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峰傑
如果用一句話來評價張愛玲的話， 我願用“哀矜而勿喜”。 張愛玲的一生創造了許多出色的雋語，
這句話原出《論語·子張》篇：“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問于曾子。 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說的是一個人去當官， 臨行前問曾子有什麼囑咐， 曾子認為，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到地方上判案多多就得意忘形， 以為搞出了什麼大政績， 而應該瞭解百姓疾苦的原因， 報以同情理解之心。 這句話深深植入張愛玲的內心。 她說過：“因為是寫小說的人， 我想這是我的本分， 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 看明白之後， 也只有哀矜。 眼中所見， 有些天資很高的人， 分明在哪裡走錯了一步， 後來怎麼樣也不行了， 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係， 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 有的也不是壞，
為什麼《論語》上的一句話， 會讓張愛玲反復引用呢？她本身並非一個儒者， 所以只能用“契合”來解釋了。 張愛玲不願塑造“徹底的人”， 就是因為懷抱同情與理解， 知道世事難料， 人情錯綜， 作家所知道的少， 所不知道的多， 因此不應造次， 隨便就塑造出一個黑白分明的人物來， 以為人生的榜樣或人性的標準。 有意思的是， 張愛玲越是尊重物件， 越是在物件面前小心翼翼， 道歉連連， 越是尋到了“事實的金石聲”， 認識了事物的本來面目， 揭示了諸多人性奧秘。 她指出：“我們不知道的內情太多， 決定性的因素幾乎永遠是我們不知道的，
事實確實如此復雜， 即使高明如大作家， 也許只瞭解了某些事物的皮毛。 保持對於事物的尊重， 提醒不要主觀化了物件，是作家在創作中得時時起用的一個糾錯機制。“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說的正是這樣一個道理，但被張愛玲深刻地領悟到了，將其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用到自己對於人物的態度上，成為她的人生哲學與創作心理學。就人生哲學層面而言，張愛玲慈悲為懷，她不是與生人過不去，百般挑剔而否定他們，她以生人為生人，只要他們活著，就是輝煌，雖然這個輝煌不過只是活著時的絲絲生氣，有時候還不免已經是唉聲歎氣，可既然是從生人的口中吐出，那就是人生輝煌。就創作心理學層面而言，促使她努力體驗與想像生人的生存艱難，寫出他們在這個艱難中的欲求、心動、情愫、破滅、希望等等。生人的日子不好過，張愛玲不會埋怨他們不奮起；生人的日子好過了，張愛玲也只是平靜地祝福他們應當繼續過下去。她筆下的人物真實，這是她尊重人物的結果，也是她體驗人物的結果，還是她在表現時不刻意誇張的結果。可是，在那些自稱掌握“宇宙真理”的作家手下，情況卻大不相同了，被他們視為英雄的人物，則是一往無前的勇敢；被他們視為卑微的人物，則是遇事都要苟且。他們把所謂的“宇宙真理”注入生活，注入人物性格，就像把水泥漿一古腦兒地傾注大地，大地終將失去它的彈性、活力，文學中終將消失人性的萬千景象。所以，張愛玲抱持“哀矜而勿喜”，與那些抱持黑白分明者相比，她才真正找到了進入生活、完成創作的不二法門。
人們誤解張愛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仔細體會這個“哀矜而勿喜”，具體地說，就是只聚焦“勿喜”之表面而忽略“哀矜”之內裡。“勿喜”是不喜形於色。張愛玲採取低調敘事策略，所寫多為平凡乃至灰色病態的人物，不像一般浪漫主義者那樣捶胸頓足，也不像一般現實主義者那樣呼號奔走，所以就被一些人視為只表現陰暗、消極而沒有希望了。稱張愛玲寫的是“黑幕”、“絕望”，寫的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寫的是“鐵閣閨”等等，都是在“勿喜”的表面來評價張愛玲。可是，如果將焦點放在“哀矜”上，張愛玲的“勿喜”就不僅僅只是一種低調的敘事策略，而且還是包孕巨大同情在內的藝術追求，張愛玲在用同情點燃人生，實行對於人生的超越。由於“勿喜”厚厚地包裹了“哀矜”，磕不破“勿喜”這層硬殼而見到“哀矜”這顆果仁，所以誤解也就源源不斷地產生了。
