崖勒馬。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動員書法班學生向老師提出申請,要求轉專業。不久,此事為潘院長所知,他大為惱火,憤忿地說:“此事我怎麼不知道?書法專業試辦是文化部的意見,是有文件的。要撤銷也要有文化部的檔來,不能隨便拆散,是要辦下去的。”又說教師少不能保證上課,我來上課……等我帶學生下鄉參加“社教運動”回來後不久,潘老還親自找書法教研組的老師和學生分別談話。“試辦一年了,要好好總結一下。檢查一下教學大綱制定是否合時宜,教學執行的情況如何,尤其是對課程內容與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還有哪些不足之處,應補充、修訂、改正。試辦嘛,總是會有缺點的,過去從沒有辦過這個專業,哪能沒有缺點呢!”

因為學生太少,不能達到“試辦”的預期目的,於是1964年秋,又公開招生。來報名的有十多個,結果錄取了三名(朱關田、蔣北耿、楊永龍)。此事從頭至尾,陸老事事必親躬,潘老也時時關心。尤其是在陳列館評閱專業試卷時,全教研組老師都參加,潘、陸、沙、朱、諸等逐人逐幅討論評比,十分認真。同時,對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況也作了瞭解,並囑我事後對準備錄取者,逐個進行調查核實。

劉江手稿

開學以後,兩個年級共五人,並班開課。潘院長親自來上課,第一堂課講的是書法篆刻在歷史上和現在的重要性,著重介紹了他任中國書法家代表團副團長去日本訪問的情況,以日本當前對書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視的例子,來啟發培養同學對此專業樹立雄心大志。以後幾次都是講草書的特點和規律,並給學生們作示範。潘老有時也來參加我們教研組開會,共同研究教學中出現的問題,提出積極解決問題的辦法。1964年10月的一次教研組會上,重點研究今後怎麼辦的問題。因那時客觀輿論對我們很不利,壓力很大,說我們培養的學生是“小古董”、“不符合接班人的要求”等等。潘老在討論中發言:“學生只弄舊的,不管新的,這是思想問題,但不學舊的也不行,舊的學了是為了新的用,如毛主席的詩詞,沒有把舊的思想放進去。所以一方面是怎樣繼承舊的傳統,一方面又要發展。中國畫也是這樣。思想先要矯正,再學傳統。不要弄了舊的,不管新的;弄新的。舊的又不要了。這都是片面。教師要教技術,又要教思想。所以教課的要更當心些,否則他們必然會變成‘小古董’的。”又說:“看看制定的教學大綱,目的要求還是思想方面多點,如第一條培養目標,很完備而且明確,既要有傳統的基礎,又要有新思想嘛。培養目標,一種是創作人才,一種是師資,或是編輯……至於課程設置,不要某人說要學人物畫,其他課就都去掉,應該討論一下,不要一個人決定。書法科的課程變得太厲害,以後是不是穩定一些呢。”

當時,在學校裡進行課堂教學,相對來說是穩定些。但每學期均有一半時間下鄉搞運動,學生分散,老師多年老體弱,不能隨同下去“三同”,只好佈置同學下去每天堅持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書法練習。少數堅持了,是在昏暗的豬欄旁或油燈下;多數的還沒有這個條件和時間,就只得服從改造思想這個大前提了。

緊接著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風巨浪,摧折了這株試辦的幼苗。開辦書法專業也成了潘天壽、陸維釗老一輩書法藝術教育家的罪名。潘老也在這場不幸的災難中去世了。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1976年,恢復了中國畫系。1979年又招收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批書法專業研究生,共有五名(朱關田、王冬齡、邱振中、祝遂之、陳振濂)。

1980年秋開始,不少外國學員要到中國來學習書法篆刻,教育部、文化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院。到目前為止,書法篆刻專業先後接受了日、美、法、德、加拿大、奧地利、哥倫比亞、丹麥、瑞士等國數十名留學生。

經過我院三年多的申請,和社會各界的呼籲,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需要,上級批准書法篆刻專業從1984年秋起,又開始向全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現在書法專業正同國家“四化”建設一樣,蓬蓬勃勃地向前發展,全國已有好幾所院校也在近兩年中開設了這個專業。形勢大好,但前進的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難。我國第一個書法專業的創辦人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朱家濟、吳茀之等先生先後作古。為了緬懷他們創業維艱,篳路藍縷的精神,我們將繼承他們遺願,將此事業辦得更好,為我校歷史增添光彩!

