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1955—）， 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教授。 主要從事中國書法研究工作。 研究之余， 亦有書法創作。
晚清官員日常書法活動
文 / 白謙慎
我是研究清代的， 晚清世界聯繫著中國的現代化， 直接和20世紀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向大家介紹一下晚清官員日常生活當中的書法。
我關心的主要是在1850—1900年期間活躍在晚清政壇高官的文化活動。 書法活動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我想知道的是晚清的政府高官花多長時間研究、練習、“創作”書法。
我在研究中發現， 晚清的官員要寫很多的書法， 他們為什麼要寫這麼多書法呢？
晚清官員的重要文娛活動：寫書法
晚清官員日常的書法活動大概分為三種：練習， 自娛， 應酬。 這三種活動我都需要解釋一下：練習， 天天練毛筆， 他們的日常書寫用具就是毛筆；自娛， 就是說我今天高興了， 我要寫一張字；應酬， 就是為朋友寫， 寫了字送人，
先講講花多少時間寫字？我講的不是小朋友的習字， 而是成年人做了官以後花多長時間寫字？梁啟超曾在一個公開的演講中這樣評論書法， 第一， 書法可以獨樂；第二， 書法可以不擇時， 不擇地；第三， 費錢不多；第四， 費時間不多；第五， 費精神不多；第六， 成功容易而有比較……第七， 可以收攝身心。 正因如此， 晚清的官員一般都會練一些字。
打個比方， 晚清的一個大官曾國藩， 每天都會給自己定一個課程的時間表：“每日早起， 習存大字一百， 又作應酬字少許。 ”他的學生李鴻章， 也學習老師每天練字。
李鴻章臨《聖教序》 1892年
這是前幾年拍賣的李鴻章臨《聖教序》， 裡面都寫了日期， 每天臨一篇， 大概一百來字。
李鴻裔是曾國藩很重要的幕僚， 晚年住在蘇州， 蘇州的網師園就是他的。 他每天要讀、看、寫， 讀一經一集， 看一史一子， 寫漢碑、臨集貼， 這是他的日課， 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情況。
李鴻裔日記首頁
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是中國派到歐洲的大使， 他也寫字， 而且非常系統。 看他的日記， 他有時按照篆隸正草的次序臨帖， 亦即一天臨篆， 下一天隸， 然後正， 最後草， 如此循環往復。 曾國藩的練字也很有意思， 今天只寫一百個刑部尚書的刑字， 明天寫個大，
日常的書法活動還包括朋友之間的切磋書法和獨自領悟書法， 曾國藩的友人何紹基， 是晚清最有影響的書法家， 曾國藩與其見面時經常切磋書法， 據其日記記載， 如：“酒後， 與子貞談字”， “至何子貞處， 觀渠作字， 不能盡會悟， 知平日所得者淺也”。 李鴻裔是曾國藩的幕僚， 他的日記裡面記載， “與眉生論古人作字之法， 至燈時散。 ”就是討論如何把字寫好， 這在晚清當中非常普遍。
為什麼晚清官員要花這麼多時間來練字？這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給你們看。
張佩綸在致友人的書劄中， 曾專門提到李鴻章為人寫對聯的事：“合肥每年必寫楹聯一二月， 藉以消夏。 戊子（1888）後因病中輟， 家人以解衣磅礴，出汗過度勸止，去年九月，因為兄舊居名致書屋榜，乃先君齋名，必欲親書，恐手生荊棘，活腕十餘日始書之。”多認真啊，練了十幾天的字才下筆，為什麼這麼認真？因為那個時代大家都懂（書法），你還真不能隨便寫，一對別人馬虎人家看得出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加。中國的人口在清代有很大的增長，清初的時候差不多1億，乾隆年間差不多2萬，到了光緒年間大概有3、4億。人口增加了，但有些官職並沒有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晚清的官員其實很忙，放假也少，應酬也多。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是不是人口多了，讀書人也多了，那能不能分擔寫書法的人的負擔？說起來在理，其實不然。中國書法的流動有三種模式，一個是同輩之間流動，一個是由上向下流動，一個是由下向上流動。而真正的流動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官越大，名氣越大，寫字越多，所以增長量越大，他們就越忙。
當扇子不僅是納涼工具：應酬書法的主要形式和數量
從我接觸的材料來看，扇面和對聯是應酬書法中最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並稱之為“扇對”），其數量遠遠超過條幅、手卷、冊頁。
吳大澂寫的對聯
這是吳大澂寫的篆書對聯，晚清一些官員寫的對聯數量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曾國藩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共寫了106副對聯，同治七年（1868）二月寫了146副對聯。他每個月書寫百餘副對聯是常態，而非偶然。
