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跟他老師衛夫人是如何學書的，學習書法為什麼要由唐入晉

晉朝是書法藝術發展的一個顛峰期，藝術成就相當高，這是因為晉朝人離漢魏不遠，有大量流傳下來的墨蹟可供他們臨摹學習，

師承上又是家族親友間相傳，如韋誕將書法傳授給衛覬，衛覬傳給衛恒和衛夫人，衛恒和衛夫人傳給衛的中表，也就是書聖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王曠傳給王羲之，王羲之傳給王獻之，王獻之則傳給了羊欣……他們都是口傳手授，平時耳濡目染，轉益多師又勤于用功，自然也就容易有所成就，加上幾種書體到了晉代都已相當成熟，他們又都是精通這幾種書體的名家高手，因而也容易融會貫通而自成一體。再有晉代的人“豐神疏逸，姿致蕭朗，崇尚清談，專心藝事，視名利如煙雲，以自然為法則，不激不勵，風規自遠”。所以說，晉代的書法韻勝度高，這也是“風會所驅，勢有必然”。

周朝的時候，史官以籀文來教童子；漢朝的時候，以書法來錄用官員；晉朝的時候，設置了書學博士（“博士”一詞就是源于此），唐代則全面地採取這些措施，並且還設立了專門培養書法人材的“書學”，在唐代的最高學府中，有六種學校，它們是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第五是書學，銓選人材的條件，

有四個方面：一是身，二是言，三是書，四是判，第三就是書。可見書法在唐代，非常受重視。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二王書法，他叫王子都要學習二王書法，每帖都要臨寫五百遍，他自己也非常酷愛王羲之的《蘭亭序》，讓趙模、馮承素等書法家臨摹，然後作為獎賞，

頒賜給權貴朝臣。還為王羲之作傳，自古書家得帝王作傳，享此殊榮的僅此一人，一時士大夫都來宗法王右軍。虞世南本是親承智永禪師的傳授，深得智永的筆法，智永又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孫，因此，虞世南也是王羲之的嫡系書派，太宗也曾向他學習書法。就連出自北派書風的歐陽詢、褚遂良，為了迎合太宗的意趣，也不能不旁習右軍。弘福寺的和尚懷仁，受命遍搜王羲之的行書字跡，集成了《聖教序》。就是到了武后時，她也曾向王方慶索求右軍遺跡。由此可見，初唐崇尚王羲之的風氣，是多麼的盛行。由此還可見初唐書法與六朝和晉代的書法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稱得上是一脈相承。

後來的人學習晉代人的書法，認為要從初唐的書法學起，大體原因有兩種：

一、是初唐的書法家，繼承了六朝人的書法，他們以晉代人的書法垂範作則，橫直斜正、各盡其體、各盡其勢，正如蘇東坡所說“短長肥瘦各有態”，以自然為法，法外求法，所以說晉朝人的書法是包羅萬象、變化神奇，沒有窮盡；而唐朝的書法1、是王朝新建、百廢待興，一切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保證有一個正常的秩序來發展社會的各項事業，書法自然也不能例外；2、是與帝王的偏好和宣導有關。由此看來，唐代的書法以晉人為法也是理所當然。唐代的書法家將晉人的書法納入到法則中來，從此也就有了橫平豎直、點畫工整、形體端正等規矩，唐代的書法是法內求法，是在晉人的書法內求法，晉人的法已成“定法”，因此，唐代的書法也就受到了晉人的局限，這樣也就少了天趣，而有了法則和規矩。若是循著這樣的路子寫下去，也只能是重規疊矩，自然而然地就會使自己的天地越寫越小。而初學書法的人，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學規矩，後學變通，這又不失其為一條由唐入晉的正確途徑。

二、是初唐的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他們曾親眼見到過晉人的墨蹟，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晉人的用筆、用墨以及神彩氣韻，由於心摹手追的是真跡，所以臨摹學習也容易上手。初唐後，魏晉人的墨蹟已漸入內府秘藏，外人已不容易見到。當時流傳的雙勾本，一些好的版本，又為人所寶愛，密不示人，還有一些版本是一勾再勾，點畫肥瘦也不免失真，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韓愈曾說“羲之書法呈姿媚”，很顯然，韓愈所見的也許就是這些版本，所以才會有這樣有失公允的評論。還有一些偽跡本，不學尚可，一旦學了，積習反而難改。所以，黃庭堅說“學習晉代人的書法要從初唐入手”。說的也就是初唐書法家的書法，既有唐人的規矩法度、又有晉人的風範遺韻，由此入門，學成規矩，自可登堂入室。正如趙孟頫所說“得古人真跡數行，用心學之，便可名家”，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切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保證有一個正常的秩序來發展社會的各項事業，書法自然也不能例外；2、是與帝王的偏好和宣導有關。由此看來，唐代的書法以晉人為法也是理所當然。唐代的書法家將晉人的書法納入到法則中來，從此也就有了橫平豎直、點畫工整、形體端正等規矩，唐代的書法是法內求法，是在晉人的書法內求法，晉人的法已成“定法”，因此，唐代的書法也就受到了晉人的局限，這樣也就少了天趣，而有了法則和規矩。若是循著這樣的路子寫下去，也只能是重規疊矩，自然而然地就會使自己的天地越寫越小。而初學書法的人，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學規矩，後學變通，這又不失其為一條由唐入晉的正確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