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 高考的第一天
當你翻閱今年江蘇高考語文試題
亮點來了
文言文閱讀材料是竟是高郵大能王引之寫的！！！
《汪容甫先生行狀》是“高郵王氏”之一的王引之為揚州學者汪中寫的傳記， 表現汪中的刻苦好學、篤於友情、孝敬親人的良好品德。
汪容甫先生行狀
王引之
先生名中， 字容甫， 江都人。 少孤， 好學。 貧不能購書， 助書賈鬻書於市， 因遍讀經史百家， 過目成誦。 年二十， 應提學試，
年二十九， 始顓治經術。 謝侍郎墉提學江左， 特取先生為拔貢生。 每試， 別為一榜， 列名諸生前。 侍郎嘗謂人曰：“予之先容甫， 以爵也；若以學， 則予于容甫當北面矣。 ”其見重如此。 朱文正公提學浙江， 先生望謁， 答述揚州割據之跡、死節之人， 作《廣陵對》三千言， 博綜古今， 天下奇文字也。 畢尚書沅總督湖廣， 招來文學之士。 先生往就之， 為撰《黃鶴樓銘》， 歙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 嘉定錢通判坫篆額， 時人以為“三絕”。
先生于六經、子、史以及詞章、金石之學，
性質直， 不飾容止， 疾當時所為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 斥之不遺餘力。 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詩之善， 則稱之不置。 事母以孝聞， 貧無菽水， 則賣文以養， 左右服勞， 不辭煩辱。 其于知友故舊歿後衰落， 相存問過於生前， 蓋其性之篤厚然也。 年五十一， 卒於杭州西湖之上。
先生， 家大人之所推服也。 其學其行， 竊聞於趨庭之日久矣。 而先生于予所說《尚書》訓詁， 極獎勵， 以為可讀父書， 則又有知己之感焉。 雖不能文，
（選自《王文簡公文集》， 有刪節）
王引之何許人也？
王引之（1766—1834）， 王念孫之子。 字伯申， 號曼卿。 嘉慶四年（1799年）進士， 授翰林院編修， 曾任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吏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 作為訓詁學家， 王引之與其父王念孫齊名， 二人被並稱為“高郵二王”。
王念孫（1744-1832）， 字懷祖， 自號石臞， 江蘇高郵人。 自幼聰慧， 幼年即讀完十三經， 旁涉史鑒。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中進士， 歷任翰林院庶起士、工部郎中、陝西道禦史、吏科給事中、直隸永定河道等職。 王念孫是清代著名的訓詁學家，訓詁著述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等，他還專心研究治河方略，撰寫《導河議》上、下兩篇。
清代著名學者、文學家阮元曾稱讚“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當代著名文學家汪曾祺先生也作聯題字：“一代宗師，千秋絕學;二王餘韻，百里書聲。”其實，王氏父子更頗為高郵人所稱道的，是他們智參和珅的壯舉。
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作為一代音韻、訓詁大師，王氏父子兩人身為朝廷官員，其剛正清廉的為官之道，冒著“滿門抄斬”的危險參劾權傾朝野的重臣和珅。王氏父子當時參劾和珅的奏本現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高郵王氏家族是傳統的書香門第，數代為官，十分重視“立品節操”，王氏父子更是清廉為官、嚴謹治學。
近年來，高郵市深入挖掘、整理高郵王氏優秀家規家訓傳承清廉家風，高郵王氏家規更是入選由中紀委監察部網路中心編著的《中國家規》。
詳細如下
集訓詁大成 立百年家聲
王氏家訓
高郵王氏家族是傳統的書香門第，數代為官，十分重視“立品節操”，雖沒有系統的如《顏氏家訓》、《朱子治家格言》那樣的家訓名篇，但在他們的著作和書信中卻處處包含著修身、為官、治學等方面的訓誡之言，並通過身教來達到約束和激勵後人之目的。
六世祖王念孫平生篤守經訓，品性正直，好古精審，剖析入微。七世祖王引之父行子效，持正不阿，關心民瘼，廉潔奉公。王氏父子在為官、治學、生活中率先垂範，並通過口口相傳的告誡和白紙黑字的書面記載，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王氏後人，對崇文尚德的高郵人，精益求精的訓詁學研究者、愛好者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至於汪中，雖然瞭解的人不多，但他是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一代通儒。
汪中 “揚州學派”的傑出代表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江都（今屬江蘇揚州）人，祖籍安徽歙縣。清朝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阮元、焦循同為“揚州學派”的傑出代表。
