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子彈飛翔化信史——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創作紀實
作者：王天德、秦富梁
一顆飽浸抗日英雄陳年舊血且鏽跡斑斑的子彈，
一本書緣何成為洞察“江南抗日義勇軍”前蹤後跡的信史？筆者日前就這部作品成書前後的有關情況， 對作家進行了專訪。
靈光入心
作品2015年12月出版， 但從醞釀到成書卻歷經30年。
1985年百萬大裁軍後， 高建國一走入駐豫第二十集團軍， 便立刻發現了這支部隊與其他部隊的迥然不同處。
——同為離退休幹部， 其他部隊的多有在家喂雞種菜抱孫子者，
——同樣南征北戰， 這支部隊的歷史與更多膾炙人口的紅色經典密切相關：《東進序曲》《黃橋決戰》《柳堡的故事》《紅日》《戰上海》《霓虹燈下的哨兵》， 而現代戲《蘆蕩火種》《沙家浜》， 就取材於這支部隊36個傷病員陽澄湖的鬥爭經歷。
歷史隱秘角， 以“江抗”為代表的新四軍部隊所具有的鮮明文化特質， 令高建國不禁怦然心動。 原來英勇善戰的革命武裝， 不都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啊！能打仗、有文化， 這或許是我軍若干勁旅本質但卻長期被忽略甚至遭曲解的一個重要特徵！
高建國翻閱史料得知， 這支部隊是保留最完整的新四軍主力。 1937年淞滬會戰後， 上海民眾愛國熱情空前高漲， 大量青年學生、市民參加新四軍，
隨著不斷深入瞭解部隊歷史和接觸“江抗”前輩， 高建國萌生了再現這段歷史的想法並著手搜集資料。
2005年， 上海新四軍“沙家浜部隊”歷史研究會組織老同志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 高建國應邀與會， “當時樓上樓下坐得滿滿的， 多來了100多人， 現場有57副拐杖、26輛輪椅！”
大會主持人公佈的這個數字， 令高建國深受震撼。 上海之行後， 高建國越來越緊迫地認識到， 作為一個曾與創造歷史輝煌的老“江抗”有過交集、佔有較多史料且能以正確的歷史觀秉筆直書的後來者， 應當責無旁貸地肩負起重述、再現和重播歷史的責任。
2014年夏秋時節， 高建國利用節假日和工作餘暇起筆寫作。
這一年的10月2日， 高建國來到蘇州革命博物館， 佇立在陳放取自劉飛胸中子彈的展櫃前凝神結思。 1939年9月21日， “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 率部在江陰顧山與來襲的“忠義救國軍”激戰， 這顆子彈從敵步機槍中射入他的肺部， 伴隨他走過45年的軍旅生涯。 烽火遠去， 廝殺漸歇， 但高建國感到， 那顆黑與紅的經歷參半、烙印著特殊歷史而又令人憎愛交加的子彈， 70多年來從未停止過飛翔， 不僅引發了紅色經典創作， 而且打開了透視中國共產黨人戰略運籌和蘇南東路地區抗日英雄譜的視窗。
思想的靈光一旦照亮視野，
成書後， 人們發現， 那顆在廣袤時空飛翔的子彈， 不僅是貫通戰爭與和平兩個歷史時期的巧妙構思， 而且成為增益作品文學性最為顯著的亮點。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說：“高建國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 從一顆子彈切入……翱翔和穿越了整個新四軍曲折發展和壯大的歷史， 一直到解放後。 我覺得這是對革命先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和祭奠， 這種寫法非常好。 ”
評論家白燁認為， 這部作品有三個貢獻。 一是由劉飛身上的一顆子彈切入， 構成了抗戰時期一個重要的歷史史詩。 作者通過深入採訪、實地調查、史料整理等多種方式， 全面準確地把這段歷史寫出來了。二是以陽澄湖36個傷病員的故事為主線，揭示了新四軍在艱難環境中的苦鬥。三是作品把二十軍的歷史寫出來了，這是很有價值的。二十軍是三野第一個軍，貢獻非常大，劉飛是二十軍首任軍長，二十軍的歷史應得到完整展現。
底色蒼茫
如果說，《蘆蕩火種》《沙家浜》是“江抗”後跡的閃耀結晶，那麼，順著子彈射來的方向，高建國在“江抗”前蹤的追尋上，堅持由線到面、由淺入深，努力把鏡頭拉遠，將“江抗”東進的重大而深遠意義，放在當時國際國內大背景下透視和觀照。
翻閱這部厚重之作，主人公劉飛出場前，作家不吝筆墨，拿出一整章的篇幅，以大筆勾勒的寫意手法，凝重深沉地概述日本侵略軍佔領中國領土氣焰沖頂時，唯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時局的深刻轉變和走向做出正確判斷。
