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書寫作為文人之必備， 作為一種高尚藝術行為， 發展到東晉時代， 已經是諸體皆備， 且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氣質。 王羲之時代的中國書壇文化可謂百花齊放、星光燦爛、人才輩出， 繁花似錦。 此時， 若論書法技藝和成就， 可以說， 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 甚至最初處於劣勢， 書法“不勝庾翼、郗愔”。 直到身後百年， 才聲名鵲起， 成為“書聖”。
那麼， 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書聖”的呢？
晉人尚韻， 羲之新之變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 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 從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書學薰陶， 王羲之書法獲得了很高的起點。
晉室南遷， 偏安江左， 善書者四大門戶王、庾、謝、郗均出於北方士族， 這次精英階層的大規模、大跨度的整體搬遷， 出其不意地將漢民族文化滲透波及的廣闊地域迅速壓縮至淮水、長江以南一帶(版圖僅為兩漢的三分之一不到)， 書法藝術在這兒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濃縮化、純粹化的過程洗禮， 長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遠， 富於創造。 他學鐘繇， 自能融化。 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 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
博采百家， 極眾體之妙
王羲之書法精進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 當時著名書法家瘐翼、郗愔名聲遠播， 瘐翼在荊州看見人們臨習王羲之書體， 不屑地說：“小兒輩乃賤家雞， 愛野鶩， 皆學(王)逸少書， 須吾還， 當比之。 ”瘐亮向王羲之求書法， 羲之謙虛道：“(瘐)翼在彼，
王羲之的書法處處滲透著魏晉崇尚的那種“不激不勵， 風規自遠”的“中和”之美， 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國文化精神， 使王氏書風雄霸書壇一千六百多年。 王羲之極眾體之妙， 而主要成就在楷書和行草書， 尤其是行書。 其書法具有溫潤超邁、神駿典雅的美學特徵。 傳世作品據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有465種， 由於朝代更迭， 戰亂頻仍， 至今已無任何真跡流傳下來， 現所能見到的多為摹拓本和以真跡為藍本的刻本。
帝王推崇， 盛書聖之名
考研王羲之“書聖”成名史， 可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學王羲之書法高潮。 也正是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學王高潮， 一步步夯實了王羲之千古“書聖”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學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時期， 主推手是梁武帝蕭衍。 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 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 蕭衍雲：“子敬之不迨逸少， 猶逸少之不迨元常。 ”雖然王羲之仍排在鐘繇之後，
梁武帝時期， 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書法， 當時內府秘藏的王羲之書跡已經雜有不少贗品。 梁武帝一方面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鑒定， 辨別真偽；另一方面， 他又將定為真跡的墨寶勾摹出許多副本， 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範本。 梁武帝曾雲：王羲之書字勢雄逸， 如龍跳天門， 虎臥鳳闕， 故歷代寶之， 永以為訓。 這句話後來成為後人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重要依據。
第二次學王羲之的書法高潮在唐朝， 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 唐太宗不僅廣為收羅王羲之法書， 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通過廣泛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蘭亭序》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後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而智永再傳于弟子辨才。據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蘭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後來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蘭亭序》真跡，從而騙取到手，獻給唐太宗。太宗得之，愛不釋手，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臨摹，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從此得以傳播。而自己則將真跡秘藏起來，死後還不肯放棄，殉葬於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
第三次學王高潮則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間的諸帝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蹟，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於棗木板上，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淳化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及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高宗亦曾臨《蘭亭序》賜孝宗，於帖後記曰：“須依次臨五百本。”孝宗書法與高宗書法不易分別，不無原因。由於宋代諸皇帝都對王羲之，對《蘭亭序》重視，使當時出現了士大夫家家都有《蘭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蘭亭序》各種版本上百種。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到宋朝時，王羲之已經被推上了“書聖”地位，明清以後只是承唐宋之餘波而已。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
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通過廣泛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蘭亭序》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後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而智永再傳于弟子辨才。據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蘭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後來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蘭亭序》真跡，從而騙取到手，獻給唐太宗。太宗得之，愛不釋手，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臨摹，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從此得以傳播。而自己則將真跡秘藏起來，死後還不肯放棄，殉葬於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
第三次學王高潮則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間的諸帝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蹟，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於棗木板上，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淳化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及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高宗亦曾臨《蘭亭序》賜孝宗，於帖後記曰：“須依次臨五百本。”孝宗書法與高宗書法不易分別，不無原因。由於宋代諸皇帝都對王羲之，對《蘭亭序》重視，使當時出現了士大夫家家都有《蘭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蘭亭序》各種版本上百種。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到宋朝時，王羲之已經被推上了“書聖”地位，明清以後只是承唐宋之餘波而已。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