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 馳騁印緬戰場的中國遠征軍多次重創日軍， 成為抗戰歷史中的亮點。 隨著對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的研究， 這支戰鬥力強悍的中國軍隊成了國人喜聞樂見的談資， 在一些文藝作品中， 為了“揚我國威”或為了加強“戲劇衝突”有很多添油加醋， 各種謠言在社會上， 尤其是網路上廣為流傳——“孫立人活埋日軍俘虜”就是流傳最廣的之一。
孫立人
“殺俘”三個版本的來龍去脈關於“孫立人下令活埋日俘”在網路上流傳的三個版本， 最早見於《孫立人活埋過日軍俘虜嗎》一文， 該文對流傳的“三個版本”進行了歸納。
版本一：一篇題為《1990年11月19日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在臺灣去世》的文章中稱：“第二次緬甸戰役開始， 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如下山猛虎般撲向胡康河谷。 10月10日佔領新平洋， 12月29日攻佔於邦。 當日軍俘虜被帶到孫立人的面前時， 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
需要指出的是， 此版本僅僅稱：孫立人命令參謀“你去審一下， 凡是到過中國的， 一律就地槍斃， 今後都這樣辦”， 並沒有涉及“活埋”問題。 須知， “槍斃”和“活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 至於究竟“槍斃”了多少日俘， 版本一並沒有給出具體的數字。
版本二：孫立人下令處決日俘始於1942年仁安羌一戰——“戰鬥結束後孫立人下令審問33師團戰俘， 凡曾入華作戰的一律就地處決。 這幾乎成了後來孫立人部不成文的規定。
版本三：《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稱：“1942年10月24日， 新編第38師112團開始攻擊前進， 29日即佔領新平洋。 當被俘的日軍帶到師長孫立人將軍的面前時， 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 不假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 凡是到過中國的， 一律就地正法。 今後都這樣辦。 ’命令被迅速執行。 日軍第18師團曾在中國戰場上犯下累累罪行， 這些俘虜手上沾滿中國人的鮮血， 當然在劫難逃。 結果， 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 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
這是“活埋說”之源頭。 值得注意的是， 此原文寫的是“活埋”“投降”的日軍官兵， 即“殺降”。 “殺降”的性質比“殺俘”更加嚴重， 嚴重違背人類道義、違反國際法。 版本三是版本一的升級——從“槍斃日俘”，
“1200”這一數據， 來源於王楚英說。 查中日雙方的相關戰史官書， 均找不到孫師“活埋1200日俘”的記錄。 唯有王楚英等“親歷者”的憶述涉及“1200”這個資料。 王楚英在《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中稱：仁安羌一戰“殲敵三千餘人， 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向馬圭逃竄⋯⋯”。 筆者在《仁安羌解圍戰考》一書中， 曾用充分的理據證明王楚英的這一說法嚴重失實。
王楚英是著名的“抗日老兵”， 其身份特殊、多變， 舉凡重要的歷史場合， 他都“在場見證”——打仗時， 他一會兒在印緬前線， 一會兒又在滇西戰場。 勝利時， 他便立即出現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受降；幾乎所有重要的軍事將領， 他都曾經與之比肩同行——既是“駐滇參謀團上尉參謀，被派駐英軍”，又是中國遠征軍第一路“駐史迪威處聯絡參謀”，還與溫蓋特將軍一同遭遇“空難”——雖然溫蓋特死了，但“同機”的王楚英卻還活著。此外，舉凡沒有親歷的抗戰史，王楚英均敢以親歷者的身份大侃特侃。據其本人統計，僅在2005年，前來採訪他的媒體就有180多家，在一些國家級電視臺製作的權威歷史紀錄片上，王楚英更作為重要的口述者和歷史見證人，頻頻亮相。一時間，王楚英所言，幾成“權威發佈”。因此，王楚英的“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說，成為“活埋1200倭寇官兵”資料的“來源”就不足為奇。
或許，這些說法的作者思路也許是這樣的：既然“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那麼，孫師打掃戰場時將其“掩埋”便“順理成章”。既然孫師“掩埋”了“1200”多具日軍屍體，則完全可以把“掩埋”轉換為“活埋”——這樣將更“搶眼球”。但“活埋”者，必須不是“屍體”，而是活人。於是，《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的作者就為“活埋”說捏造出一個“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的前提條件，將王楚英的“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昇華”為“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的謠言。此後，“孫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說便不脛而走，各類網文跟風迭傳，變本加厲，把“活埋日俘”的數字，翻倍增加為3000。有道是“眾口鑠金”，“孫立人下令活埋三千日俘”的謠言，遂成“事實”。
