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宋雲彬古籍整理獎中唯一一名編輯獎頒發給了現任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主任兼學術出版中心主任的俞國林。
自2001年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 俞國林就來到了中華書局做古籍整理方面的編輯工作， 時至今日已有16個年頭。 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在此次編輯獎的推薦中講道：“俞國林勇於承擔重點或煩難專案， 已完成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顧頡剛全集》、《全元詩》兩項， 現承擔《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的編輯出版工作。 ”
除了本職的編輯工作之外， 俞國林還用十多年的業餘時間整理出版了《呂留良全集》、《呂留良詩箋釋》等著作；撰寫了《孔尚任〈續古宮詞〉考證》《宮詞的産生及其流變》《呂留良與吳之振交遊述略》《宋雲彬舊藏書畫本事考》等學術文章，
俞國林
在被問及如何年紀尚輕就取得這麼多成就時， 俞國林表示最主要因為對古籍整理工作本身的喜愛，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借首屆“宋雲彬古籍整理獎”頒獎的機會專訪了俞國林， 訪談內容如下。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現在大家總是用功利的目光衡量古籍整理工作？在這種社會氛圍中， 古籍整理工作會受到影響嗎？比如也被要求追求一定的工作效率和產出。
俞國林：現在古籍整理很多都是專案制的， 不管是個人的自發要求， 還是從上到下的安排大都是如此。 如果從學術角度出發的古籍整理專案結果還好一些，
澎湃新聞：如果某部古籍整理已完成， 但還存在很多問題， 那麼再次整理的概率有多大？
俞國林：對於重要的古籍， 哪怕已有類似的整理本， 也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整理。 從中華書局的角度來說， 如果別人做了點校， 我們可能會做校證， 學術含量更高一些；如果別人做了校注， 當版本和校勘品質還可以提高的情況下， 也可以再做整理。
另外也要看書稿的重要程度， 有些書稿也不需要整理， 有些有一個整理本能用就行。
《顧頡剛全集》
澎湃新聞：促使具體某部古籍整理的動力一般都有哪些？出版會不會為某部古籍的整理帶來動力？
俞國林：我們一般有兩方面的考慮。 一個是古籍的重要程度， 另一種考慮是最基本書的不同整理方法。 比如像《論語》《易經》的注本在市面上非常多， 很多人都譯注、校注和賞析， 因為它們屬於最基本的典籍，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去詮釋它們。 好書是值得有多個版本的， 像李白、杜甫的詩文集都有很多版本， 一個出版社也會出好幾個類似的版本。
澎湃新聞：現在一部古籍整理著作出版， 編輯一般起到的是什麼作用？
俞國林：古籍整理的概念從上個世紀50、60年代逐漸形成的， 這幾十年中編輯所做的工作發生了一些變化。 以前的時候， 整理者本身就是某一部書或某一個古人的研究專家， 整理的品質和內容應該不會出現大的問題。我國有二千多年的圖書編纂學，那一代學者對於文獻的編纂和整理以及編纂圖書的凡例把握得比較到位。現在的很多整理者對編纂的體例和方式有時不是很明確，書稿做得雖也不錯，但在體例和格式上可能有很多細節問題。再者就是電子稿時代會帶來很多莫名其妙的問題。
古籍編輯必須要掌握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我們稱之為“編纂學”。不然的話只根據作者提供的書稿進行校對、排版，編輯一下就出版了，可能和古籍整理的標準會有點距離。編輯還要在編纂的方式和方法上使書稿最終符合古籍本身的規律和基本要求。
可以說現在做古籍編輯更加難了，對編輯提出的要求也更多了。
《全元詩》
澎湃新聞：您剛說到電子稿時代會出現很多問題，都有哪些？
俞國林：一方面，以前手寫時是用稿紙，稿紙的字型大小大小都是統一的，退幾格、空幾字都是手寫在上面，整理者自己也是知道的。一級標題、二級標題、三級標題，正文、注釋、校勘記的排布都有一定的規矩，標識得也比較清晰。而現在電子稿時代，有些整理者不知道電腦裡如何處理大小字、格式、空行、空格和退字等問題，有時整理內容在文檔裡一股腦出現，編輯看不清楚，很難理出層級來。所以如果編輯在這方面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將層級理出來，排版出來就會出現正文和注或標題不清楚等情況。
