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歐洲進入中世紀以來， 教會成為古典文化的主要載體， 不計其數的基督教學者為挽救古典文化， 發揚古典學術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教會的努力下， 不僅希臘、羅馬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下來， 還整體帶動了歐洲的學術發展。 教會中的有識之士將學術主要分為七種：文學、修辭、哲學、數學、幾何、天文、音樂七科， 稱之為七藝。 也就是說， 除了神學之外教士們還需掌握這七門學科。 不僅如此， 教會還是中古歐洲最早建立學校教育的先驅， 歐洲的有識之士大多誕生於此。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學富五車的歐洲傳教士們走遍了世界各地，
那麼， 假設歐洲傳教士沒有來到中國， 明清會落後多少呢？
我們知道數學是基礎學科， 是研究其他學科的重要工具。 歷史上中國曾經是個數學發達的國家，
此外， 還有三角和對數的傳入， 三角和對數常用于天文曆法計算， 有很高的實用價值。 在《崇禎曆書》中， 鄧玉涵所載的《大測》及《割圓八線表》等書， 介紹的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都來自于傳教士的引入， 如《大測》一書是依據畢迪斯克斯的《三角法》和荷蘭人斯台文的《數學記錄》兩書編譯而成。
接著是天文學， 對古人而言天象非常重要， 天文知識有限的古人往往通過觀察天象觀察天下大勢， 判斷吉凶禍福， 因此歷朝歷代都禁止民間學習天文， 不過很少禁止民間學習曆法， 然而到了明王朝， 不僅禁止民間學習天文， 連曆法都不能讓民間掌握了。 據《野護編》記載， “國初學天文有厲禁， 習曆者遣戍， 造曆者殊死”， 直到明孝宗後才開始放寬。 這樣一來， 明代的天文和曆法基本只能靠欽天監那幫父死子繼的天文官們去研究， 在這一灘死水的學術環境下，
明代主要使用的是大統曆， 這大統曆是從元代的授時曆改編而來， 使用近三百年來沒有得到多少修正， 尤其在推算日月食方面誤差很大。 隨著時間的推移， 精度越來越差， 天象的預測失誤多多， 冬至和夏至日經常計算錯誤， 這一點天文官們也心知肚明。 1629年因為欽天監預報日食再次失准， 崇禎帝大怒， 嚴旨申斥。 然而天文官們表示：這都是曆法的錯， 我們沒本事修正曆法， 以後也不能保證正確， 皇帝陛下您就捏著鼻子認了吧。
“沒了張屠夫， 不吃混毛豬”， 多虧傳教士的到來， 大明才有了改革曆法的機會。
傳教士們的到來， 帶來了歐洲天文學的第穀體系以及開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知識，
在軍事方面， 就更離不開傳教士的熱心幫助了。在明末最知名的火器莫過於紅衣大炮了，對明末戰爭史稍微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明軍曾依靠紅夷炮在寧遠城力挫後金軍，打退後金軍的進攻。這種火炮之所以能夠引進，傳教士功不可沒。當然，傳教士也有自己的目的所在，為了傳播基督教，得到明廷對傳教活動的許可，派來中國的傳教士大多對曆法和兵學知識有很深的瞭解。於是乎為了能夠讓教會的活動從地下轉入地上，傳教士們盡心盡力為明廷購買火炮牽線搭橋，在他們的協助下，大明順利地在澳門採購到四門紅夷炮。經過一年的波折終於在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十二月運抵北京，這四門火炮經過試射，明廷官員們發現其威力遠大於大明原有的火炮，對紅夷炮的威力讚不絕口。
《明史·和蘭傳》中中稱紅夷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裡。”沈國元的《兩朝從信錄》說“紅夷大炮一發十裡，當之無不立碎，我雖有利刃，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評價如此誇張，可見這威力給明人帶來的震撼。
一些比較開化的明廷官員為了能夠掌握火炮的製造技術，向朝廷請求任用傳教士們為官，如少詹事徐光啟就在奏疏中建議任用傳教士，“臣惜聞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作，”，由此可見明廷官員渴望充分利用傳教士們在軍學上的才能為明廷服務，説明明朝製造火炮用以克敵制勝，擺脫覆滅危局。此後，嘗到甜頭的明廷又想方設法搞到數十門紅夷炮，傳教士們不僅再次為這批火炮的運輸提供了幫助，還幫助明廷負責約束從澳門運送火炮而來的葡萄牙士兵和炮手，得到明廷的嘉許。
紅夷炮的學習和仿製，明廷同樣借助了歐洲傳教士才掌握了這種火炮的製造方法。崇禎命令徐光啟負責仿製紅夷炮，僅崇禎三年二月至八月就仿製出火炮400餘門。然而到了崇禎五年，徐光啟已年老多病，他的學生和助手也所剩無幾，這仿製火炮的事情只得交給德意志傳教士湯若望負責，為此崇禎帝還專門在北京城中劃了塊地，方便其鑄造火炮，並命令宮中一批太監學習鑄炮技術，很快製成火炮20餘門，經過試射性能不錯，於是湯若望又接著為明廷製造出100-1200斤的各型火炮500餘門。因為湯若望在火炮製造上的貢獻，崇禎帝賜其金匾兩塊以示嘉獎，讓其繼續指導和協助太監製造火炮。