“我一直希望在有條件的美術學院國畫系分設書法篆刻科,學生少一點可以,但不能後繼無人。”

——潘天壽

曆/史/背/景

1962年6月12日,潘天壽出席文化部 “全國美術教學會議”時指出:“目前老書法家寥寥無幾,且平均年齡在60歲以上了。後繼無人,前途堪慮,我建議在美術學院設置書法專業,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繼承。”此建議受到文化部的重視,隨即批准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增設並試辦書法篆刻專業。這是中國書法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也為中國現代書法教育事業奠基。

隨後成立了書法篆刻專業籌備組:潘天壽、吳茀之、陸維釗、諸樂三、沙孟海、朱家驥、劉江共七人。委託陸維釗負責主持籌辦。

1962年12月13日

書法講授提綱第一次審查會議記錄

中國美術學院檔案館藏

關於開辦書法篆刻專業籌備工作的報告

中國美術學院檔案館藏

1963年7月23日,潘天壽參加成立書法篆刻專業座談會。

1963年夏,浙江美術學院成立書法篆刻科。試辦,沒有公開對外招生,只在本院附中畢業班遴選了兩名有一定書法基礎的學生直接進入學習。書法篆刻科與國畫系的人物、山水、花鳥三科並列。陸維釗為科主任,劉江兼秘書朱家驥教書法(楷書),陸維釗教古漢語,章祖安協助,諸樂三教篆刻,劉江協助,沙孟海教印學史論,方介堪、陸儼少、陸抑非、潘天壽、吳茀之等臨時兼課,是為全國第一個書法篆刻專業。

成立書法篆刻專業座談會

中國美術學院檔案館藏

潘天壽也在百忙之中為學生開設了書法課程。

潘天壽書法課課程表

潘天壽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編撰的書法教學材料(部分)

大約開了四五次會,主要的內容都討論了,未了的事留待下學期再安排時間討論。

為了擴充圖書資料,文化部撥了專款二千元。大約九、十月份,陸維釗先生帶我到上海各古舊書店去選購碑帖、印譜及其他有關教學資料。在上海大約待了二十天,每天都跑舊書店,先挑門市部書架上的,然後到書庫找。在狹窄、陰暗、灰塵和蠹魚成堆的書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選。陸先生自己挑選碑帖,吩咐我挑選印譜,我挑選後給他過目再定下來。半天下來,我們滿身都是塵埃、汗漬,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簡單吃點點心,喝口水,下午又繼續挑選。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舊書店去。日復一日。我感到有點吃力了,就勸陸先生休息兩天,他不肯,並說:“現在挑選已較晚了,若在解放初買的話,又多又好又便宜……學校裡還有許多工作要作,抓緊時間先挑選一部分回去,以後有機會再來。”這樣又繼續我們爬上蹬下的勞動,有時放在高書架上的大部頭書、叢帖等,陸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遞給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選,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傳遞方法放回原處。

那一年內,陸老同我先後到過蘇州、紹興、上海等古舊書店、碑帖店。在杭州跑舊書店的時間和次數就更多了,還派人到揚州古舊書店去。總共購買了約近萬冊(部)碑帖、印譜等。

劉江手稿

1963年暑假,籌備就緒,但因為是試辦,沒有公開對外招生。(初步摸過一下社會的情況,估計也招不到合適的。)只在本院附中畢業班挑選了兩名有一定書法基礎的學生(金鎰才、李文采)直接進入學習。並正式成立書法刻印科,與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三科並列,陸維釗為科主任,劉江兼秘書。當時教師的分工:朱家濟是書法(楷);陸維釗是古漢語,章祖安協助;諸樂三是篆刻,劉江協助;印學史論是沙孟海,臨時來兼課的還有方介堪、陸儼少、陸抑非、潘天壽、吳茀之等。

好事多磨。1964年上半年。國內刮起了一股批判“只專不紅”的風,以為貫徹《高教六十條》而進行的正規教學是過“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鄉下廠勞動的時間。那一學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時間是下鄉參加“社教運動”。在此風頭下,有人認為書法刻印這個試辦的專業是“復古”,完全是“封資修”的產物,是培養“封資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懸崖勒馬。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動員書法班學生向老師提出申請,要求轉專業。不久,此事為潘院長所知,他大為惱火,憤忿地說:“此事我怎麼不知道?書法專業試辦是文化部的意見,是有文件的。要撤銷也要有文化部的檔來,不能隨便拆散,是要辦下去的。”又說教師少不能保證上課,我來上課……等我帶學生下鄉參加“社教運動”回來後不久,潘老還親自找書法教研組的老師和學生分別談話。“試辦一年了,要好好總結一下。檢查一下教學大綱制定是否合時宜,教學執行的情況如何,尤其是對課程內容與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還有哪些不足之處,應補充、修訂、改正。試辦嘛,總是會有缺點的,過去從沒有辦過這個專業,哪能沒有缺點呢!”

