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上映的《蕩寇風雲》不知大家看過沒有， 片中趙文卓飾演的戚繼光率戚家軍抗擊倭寇的場面十分震撼宏大。 但你知道嗎？明朝上百年抗擊的倭寇， 打的其實絕大部分竟不是日本人， 而造成倭患的“罪魁禍首”竟然是一紙政令-----禁海令， 背後涉及到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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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末出版的權威著作《中國歷史大辭典》中有“倭寇”詞條， 將其明確定義為“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
在中國老百姓的普遍印象裡， 倭寇是日本強盜， 戚繼光則是掃蕩倭寇的民族英雄。 然而， 如果以嚴謹的態度來鉤沉史實， 我們很快就會發現， 為害最烈的嘉靖倭患似乎與日本人沒太大關係。
嘉靖時期， 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 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 況且， 明朝時蒸汽機尚未發明，
那麼， 在嘉靖大倭寇風起雲湧之後， 其參與者究竟又是誰呢？“倭寇”中， 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
據《嘉靖實錄》稱：蓋江南海警， 倭居十三， 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 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
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 倭奴直十之一二。 ”而根據一位元被倭寇擄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 所謂倭而錐髻者， 特十數人焉而已。 ”——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且根據歷史記錄， 梳著倭人髮型的， 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不可思議的， 莫過於這幫被朝廷定性為侵略者的“倭寇”， 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 且為打點護送”，
種種異狀，
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
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級官員外，
其他的人全是倭寇。
若真乃外藩入侵，
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
以上這些記錄， 皆出自倭寇同時代人的直接觀察， 擁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見，
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
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
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大部分是中國人。
他們常年生活在遠海的一些島礁上，
主要是以曾經東南沿海的中國漁民為主，
而裡面的日本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準確來說這些日本人是職業的雇傭軍。
看到這， 大家可能有些糊塗了：這些中國人為何成了“倭寇”， 他們又是如何與日本人勾結到一起的？
事實上， 明朝倭患最早始於洪武2年（1369年）朱元璋在位時期。 倭患之所以發生，有中日兩方面原因。
就日本而言，一是元世祖至元18年（1281年），元朝軍隊遠征日本失敗後，日本開始縱容浪人和商人侵擾中國沿海。二是明初，日本正處於南北朝分裂時期，名義上控制各地“大名”的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實際上無法控制各地“大名”，而沿海大名經常派出武士出海參與搶劫。
就中國而言，主要是明初朱元璋統一戰爭，張士誠戰敗，其殘部寄居東南沿海附近島嶼，漸漸成為海盜。其常與日本武士勾結，一起侵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由此形成明代初期的“倭寇”問題。
明朝初年，雖然倭寇之患已經形成，但是對於東南沿海地帶的影響幾乎是微不足道。洪武十三年，爆發了震驚歷史的“胡惟庸案”，其中有一條罪狀就是胡惟庸勾結日本貢使將要在面見朱元璋予以生亂。事情一經調查，朱元璋迅速著手加強了海防，並且下令“片帆不得入海”，而且還要求居住在沿海的居民要內遷。《禁海令》從成為了我國閉關鎖國的開始。
然而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明朝執政者的預期，《禁海令》非但沒有杜絕倭寇的危害，反而卻在間接發酵倭患這一事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來居住在沿海的居民靠捕魚為生，一些膽子更大的還參與走私，然而《禁海令》一出，讓這些歷代靠大海生存的漁民一下子失去了生存的希望，而走私的風險也更大。於是許多人紛紛逃往海上的一些小島上占地為王，然後拉幫結派的形成各自勢力，依靠走私而來的武器打劫過往的商船，他們從漁民一躍成為職業海盜。
明朝嘉靖年間，皇帝迷戀修仙問道，長達數十年不上朝理政，政治貪腐嚴重，海防鬆弛。由於《禁海令》的影響，海上的貿易一落千丈，這些靠搶劫商船的海盜失去了營生，於是便開始滲透進到東南沿海地區進行燒殺搶掠，這就形成了明朝時期的“倭患”。
考察嘉靖朝的社會環境，在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想想看，連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縣上報為倭寇，又有哪個中國人不可以是倭寇呢？於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為了一場異族的入侵。
為了杜絕倭患對於社會和政權造成的不利影響，張居正舉薦戚繼光和俞大猷等名將前往消滅倭寇，戚繼光通過靈活運用戰法和改進兵器，大大提高了隊伍作戰能力，沉重地打擊了海盜勢力。
不過，因政令引發的問題，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還是要政令，這就是後來的“隆慶開關”。
明世宗死，明穆宗繼位，明朝進入了隆慶時代。明朝政府面對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的現實，認識到福建巡撫許孚遠在奏疏中說的“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問題，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
