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3日， 隸屬于直系軍閥的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四省駐軍， 兵分四路圍攻控制由浙江督軍盧永祥所控制的上海、浙江兩地， 史稱“江浙戰爭”。 直系軍閥此次來勢洶洶， 一氣投入了7個師、14個混成旅， 如此龐大的兵力當然不是齊燮元一人所能調動， 其背後少不了主政北京的直系靈魂人物吳佩孚的全力支持。
自“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以來， 直系軍閥雖然牢牢的掌握了北京中樞以及江蘇、安徽等重要省份的軍政大權， 但從整個中國版圖上來看， 卻不難發現此時直系正深陷於雄踞關外的張作霖麾下的奉系大軍與固守上海、浙江的皖系段祺瑞所部的南北夾擊之中。
孫傳芳雖然成功驅逐了皖系在福建的代理人王永泉， 卻隨即陷入了與同為直系閩北護軍使周蔭人的爭鬥之中。 隨著孫中山麾下的“討賊軍”由於陳炯明背叛而被迫退入福建， 福建省的局勢更趨複雜。 長期以來， 奉系、皖系與孫中山所組建的廣東革命政府之間始終在謀劃聯合對抗直系。 1924年2月26日， 在孫中山對上海《民國日報》的記者表示：“北伐問題，
孫傳芳
面對直系方面的全力圍攻， 深知浙滬一旦有失， 則再無立足之地的皖系自然全力抵抗。 就在江浙戰爭爆發的第二天， 孫中山也在廣州大元帥府召開會議， 宣佈“援浙即以存粵”， 決定誓師北伐。 孫中山計畫首先進攻江西， 待到攻克江西後， 順江而下佔領安徽， 以後與浙滬聯軍會師于南京， 再沿津浦路北上， 聯合奉軍直搗北京， 推翻直系軍閥的統治。 但此時的廣州革命政府外有盤踞東江流域的陳炯明所部掣肘，
孫中山
廣州革命政府被迫按兵不動， 奉系的張作霖卻不能坐視皖系的覆滅。 9月15日， 張作霖發表致曹錕電， 形似最後通牒， 聲稱：“將由飛機以問足下之起居， 枕戈以待最後之回答”。 這番話當然不是虛言恫嚇。 自“第一次直奉戰爭”慘敗以來， 被迫退守關外的張作霖便全面秣馬厲兵， 準備捲土重來。 此時的奉軍已經擁有“飛虎”“飛鵬”“飛鷹”“飛豹”四個航空隊， 各型戰機五十余架， 飛行員近百人。 奉系空中勢力的飆升， 卻僅僅是張學良、郭松齡、楊宇霆等奉系新銳將領所推行的全面軍事改革的冰山一角。
張學良
“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慘敗之際， 多虧了張學良與郭松齡率領奉軍兩個混成旅且戰且退，
郭松齡
與此同時， 張作霖還接受張學良的建議， 將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 在瀋陽市大東邊門外， 重新建築槍， 炮彈， 炮等三廠， 並於庫房西側， 修築月臺， 鋪設鐵軌，
奉軍的重炮陣地
精兵強將加上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 構成了張作霖再度入關問鼎的物質基礎。 就在張作霖調侃曹錕說“近年為吳佩孚之傀儡”的同時， 奉系前鋒部隊已在熱河、山海關一線與直系軍隊全面交火。
不過奉系雖然來勢洶洶，但在主政直系軍事的吳佩孚看來卻是勝券在握。“江浙戰爭”自爆發以來，齊燮元所部江蘇駐軍雖然一度進攻受挫，但從福建方面突入浙江的孫傳芳所部卻勢如破竹。至9月18日已逼迫盧永祥放棄浙江、退守上海。直系兩線作戰的局面至此基本已經結束。吳佩孚可以從各條戰線抽調兵力，全力應對奉系的攻勢。
孫傳芳突然發力一舉扭轉江浙戰局的背後，固然有其在福建省內的諸多不如意的因素。孫傳芳出征之前曾發給官兵每人一本《入浙手冊》，申明不再返回福建，全軍唯有勇往直前，才能死中求活。每下一城，孫傳芳便宣佈：“實行軍民分治，浙軍與中央軍一視同仁，免除苛捐雜稅”，儼然已將浙江視為自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據說此時身居上海的日本駐華武官的岡村甯次也向孫傳芳部提供了諸多情報支援。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岡村寧次便長期在日軍參謀本部從事參謀和情報工作。