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 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以來就有“同性”關係傾向：勾肩搭背足膝談心同被窩睡覺都是普遍常有的事， 並不能說成現代意義下的同性戀。 但是這些現代基佬， 不認同。
他們所言“屈原是同性戀者”的理由， 來自六十多年前民國學界關於屈原的一次學術討論。 1944年， 古典文學專家孫次舟教授在《中央日報》發表文章《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 指出“屈原為同性戀者”， 引起當時學術界一片譁然， 並遭到多人質疑。 孫次舟隨後又撰文《屈原討論的最後申辯》， 堅持自己的觀點。
當時， 作家朱自清非常認同孫次舟的觀點， 並請出著名詩人、楚辭專家聞一多教授參與討論。 聞一多於次年在《中原》雜誌發表《屈原問題》， 文中肯定了孫次舟對屈原的發疑是楚辭研究的重大發現， “孫次舟以屈原為弄臣， 是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一樁歷史事實”。 聞一多還進一步闡明了“斷袖”說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在科舉尚未施行的戰國時代， 文學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生存條件， 他們只有依附于當時的國君與貴族才能生存， 即成為“文學弄臣”。
然而， 這場爭辯最終沒有在學界達成公論。 民國先生們大概怎麼也料不到自己嚴肅討論的學術問題，
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後現代時代， 年輕群體自有“除魅”的辦法， 其中之一就是從文學經典中讀出“基情”。 那些教科書中， 和講授老師一樣板著面孔的古人也有七情六欲， 甚至也有同性之愛。 在他們看來， 愁容滿面憂國憂民的杜甫經常為李白寫情詩，
但是根據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是楚懷王的”左徒“， 相當於令尹（宰相）的公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