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令十字街84號》寫道：一旦交流變得太有效率， 不再需要翹首引頸、兩兩相望， 某些情意也將因而迅速貶值不被察覺。
而書信， 正是這樣的保留情意和時間的特別方式。
近來， 一檔《見字如面》走紅， 當人們津津有味地聆聽一封書信時， 他們聆聽的是什麼？是一種情感的共鳴， 一種心理的共振。
巴金：請買幾包碎米芽菜
李致把巴老寫給他的300多封信原件正文， 一封封放在一個大資料夾裡， 保存得很細緻。
2017年春天的一個上午， 年近90歲的李致， 小心翼翼拿出厚厚的資料夾。 在鋪展得平平整整的信紙上， 在或有《收穫》雜誌的字樣的信紙， 或是出版社名稱抬頭的稿紙上， 巴老的書信字跡輕盈， 穿越幾十年時光， 更顯出特別的韻味。
“李致：我已回到上海。 正點到達。 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 仿佛做了一個美好的夢。 十七天過得這麼快！我說我返川為了還債， 可是舊債未還清，
多少人， 多少事牽動著我的心。 為了這個我也得活下去， 為了這個我也得寫下去。 代我謝謝所有被我麻煩過的人。 短短的十七天， 像投了一粒石子在池水裡， 石子沉在水底， 水面又平靜了。
但是我心裡並不平靜。 我相當疲勞， 這幾天什麼事也做不了， 但不會病倒的。 後天要去醫院拿藥並檢查。 結果怎樣， 下次告訴你。 寄上小書六冊， 每人一冊， 已在扉頁上寫明， 書寄在國煒處， 有一冊是宋輝要的。 祝：好！芾甘廿四日問候秀涓。 ”
1987年10月，
巴金從上海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成都。
在侄兒李致的接待安排下，
度過美好的17天。
返回上海後，
意猶未盡的巴金給李致寫了這封充滿感情的信。
李致是巴金大哥李堯枚（小說《家》裡覺新的生活原型）的兒子， 是巴金的親侄子。 按父輩排行， 李致叫他四爸。 巴金住在上海， 李致在成都工作， 叔侄之間有長達30多年的通信來往。
“除了日常的情感交流， 巴老在他給我寫的信中， 提到不少他的重要觀點：比如反對浪費國家財產在成都重建他的故居，
見字如晤。 往事溪流般緩緩地從眼前流過。 從巴老手書的信中， 李致還能辨認出巴老的身體狀況變化：
“他寫信的字很端正， 但是有一段時間， 他在信裡寫的字， 越來越小， 還超出格子。 我就問他， 是不是身體怎麼了？他說患了帕金森氏綜合征。 後來病情得到控制， 他又能把字寫進格子裡了。 ”
在1989年1月24日的一封信中， 正文末尾， 他特意加了一句備註：“請買幾包碎米芽菜， 謝謝！”
這表明， 巴金想念家鄉的味道了。 李致解釋， 巴老很喜歡家鄉味道， 喜歡聽川劇， 喜歡吃川菜， “尤其喜歡吃二姐兔丁、夫妻肺片、碎米芽菜這些。 巴老的要求， 我肯定會滿足。 二姐兔丁、夫妻肺片不方便寄， 碎米芽菜寄過幾次。 辣椒面、花椒面比較好寄， 寄的次數最多。 ”
巴老給李致寫的這些書信， 有很大一部分被影印成冊， 以《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為書名公開出版。
當看著這些書信原件時， 能強烈感到手寫筆跡的那種歷史感不可複製、無可替代。 除了傳達內容，書信的筆跡、筆觸，一起一落間仿佛能看到落筆者眉宇間的舒展與凝結，猶如一張承載寫信人表情的“性格照片”。
錢鐘書：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
在近現代學人中，錢鐘書應是寫信最勤、最多的一位。
1983年11月22日，他在給朋友宋淇的信中大吐苦水：
“弟去夏掛名副院長後，不相識人來函求推薦、作序、題詞之類，日必五六，雖多擱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憫者，不得不稍效綿薄，並作複書。”
他的夫人楊絳回憶：“鐘書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到案頭寫信。”
上世紀90年代，電視劇《圍城》熱播，帶動錢鐘書小說《圍城》再版暢銷，讓錢鐘書的粉絲從少數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羅大眾，名滿天下。一時間來信如雪片紛飛，讀信、覆信遂成了晚年錢鐘書一項重要工作，連他自己都感歎“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
除了應酬型回信，錢鐘書對與友人的通信，還是表現出積極的興趣。張愛玲好友、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之父宋淇，就收到過較多的錢鐘書信件。
宋淇比傅雷小11歲，比錢鐘書小9歲，他家世殷實，愛好文藝，父親是戲劇家，本人也是燕京大學高材生。
在抗戰末期、勝利前夕的上海，錢鐘書楊絳夫婦與傅雷和朱梅馥夫婦在宋淇家中相識，彼此稱為交心的好朋友。差不多每個週末都舉辦聚會，談古論今，而宋淇正是風度翩翩的文化沙龍主持人。
之後，宋淇移居香港生活工作。1979年，闊別三十年的某日，宋淇收到錢先生從北京寄來的信。據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宋家客廳》一書中透露：
“那封信用打字機打出，語言是典雅的英文。三十年沒聯絡的老友，錢鐘書第一句會說什麼呢？我讀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開一看，原來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兩本小冊子，非常感謝）。”
宋淇與錢氏夫婦的通信，由1979年開始一直寫到1989年，十年間共有138封。
宋淇寫信只用圓珠筆，信紙也有固定尺寸，語言一律是中文。
“但錢鐘書則毛筆、圓珠筆、打字機都用，似乎信手拈來，語言主要是文言，實際上每封信都點綴著多國語言，字體是行草之類，看他用毛筆寫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廣東話所謂‘舞龍咁舞’，我看著真是有點頭痛。”宋以朗介紹說。