之前日、德兩國圍繞青島展開激烈攻防之時，岡村寧次便以編撰戰史之名抵達戰區，隨後為日本駐華總武官青木宣純招攬，在北京的“青木機關”一干就是4年多。在此期間，青木宣純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和觀點自然不可避免的深植入岡村寧次的思想之中。在青木宣純看來，自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政局動盪，是扶植代理人“使其勢力日趨與東洋相合，成為我之附庸地”的絕佳時機。對於當時爭奪北京政權的直系和皖系兩派勢力，青木宣純似乎更傾向於直系，而對“心胸狹隘”的段祺瑞頗多微詞。
岡村寧次
青木宣純這種態度是否影響到了“江浙戰爭”中的岡村寧次雖不得而知，但站在當時岡村寧次的角度上，與自己有過“師生之誼”的孫傳芳顯然要與盧永祥更好打交道一些。10月初，直系江蘇、福建兩路大軍全面圍攻上海。10月13日，盧永祥見大勢已去，無奈通電下野。皖系方面雖然推舉徐樹錚為總司令，欲圖繼續作戰。但西方列強並不願意有著切身利益的上海淪為戰場，因此徐樹錚尚未來得及拼死一搏，便被英國巡捕送上了出國“考察”的遊輪。至此“江浙戰爭”以直系的全面獲勝而告終。
直系雖然成功拔除了皖系在長江中下游最後的地盤，但卻意外的丟失了北京中樞的控制權。10月11日，由古北口進駐灤平的直系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與奉軍秘密協議停戰。至此吳佩孚在山海關一線頂住奉軍猛撲，從熱河、秦皇島兩翼迂回包抄對手的戰略已然宣告破產。10月19日，在奉軍前線攻勢如潮，直系戰線岌岌可危的情況下，馮玉祥在灤平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宣佈“班師回京”。此時直系主力已經悉數投入前線，坐鎮北京的曹錕無力抵擋馮玉祥的大舉“逼宮”，被迫宣佈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史稱“北京政變”。
時代週刊上的吳佩孚
在奉系空軍紛紛揚揚投下的“馮玉祥倒戈”的傳單之中，直系在山海關一線的方向陷入“總崩潰”之中，吳佩孚起初還試圖集結數千精兵回救北京。但在奉系大批精銳騎兵圍追堵截之下，吳佩孚只能放棄北京，選擇退守天津，等待剛剛結束“江浙戰爭”的齊燮元、孫傳芳所部北上支援。但此時的直系已經陷入牆倒眾人推的窘境之中，山東督軍鄭士琦11月1日宣佈中立，並出兵佔領滄州、馬廠，炸毀津浦鐵路韓莊附近鐵道；同日，山西督軍閻錫山亦出兵石家莊，切斷京漢路之交通。齊燮元、孫傳芳兩人也忙著消化浙江、上海的地盤，更無心北上與兵強馬壯的奉系交鋒。走投無路的吳佩孚最終只能於11月3日晚從天津登艦南逃。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然以奉系的全面獲勝而告終。但無論從戰前“先南後北”的戰略決斷，還是直奉兩軍拉鋸于山海關一線時的戰術運用來看，吳佩孚都無愧於其“北洋儒將”之名。因此雖然最終兵潰于天津，但南下之後仍被視為直系諸省軍閥的“精神領袖”。張作霖雖然成功名義上控制了北京，但卻一時無法消弭馮玉祥的影響力，畢竟自“北京政變”以來馮玉祥所部所便控制了北京周邊要衝，而其將以溥儀為首的前清皇室趕出紫禁城的做法在當時更頗得人望。因此“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數月時間裡，張作霖不得不遵從馮玉祥“奉軍不得入關”的要求，將自己的軍事力量佈署于長城以外。
奉系前鋒部隊已在熱河、山海關一線與直系軍隊全面交火。不過奉系雖然來勢洶洶，但在主政直系軍事的吳佩孚看來卻是勝券在握。“江浙戰爭”自爆發以來，齊燮元所部江蘇駐軍雖然一度進攻受挫，但從福建方面突入浙江的孫傳芳所部卻勢如破竹。至9月18日已逼迫盧永祥放棄浙江、退守上海。直系兩線作戰的局面至此基本已經結束。吳佩孚可以從各條戰線抽調兵力，全力應對奉系的攻勢。