晚清官員寫扇面也很多，數量上幾乎可以和對聯匹敵。扇子從明代開始就不是簡單的驅暑用具了，它是一個飾物，冬天也帶扇子。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寫道，“各個階級的男女兩性都使用。在大庭廣眾之中不帶扇子會被認為是缺乏風度，儘管氣候已應使人避風而不是搧風。”所以你可以看到扇子不只是用來驅暑的。
利瑪竇和徐光啟
這是一個歐洲的銅版畫，每個人都拿了一把扇子，穿的衣服不是夏天的，而是冬天。
17世紀景德鎮瓷器
這是一個17世紀景德鎮的瓷盤，可以看到每個人都拿扇子，四個人四把扇子。扇子是一個道具，一個裝飾物，就像古代有人拿著玉如意，這是扇子的廣泛用途。
對聯是在清初才開始流行的，清代中期以後成為最流行的書法形式。在此之前，扇子應是最流行的書法形式，遠遠多於手絹和屏風。曾紀澤冬天一天寫了26把扇子，早春一晚上寫了30多把。
那麼，為什麼扇對會成為應酬書法當中最主要的形式？你可以看到對聯有兩個特點，章法上我已經講到了它容易佈局，寫得更快。第二個是因為對聯是尺寸最大，但同時字數又最少的一種書法形式。
吳大澂對聯（1869年），124 x 28 cm，八平方尺
可見對聯的裝飾面積更大，而且寫對聯有一個好處，成功率高。所以書寫對聯能夠滿足用書法來裝飾空間的巨大社會需求。
和條幅相比，對聯在寫錯後更容易修改。扇面恰恰很不一樣，它和對聯有很大的區別。對聯是公開的，掛在家裡給別人看的；扇面是有一定隱私性的，它就是要打開又合起來，可以把玩的，而且它的章法更加活潑，可以是一個人完成，也可以多人完成，還可以寫得很簡單，像吳大澂寫的這個扇面，只有兩行。
吳大澂書篆書扇面，約1868-1870年
吳大澂等書扇面
這是五個人完成的扇面。反面可以畫畫，可以攜帶，可以把玩。它可以寫的很簡單，也可以寫的非常的細膩，可以少到僅僅一行，十來個字，甚至四個字，也可以上千個字。
比起對聯，扇面不僅在視覺的豐富性和精緻性上更勝一籌，隨身攜帶，它還是使用者社會身份的證明。正如清初漲潮所雲：“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遊”。中國文人其實都備有很多的扇子，我的老師跟我講過，他們在蘇州開會的時候，每一次就等於一場書畫展，所以書法扇面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清代的影子寫手都有誰？：如何提高書寫效率
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那麼多的寫字量，就要提高效率。像何紹基那樣要寫107副，效率不高的話怎麼行，提高效率有很多方法。
第一個就是聯語的準備。對聯不能當場作，作107個多難啊。
吳熙是晚清時期楹聯名手，輯刻作品有《綺霞江館聯語偶存》宣統二年刻本。
咸豐十年（1860），潘祖蔭（伯寅）向郭嵩燾出示了一冊其祖父、曾任大學士的潘世恩（1769-1854）“手錄聯語，屬書數字。”郭嵩燾題了兩首詩後跋曰：“歲丁未，曾乞文恭公師楹書，十年兵火，舊藏書帖多殘毀散失，而此書獨存。伯寅理卿出吾師手錄聯語一冊，敬題二詩於後。”
吳大澂手錄自己所集大篆聯語一百七十五句
這個是吳大澂寫的大篆，他也準備好了聯語。在當時還有出版各種對聯的書，另外中國八股文當中的對偶句，拿出來就是對聯，這是當時的一種風氣。
第二個提高效率就是代筆，幕僚代筆的現象非常普遍。幕僚就相當於秘書，有的時候是帳房先生代筆，帳房先生一般寫字都挺好的。
據曾紀澤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七日日記記載：“楷書則皆請錦堂代筆”，這也給我們做研究的提供了參考，鑒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也有可能字是假的，款是真的。
為了提高效率，落款也有技巧。最主要的是正文和落款分開書寫。比方說曾國藩，“巳刻寫對聯三付，下款十余付，皆送竹屋者”。這裡的“下款”亦即落款。
為什麼不落上下款呢？這不僅僅是效率的問題，還有稱謂中的禮數問題。比如張三要的時候，他要根據張三的輩分來落款，是要考慮落款的稱呼變化的。
當時的求字者一般會自備紙張，因為量太大，官員的收入，特別是京官也不高。在送去紙張上面一般會寫明上款應如何寫，這是書法史的一種習俗。
梁俊，同治四年進士，官至監察禦史
再有就是買對聯紙。晚清就有各種對聯紙，這種對聯紙很多背後有一個花紋，對聯的章法相對容易，只要把字填進去就好了，這樣書寫既增加了效率，又比較好看，而且莊重，高低又一樣。
對聯紙
科技的力量：磨墨機
還有就是墨汁的準備，磨墨是非常耗時的，特別是寫大字，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張穆描寫他的好朋友許瀚為書所累，家童奮力磨墨的情景：“家童靡（引者按：“靡”即“磨”），墨聲隆隆然，掔為之脫。”磨墨要磨到腕脫，說明對墨的需求量很大。
