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Pearl S. Buck）， 直譯珀爾·巴克， 美國作家、人權和女權活動家。 1892年6月26日出生， 出生4個月後即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 在鎮江度過了童年、少年， 進入到青年時代， 前後長達18年之久。 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近40年， 她把中文稱為“第一語言”， 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
“吾由白克夫人小說， 知其細膩， 由白克夫人之批評， 知其偉大。 ”這是林語堂在《白克夫人之偉大》一文中寫下的語句。
在美國，
賽珍珠出身于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家庭， 1892年出生僅幾個月就被父母帶到中國， 除了去美國上了幾年學， 四十歲前一直在中國居住。 如果不是她突然在193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她一定是一個生活在中國， 默默無聞的相夫教子的洋婦女。 賽珍珠從小生活在江蘇鎮江， 父親在附近鄉村傳教， 經常把女兒帶在身邊， 所以她很熟悉江南鄉村生活， 巧合的是，
此外， 賽珍珠的家庭氛圍同樣為她提供了早期教育的主要來源。 她的父親賽兆祥是學者型的傳教士， 瞭解儒學和佛教， 母親凱麗對文學， 藝術和音樂有素養， 賽珍珠從小就能操中英兩種語言， 並熟知中國百姓的生活， 這極大地滋養了她日後的文學創作。
由於賽珍珠所處的生活的環境， 她的寫作對象主要是中國農村， 普通的農民， 這本是一個很偏僻的領域， 特別一個外國人， 以西方的文化背景， 觀察和描寫中國農民的生活， 產生了獨特的視角。 但是她的這些小說在出版商那裡長期受到冷遇， 紛紛被退稿，
在林語堂落魄時相識生活在大師集結的年代裡， 賽珍珠同多位文學大師關係密切。 林語堂便是其中之一，有人說，林語堂是賽珍珠淘到的寶。的確，在林語堂事業低谷的時候，是賽珍珠伯樂識馬，讓林語堂有翻身的機會。
1934年，賽珍珠離婚並嫁給第二任丈夫華爾希，華爾希是約翰·戴出版公司總裁，該公司正面臨倒閉風險，為幫助丈夫，賽珍珠開始物色合適的中國作家。起先，她並未注意到林語堂，因林既在政府部門掛銜，又編教材、辦雜誌、開專欄，無暇嚴肅創作，影響了文名。
1934年，是林語堂最倒楣的階段，主持的雜誌《人間世》嚴重虧損，又與多年好友魯迅斷交。林語堂留學，是胡適掏自己腰包贊助的，回國後，林卻投向與胡適對立的“語絲派”，可見他與魯迅交情之深。但兩人對傳統評價不一，已存裂痕，後林語堂主張幽默，被野容（廖沫沙）痛批，魯迅也稱之為“麻醉文學”。
一次飯桌上，幾名廣東籍作家講粵語，別人聽不懂，林語堂便用洋涇浜來逗趣，魯迅厲聲道：“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啞口無言。1934年，“左聯”辦了《太白》雜誌，全力批判林語堂的閒適小品，令其處境尷尬。四面楚歌中，聽說有人要請賽珍珠吃飯，林語堂立刻提出，希望把自己的座席排到賽珍珠旁。飯局結束時，賽珍珠說：“各位如果有新作，我可以做介紹人，在美國刊行。”大家覺得是客套，也沒當真，而林語堂當晚就把自己在英文報紙上發表的幾百篇短評翻出，送到賽珍珠下榻的酒店。
幾天後，賽珍珠約林語堂見面，其先生華爾希也趕來，共商出一本介紹中國文化的通俗讀物，即後來轟動美國的《吾國與吾民》。賽珍珠定此選題，因她意識到經濟大蕭條後，美國讀者想看些異域情調來減壓。10個月後，林語堂如約交稿，賽珍珠充分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予以力推，並請名家為其做宣傳，取得了巨大成功，短短4個月內便翻了7版，這一年林語堂正好40歲。
賽珍珠兩次薦林為諾獎候選人
然而，《吾國與國民》在國內卻引起軒然大波，因為書中也調侃國人陋習的內容，被指為“賣國家和賣人民”。
1936年初，在賽珍珠反復邀請下，林語堂全家赴美，接受她的建議，開始寫《生活的藝術》。為推廣這本書，賽珍珠在1938年的“全美圖書展覽會”上特意舉辦了一個“林語堂比賽”，題目就根據書中第一章內容設計。林語堂在國內寫稿從來不改，而寫這本書時，華爾希幾次提出意見，雖改動較大，林語堂均一一照辦。
《生活的藝術》取得了更大成功，這一年，賽珍珠贏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年，林語堂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說《京華煙雲》。