因為學生太少,不能達到“試辦”的預期目的,於是1964年秋,又公開招生。來報名的有十多個,結果錄取了三名(朱關田、蔣北耿、楊永龍)。此事從頭至尾,陸老事事必親躬,潘老也時時關心。尤其是在陳列館評閱專業試卷時,全教研組老師都參加,潘、陸、沙、朱、諸等逐人逐幅討論評比,十分認真。同時,對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況也作了瞭解,並囑我事後對準備錄取者,逐個進行調查核實。

劉江手稿

開學以後,兩個年級共五人,並班開課。潘院長親自來上課,第一堂課講的是書法篆刻在歷史上和現在的重要性,著重介紹了他任中國書法家代表團副團長去日本訪問的情況,以日本當前對書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視的例子,來啟發培養同學對此專業樹立雄心大志。以後幾次都是講草書的特點和規律,並給學生們作示範。潘老有時也來參加我們教研組開會,共同研究教學中出現的問題,提出積極解決問題的辦法。1964年10月的一次教研組會上,重點研究今後怎麼辦的問題。因那時客觀輿論對我們很不利,壓力很大,說我們培養的學生是“小古董”、“不符合接班人的要求”等等。潘老在討論中發言:“學生只弄舊的,不管新的,這是思想問題,但不學舊的也不行,舊的學了是為了新的用,如毛主席的詩詞,沒有把舊的思想放進去。所以一方面是怎樣繼承舊的傳統,一方面又要發展。中國畫也是這樣。思想先要矯正,再學傳統。不要弄了舊的,不管新的;弄新的。舊的又不要了。這都是片面。教師要教技術,又要教思想。所以教課的要更當心些,否則他們必然會變成‘小古董’的。”又說:“看看制定的教學大綱,目的要求還是思想方面多點,如第一條培養目標,很完備而且明確,既要有傳統的基礎,又要有新思想嘛。培養目標,一種是創作人才,一種是師資,或是編輯……至於課程設置,不要某人說要學人物畫,其他課就都去掉,應該討論一下,不要一個人決定。書法科的課程變得太厲害,以後是不是穩定一些呢。”

當時,在學校裡進行課堂教學,相對來說是穩定些。但每學期均有一半時間下鄉搞運動,學生分散,老師多年老體弱,不能隨同下去“三同”,只好佈置同學下去每天堅持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書法練習。少數堅持了,是在昏暗的豬欄旁或油燈下;多數的還沒有這個條件和時間,就只得服從改造思想這個大前提了。

緊接著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風巨浪,摧折了這株試辦的幼苗。開辦書法專業也成了潘天壽、陸維釗老一輩書法藝術教育家的罪名。潘老也在這場不幸的災難中去世了。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1976年,恢復了中國畫系。1979年又招收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批書法專業研究生,共有五名(朱關田、王冬齡、邱振中、祝遂之、陳振濂)。

1980年秋開始,不少外國學員要到中國來學習書法篆刻,教育部、文化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院。到目前為止,書法篆刻專業先後接受了日、美、法、德、加拿大、奧地利、哥倫比亞、丹麥、瑞士等國數十名留學生。

經過我院三年多的申請,和社會各界的呼籲,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需要,上級批准書法篆刻專業從1984年秋起,又開始向全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現在書法專業正同國家“四化”建設一樣,蓬蓬勃勃地向前發展,全國已有好幾所院校也在近兩年中開設了這個專業。形勢大好,但前進的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難。我國第一個書法專業的創辦人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朱家濟、吳茀之等先生先後作古。為了緬懷他們創業維艱,篳路藍縷的精神,我們將繼承他們遺願,將此事業辦得更好,為我校歷史增添光彩!

“我一直希望在有條件的美術學院國畫系分設書法篆刻科,學生少一點可以,但不能後繼無人。”

——潘天壽

曆/史/背/景

1962年6月12日,潘天壽出席文化部 “全國美術教學會議”時指出:“目前老書法家寥寥無幾,且平均年齡在60歲以上了。後繼無人,前途堪慮,我建議在美術學院設置書法專業,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繼承。”此建議受到文化部的重視,隨即批准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增設並試辦書法篆刻專業。這是中國書法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也為中國現代書法教育事業奠基。

隨後成立了書法篆刻專業籌備組:潘天壽、吳茀之、陸維釗、諸樂三、沙孟海、朱家驥、劉江共七人。委託陸維釗負責主持籌辦。

1962年12月13日

書法講授提綱第一次審查會議記錄

中國美術學院檔案館藏

關於開辦書法篆刻專業籌備工作的報告

中國美術學院檔案館藏

1963年7月23日,潘天壽參加成立書法篆刻專業座談會。

1963年夏,浙江美術學院成立書法篆刻科。試辦,沒有公開對外招生,只在本院附中畢業班遴選了兩名有一定書法基礎的學生直接進入學習。書法篆刻科與國畫系的人物、山水、花鳥三科並列。陸維釗為科主任,劉江兼秘書朱家驥教書法(楷書),陸維釗教古漢語,章祖安協助,諸樂三教篆刻,劉江協助,沙孟海教印學史論,方介堪、陸儼少、陸抑非、潘天壽、吳茀之等臨時兼課,是為全國第一個書法篆刻專業。

成立書法篆刻專業座談會

中國美術學院檔案館藏

潘天壽也在百忙之中為學生開設了書法課程。

潘天壽書法課課程表

潘天壽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編撰的書法教學材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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