為求逼真生動，《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還加插了一個“臺灣人”的細節，稱：“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臺灣人。”
日俘中有臺灣人之說，源於二次緬戰的親歷者、新38師上校參謀殷叔明和孫立人將軍到臺灣後的秘書沈克勤的著述。據沈克勤記載，1944年3月5日，中國駐印軍攻克孟關時，活捉了一個日本兵，名叫“今田寬敏”，此人並非臺灣人。但參與審問日俘的鐘正平卻是臺灣人。鐘正平原是日軍的一個通信兵。在一次執行監聽新1軍電話的任務時，主動跑到新38師的陣地來投降。孫師經過考驗，證明其真心反正，遂派其參與審問日俘的工作。《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作者是把各種書籍的記載攪和在一起，任意剪裁拼接，把“今田寬敏”，改為“山田進一”，再把鐘正平“臺灣人”的“張冠”，“李戴”在“山田進一”頭上，以使其“孫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說“活靈活現”。
事實上，從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在中國遠征軍第一路、中國駐印軍負責的緬甸戰區中，是極少能夠俘虜到日軍官兵的。偶然擒獲一兩個，都當作重要的情報來源使用。只有在1944年8月4日中美聯軍攻取密支那之後，才在戰場上找到了187名完全喪失作戰能力、喪失逃跑能力的重傷病員作“日俘”。另據中國駐印軍新1軍政治部主任孫克剛的《緬甸蕩寇志》第207頁上記載，中國駐印軍新1軍擊斃日軍33082人；傷敵75499人；俘敵323人。再查中日雙方的戰史官書，均無“1200日軍官兵集體投降”的任何記錄。可見，關於“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說，完全是憑空捏造。
他都曾經與之比肩同行——既是“駐滇參謀團上尉參謀，被派駐英軍”，又是中國遠征軍第一路“駐史迪威處聯絡參謀”，還與溫蓋特將軍一同遭遇“空難”——雖然溫蓋特死了，但“同機”的王楚英卻還活著。此外，舉凡沒有親歷的抗戰史，王楚英均敢以親歷者的身份大侃特侃。據其本人統計，僅在2005年，前來採訪他的媒體就有180多家，在一些國家級電視臺製作的權威歷史紀錄片上，王楚英更作為重要的口述者和歷史見證人，頻頻亮相。一時間，王楚英所言，幾成“權威發佈”。因此，王楚英的“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說，成為“活埋1200倭寇官兵”資料的“來源”就不足為奇。
或許，這些說法的作者思路也許是這樣的：既然“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那麼，孫師打掃戰場時將其“掩埋”便“順理成章”。既然孫師“掩埋”了“1200”多具日軍屍體，則完全可以把“掩埋”轉換為“活埋”——這樣將更“搶眼球”。但“活埋”者，必須不是“屍體”，而是活人。於是，《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的作者就為“活埋”說捏造出一個“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的前提條件，將王楚英的“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昇華”為“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的謠言。此後，“孫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說便不脛而走，各類網文跟風迭傳，變本加厲，把“活埋日俘”的數字，翻倍增加為3000。有道是“眾口鑠金”，“孫立人下令活埋三千日俘”的謠言，遂成“事實”。
為求逼真生動，《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還加插了一個“臺灣人”的細節，稱：“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臺灣人。”
日俘中有臺灣人之說，源於二次緬戰的親歷者、新38師上校參謀殷叔明和孫立人將軍到臺灣後的秘書沈克勤的著述。據沈克勤記載，1944年3月5日，中國駐印軍攻克孟關時，活捉了一個日本兵，名叫“今田寬敏”，此人並非臺灣人。但參與審問日俘的鐘正平卻是臺灣人。鐘正平原是日軍的一個通信兵。在一次執行監聽新1軍電話的任務時，主動跑到新38師的陣地來投降。孫師經過考驗，證明其真心反正，遂派其參與審問日俘的工作。《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作者是把各種書籍的記載攪和在一起，任意剪裁拼接，把“今田寬敏”，改為“山田進一”，再把鐘正平“臺灣人”的“張冠”，“李戴”在“山田進一”頭上，以使其“孫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說“活靈活現”。
事實上，從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在中國遠征軍第一路、中國駐印軍負責的緬甸戰區中，是極少能夠俘虜到日軍官兵的。偶然擒獲一兩個，都當作重要的情報來源使用。只有在1944年8月4日中美聯軍攻取密支那之後，才在戰場上找到了187名完全喪失作戰能力、喪失逃跑能力的重傷病員作“日俘”。另據中國駐印軍新1軍政治部主任孫克剛的《緬甸蕩寇志》第207頁上記載，中國駐印軍新1軍擊斃日軍33082人；傷敵75499人；俘敵323人。再查中日雙方的戰史官書，均無“1200日軍官兵集體投降”的任何記錄。可見，關於“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說，完全是憑空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