磨墨太慢，於是出現了墨汁，中國的墨汁就出現在19世紀的上半期，主要是用來印刷的，對於寫字來講還沒有這麼精細。光緒十六年（1890）三月十八日，葉昌熾“偕允之奔廠東一得閣購墨汁”。但是墨汁還是不如新鮮的墨好，新鮮的墨顆粒比較大，滑動感更好些。於是就發明了磨墨機。
最早的磨墨機是蘇州的職業書法家姚孟起發明的。王學雷曾撰文證明，姚孟起在1879年已經委託鐘錶店製作了一台發條驅動的磨墨機，用姚的話說，“較手磨可快十倍。”兩年後（1881）隨曾紀澤出使歐洲的謝智卿也製造了磨墨機。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家已經開始關心磨墨機了。雖然磨墨機有它的問題，因為固定好發條以後它會發熱，發熱以後就會容易起渣子，起泡，還需要不斷改良。但是起碼你可以看到書法家們在巨大需求量的壓力之下，為提高效果也在考慮買墨汁和用磨墨機，這是當時的現狀。
賣字能夠躋身富貴階級嗎？
這是今天的觀念，晚清官員不賣字，都是送。現任官員不賣，退休以後可以賣。
1855年的時候何紹基已經退休了，他在一封家書中提到，“人們都勸我寫字要筆資，老年窘狀，我就收點吧”。大約在同年六月致何紹京的一劄中雲：“此次滬上筆資，足資盤費”。這說明朋友之間還是不賣字的。
楊葆光（ 1830－1912）， 《訂頑日程》
讀楊葆光的日記，可以知道他除了畫畫收錢，字是不收錢的。
不賣字什麼原因呢？這跟當時做官的收入比較高有關，特別是地方官。還有一點為官期間潤格很難訂。書寫的日常性也使潤例難訂，而恰恰這種不收錢，也就維護了他們的文化地位。正因為不收錢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只有認識人才能求到，不認識的為什麼要給你寫，所以這跟金錢的買賣是不一樣的。
不賣字可能是書寫量巨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使得文人文化得以維護。由於沒有市場價，所以在書法應酬中出現了特殊的禮品經濟——索書。
索書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是由索要方提出的，而且是不付錢的。官員的字什麼時候就會成為有市場價值的商品呢？一般在他晚年的時候就變成商品了，或者去世以後二、三十年就開始在市場上流通。這和今天很不一樣，中國過去的文人對字確實是非常珍視，“見錢南園對極佳，價極昂”。
到現在為止我們討論的都是為創造而寫的東西，但是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日常書寫的很多東西最後都變成了我們認為的作品，所以用作品這個詞定義中國古代的書法是不太恰當的，這是西方的觀點。很多東西比如說信劄，還有藥方、筆記等，我們今天都把它當做書法來看，但是把這種大量的日常書寫當做書法來看，有時候也會遇到問題，在這裡就不細講了。
晚清的官員寫了這麼多字，人們是不是都把它當作“書法”呢？其實未必。
打個比方，在古代，著名人物收到的壽幛、壽聯和祭幛、祭聯有時真有多到成為負擔的地步。那麼大量的信劄是怎樣處理的？據曾紀澤的日記記載，他只保留書法好的信劄：“將挽聯三箱清檢一過，留書法佳者數副，餘分與諸妹，且賞宅中婢僕。”當然今天倖存下來的，拍賣公司都把它當作書法來看待，古人“書”這個概念其實是非常模糊的。
怎樣評價晚清官員的藝術愛好？
去年我到加州大學去演講，有人問我中國打不過別人是不是因為寫字寫的太多了，玩物喪志？你說一點沒道理嗎？也很難講。但是實際上我所提到的曾國藩也好，李鴻章也好，還有吳大澂也好，恰恰是晚清最能幹的一批官員，而且他們也非常注重西方的知識。並且在傳統中國，書法一直是維繫傳統政治集團的社會凝聚力。這種傳統的慣例還不會由於外部形勢的巨變而迅速地產生變化。它的變化一直要等到20世紀的下半期。
20世紀以來，中國的書寫工具、喪葬文化、匾牌文化、書信文化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治精英整體性地退出書法，書法不再是精英的藝術，這對中國書法史來講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晚清的官員們生活在一個發生巨變的時代，觀察他們文化活動中的一些細節，自然能加深我們對中國文化在一百多年來發生變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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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扇子不僅是納涼工具：應酬書法的主要形式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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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寫的對聯
這是吳大澂寫的篆書對聯，晚清一些官員寫的對聯數量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曾國藩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共寫了106副對聯，同治七年（1868）二月寫了146副對聯。他每個月書寫百餘副對聯是常態，而非偶然。