汪中，七歲喪父，家貧，無力求學，由寡母鄒氏啟蒙。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才有博覽經史百家書籍的機會，故揚州民間雲“無書不讀是汪中”。工駢文，27歲時作《哀鹽船文》，為杭世駿所歎賞，評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射雁賦》應試，列揚州府第一名，補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鄉試落第，遂不復應試，專心治學。汪中早年家貧，營養失調，又過於勞心勞力，以致于聞更鼓雞犬聲，心跳加速，夜不成寐。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舉為拔貢生，曆為太平知府沈業富、寧紹台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南京協助編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應聘至鎮江文宗閣檢校《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扶病前往杭州文瀾閣檢校《四庫全書》；是年冬，積勞成疾，卒于西湖葛嶺園僧舍。汪中去世後，鎮江、杭州兩地都舉行了祭祀汪中活動。四方文士聚而拜祭，阮元書題“述德誦芳”匾、李兆洛署“仰之彌高”額，這些活動，從一個側面證實汪中對《四庫全書》的貢獻得到世人的承認和讚揚，其事蹟影響著後來人，名儒杭世駿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鄭虎文、朱筠等名儒稱汪為奇才，被譽為“天地間有數之奇文”。
文學創作
汪中私淑顧炎武，為經世致用之學。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駢文，在清代駢文中被譽為格調最高。劉台拱《遺詩題辭》評為：“鉤貫經史，熔鑄漢唐，宏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他27歲時所作《哀鹽船文》，對揚州江面某次漁船失火時，人聲哀號、衣絮亂飛的慘狀和大火前後的氛圍作了形象的描述，對船民的不幸遭難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寫生動，文筆高古，杭世駿評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抒情駢文善於“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李詳《汪容甫先生贊序》），如《經舊苑吊馬守真文》，對明末名妓馬湘蘭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頓隨人之痛，與馬湘蘭的淪落風塵之悲相共鳴，表現出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士人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憤慨；在《吊黃祖文》中，借古人禰衡“雖枉天年，竟獲知己”的遭遇，寫自己“飛辨騁辭，未聞心賞”的不平之歎，發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的強烈呼聲；《狐父之盜頌》更是一篇憤世嫉俗之作，文中認為世俗所謂“盜”，是“悲心內激，直行無撓”的仁義之士，相比之下，當世許多人“孰如其仁”，汪氏甚至直呼“孰為盜者？我將托焉！”感情強烈充沛，語言明快鋒利。其他象《黃鶴樓銘》、《漢上琴台之銘》、《先母鄒孺人靈表》、《廣陵對》、《自敘》等篇，無論敘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晉六朝駢文之長，寫得情致高遠，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屬對，精當貼切。他的論辯文章顯示出“于時流不輕許可”（江藩《汪中記》）的膽識，如《婦人無主答問》中駁方苞即其例。他的論學著作或闡明古書通例，如《釋三九》；或糾彈理學謬誤，如《大學平義》；或表章周秦諸子之學，如《墨子序》，對墨學推崇備至，認為墨學在當時為顯學，墨子為救世之仁人，力辯孟子辟墨為過枉。又曾作《荀卿子通論》，以為“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稱“孔荀”而不稱“孔孟”，以異于宋儒“道統”說。因其為墨子、荀子翻案，在當時曾被統治者視為“名教之罪人”。王引之《汪中行狀》總評其文說：“陶冶漢魏，不沿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著有《述學》 6卷。《廣陵通典》10卷，《容甫遺詩》 6卷。近人古直選其若干駢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箋》，有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汪中 的書畫也很精湛，看看真是大開眼界
汪中 得趣在人冊
尺 寸：30×27cm
王念孫是清代著名的訓詁學家，訓詁著述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等，他還專心研究治河方略，撰寫《導河議》上、下兩篇。
清代著名學者、文學家阮元曾稱讚“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當代著名文學家汪曾祺先生也作聯題字：“一代宗師，千秋絕學;二王餘韻，百里書聲。”其實，王氏父子更頗為高郵人所稱道的，是他們智參和珅的壯舉。
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作為一代音韻、訓詁大師，王氏父子兩人身為朝廷官員，其剛正清廉的為官之道，冒著“滿門抄斬”的危險參劾權傾朝野的重臣和珅。王氏父子當時參劾和珅的奏本現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高郵王氏家族是傳統的書香門第，數代為官，十分重視“立品節操”，王氏父子更是清廉為官、嚴謹治學。
近年來，高郵市深入挖掘、整理高郵王氏優秀家規家訓傳承清廉家風，高郵王氏家規更是入選由中紀委監察部網路中心編著的《中國家規》。
詳細如下
集訓詁大成 立百年家聲
王氏家訓
高郵王氏家族是傳統的書香門第，數代為官，十分重視“立品節操”，雖沒有系統的如《顏氏家訓》、《朱子治家格言》那樣的家訓名篇，但在他們的著作和書信中卻處處包含著修身、為官、治學等方面的訓誡之言，並通過身教來達到約束和激勵後人之目的。
