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框眼鏡滑到鼻樑中間， 他抬著眼皮死死盯住你， 嘴角微微上揚， 分不清是微笑還是嘲諷……庫爾特·馮內古特， 帶著與生俱來的桀驁氣質，
“這個美好的地球， 我們本可以拯救它，
但我們太他媽的卑鄙懶惰了。 ”
我們就像我們所假裝的那樣，
所以我們要謹慎自己假裝什麼。
藝術家的一個實際可行的使命，
就是使人感到活著至少還有點意思。
日子還是過下去， 是啊——
不過一個傻子卻很快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
也許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再碰頭。
只要不掉下去， 我就想儘量站在接近邊緣的地方。
在邊緣能看到很多在中間看不懂的東西。
人文主義者要求自己體面、正直地做人，
但並不考慮來世的報答或懲罰。
從更高一層意義上來說，
謊言可能是真理的一種形式，
一種最具有欺騙性的形式。
“我認識到，
國家永遠都不能承認自己的戰爭是悲劇，
而家庭不僅可以， 還必須視其為悲劇。 ”
耐心點， 你的未來將會來到你面前，
像只小狗一樣躺在你腳邊， 無論你是什麼樣，
它都會理解你， 愛你。
“我懷疑我可能在哪裡冒犯了什麼人， 以致得不到他們的信任， 讓我成不了嚴肅作家。 ”因為大學裡主修生物化學， 還曾在紐約通用電研究實驗室任職， 馮內古特在文學上的嶄露頭角， 始終被歸類為“科幻小說家”的行列， 排擠在“嚴肅作家”之外。 對此， 馮內古特在晚年時仍耿耿於懷。
頗為矛盾的是， 這位主修理工的作家， 卻明目張膽地仇視一切科技發明和創作， 自稱為“勒德分子”。 馮內古特曾坦言， “進步已經讓我忍無可忍”， 甚至嘲弄說， “電子社會沒建起什麼來”。 此外，
一邊與自己的所學相背離， 另一邊又被嚴肅文學的圈子排擠， 馮內古特早期在文學界的處境與他的民族身份造成的處境相似——德裔美國人。 兩次世界大戰， 讓他游離於兩個國家之間，
《沒有國家的人》於2005年出版， 是馮內古特人生當中的最後一部作品。 把書名取做“沒有國家的人”似乎十分符合馮內古特的一生遭遇， 當然另外一層深意也十分明顯。 時隔多年， 這位老人早已經不再把美國當作自己的祖國， 當然， 他也並沒有感念自己身份中的德裔屬性， 而是跳出兩個民族間的恩怨情仇， 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去審視整個人類。
有人欣賞馮內古特引人發笑的黑色幽默， 有人卻將馮內古特認定為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 然而， 這兩者並不矛盾， 沒錯， 幽默的、悲觀的， 都是馮內古特本人。
馮內古特1922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那州印弟安納波里斯， 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 年幼的馮內古特很難在父母、兄長的餐桌邊參言。一鳴驚人的想法讓馮內古特學會了逗趣的玩笑。這樣的心思也養成了他幽默的習慣。而不巧的是，少年時代父親失業，母親自殺，又在德累斯頓經歷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這些讓馮內古特的幽默裡多了黑色的元素。《五號屠宰場》就是馮內古特從黑色幽默的視角出發，講述的屠殺和暴力。
“逗人發笑真他媽的是一件費力的活計。”馮內古特自己也承認，一度因為幽默細胞的喪失而感到痛苦，畢竟生活殘酷，人又能有多少力氣蔑視絕望？晚年的馮內古特自命為“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在最後一本書中那首名為《挽歌》的詩歌結尾中這樣寫：當生命終於我們記述的那樣，它將多麼富有詩意。如果地球會以漂浮的聲音說話，也許，從大峽谷的低處——“一切結束了。”2007年，馮內古特去世。
當幽默離開，詩意來臨，馮內古特的創作也就告一段落，不過還好，他的作品還記錄著他的聲音，他的笑，成了那個時代的疼。
格雷厄姆•格林說，“馮內古特是當今美國最有才能的作家。”桃莉絲•萊辛說，“他屬於這樣一種作家，他們為我們畫出了我們的風景地圖，他們為我們最瞭解的地點命名。”諾曼•梅勒說，“馮內古特是幾代美國青年的偶像，是我們自己的馬克•吐溫。”對於馮內古特這個愛逗趣，喜歡短句子的怪老頭兒，很多人都說，這個世界欠他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而有遺憾的人，總是天生就能贏得我們的好感，恰巧馮內古特又這麼的，幽默。