晚清官員寫扇面也很多，數量上幾乎可以和對聯匹敵。扇子從明代開始就不是簡單的驅暑用具了，它是一個飾物，冬天也帶扇子。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寫道，“各個階級的男女兩性都使用。在大庭廣眾之中不帶扇子會被認為是缺乏風度，儘管氣候已應使人避風而不是搧風。”所以你可以看到扇子不只是用來驅暑的。
利瑪竇和徐光啟
這是一個歐洲的銅版畫，每個人都拿了一把扇子，穿的衣服不是夏天的，而是冬天。
17世紀景德鎮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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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對聯（1869年），124 x 28 cm，八平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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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書篆書扇面，約1868-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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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五個人完成的扇面。反面可以畫畫，可以攜帶，可以把玩。它可以寫的很簡單，也可以寫的非常的細膩，可以少到僅僅一行，十來個字，甚至四個字，也可以上千個字。
比起對聯，扇面不僅在視覺的豐富性和精緻性上更勝一籌，隨身攜帶，它還是使用者社會身份的證明。正如清初漲潮所雲：“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遊”。中國文人其實都備有很多的扇子，我的老師跟我講過，他們在蘇州開會的時候，每一次就等於一場書畫展，所以書法扇面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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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十年（1860），潘祖蔭（伯寅）向郭嵩燾出示了一冊其祖父、曾任大學士的潘世恩（1769-1854）“手錄聯語，屬書數字。”郭嵩燾題了兩首詩後跋曰：“歲丁未，曾乞文恭公師楹書，十年兵火，舊藏書帖多殘毀散失，而此書獨存。伯寅理卿出吾師手錄聯語一冊，敬題二詩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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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曾紀澤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七日日記記載：“楷書則皆請錦堂代筆”，這也給我們做研究的提供了參考，鑒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也有可能字是假的，款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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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落上下款呢？這不僅僅是效率的問題，還有稱謂中的禮數問題。比如張三要的時候，他要根據張三的輩分來落款，是要考慮落款的稱呼變化的。
當時的求字者一般會自備紙張，因為量太大，官員的收入，特別是京官也不高。在送去紙張上面一般會寫明上款應如何寫，這是書法史的一種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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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買對聯紙。晚清就有各種對聯紙，這種對聯紙很多背後有一個花紋，對聯的章法相對容易，只要把字填進去就好了，這樣書寫既增加了效率，又比較好看，而且莊重，高低又一樣。