然而深陷內憂外患的明朝已積重難返，外有滿人虎視眈眈，內有民變此起彼伏，光靠紅夷炮救不了大明的性命。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紅夷炮很快被滿人繳獲和仿製，“攻城掠地，皆依賴火炮”，進而成為清廷入主中原，攻城掠地，掃平天下的利器。康熙皇帝繼位後，為了平定三藩和蒙古準噶爾部，大膽任用傳教士南懷仁為其鑄造火炮，著名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炮、金龍炮、武成永固大將軍炮都是南懷仁指導下的傑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古代火炮製造技術的發展。
在音樂和繪畫上，外國傳教士的到來也同樣讓我國受益匪淺。今天我們學習音樂時，必定會接觸到五線譜。如何把悠揚婉轉的音樂變成書面的符號是長期以來困擾著中外音樂家的難題，他們曾設計了許多記譜的方法，但只能幫助記憶，很難讓音樂家一眼望去就能一模一樣地演奏出來，直到16世紀五線譜的完善和確立，才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傳入五線譜的恰恰是康熙年間來華的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和義大利人德禮格二人，成果收錄在康熙五十二年刊佈的《律呂正義》一書中。從此中國的音樂家們開始使用五線譜進行音律研究，加強了中西間的音樂交流，帶動了我國音樂的進一步發展。
至於繪畫，就更不用多說了。想必對清代宮廷畫家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郎世寧這個名字。時至今日，郎世寧的作品已價值連城，是公認的精品。郎世寧是義大利人，1715年來華後居住在北京紫禁城外的天主教東堂，從康熙至乾隆朝充當清王朝的宮廷畫師五十年之久，他的畫藝精湛，創作出大量藝術品，如雍正、乾隆二帝以及乾隆皇帝的後妃、子女的肖像畫都有郎世寧的手筆，此外還有著名的《塞宴四事圖》、《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等佳作，他也是主要的創作者。
他的精心創作，不僅為後世留下了千古流傳的精品，還提高了我國的繪畫技法。除了自己作畫之外，他還向宮中的中國畫家傳授歐洲繪畫技法，清內務府檔案中有明確的記載，“斑達裡沙、八十、孫威鳳、王玠、葛曙、永泰六人仍歸在郎世寧處學畫”。郎世寧將歐洲繪畫中的透視法傳入我國，這種方法現在稱之為焦點透視法，運用這種繪畫方法，畫出的人物和風景精細逼真，很有立體和層次感。
除此之外，郎世寧還將歐洲油畫和銅版畫的技法傳入中國，在郎世寧的指導下，誕生了中國第一代油畫家，油畫成為清代宮廷裡僅此于中國傳統繪畫的畫種。銅版畫的底板以銅為主，故稱之為銅版畫，銅版畫製作十分精緻細膩，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就是在歐洲也是相當名貴的藝術品。這種畫種於康熙年間傳入我國，然而當時只是《皇輿全覽圖》這標有經緯線的全國地圖而已，真正作為藝術品首次出現在清朝宮廷裡是郎世甯及其餘幾名傳教士所創作的《平定準部回部戰圖》冊。這套圖冊為的是宣揚清朝平定西域的武威，共十六幅，場面壯觀宏大，真實再現了當年清軍遠征西域的雄姿，非常具有歷史價值。在郎世甯等傳教士的影響下，歐洲的繪畫技法在中國開花結果，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繪畫水準，清代宮廷畫的風格就是在以郎世甯為代表的一干傳教士傳來的畫風影響下形成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沒有傳教士就沒有今天我們看到的清宮繪畫精品。
時至今日，學習語文已離不開拼音的輔助，通過拼音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發音，讓我們學習語文更加輕鬆簡便。眾所周知，這中文拼音使用的是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的源頭在古羅馬，同樣不是我國土生土長的成果。而最早使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恰恰還是傳教士們。在古代，古人們只會使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也就是用同音字和兩個漢字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兩種方法都很麻煩。