第二方面，文獻依據的來源更廣泛了。整理者以前要麼據原書標點，後來用影本，實在不行就鈔錄，再進行整理。現在基本直接輸入電腦，再做校訂，由於電子資料品質存在參差不齊的情況，而覆校原書極有可能出現遺漏，造成同音字、同形字等不同程度的訛誤。
第三種情況，古籍整理的書稿一般都用繁體字，而現在很多整理者先用簡體字錄入，之後再轉成繁體，這裡面莫名其妙的問題就更多了。因為繁體字、簡體字不是一一對應的，也不是點一下“簡轉繁”就能全部解決的，這其中涉及的文字回溯就需要編輯投入更多的精力。特別是詞與詞之間的變化很難辨識——字與字之間的變化還比較容易辨識，“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後”，即使發生了錯誤，但我們從語義中容易辨識，修改起來比較容易；但是詞與詞之間的變化，經常產生莫名其妙的轉換，如果不清楚或者沒看到的話，就會漏掉。
澎湃新聞：除了您上述所講的，現今的古籍整理還存在哪些問題或者困難？
俞國林：對於很多書稿來說，尋找合適整理者比較困難。或書稿整理得不到位，是否出版成為了問題，因為不出版挺可惜的，畢竟整理者花了很多時間；或有些書稿校勘記不規範，或只羅列了異同，甚至將一般的異體字也作為校勘內容，這就需要編輯逐條梳理，有的需要我們把校勘記全部重寫。這已經超出了編輯本身的工作範圍，會讓書稿的編輯時間延長。
現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樣的，高校、地方政府、科研機構或者個人也都希望書稿能夠早點出版。這個行當有句話：“時間和品質是成正比的”，編輯投入更多的時間，書稿品質可能就更好；編輯投入的時間少，有可能無法保證最後書稿品質能有多好。
但現在整個的風氣是這樣的，編輯也很無奈，有時候迫於各方面的要求，我們想多做一些時間可能條件也不允許，所以目前在時間投入上算是有比較大的困難。有的編輯也經常說，書稿要能再看一遍或兩遍就好了。有時候作者方也要求早點出版，可能涉及自身的需要。
還有就是，這個時代一切都是以效益考核的，古籍整理圖書的出版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圖書銷售的數量卻遠比一般圖書少，所以取得的效益回報和投入的時間來說是成反比的。
現在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確比較辛苦，做這種工作的人需要有一種特殊的情懷才能堅持得住，否則很難堅持。
《呂留良全集》
澎湃新聞：那現在年輕編輯的培養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俞國林：中華書局這幾年招的年輕人還不錯，都是相關專業出身的。至少對古籍整理和中華書局編輯情況的瞭解程度比較好，對傳統文化比較熱愛，是有一定情懷的。
培養一個優秀的古籍整理編輯如果沒有10年是不行的。但如果編輯從業10年，還沒什麼收入保障的話，也很難堅持得下去。目前給年輕人的待遇雖然還不能令人滿意，但這兩年中華書局也在探索，古籍部門如何進行相應的考核，讓年輕的古籍編輯在收入上有一定的保障。所以說，整體上還好。
澎湃新聞：和您現在取得的成績相比，在古籍編輯行列裡，您也算比較年輕的，您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之前也有報導講到您剛工作的時候勁頭很足的，您是怎樣把這種勁頭保持下來的？
俞國林：對我個人來說，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我到中華書局工作的時候剛本科畢業，年紀輕，所以最初的生活壓力也小一點。我當時心裡懷有一個念頭：像前人一樣先做五年學徒工再說，因為學徒工本來是沒有收入的，只管食宿。所以，心態比較好，剛開始的五年能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裡。
還有一點就是工作不能靠上班的那一小會兒，那點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我在中華書局每天的工作時間，門衛最清楚，來得比較早，走得也比較晚，週末基本上也都在，所以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肯定是要超出尋常的。但是因為喜好這份工作，所以我的生活一切都是以與工作有關的事情為主的。所以喜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願意多投入，再沒有其他的辦法。
《呂留良詩箋釋》
澎湃新聞：有評論將您稱為“學者型編輯”，您也有自己的著作，那您在做編輯當中有沒有想過換一條路走，比如去高校？