六世祖王念孫平生篤守經訓，品性正直，好古精審，剖析入微。七世祖王引之父行子效，持正不阿，關心民瘼，廉潔奉公。王氏父子在為官、治學、生活中率先垂範，並通過口口相傳的告誡和白紙黑字的書面記載，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王氏後人，對崇文尚德的高郵人，精益求精的訓詁學研究者、愛好者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至於汪中，雖然瞭解的人不多，但他是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一代通儒。
汪中 “揚州學派”的傑出代表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江都（今屬江蘇揚州）人，祖籍安徽歙縣。清朝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阮元、焦循同為“揚州學派”的傑出代表。
汪中，七歲喪父，家貧，無力求學，由寡母鄒氏啟蒙。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才有博覽經史百家書籍的機會，故揚州民間雲“無書不讀是汪中”。工駢文，27歲時作《哀鹽船文》，為杭世駿所歎賞，評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射雁賦》應試，列揚州府第一名，補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鄉試落第，遂不復應試，專心治學。汪中早年家貧，營養失調，又過於勞心勞力，以致于聞更鼓雞犬聲，心跳加速，夜不成寐。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舉為拔貢生，曆為太平知府沈業富、寧紹台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南京協助編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應聘至鎮江文宗閣檢校《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扶病前往杭州文瀾閣檢校《四庫全書》；是年冬，積勞成疾，卒于西湖葛嶺園僧舍。汪中去世後，鎮江、杭州兩地都舉行了祭祀汪中活動。四方文士聚而拜祭，阮元書題“述德誦芳”匾、李兆洛署“仰之彌高”額，這些活動，從一個側面證實汪中對《四庫全書》的貢獻得到世人的承認和讚揚，其事蹟影響著後來人，名儒杭世駿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鄭虎文、朱筠等名儒稱汪為奇才，被譽為“天地間有數之奇文”。
文學創作
汪中私淑顧炎武，為經世致用之學。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駢文，在清代駢文中被譽為格調最高。劉台拱《遺詩題辭》評為：“鉤貫經史，熔鑄漢唐，宏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他27歲時所作《哀鹽船文》，對揚州江面某次漁船失火時，人聲哀號、衣絮亂飛的慘狀和大火前後的氛圍作了形象的描述，對船民的不幸遭難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寫生動，文筆高古，杭世駿評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抒情駢文善於“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李詳《汪容甫先生贊序》），如《經舊苑吊馬守真文》，對明末名妓馬湘蘭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頓隨人之痛，與馬湘蘭的淪落風塵之悲相共鳴，表現出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士人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憤慨；在《吊黃祖文》中，借古人禰衡“雖枉天年，竟獲知己”的遭遇，寫自己“飛辨騁辭，未聞心賞”的不平之歎，發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的強烈呼聲；《狐父之盜頌》更是一篇憤世嫉俗之作，文中認為世俗所謂“盜”，是“悲心內激，直行無撓”的仁義之士，相比之下，當世許多人“孰如其仁”，汪氏甚至直呼“孰為盜者？我將托焉！”感情強烈充沛，語言明快鋒利。其他象《黃鶴樓銘》、《漢上琴台之銘》、《先母鄒孺人靈表》、《廣陵對》、《自敘》等篇，無論敘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晉六朝駢文之長，寫得情致高遠，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屬對，精當貼切。他的論辯文章顯示出“于時流不輕許可”（江藩《汪中記》）的膽識，如《婦人無主答問》中駁方苞即其例。他的論學著作或闡明古書通例，如《釋三九》；或糾彈理學謬誤，如《大學平義》；或表章周秦諸子之學，如《墨子序》，對墨學推崇備至，認為墨學在當時為顯學，墨子為救世之仁人，力辯孟子辟墨為過枉。又曾作《荀卿子通論》，以為“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稱“孔荀”而不稱“孔孟”，以異于宋儒“道統”說。因其為墨子、荀子翻案，在當時曾被統治者視為“名教之罪人”。王引之《汪中行狀》總評其文說：“陶冶漢魏，不沿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著有《述學》 6卷。《廣陵通典》10卷，《容甫遺詩》 6卷。近人古直選其若干駢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箋》，有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汪中 的書畫也很精湛，看看真是大開眼界
汪中 得趣在人冊
尺 寸：30×27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