初來乍到的傳教士要學習中文也是煞費了一番苦心，開始只能和現在學齡前的兒童一樣看圖識字，別提有多鬱悶了，不得不佩服傳教士們畫圖時的想像力。博學多才的傳教士利瑪竇想到了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方便來華的傳教士們學習中文，於是他創作出了第一個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方案《西字奇跡》。在利瑪竇提出的注音方案的基礎上，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出版了《西儒耳目資》一書。雖然他們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國人的漢語教學中採用，卻也給了後人相當程度的啟發。在他們二人的基礎上，後世的傳教士和我國的有識之士對注音方案不斷地改進，最終發展成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樣子，成為語文教學的必備工具，大大便利了學習語文的孩子們。
否則，真如鴉片戰爭前夕的清朝那種自以為“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虛妄，就只會只會讓中國固步自封徹底落後。一個心胸開闊海納百川的國家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才是我們對外交往時應有的態度。
就更離不開傳教士的熱心幫助了。在明末最知名的火器莫過於紅衣大炮了，對明末戰爭史稍微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明軍曾依靠紅夷炮在寧遠城力挫後金軍，打退後金軍的進攻。這種火炮之所以能夠引進，傳教士功不可沒。當然，傳教士也有自己的目的所在，為了傳播基督教，得到明廷對傳教活動的許可，派來中國的傳教士大多對曆法和兵學知識有很深的瞭解。於是乎為了能夠讓教會的活動從地下轉入地上，傳教士們盡心盡力為明廷購買火炮牽線搭橋，在他們的協助下，大明順利地在澳門採購到四門紅夷炮。經過一年的波折終於在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十二月運抵北京，這四門火炮經過試射，明廷官員們發現其威力遠大於大明原有的火炮，對紅夷炮的威力讚不絕口。《明史·和蘭傳》中中稱紅夷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裡。”沈國元的《兩朝從信錄》說“紅夷大炮一發十裡，當之無不立碎，我雖有利刃，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評價如此誇張，可見這威力給明人帶來的震撼。
一些比較開化的明廷官員為了能夠掌握火炮的製造技術，向朝廷請求任用傳教士們為官，如少詹事徐光啟就在奏疏中建議任用傳教士，“臣惜聞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作，”，由此可見明廷官員渴望充分利用傳教士們在軍學上的才能為明廷服務，説明明朝製造火炮用以克敵制勝，擺脫覆滅危局。此後，嘗到甜頭的明廷又想方設法搞到數十門紅夷炮，傳教士們不僅再次為這批火炮的運輸提供了幫助，還幫助明廷負責約束從澳門運送火炮而來的葡萄牙士兵和炮手，得到明廷的嘉許。
紅夷炮的學習和仿製，明廷同樣借助了歐洲傳教士才掌握了這種火炮的製造方法。崇禎命令徐光啟負責仿製紅夷炮，僅崇禎三年二月至八月就仿製出火炮400餘門。然而到了崇禎五年，徐光啟已年老多病，他的學生和助手也所剩無幾，這仿製火炮的事情只得交給德意志傳教士湯若望負責，為此崇禎帝還專門在北京城中劃了塊地，方便其鑄造火炮，並命令宮中一批太監學習鑄炮技術，很快製成火炮20餘門，經過試射性能不錯，於是湯若望又接著為明廷製造出100-1200斤的各型火炮500餘門。因為湯若望在火炮製造上的貢獻，崇禎帝賜其金匾兩塊以示嘉獎，讓其繼續指導和協助太監製造火炮。
然而深陷內憂外患的明朝已積重難返，外有滿人虎視眈眈，內有民變此起彼伏，光靠紅夷炮救不了大明的性命。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紅夷炮很快被滿人繳獲和仿製，“攻城掠地，皆依賴火炮”，進而成為清廷入主中原，攻城掠地，掃平天下的利器。康熙皇帝繼位後，為了平定三藩和蒙古準噶爾部，大膽任用傳教士南懷仁為其鑄造火炮，著名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炮、金龍炮、武成永固大將軍炮都是南懷仁指導下的傑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古代火炮製造技術的發展。
在音樂和繪畫上，外國傳教士的到來也同樣讓我國受益匪淺。今天我們學習音樂時，必定會接觸到五線譜。如何把悠揚婉轉的音樂變成書面的符號是長期以來困擾著中外音樂家的難題，他們曾設計了許多記譜的方法，但只能幫助記憶，很難讓音樂家一眼望去就能一模一樣地演奏出來，直到16世紀五線譜的完善和確立，才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傳入五線譜的恰恰是康熙年間來華的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和義大利人德禮格二人，成果收錄在康熙五十二年刊佈的《律呂正義》一書中。從此中國的音樂家們開始使用五線譜進行音律研究，加強了中西間的音樂交流，帶動了我國音樂的進一步發展。