對聯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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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是墨汁的準備，磨墨是非常耗時的，特別是寫大字，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張穆描寫他的好朋友許瀚為書所累，家童奮力磨墨的情景：“家童靡（引者按：“靡”即“磨”），墨聲隆隆然，掔為之脫。”磨墨要磨到腕脫，說明對墨的需求量很大。
磨墨太慢，於是出現了墨汁，中國的墨汁就出現在19世紀的上半期，主要是用來印刷的，對於寫字來講還沒有這麼精細。光緒十六年（1890）三月十八日，葉昌熾“偕允之奔廠東一得閣購墨汁”。但是墨汁還是不如新鮮的墨好，新鮮的墨顆粒比較大，滑動感更好些。於是就發明了磨墨機。
最早的磨墨機是蘇州的職業書法家姚孟起發明的。王學雷曾撰文證明，姚孟起在1879年已經委託鐘錶店製作了一台發條驅動的磨墨機，用姚的話說，“較手磨可快十倍。”兩年後（1881）隨曾紀澤出使歐洲的謝智卿也製造了磨墨機。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家已經開始關心磨墨機了。雖然磨墨機有它的問題，因為固定好發條以後它會發熱，發熱以後就會容易起渣子，起泡，還需要不斷改良。但是起碼你可以看到書法家們在巨大需求量的壓力之下，為提高效果也在考慮買墨汁和用磨墨機，這是當時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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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天的觀念，晚清官員不賣字，都是送。現任官員不賣，退休以後可以賣。
1855年的時候何紹基已經退休了，他在一封家書中提到，“人們都勸我寫字要筆資，老年窘狀，我就收點吧”。大約在同年六月致何紹京的一劄中雲：“此次滬上筆資，足資盤費”。這說明朋友之間還是不賣字的。
楊葆光（ 1830－1912）， 《訂頑日程》
讀楊葆光的日記，可以知道他除了畫畫收錢，字是不收錢的。
不賣字什麼原因呢？這跟當時做官的收入比較高有關，特別是地方官。還有一點為官期間潤格很難訂。書寫的日常性也使潤例難訂，而恰恰這種不收錢，也就維護了他們的文化地位。正因為不收錢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只有認識人才能求到，不認識的為什麼要給你寫，所以這跟金錢的買賣是不一樣的。
不賣字可能是書寫量巨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使得文人文化得以維護。由於沒有市場價，所以在書法應酬中出現了特殊的禮品經濟——索書。
索書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是由索要方提出的，而且是不付錢的。官員的字什麼時候就會成為有市場價值的商品呢？一般在他晚年的時候就變成商品了，或者去世以後二、三十年就開始在市場上流通。這和今天很不一樣，中國過去的文人對字確實是非常珍視，“見錢南園對極佳，價極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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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官員寫了這麼多字，人們是不是都把它當作“書法”呢？其實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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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評價晚清官員的藝術愛好？
去年我到加州大學去演講，有人問我中國打不過別人是不是因為寫字寫的太多了，玩物喪志？你說一點沒道理嗎？也很難講。但是實際上我所提到的曾國藩也好，李鴻章也好，還有吳大澂也好，恰恰是晚清最能幹的一批官員，而且他們也非常注重西方的知識。並且在傳統中國，書法一直是維繫傳統政治集團的社會凝聚力。這種傳統的慣例還不會由於外部形勢的巨變而迅速地產生變化。它的變化一直要等到20世紀的下半期。
20世紀以來，中國的書寫工具、喪葬文化、匾牌文化、書信文化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治精英整體性地退出書法，書法不再是精英的藝術，這對中國書法史來講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晚清的官員們生活在一個發生巨變的時代，觀察他們文化活動中的一些細節，自然能加深我們對中國文化在一百多年來發生變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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