“作品不拘于劉飛等傷病員蘆蕩鬥爭經歷，而是把傳奇故事還原於歷史大勢：在抗戰由戰略防禦進入相持階段之時，毛澤東高瞻遠矚作出黨的工作重點是在敵後農村開展遊擊戰爭的重大戰略決策。新四軍挺進蘇南，在中國革命史上奏響了意義深遠的東進序曲。”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孫書文如是說。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李炳銀認為，這部作品是正確地、健康地、真實地揭示革命歷史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不回避殘酷，不回避內部矛盾，不回避生存的艱難，這樣的作品有說服力。作品給我們今天再寫革命歷史題材，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寫這樣的東西，過去那種簡單、機械、新聞宣傳式的寫法不行，像抗戰神劇的寫法也不行，就是要很好地、真正地還原歷史。
回首創作的心路歷程，高建國深有感觸地說，戰士投擲手榴彈，必須先向後引彈，借助反作用力，才能使出全身氣力投得遠。要使“江抗”東進戰術行動的戰略意義躍然紙上，必須把抗日戰爭階段轉換特定時期波譎雲詭的國內外形勢分析透，幫助人們透過撲朔迷離的歷史迷霧，認清“江抗”開闢蘇常太抗日根據地，無異於在中國最富足的地方給日偽心臟插上一把刀，一舉扭轉一度沉悶的江南抗戰局面。全書開篇有了深邃厚重的基調和底色，“江抗”進軍東路“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就顯而易見了。
高建國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關鍵淬火期，也是毛澤東思想深入灌注和掌握八路軍、新四軍的重要歷史時期。吃透這個重要階段性特徵，就能站到歷史制高點上俯瞰既往，統馭史料，科學辯證地進行宏大敘事。
仰望豐碑
充沛並激蕩於全書中最深厚、最動人的情感，是信仰的力量。作家坦言，自己始終是仰望著“江抗”這座信仰的豐碑，含著熱淚為他們記錄這段恢弘而悲壯歷史的。
作品中可見，作家運用典型化手法，著意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血火廝搏中、在大浪淘沙的洪波巨浪裡，展現不同性格的共產黨人身上的信仰之光，因其獨特的閱歷、稟賦、文化濡染而同中有異，從而呈現出赤橙黃綠青藍紫的斑斕色彩。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葉挺，皖南事變中不幸身陷囹圄。蔣介石誘降和威逼兩手交替使用，但鐵骨錚錚的葉挺手書致蔣快郵代電，提出“懇准判挺以死刑而將所部被俘幹部不問黨籍何屬概予釋放複其自由”，從桂林押往重慶渣滓洞監獄白日舉燈走下飛機以昭“天還未明”，獄中壯懷激烈揮毫疾書著名的《囚歌》，監禁5年出獄僅10小時就致電中共中央請求入黨。而同為北伐先驅、畢業于北京大學並赴法勤工儉學和到莫斯科學習過的新四軍聯絡部部長朱克靖，奉命到宣佈起義的國民黨郝鵬舉所部做統戰工作，被首鼠兩端的郝鵬舉扣押遞解蔣介石邀功請賞。內戰中接連損兵折將的蔣介石，企圖通過重敘北伐舊誼和誘以祿位降服朱克靖，以打壓中共士氣，甚至不惜御駕親征，三次在總統府宴請朱克靖。爽快赴宴的朱克靖席間一面大快朵頤，一面不溫不火詰蔣，歷數蔣抗戰勝利後不致力於和平建國，反而發動內戰，置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公然申明：“我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肉體生命，一個是政治生命。現在我已成階下囚，我寧願犧牲我的肉體生命，而不能犧牲我的政治生命。”回到陰暗逼仄的囚室，朱克靖在風雨晦暝中慨然給妻子寫下絕筆詩……書中通過這些極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情節，集中展現橫眉冷對、大義凜然的葉挺的剛烈忠勇，也成功凸顯了儒雅內斂、綿裡藏針的朱克靖的風流倜儻，以鮮明的色差和強烈的對比度，彰顯了堅定的革命信仰之於不同個性的革命家，所折射的信仰之光的瑰麗多彩和無窮魅力。
作家傾情描摹的雨花臺紅色人生後花園，更是一面管窺信仰與忠誠的光可鑒人的鏡子。1957年，葉飛提議，將1939年在江陰顧山犧牲的“江抗”副總指揮吳焜遺骸遷葬雨花臺。從那時起，隨著“江抗”遼遠悠長集結號的召喚，眾多“江抗”老戰士百年後陸續會聚於此，在充滿英風浩氣的聖土找到了人生歸宿。於是，歷史仿佛在冥冥中作出了新的安排，當年率部東進蘇南的“江抗”領導班子成員，除葉飛懷著未竟之志將自己的靈魂安放在與臺灣和金門隔海相望的廈門外，其餘成員在雨花臺組成了新的戰鬥集體，準備完成生前未了事。品讀這些華彩篇章，誰的心中不是激情澎湃，為忠貞不渝、生死相依的“江抗”英雄灑一掬熱淚！