至於繪畫，就更不用多說了。想必對清代宮廷畫家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郎世寧這個名字。時至今日，郎世寧的作品已價值連城，是公認的精品。郎世寧是義大利人，1715年來華後居住在北京紫禁城外的天主教東堂，從康熙至乾隆朝充當清王朝的宮廷畫師五十年之久，他的畫藝精湛，創作出大量藝術品，如雍正、乾隆二帝以及乾隆皇帝的後妃、子女的肖像畫都有郎世寧的手筆，此外還有著名的《塞宴四事圖》、《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等佳作，他也是主要的創作者。
他的精心創作，不僅為後世留下了千古流傳的精品，還提高了我國的繪畫技法。除了自己作畫之外，他還向宮中的中國畫家傳授歐洲繪畫技法，清內務府檔案中有明確的記載，“斑達裡沙、八十、孫威鳳、王玠、葛曙、永泰六人仍歸在郎世寧處學畫”。郎世寧將歐洲繪畫中的透視法傳入我國，這種方法現在稱之為焦點透視法，運用這種繪畫方法，畫出的人物和風景精細逼真，很有立體和層次感。
除此之外，郎世寧還將歐洲油畫和銅版畫的技法傳入中國，在郎世寧的指導下，誕生了中國第一代油畫家，油畫成為清代宮廷裡僅此于中國傳統繪畫的畫種。銅版畫的底板以銅為主，故稱之為銅版畫，銅版畫製作十分精緻細膩，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就是在歐洲也是相當名貴的藝術品。這種畫種於康熙年間傳入我國，然而當時只是《皇輿全覽圖》這標有經緯線的全國地圖而已，真正作為藝術品首次出現在清朝宮廷裡是郎世甯及其餘幾名傳教士所創作的《平定準部回部戰圖》冊。這套圖冊為的是宣揚清朝平定西域的武威，共十六幅，場面壯觀宏大，真實再現了當年清軍遠征西域的雄姿，非常具有歷史價值。在郎世甯等傳教士的影響下，歐洲的繪畫技法在中國開花結果，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繪畫水準，清代宮廷畫的風格就是在以郎世甯為代表的一干傳教士傳來的畫風影響下形成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沒有傳教士就沒有今天我們看到的清宮繪畫精品。
時至今日，學習語文已離不開拼音的輔助，通過拼音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發音，讓我們學習語文更加輕鬆簡便。眾所周知，這中文拼音使用的是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的源頭在古羅馬，同樣不是我國土生土長的成果。而最早使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恰恰還是傳教士們。在古代，古人們只會使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也就是用同音字和兩個漢字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兩種方法都很麻煩。
初來乍到的傳教士要學習中文也是煞費了一番苦心，開始只能和現在學齡前的兒童一樣看圖識字，別提有多鬱悶了，不得不佩服傳教士們畫圖時的想像力。博學多才的傳教士利瑪竇想到了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方便來華的傳教士們學習中文，於是他創作出了第一個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方案《西字奇跡》。在利瑪竇提出的注音方案的基礎上，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出版了《西儒耳目資》一書。雖然他們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國人的漢語教學中採用，卻也給了後人相當程度的啟發。在他們二人的基礎上，後世的傳教士和我國的有識之士對注音方案不斷地改進，最終發展成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樣子，成為語文教學的必備工具，大大便利了學習語文的孩子們。
否則，真如鴉片戰爭前夕的清朝那種自以為“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虛妄，就只會只會讓中國固步自封徹底落後。一個心胸開闊海納百川的國家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才是我們對外交往時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