俞國林：換一條路好啊。哈哈。但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古籍整理工作應該是最為熟悉了，可以說做得得心應手；如果去高校，那裡的工作是以教學和科研為主，而我們的工作以出版為主，性質差別很大。
澎湃新聞：您覺得要做一個優秀的古籍編輯還需要怎樣的基本素養？
俞國林：要有文獻的基本知識，這是前提。還有就是要有鑽研的精神，其實古籍整理還不是想學就學得會的，還真是挺難的。其中涉及古籍的編纂方式，因為不同的書編纂方式不同，所以需要看很多的書。因為古籍的整理方式不同，編纂方式也不同，凡例、版式也不一樣。
還有就是需要真正的喜愛和堅持。做古籍整理很累的，不是誰都能堅持下來的。有人說“板凳一坐十年冷”，但對於古籍整理編輯而言，要做到“板凳一坐，一輩子冷”的氣概方可。好在現在大環境對傳統文化還是比較重視的，古籍整理也是其中的一方面。
澎湃新聞：那學校或者地方的古籍整理工作者有沒有請中華書局的編輯去做培訓，用你們的編輯經驗去幫助他們進行古籍整理工作？
俞國林：現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委託新聞出版研究院制定的《學術著作出版規範》裡有“古籍整理出版規範”的欄目，每年大概有一到兩次的培訓，不過針對的都是出版社、學報、各雜誌社的編輯。當然，高校與整理者和我們有重要專案合作的時候，我們會在整理之前就互相探討體例、格式和整理出版的方式，那樣就不會造成整理結果出來後才發現不合適、要推倒重來的情況，否則要浪費很多時間。我們將這種做法稱之為“編輯提前介入”，這也是老編輯經過多少年的實踐總結出的經驗。我們的編輯也有到高校去做講座的，講座形式的交流，所講的內容也比較寬泛，不能非常細緻，面面俱到。
整理的品質和內容應該不會出現大的問題。我國有二千多年的圖書編纂學，那一代學者對於文獻的編纂和整理以及編纂圖書的凡例把握得比較到位。現在的很多整理者對編纂的體例和方式有時不是很明確，書稿做得雖也不錯，但在體例和格式上可能有很多細節問題。再者就是電子稿時代會帶來很多莫名其妙的問題。古籍編輯必須要掌握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我們稱之為“編纂學”。不然的話只根據作者提供的書稿進行校對、排版，編輯一下就出版了，可能和古籍整理的標準會有點距離。編輯還要在編纂的方式和方法上使書稿最終符合古籍本身的規律和基本要求。
可以說現在做古籍編輯更加難了，對編輯提出的要求也更多了。
《全元詩》
澎湃新聞：您剛說到電子稿時代會出現很多問題，都有哪些？
俞國林：一方面，以前手寫時是用稿紙，稿紙的字型大小大小都是統一的，退幾格、空幾字都是手寫在上面，整理者自己也是知道的。一級標題、二級標題、三級標題，正文、注釋、校勘記的排布都有一定的規矩，標識得也比較清晰。而現在電子稿時代，有些整理者不知道電腦裡如何處理大小字、格式、空行、空格和退字等問題，有時整理內容在文檔裡一股腦出現，編輯看不清楚，很難理出層級來。所以如果編輯在這方面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將層級理出來，排版出來就會出現正文和注或標題不清楚等情況。
第二方面，文獻依據的來源更廣泛了。整理者以前要麼據原書標點，後來用影本，實在不行就鈔錄，再進行整理。現在基本直接輸入電腦，再做校訂，由於電子資料品質存在參差不齊的情況，而覆校原書極有可能出現遺漏，造成同音字、同形字等不同程度的訛誤。
第三種情況，古籍整理的書稿一般都用繁體字，而現在很多整理者先用簡體字錄入，之後再轉成繁體，這裡面莫名其妙的問題就更多了。因為繁體字、簡體字不是一一對應的，也不是點一下“簡轉繁”就能全部解決的，這其中涉及的文字回溯就需要編輯投入更多的精力。特別是詞與詞之間的變化很難辨識——字與字之間的變化還比較容易辨識，“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後”，即使發生了錯誤，但我們從語義中容易辨識，修改起來比較容易；但是詞與詞之間的變化，經常產生莫名其妙的轉換，如果不清楚或者沒看到的話，就會漏掉。
澎湃新聞：除了您上述所講的，現今的古籍整理還存在哪些問題或者困難？
俞國林：對於很多書稿來說，尋找合適整理者比較困難。或書稿整理得不到位，是否出版成為了問題，因為不出版挺可惜的，畢竟整理者花了很多時間；或有些書稿校勘記不規範，或只羅列了異同，甚至將一般的異體字也作為校勘內容，這就需要編輯逐條梳理，有的需要我們把校勘記全部重寫。這已經超出了編輯本身的工作範圍，會讓書稿的編輯時間延長。
現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樣的，高校、地方政府、科研機構或者個人也都希望書稿能夠早點出版。這個行當有句話：“時間和品質是成正比的”，編輯投入更多的時間，書稿品質可能就更好；編輯投入的時間少，有可能無法保證最後書稿品質能有多好。