《囚鳥》這部作品繼續“貫徹”馮內古特一直以來的黑色幽默，不少人將《囚鳥》視為美國後現代文學的里程碑，馮內古特自己也把這部作品評級為A。更值得一提的是，將《1984》和《動物農場》引進中國圖書市場的董樂山為其翻譯，更加重了我們對於這本書的期待。
單是名字，“囚鳥”二字就足夠讓人“想入非非”。小說中包含了一個時期特有的幾大歷史事件：有美國大蕭條，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西斯和錢伯斯事件，有朝鮮戰爭以及水門事件……馮內古特以“沒正經”的手筆去諷刺、挖苦，卻恰恰寫出了一部真實而正經的歷史著作。閱讀《囚鳥》，對著那些不可思議又荒誕不經的事件，很多老一輩人大概會會意地點頭。與那個時代的緊密結合，讓《囚鳥》這本書有了一點點排他性，如果完全不瞭解那段歷史，讀起來會有點吃力。不過，有價值的作品，往往都只是在一部分人之間引起強烈的共鳴，這一點，自然不足為怪。於是，有人把《囚鳥》定義為一個時代知識份子們的集體自傳。
顛過來倒過去，把歷史寫成“這副樣子”是馮內古特的本事。荒誕的故事，碎片化的講述，現實與回憶的參雜，隨心所欲之後卻依然清晰，這樣的邏輯還原出的歷史，似乎更有趣。小說將一個哈佛畢業的囚犯瓦爾特·斯代布克作為主人公，這本身就極具諷刺性。而再由他的監獄生涯，職場經歷，與老情人的新故事等等系列事件不斷拼湊出整個時期的歷史，讓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在一點點敘述中露出了醜態。打鬧、嬉戲只是手法，背後的冷峻現實才是主題。“別人給混亂以秩序，我則給秩序以混亂。”玩世不恭、特立獨行，馮內古特的手腕，拿筆的時刻，總是鮮活靈動，又討人喜歡。
“請讀者注意，在我這本書中年代和人物一樣，都是書中的角色。這本書是我活到現在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毀了美國的經濟。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學。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讓我謀得了聯邦政府的第一個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讓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給了我一個不肖的兒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從聯邦政府中開除。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寫字母寫，好像它們是人名一樣。”這是《囚鳥》中的一段描述，一個個短句子，組合起來精彩過癮。時代變成數位，記錄著人物故事，也左右著人物命運，於是，時代有了掌控權，好像有了名字。這是馮內古特式的邏輯，這也是馮內古特看待歷史的視角。
虛構與自傳的混合，是馮內古特小說的特有結構；短句子、驚歎詞，則是他的專用標點。文學界的人將馮內古特的寫作視為一種發明，這種摒棄傳統小說結構的文學體裁似乎與馮內古特特有的黑色幽默搭配甚佳，讀起來混亂，卻讓人陷入沉思，這樣的東西，更值得回味。所以，這個早期被嚴肅文學所排斥的怪老頭，越是到晚年，就越享有世人給他的盛名。當美國不再歧視他的德裔血統，他的作品也被美國推向了世界。
除了作品本身的價值外，《囚鳥》也因帶有馮內古特濃重的個人情緒而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對於這樣一位跨越民族性的文學大師，善於黑色幽默的美國作家，沒有人會錯過他的回憶與自我審視。小說之外，我們可以借著瓦爾特·斯代布克的形象，走進馮內古特的內心——一個以笑表達絕望的作家，看看那個時代的他，經歷過怎樣的痛。
年幼的馮內古特很難在父母、兄長的餐桌邊參言。一鳴驚人的想法讓馮內古特學會了逗趣的玩笑。這樣的心思也養成了他幽默的習慣。而不巧的是，少年時代父親失業，母親自殺，又在德累斯頓經歷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這些讓馮內古特的幽默裡多了黑色的元素。《五號屠宰場》就是馮內古特從黑色幽默的視角出發，講述的屠殺和暴力。
“逗人發笑真他媽的是一件費力的活計。”馮內古特自己也承認，一度因為幽默細胞的喪失而感到痛苦，畢竟生活殘酷，人又能有多少力氣蔑視絕望？晚年的馮內古特自命為“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在最後一本書中那首名為《挽歌》的詩歌結尾中這樣寫：當生命終於我們記述的那樣，它將多麼富有詩意。如果地球會以漂浮的聲音說話，也許，從大峽谷的低處——“一切結束了。”2007年，馮內古特去世。