錢鐘書在書信中，還有不少有關學術研究的內容片段，比如具體學問的見解，關於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態度等。
錢鐘書先生曾給他的好友鄭朝宗寫信談道，“大抵學問是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智慧高見閃爍其中。
央視《朗讀者》首期節目嘉賓之一、96歲的翻譯界泰斗許淵沖和主持人董卿的對談感動無數人。
許淵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錢鐘書正是給他授課的老師之一。在他的長文《憶錢鐘書》中，收入了近二十篇錢先生的來信，多是談論翻譯之事，其中頗多真知與灼見。在給許淵沖的一封英文信中，錢鐘書談到他的翻譯觀點。翻譯成中文大意如此：
“過於直白的翻譯與詩歌的精神相悖，而過於花哨又會有違于翻譯本身。‘無色玻璃般的翻譯會得罪詩，有色玻璃般的翻譯又會得罪譯’，陷入這樣一種兩難的局面中，我無疑是個失敗主義者了。我把整個事情當作是一種慎重考慮後的選擇——兩權相害取其輕。”
書信不需要面對面的客套，耽誤的時間也比較少，還做到了禮節上的尊重。在《楊絳傳》作者、學者羅銀勝看來，“錢鐘書楊絳夫婦不喜對外交際，也不喜歡開會、抛頭露面。書信其實就是他們的人際交往方式，是與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視窗。”
除了傳達內容，書信的筆跡、筆觸，一起一落間仿佛能看到落筆者眉宇間的舒展與凝結，猶如一張承載寫信人表情的“性格照片”。錢鐘書：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
在近現代學人中，錢鐘書應是寫信最勤、最多的一位。
1983年11月22日，他在給朋友宋淇的信中大吐苦水：
“弟去夏掛名副院長後，不相識人來函求推薦、作序、題詞之類，日必五六，雖多擱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憫者，不得不稍效綿薄，並作複書。”
他的夫人楊絳回憶：“鐘書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到案頭寫信。”
上世紀90年代，電視劇《圍城》熱播，帶動錢鐘書小說《圍城》再版暢銷，讓錢鐘書的粉絲從少數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羅大眾，名滿天下。一時間來信如雪片紛飛，讀信、覆信遂成了晚年錢鐘書一項重要工作，連他自己都感歎“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
除了應酬型回信，錢鐘書對與友人的通信，還是表現出積極的興趣。張愛玲好友、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之父宋淇，就收到過較多的錢鐘書信件。
宋淇比傅雷小11歲，比錢鐘書小9歲，他家世殷實，愛好文藝，父親是戲劇家，本人也是燕京大學高材生。
在抗戰末期、勝利前夕的上海，錢鐘書楊絳夫婦與傅雷和朱梅馥夫婦在宋淇家中相識，彼此稱為交心的好朋友。差不多每個週末都舉辦聚會，談古論今，而宋淇正是風度翩翩的文化沙龍主持人。
之後，宋淇移居香港生活工作。1979年，闊別三十年的某日，宋淇收到錢先生從北京寄來的信。據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宋家客廳》一書中透露：
“那封信用打字機打出，語言是典雅的英文。三十年沒聯絡的老友，錢鐘書第一句會說什麼呢？我讀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開一看，原來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兩本小冊子，非常感謝）。”
宋淇與錢氏夫婦的通信，由1979年開始一直寫到1989年，十年間共有138封。
宋淇寫信只用圓珠筆，信紙也有固定尺寸，語言一律是中文。
“但錢鐘書則毛筆、圓珠筆、打字機都用，似乎信手拈來，語言主要是文言，實際上每封信都點綴著多國語言，字體是行草之類，看他用毛筆寫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廣東話所謂‘舞龍咁舞’，我看著真是有點頭痛。”宋以朗介紹說。
錢鐘書在書信中，還有不少有關學術研究的內容片段，比如具體學問的見解，關於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態度等。
錢鐘書先生曾給他的好友鄭朝宗寫信談道，“大抵學問是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智慧高見閃爍其中。
央視《朗讀者》首期節目嘉賓之一、96歲的翻譯界泰斗許淵沖和主持人董卿的對談感動無數人。
許淵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錢鐘書正是給他授課的老師之一。在他的長文《憶錢鐘書》中，收入了近二十篇錢先生的來信，多是談論翻譯之事，其中頗多真知與灼見。在給許淵沖的一封英文信中，錢鐘書談到他的翻譯觀點。翻譯成中文大意如此：
“過於直白的翻譯與詩歌的精神相悖，而過於花哨又會有違于翻譯本身。‘無色玻璃般的翻譯會得罪詩，有色玻璃般的翻譯又會得罪譯’，陷入這樣一種兩難的局面中，我無疑是個失敗主義者了。我把整個事情當作是一種慎重考慮後的選擇——兩權相害取其輕。”
書信不需要面對面的客套，耽誤的時間也比較少，還做到了禮節上的尊重。在《楊絳傳》作者、學者羅銀勝看來，“錢鐘書楊絳夫婦不喜對外交際，也不喜歡開會、抛頭露面。書信其實就是他們的人際交往方式，是與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