但現在整個的風氣是這樣的，編輯也很無奈，有時候迫於各方面的要求，我們想多做一些時間可能條件也不允許，所以目前在時間投入上算是有比較大的困難。有的編輯也經常說，書稿要能再看一遍或兩遍就好了。有時候作者方也要求早點出版，可能涉及自身的需要。
還有就是，這個時代一切都是以效益考核的，古籍整理圖書的出版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圖書銷售的數量卻遠比一般圖書少，所以取得的效益回報和投入的時間來說是成反比的。
現在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確比較辛苦，做這種工作的人需要有一種特殊的情懷才能堅持得住，否則很難堅持。
《呂留良全集》
澎湃新聞：那現在年輕編輯的培養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俞國林：中華書局這幾年招的年輕人還不錯，都是相關專業出身的。至少對古籍整理和中華書局編輯情況的瞭解程度比較好，對傳統文化比較熱愛，是有一定情懷的。
培養一個優秀的古籍整理編輯如果沒有10年是不行的。但如果編輯從業10年，還沒什麼收入保障的話，也很難堅持得下去。目前給年輕人的待遇雖然還不能令人滿意，但這兩年中華書局也在探索，古籍部門如何進行相應的考核，讓年輕的古籍編輯在收入上有一定的保障。所以說，整體上還好。
澎湃新聞：和您現在取得的成績相比，在古籍編輯行列裡，您也算比較年輕的，您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之前也有報導講到您剛工作的時候勁頭很足的，您是怎樣把這種勁頭保持下來的？
俞國林：對我個人來說，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我到中華書局工作的時候剛本科畢業，年紀輕，所以最初的生活壓力也小一點。我當時心裡懷有一個念頭：像前人一樣先做五年學徒工再說，因為學徒工本來是沒有收入的，只管食宿。所以，心態比較好，剛開始的五年能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裡。
還有一點就是工作不能靠上班的那一小會兒，那點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我在中華書局每天的工作時間，門衛最清楚，來得比較早，走得也比較晚，週末基本上也都在，所以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肯定是要超出尋常的。但是因為喜好這份工作，所以我的生活一切都是以與工作有關的事情為主的。所以喜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願意多投入，再沒有其他的辦法。
《呂留良詩箋釋》
澎湃新聞：有評論將您稱為“學者型編輯”，您也有自己的著作，那您在做編輯當中有沒有想過換一條路走，比如去高校？
俞國林：換一條路好啊。哈哈。但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古籍整理工作應該是最為熟悉了，可以說做得得心應手；如果去高校，那裡的工作是以教學和科研為主，而我們的工作以出版為主，性質差別很大。
澎湃新聞：您覺得要做一個優秀的古籍編輯還需要怎樣的基本素養？
俞國林：要有文獻的基本知識，這是前提。還有就是要有鑽研的精神，其實古籍整理還不是想學就學得會的，還真是挺難的。其中涉及古籍的編纂方式，因為不同的書編纂方式不同，所以需要看很多的書。因為古籍的整理方式不同，編纂方式也不同，凡例、版式也不一樣。
還有就是需要真正的喜愛和堅持。做古籍整理很累的，不是誰都能堅持下來的。有人說“板凳一坐十年冷”，但對於古籍整理編輯而言，要做到“板凳一坐，一輩子冷”的氣概方可。好在現在大環境對傳統文化還是比較重視的，古籍整理也是其中的一方面。
澎湃新聞：那學校或者地方的古籍整理工作者有沒有請中華書局的編輯去做培訓，用你們的編輯經驗去幫助他們進行古籍整理工作？
俞國林：現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委託新聞出版研究院制定的《學術著作出版規範》裡有“古籍整理出版規範”的欄目，每年大概有一到兩次的培訓，不過針對的都是出版社、學報、各雜誌社的編輯。當然，高校與整理者和我們有重要專案合作的時候，我們會在整理之前就互相探討體例、格式和整理出版的方式，那樣就不會造成整理結果出來後才發現不合適、要推倒重來的情況，否則要浪費很多時間。我們將這種做法稱之為“編輯提前介入”，這也是老編輯經過多少年的實踐總結出的經驗。我們的編輯也有到高校去做講座的，講座形式的交流，所講的內容也比較寬泛，不能非常細緻，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