孫傳芳突然發力一舉扭轉江浙戰局的背後，固然有其在福建省內的諸多不如意的因素。孫傳芳出征之前曾發給官兵每人一本《入浙手冊》，申明不再返回福建，全軍唯有勇往直前，才能死中求活。每下一城，孫傳芳便宣佈：“實行軍民分治，浙軍與中央軍一視同仁，免除苛捐雜稅”，儼然已將浙江視為自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據說此時身居上海的日本駐華武官的岡村甯次也向孫傳芳部提供了諸多情報支援。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岡村寧次便長期在日軍參謀本部從事參謀和情報工作。之前日、德兩國圍繞青島展開激烈攻防之時，岡村寧次便以編撰戰史之名抵達戰區，隨後為日本駐華總武官青木宣純招攬，在北京的“青木機關”一干就是4年多。在此期間，青木宣純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和觀點自然不可避免的深植入岡村寧次的思想之中。在青木宣純看來，自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政局動盪，是扶植代理人“使其勢力日趨與東洋相合，成為我之附庸地”的絕佳時機。對於當時爭奪北京政權的直系和皖系兩派勢力，青木宣純似乎更傾向於直系，而對“心胸狹隘”的段祺瑞頗多微詞。
岡村寧次
青木宣純這種態度是否影響到了“江浙戰爭”中的岡村寧次雖不得而知，但站在當時岡村寧次的角度上，與自己有過“師生之誼”的孫傳芳顯然要與盧永祥更好打交道一些。10月初，直系江蘇、福建兩路大軍全面圍攻上海。10月13日，盧永祥見大勢已去，無奈通電下野。皖系方面雖然推舉徐樹錚為總司令，欲圖繼續作戰。但西方列強並不願意有著切身利益的上海淪為戰場，因此徐樹錚尚未來得及拼死一搏，便被英國巡捕送上了出國“考察”的遊輪。至此“江浙戰爭”以直系的全面獲勝而告終。
直系雖然成功拔除了皖系在長江中下游最後的地盤，但卻意外的丟失了北京中樞的控制權。10月11日，由古北口進駐灤平的直系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與奉軍秘密協議停戰。至此吳佩孚在山海關一線頂住奉軍猛撲，從熱河、秦皇島兩翼迂回包抄對手的戰略已然宣告破產。10月19日，在奉軍前線攻勢如潮，直系戰線岌岌可危的情況下，馮玉祥在灤平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宣佈“班師回京”。此時直系主力已經悉數投入前線，坐鎮北京的曹錕無力抵擋馮玉祥的大舉“逼宮”，被迫宣佈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史稱“北京政變”。
時代週刊上的吳佩孚
在奉系空軍紛紛揚揚投下的“馮玉祥倒戈”的傳單之中，直系在山海關一線的方向陷入“總崩潰”之中，吳佩孚起初還試圖集結數千精兵回救北京。但在奉系大批精銳騎兵圍追堵截之下，吳佩孚只能放棄北京，選擇退守天津，等待剛剛結束“江浙戰爭”的齊燮元、孫傳芳所部北上支援。但此時的直系已經陷入牆倒眾人推的窘境之中，山東督軍鄭士琦11月1日宣佈中立，並出兵佔領滄州、馬廠，炸毀津浦鐵路韓莊附近鐵道；同日，山西督軍閻錫山亦出兵石家莊，切斷京漢路之交通。齊燮元、孫傳芳兩人也忙著消化浙江、上海的地盤，更無心北上與兵強馬壯的奉系交鋒。走投無路的吳佩孚最終只能於11月3日晚從天津登艦南逃。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然以奉系的全面獲勝而告終。但無論從戰前“先南後北”的戰略決斷，還是直奉兩軍拉鋸于山海關一線時的戰術運用來看，吳佩孚都無愧於其“北洋儒將”之名。因此雖然最終兵潰于天津，但南下之後仍被視為直系諸省軍閥的“精神領袖”。張作霖雖然成功名義上控制了北京，但卻一時無法消弭馮玉祥的影響力，畢竟自“北京政變”以來馮玉祥所部所便控制了北京周邊要衝，而其將以溥儀為首的前清皇室趕出紫禁城的做法在當時更頗得人望。因此“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數月時間裡，張作霖不得不遵從馮玉祥“奉軍不得入關”的要求，將自己的軍事力量佈署于長城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