那麼，“哀矜”到底幫張愛玲達到了什麼樣的藝術目的呢？其一，達到了對於平凡人的同情，使得筆下的平凡人真實、可信。雖然平凡人未必十分可愛，卻因為真實，平添了他們的可愛性。相反，那些不能同情平凡者，也不能寫出平凡人的面目。在他們眼中，平凡人或是一群要被改造的物件，或是一群沒有內心世界的群氓。結果，寫出來的平凡人成為某些理念的面具，生活著的平凡人根本不愛看這些理念上的平凡人。這是因為沒有同情心做感應的底子，作家感應不了這些平凡人，所以也就不能走向並且寫好這些平凡人。用人心才能換人心，這句平常的話，說明了同情是多麼的重要，放在創作中，也是這樣一個道理。其二，達到了對於人性的深度揭示。那些認為人性極易改良的人，往往不相信人性的原始性與複雜性。張愛玲卻不同，她從來沒有改良人性的天真想法，只是接受人性，這使她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如何體驗人性上，反倒成全了她的人性揭示。張愛玲特別反對浪漫主義的感傷，理由就是浪漫主義太膚淺，描寫情感，總是順理成章，沿著現成的路線走，觸及不到人性的深處。而她自己，則轉向人性複雜性、曲折性與深潛性的尋找，結果真正找到了人性所在：曹七巧的變態，白流蘇與范柳原的心機，佟振保的糾結，顧曼楨的痛苦等等。張愛玲把讀者帶進了人性體驗的漩渦之中，讓他們不能自拔，卻有所自知，最後都會輕輕地說一句：啊！原來人性如此。
張愛玲的“哀矜”還是一種自反能力。“哀矜”不僅是施於別人的，也是針對自己的。她暴露過自己的自私，她才知道別人的自私。一個作家若從來沒有體驗到某種情感，那是不可能想像別人並表現某種情感的。所以，對自己的“哀矜”所能達到的程度，正是對別人的“哀矜”所能達到程度的尺規。莫言說得好，“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裸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自我之醜，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悲憫。”（《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張愛玲不正是莫言所說的那樣一位具有“大悲憫”的作家嗎？雖然她的悲憫體現得有些含蓄，有些平淡，有些女性化，可是，她具有悲憫情懷，是不可否認的。
就“哀矜”與“勿喜”的關係而言，“哀矜”是創作之本，是靈魂、情感，“勿喜”是創作之開枝散葉，是風格、敘事、表述。無論什麼作家，都離不開“哀矜”這個本，並且越是大作家，越是重視這個本。魯迅評曹雪芹“於人則並陳美惡，美惡並舉而無褒貶，有自愧，則作者蓋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小說史大略》）語意完全同于張愛玲的認識。“並陳美惡而無褒貶”，說的是“勿喜”；而能“勿喜”的原因是“知人性之深”並形成了“忠恕之道”；可在作家自己，先有一顆“自愧之心”恰恰構成了能夠“哀矜”與“勿喜”的基礎與前提。
張愛玲的“哀矜”一直促使她走在深刻體現自己的“大悲憫”並通向“拷問靈魂”的“人性之深”的創作大道上，因此才有豐碩的收穫，並最終獲得廣大讀者的首肯。只是她的“哀矜”在點燃創作之際，卻在“勿喜”的形成中內斂了光芒，不是那麼的外露，使得要想享用她的精神盛宴，還需要我們自己的深刻反省——只有我們自身也擁有了“哀矜而勿喜”的悲憫情懷，心有靈犀，我們才能獲得張愛玲的邀請而不負此行。
提醒不要主觀化了物件，是作家在創作中得時時起用的一個糾錯機制。“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說的正是這樣一個道理，但被張愛玲深刻地領悟到了，將其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用到自己對於人物的態度上，成為她的人生哲學與創作心理學。就人生哲學層面而言，張愛玲慈悲為懷，她不是與生人過不去，百般挑剔而否定他們，她以生人為生人，只要他們活著，就是輝煌，雖然這個輝煌不過只是活著時的絲絲生氣，有時候還不免已經是唉聲歎氣，可既然是從生人的口中吐出，那就是人生輝煌。就創作心理學層面而言，促使她努力體驗與想像生人的生存艱難，寫出他們在這個艱難中的欲求、心動、情愫、破滅、希望等等。生人的日子不好過，張愛玲不會埋怨他們不奮起；生人的日子好過了，張愛玲也只是平靜地祝福他們應當繼續過下去。她筆下的人物真實，這是她尊重人物的結果，也是她體驗人物的結果，還是她在表現時不刻意誇張的結果。可是，在那些自稱掌握“宇宙真理”的作家手下，情況卻大不相同了，被他們視為英雄的人物，則是一往無前的勇敢；被他們視為卑微的人物，則是遇事都要苟且。他們把所謂的“宇宙真理”注入生活，注入人物性格，就像把水泥漿一古腦兒地傾注大地，大地終將失去它的彈性、活力，文學中終將消失人性的萬千景象。所以，張愛玲抱持“哀矜而勿喜”，與那些抱持黑白分明者相比，她才真正找到了進入生活、完成創作的不二法門。