當幽默離開，詩意來臨，馮內古特的創作也就告一段落，不過還好，他的作品還記錄著他的聲音，他的笑，成了那個時代的疼。
格雷厄姆•格林說，“馮內古特是當今美國最有才能的作家。”桃莉絲•萊辛說，“他屬於這樣一種作家，他們為我們畫出了我們的風景地圖，他們為我們最瞭解的地點命名。”諾曼•梅勒說，“馮內古特是幾代美國青年的偶像，是我們自己的馬克•吐溫。”對於馮內古特這個愛逗趣，喜歡短句子的怪老頭兒，很多人都說，這個世界欠他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而有遺憾的人，總是天生就能贏得我們的好感，恰巧馮內古特又這麼的，幽默。
《囚鳥》這部作品繼續“貫徹”馮內古特一直以來的黑色幽默，不少人將《囚鳥》視為美國後現代文學的里程碑，馮內古特自己也把這部作品評級為A。更值得一提的是，將《1984》和《動物農場》引進中國圖書市場的董樂山為其翻譯，更加重了我們對於這本書的期待。
單是名字，“囚鳥”二字就足夠讓人“想入非非”。小說中包含了一個時期特有的幾大歷史事件：有美國大蕭條，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西斯和錢伯斯事件，有朝鮮戰爭以及水門事件……馮內古特以“沒正經”的手筆去諷刺、挖苦，卻恰恰寫出了一部真實而正經的歷史著作。閱讀《囚鳥》，對著那些不可思議又荒誕不經的事件，很多老一輩人大概會會意地點頭。與那個時代的緊密結合，讓《囚鳥》這本書有了一點點排他性，如果完全不瞭解那段歷史，讀起來會有點吃力。不過，有價值的作品，往往都只是在一部分人之間引起強烈的共鳴，這一點，自然不足為怪。於是，有人把《囚鳥》定義為一個時代知識份子們的集體自傳。
顛過來倒過去，把歷史寫成“這副樣子”是馮內古特的本事。荒誕的故事，碎片化的講述，現實與回憶的參雜，隨心所欲之後卻依然清晰，這樣的邏輯還原出的歷史，似乎更有趣。小說將一個哈佛畢業的囚犯瓦爾特·斯代布克作為主人公，這本身就極具諷刺性。而再由他的監獄生涯，職場經歷，與老情人的新故事等等系列事件不斷拼湊出整個時期的歷史，讓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在一點點敘述中露出了醜態。打鬧、嬉戲只是手法，背後的冷峻現實才是主題。“別人給混亂以秩序，我則給秩序以混亂。”玩世不恭、特立獨行，馮內古特的手腕，拿筆的時刻，總是鮮活靈動，又討人喜歡。
“請讀者注意，在我這本書中年代和人物一樣，都是書中的角色。這本書是我活到現在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毀了美國的經濟。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學。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讓我謀得了聯邦政府的第一個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讓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給了我一個不肖的兒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從聯邦政府中開除。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寫字母寫，好像它們是人名一樣。”這是《囚鳥》中的一段描述，一個個短句子，組合起來精彩過癮。時代變成數位，記錄著人物故事，也左右著人物命運，於是，時代有了掌控權，好像有了名字。這是馮內古特式的邏輯，這也是馮內古特看待歷史的視角。
虛構與自傳的混合，是馮內古特小說的特有結構；短句子、驚歎詞，則是他的專用標點。文學界的人將馮內古特的寫作視為一種發明，這種摒棄傳統小說結構的文學體裁似乎與馮內古特特有的黑色幽默搭配甚佳，讀起來混亂，卻讓人陷入沉思，這樣的東西，更值得回味。所以，這個早期被嚴肅文學所排斥的怪老頭，越是到晚年，就越享有世人給他的盛名。當美國不再歧視他的德裔血統，他的作品也被美國推向了世界。
除了作品本身的價值外，《囚鳥》也因帶有馮內古特濃重的個人情緒而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對於這樣一位跨越民族性的文學大師，善於黑色幽默的美國作家，沒有人會錯過他的回憶與自我審視。小說之外，我們可以借著瓦爾特·斯代布克的形象，走進馮內古特的內心——一個以笑表達絕望的作家，看看那個時代的他，經歷過怎樣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