“隆慶開關”之後，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 。儘管隆慶初年的開放海禁，並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並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制的商業活力依然噴湧而出。
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明朝政府的由禁海令而來的倭患與“隆慶開關”的治除倭患發人深省：民以食為天，閉關鎖國斷了中國沿海很多老百姓的活路，因此他們變成海盜，勾結一起日本人成為了“倭寇”。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也可以深刻體會到，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時，絕不能因噎廢食。雖然海禁的意圖是為防止邊患，但極端政策不僅阻礙了對外貿易和國家財富積累，也使中國喪失了同歐洲國家海上競技的機會，還帶來了民生災難、社會衝突以及國家安全問題。這一切均值得反思。
從更深層來說，那些在大航海時代與歐洲人同時起跑，甚至一度領先的中國海商，在歷經雙嶼、瀝港之殤、誘殺王直、“抗倭”等等殘酷的鎮壓之後，已是元氣大傷。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閩台的鄭氏海商集團依賴東亞海上貿易網路，北拒滿清，東驅荷夷，再度將中國民間海洋力量推向巔峰，卻也在不久之後又被清廷撲滅。明清兩朝的殘酷海禁和連綿不斷的打擊，終於使野性、堅韌、強悍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徹底失敗。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失之交臂。
（完）
倭患之所以發生，有中日兩方面原因。就日本而言，一是元世祖至元18年（1281年），元朝軍隊遠征日本失敗後，日本開始縱容浪人和商人侵擾中國沿海。二是明初，日本正處於南北朝分裂時期，名義上控制各地“大名”的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實際上無法控制各地“大名”，而沿海大名經常派出武士出海參與搶劫。
就中國而言，主要是明初朱元璋統一戰爭，張士誠戰敗，其殘部寄居東南沿海附近島嶼，漸漸成為海盜。其常與日本武士勾結，一起侵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由此形成明代初期的“倭寇”問題。
明朝初年，雖然倭寇之患已經形成，但是對於東南沿海地帶的影響幾乎是微不足道。洪武十三年，爆發了震驚歷史的“胡惟庸案”，其中有一條罪狀就是胡惟庸勾結日本貢使將要在面見朱元璋予以生亂。事情一經調查，朱元璋迅速著手加強了海防，並且下令“片帆不得入海”，而且還要求居住在沿海的居民要內遷。《禁海令》從成為了我國閉關鎖國的開始。
然而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明朝執政者的預期，《禁海令》非但沒有杜絕倭寇的危害，反而卻在間接發酵倭患這一事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來居住在沿海的居民靠捕魚為生，一些膽子更大的還參與走私，然而《禁海令》一出，讓這些歷代靠大海生存的漁民一下子失去了生存的希望，而走私的風險也更大。於是許多人紛紛逃往海上的一些小島上占地為王，然後拉幫結派的形成各自勢力，依靠走私而來的武器打劫過往的商船，他們從漁民一躍成為職業海盜。
明朝嘉靖年間，皇帝迷戀修仙問道，長達數十年不上朝理政，政治貪腐嚴重，海防鬆弛。由於《禁海令》的影響，海上的貿易一落千丈，這些靠搶劫商船的海盜失去了營生，於是便開始滲透進到東南沿海地區進行燒殺搶掠，這就形成了明朝時期的“倭患”。
考察嘉靖朝的社會環境，在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想想看，連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縣上報為倭寇，又有哪個中國人不可以是倭寇呢？於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為了一場異族的入侵。
為了杜絕倭患對於社會和政權造成的不利影響，張居正舉薦戚繼光和俞大猷等名將前往消滅倭寇，戚繼光通過靈活運用戰法和改進兵器，大大提高了隊伍作戰能力，沉重地打擊了海盜勢力。
不過，因政令引發的問題，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還是要政令，這就是後來的“隆慶開關”。
明世宗死，明穆宗繼位，明朝進入了隆慶時代。明朝政府面對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的現實，認識到福建巡撫許孚遠在奏疏中說的“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問題，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
“隆慶開關”之後，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 。儘管隆慶初年的開放海禁，並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並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制的商業活力依然噴湧而出。
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明朝政府的由禁海令而來的倭患與“隆慶開關”的治除倭患發人深省：民以食為天，閉關鎖國斷了中國沿海很多老百姓的活路，因此他們變成海盜，勾結一起日本人成為了“倭寇”。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也可以深刻體會到，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時，絕不能因噎廢食。雖然海禁的意圖是為防止邊患，但極端政策不僅阻礙了對外貿易和國家財富積累，也使中國喪失了同歐洲國家海上競技的機會，還帶來了民生災難、社會衝突以及國家安全問題。這一切均值得反思。
從更深層來說，那些在大航海時代與歐洲人同時起跑，甚至一度領先的中國海商，在歷經雙嶼、瀝港之殤、誘殺王直、“抗倭”等等殘酷的鎮壓之後，已是元氣大傷。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閩台的鄭氏海商集團依賴東亞海上貿易網路，北拒滿清，東驅荷夷，再度將中國民間海洋力量推向巔峰，卻也在不久之後又被清廷撲滅。明清兩朝的殘酷海禁和連綿不斷的打擊，終於使野性、堅韌、強悍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徹底失敗。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失之交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