筆者採訪時，“江抗”總指揮部參謀長喬信明之子喬曉陽，特地給高建國打電話，對作品為“江抗”傳神寫照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對作家以頑強的毅力和精湛的文字，生動準確描述抗戰時期內憂外患交織和變幻莫測複雜形勢及危亡歲月的各色人等表示欽佩，對作家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
中宣部文藝局趙海虹講道，高建國對筆下人物都充滿著感情和真情，是帶著感情和真情來寫的。看著書中摘錄的這些信件，你就覺得跟這些歷史人物能夠進行一次心靈的對話，確實讓我們感覺到革命的偉大、人性的美好。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評價，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著史者的歷史視野和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這部作品的超越性，恰恰是能夠以今人的情懷，歷史地還原一群信仰共產主義的戰士，如何在特別不利的艱險環境裡，克服各種困難甚至犧牲生命，堅守住信仰的英雄壯舉。
文藝評論家汪守德認為，在時下某種任意抹黑甚至是顛倒歷史的亂象面前，作家表明自己堅定鮮明的政治立場與態度，其所進行的不僅僅是新四軍歷史和濃郁文學化色彩的寫作，而是竭力從歷史與現實的層面，讓人看到歷史蒼茫、血色迷漫中，新四軍這支部隊令人贊佩的戰鬥意志、文化氣質和精神境界。
全面準確地把這段歷史寫出來了。二是以陽澄湖36個傷病員的故事為主線，揭示了新四軍在艱難環境中的苦鬥。三是作品把二十軍的歷史寫出來了，這是很有價值的。二十軍是三野第一個軍，貢獻非常大，劉飛是二十軍首任軍長，二十軍的歷史應得到完整展現。底色蒼茫
如果說，《蘆蕩火種》《沙家浜》是“江抗”後跡的閃耀結晶，那麼，順著子彈射來的方向，高建國在“江抗”前蹤的追尋上，堅持由線到面、由淺入深，努力把鏡頭拉遠，將“江抗”東進的重大而深遠意義，放在當時國際國內大背景下透視和觀照。
翻閱這部厚重之作，主人公劉飛出場前，作家不吝筆墨，拿出一整章的篇幅，以大筆勾勒的寫意手法，凝重深沉地概述日本侵略軍佔領中國領土氣焰沖頂時，唯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時局的深刻轉變和走向做出正確判斷。
“作品不拘于劉飛等傷病員蘆蕩鬥爭經歷，而是把傳奇故事還原於歷史大勢：在抗戰由戰略防禦進入相持階段之時，毛澤東高瞻遠矚作出黨的工作重點是在敵後農村開展遊擊戰爭的重大戰略決策。新四軍挺進蘇南，在中國革命史上奏響了意義深遠的東進序曲。”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孫書文如是說。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李炳銀認為，這部作品是正確地、健康地、真實地揭示革命歷史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不回避殘酷，不回避內部矛盾，不回避生存的艱難，這樣的作品有說服力。作品給我們今天再寫革命歷史題材，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寫這樣的東西，過去那種簡單、機械、新聞宣傳式的寫法不行，像抗戰神劇的寫法也不行，就是要很好地、真正地還原歷史。
回首創作的心路歷程，高建國深有感觸地說，戰士投擲手榴彈，必須先向後引彈，借助反作用力，才能使出全身氣力投得遠。要使“江抗”東進戰術行動的戰略意義躍然紙上，必須把抗日戰爭階段轉換特定時期波譎雲詭的國內外形勢分析透，幫助人們透過撲朔迷離的歷史迷霧，認清“江抗”開闢蘇常太抗日根據地，無異於在中國最富足的地方給日偽心臟插上一把刀，一舉扭轉一度沉悶的江南抗戰局面。全書開篇有了深邃厚重的基調和底色，“江抗”進軍東路“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就顯而易見了。
高建國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關鍵淬火期，也是毛澤東思想深入灌注和掌握八路軍、新四軍的重要歷史時期。吃透這個重要階段性特徵，就能站到歷史制高點上俯瞰既往，統馭史料，科學辯證地進行宏大敘事。