人們誤解張愛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仔細體會這個“哀矜而勿喜”，具體地說，就是只聚焦“勿喜”之表面而忽略“哀矜”之內裡。“勿喜”是不喜形於色。張愛玲採取低調敘事策略，所寫多為平凡乃至灰色病態的人物，不像一般浪漫主義者那樣捶胸頓足，也不像一般現實主義者那樣呼號奔走，所以就被一些人視為只表現陰暗、消極而沒有希望了。稱張愛玲寫的是“黑幕”、“絕望”，寫的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寫的是“鐵閣閨”等等，都是在“勿喜”的表面來評價張愛玲。可是，如果將焦點放在“哀矜”上，張愛玲的“勿喜”就不僅僅只是一種低調的敘事策略，而且還是包孕巨大同情在內的藝術追求，張愛玲在用同情點燃人生，實行對於人生的超越。由於“勿喜”厚厚地包裹了“哀矜”，磕不破“勿喜”這層硬殼而見到“哀矜”這顆果仁，所以誤解也就源源不斷地產生了。
那麼，“哀矜”到底幫張愛玲達到了什麼樣的藝術目的呢？其一，達到了對於平凡人的同情，使得筆下的平凡人真實、可信。雖然平凡人未必十分可愛，卻因為真實，平添了他們的可愛性。相反，那些不能同情平凡者，也不能寫出平凡人的面目。在他們眼中，平凡人或是一群要被改造的物件，或是一群沒有內心世界的群氓。結果，寫出來的平凡人成為某些理念的面具，生活著的平凡人根本不愛看這些理念上的平凡人。這是因為沒有同情心做感應的底子，作家感應不了這些平凡人，所以也就不能走向並且寫好這些平凡人。用人心才能換人心，這句平常的話，說明了同情是多麼的重要，放在創作中，也是這樣一個道理。其二，達到了對於人性的深度揭示。那些認為人性極易改良的人，往往不相信人性的原始性與複雜性。張愛玲卻不同，她從來沒有改良人性的天真想法，只是接受人性，這使她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如何體驗人性上，反倒成全了她的人性揭示。張愛玲特別反對浪漫主義的感傷，理由就是浪漫主義太膚淺，描寫情感，總是順理成章，沿著現成的路線走，觸及不到人性的深處。而她自己，則轉向人性複雜性、曲折性與深潛性的尋找，結果真正找到了人性所在：曹七巧的變態，白流蘇與范柳原的心機，佟振保的糾結，顧曼楨的痛苦等等。張愛玲把讀者帶進了人性體驗的漩渦之中，讓他們不能自拔，卻有所自知，最後都會輕輕地說一句：啊！原來人性如此。
張愛玲的“哀矜”還是一種自反能力。“哀矜”不僅是施於別人的，也是針對自己的。她暴露過自己的自私，她才知道別人的自私。一個作家若從來沒有體驗到某種情感，那是不可能想像別人並表現某種情感的。所以，對自己的“哀矜”所能達到的程度，正是對別人的“哀矜”所能達到程度的尺規。莫言說得好，“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裸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自我之醜，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悲憫。”（《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張愛玲不正是莫言所說的那樣一位具有“大悲憫”的作家嗎？雖然她的悲憫體現得有些含蓄，有些平淡，有些女性化，可是，她具有悲憫情懷，是不可否認的。
就“哀矜”與“勿喜”的關係而言，“哀矜”是創作之本，是靈魂、情感，“勿喜”是創作之開枝散葉，是風格、敘事、表述。無論什麼作家，都離不開“哀矜”這個本，並且越是大作家，越是重視這個本。魯迅評曹雪芹“於人則並陳美惡，美惡並舉而無褒貶，有自愧，則作者蓋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小說史大略》）語意完全同于張愛玲的認識。“並陳美惡而無褒貶”，說的是“勿喜”；而能“勿喜”的原因是“知人性之深”並形成了“忠恕之道”；可在作家自己，先有一顆“自愧之心”恰恰構成了能夠“哀矜”與“勿喜”的基礎與前提。
張愛玲的“哀矜”一直促使她走在深刻體現自己的“大悲憫”並通向“拷問靈魂”的“人性之深”的創作大道上，因此才有豐碩的收穫，並最終獲得廣大讀者的首肯。只是她的“哀矜”在點燃創作之際，卻在“勿喜”的形成中內斂了光芒，不是那麼的外露，使得要想享用她的精神盛宴，還需要我們自己的深刻反省——只有我們自身也擁有了“哀矜而勿喜”的悲憫情懷，心有靈犀，我們才能獲得張愛玲的邀請而不負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