仰望豐碑
充沛並激蕩於全書中最深厚、最動人的情感，是信仰的力量。作家坦言，自己始終是仰望著“江抗”這座信仰的豐碑，含著熱淚為他們記錄這段恢弘而悲壯歷史的。
作品中可見，作家運用典型化手法，著意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血火廝搏中、在大浪淘沙的洪波巨浪裡，展現不同性格的共產黨人身上的信仰之光，因其獨特的閱歷、稟賦、文化濡染而同中有異，從而呈現出赤橙黃綠青藍紫的斑斕色彩。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葉挺，皖南事變中不幸身陷囹圄。蔣介石誘降和威逼兩手交替使用，但鐵骨錚錚的葉挺手書致蔣快郵代電，提出“懇准判挺以死刑而將所部被俘幹部不問黨籍何屬概予釋放複其自由”，從桂林押往重慶渣滓洞監獄白日舉燈走下飛機以昭“天還未明”，獄中壯懷激烈揮毫疾書著名的《囚歌》，監禁5年出獄僅10小時就致電中共中央請求入黨。而同為北伐先驅、畢業于北京大學並赴法勤工儉學和到莫斯科學習過的新四軍聯絡部部長朱克靖，奉命到宣佈起義的國民黨郝鵬舉所部做統戰工作，被首鼠兩端的郝鵬舉扣押遞解蔣介石邀功請賞。內戰中接連損兵折將的蔣介石，企圖通過重敘北伐舊誼和誘以祿位降服朱克靖，以打壓中共士氣，甚至不惜御駕親征，三次在總統府宴請朱克靖。爽快赴宴的朱克靖席間一面大快朵頤，一面不溫不火詰蔣，歷數蔣抗戰勝利後不致力於和平建國，反而發動內戰，置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公然申明：“我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肉體生命，一個是政治生命。現在我已成階下囚，我寧願犧牲我的肉體生命，而不能犧牲我的政治生命。”回到陰暗逼仄的囚室，朱克靖在風雨晦暝中慨然給妻子寫下絕筆詩……書中通過這些極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情節，集中展現橫眉冷對、大義凜然的葉挺的剛烈忠勇，也成功凸顯了儒雅內斂、綿裡藏針的朱克靖的風流倜儻，以鮮明的色差和強烈的對比度，彰顯了堅定的革命信仰之於不同個性的革命家，所折射的信仰之光的瑰麗多彩和無窮魅力。
作家傾情描摹的雨花臺紅色人生後花園，更是一面管窺信仰與忠誠的光可鑒人的鏡子。1957年，葉飛提議，將1939年在江陰顧山犧牲的“江抗”副總指揮吳焜遺骸遷葬雨花臺。從那時起，隨著“江抗”遼遠悠長集結號的召喚，眾多“江抗”老戰士百年後陸續會聚於此，在充滿英風浩氣的聖土找到了人生歸宿。於是，歷史仿佛在冥冥中作出了新的安排，當年率部東進蘇南的“江抗”領導班子成員，除葉飛懷著未竟之志將自己的靈魂安放在與臺灣和金門隔海相望的廈門外，其餘成員在雨花臺組成了新的戰鬥集體，準備完成生前未了事。品讀這些華彩篇章，誰的心中不是激情澎湃，為忠貞不渝、生死相依的“江抗”英雄灑一掬熱淚！
筆者採訪時，“江抗”總指揮部參謀長喬信明之子喬曉陽，特地給高建國打電話，對作品為“江抗”傳神寫照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對作家以頑強的毅力和精湛的文字，生動準確描述抗戰時期內憂外患交織和變幻莫測複雜形勢及危亡歲月的各色人等表示欽佩，對作家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
中宣部文藝局趙海虹講道，高建國對筆下人物都充滿著感情和真情，是帶著感情和真情來寫的。看著書中摘錄的這些信件，你就覺得跟這些歷史人物能夠進行一次心靈的對話，確實讓我們感覺到革命的偉大、人性的美好。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評價，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著史者的歷史視野和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這部作品的超越性，恰恰是能夠以今人的情懷，歷史地還原一群信仰共產主義的戰士，如何在特別不利的艱險環境裡，克服各種困難甚至犧牲生命，堅守住信仰的英雄壯舉。
文藝評論家汪守德認為，在時下某種任意抹黑甚至是顛倒歷史的亂象面前，作家表明自己堅定鮮明的政治立場與態度，其所進行的不僅僅是新四軍歷史和濃郁文學化色彩的寫作，而是竭力從歷史與現實的層面，讓人看到歷史蒼茫、血色迷漫中，新四軍這支部隊令人贊佩的戰鬥意志、文化氣質和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