1940年，賽珍珠推薦林語堂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可惜正值歐戰，諾獎停擺。1950年，賽珍珠再次推舉林語堂，但評審委員會認為林寫的都是英語小說，無法代表中國文學。1938年，林語堂在中國銀行存了23萬銀元，抗戰結束後，物價上漲6萬倍，幾近血本無歸。而林語堂為研究中文打字機，又花光了10萬美金。上世紀40年代末，林語堂幾乎破產，曾向賽珍珠借錢，遭絕。但直到1953年，雙方才翻臉，因林語堂發現版稅有問題，按慣例，出海外版，出版公司抽10%，而約翰·戴公司卻抽了50%，且版權不歸林語堂。林語堂要求收回版權，並準備對簿公堂，後經友人調解，林要回了版權。在此期間，賽珍珠還看過他一次。1954年10月，林語堂準備去南洋大學任校長，行前給賽珍珠發電報，但賽珍珠未回應，林語堂怒道：“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1955年，他將《遠景》一書交給另一家出版社，與賽珍珠關係徹底破裂。
據《賽珍珠：一個內心充滿矛盾的女人》一書稱，1924年，為報復丈夫，賽珍珠曾找了一個中國情人，即徐志摩。時泰戈爾訪華，徐全程陪同到了南京，賽珍珠正好在金陵大學任教。
文學家董鼎山曾說：“徐志摩與賽珍珠的羅曼史，于1928年徐志摩再度赴英國後告一段落。對這件豔事有興趣者，可以讀賽珍珠於1975年出版的小說《北京來書》。此書近於是自傳體，映射她與徐志摩的關係經過。”
但董說有漏洞：一是泰戈爾1924年4月來華，賽珍珠夏末便與丈夫回美考研究生，徐賽二人接觸時間太少；二是1924年至1926年徐志摩熱戀陸小曼，不可能和賽持續到1928年。
賽珍珠在第一本自傳裡提到了徐志摩：“有一個年輕漂亮的詩人，他才華橫溢……我們這位‘中國的雪萊’年紀輕輕就死了。我為此深感悲哀，因為他很有能力，如果能擺脫雪萊的影響，他也許會找到自我的。”這是批評當時中國作家過分模仿西方。
賽珍珠比徐大4歲，當時已32歲，對徐志摩有多大吸引力呢？《北京來書》中講了一對異族青年衝破偏見相愛的故事，很難看出徐、賽的影子。
可見，文藝界的花邊新聞，可信度也值得討論啊！
客觀上來說，賽珍珠寫作以中國題材為主，並在美國產生很大影響，世界通過她對中國有更多瞭解，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了。但是在中國，尤其是在當時的中國，賽珍珠並沒有受到很高的榮譽和尊重，甚至受到非議和冷遇。個中緣由和中國近代的民族遭遇有關。西方人在近代有很大優越感，即使中國知識份子階層也對西方有一種又恨又愛的複雜情緒，對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又衝突又融合中難以把握。賽珍珠的《大地》寫的是中國農村比較真實的生活，寫了農民對土地執著的愛，並報很大善意的同情，但是由於真實，也不免反映了農民那種狹隘，愚昧和貧困。如果中國作家去寫這些，人們不會覺得反感，而外國人那怕善意的描畫些中國社會的陰暗面，就難免讓中國人感到自尊的傷害。例如俄羅斯的小說《旅順口》，史達林熱心地請毛澤東欣賞由此改編的舞劇，卻引來中方的強烈抗議，安東尼奧尼拍攝的《中國》，基本是客觀地反映了文革期間普通人們的生活，甚至儘量美化，還是被批判成辱華，反華別有用心之作。在中美交惡的期間，幾乎以前一切中美文化間的活動都被看作文化侵略。
此外，當時的一些著名作家對賽珍珠也是存有偏見的。比如魯迅，對賽珍珠的評價也是值得玩味：“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元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立場而已。”魯迅批評賽珍珠，因其對國民性有更深刻認識，故刻意批判傳統農民身上保守、麻木、愚昧的一面，他認為賽珍珠有過於“拔高”之嫌。1936年魯迅在給友人信中，曾表示對賽珍珠的評價可能不妥，但魯迅不久後便去世了。茅盾、巴金對賽珍珠評價都不高，胡風說：“《大地》雖然多少提高了歐美讀者對於中國的瞭解，但同時也就提高了他們對於中國的誤會。”
林語堂便是其中之一，有人說，林語堂是賽珍珠淘到的寶。的確，在林語堂事業低谷的時候，是賽珍珠伯樂識馬，讓林語堂有翻身的機會。1934年，賽珍珠離婚並嫁給第二任丈夫華爾希，華爾希是約翰·戴出版公司總裁，該公司正面臨倒閉風險，為幫助丈夫，賽珍珠開始物色合適的中國作家。起先，她並未注意到林語堂，因林既在政府部門掛銜，又編教材、辦雜誌、開專欄，無暇嚴肅創作，影響了文名。
1934年，是林語堂最倒楣的階段，主持的雜誌《人間世》嚴重虧損，又與多年好友魯迅斷交。林語堂留學，是胡適掏自己腰包贊助的，回國後，林卻投向與胡適對立的“語絲派”，可見他與魯迅交情之深。但兩人對傳統評價不一，已存裂痕，後林語堂主張幽默，被野容（廖沫沙）痛批，魯迅也稱之為“麻醉文學”。
一次飯桌上，幾名廣東籍作家講粵語，別人聽不懂，林語堂便用洋涇浜來逗趣，魯迅厲聲道：“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啞口無言。1934年，“左聯”辦了《太白》雜誌，全力批判林語堂的閒適小品，令其處境尷尬。四面楚歌中，聽說有人要請賽珍珠吃飯，林語堂立刻提出，希望把自己的座席排到賽珍珠旁。飯局結束時，賽珍珠說：“各位如果有新作，我可以做介紹人，在美國刊行。”大家覺得是客套，也沒當真，而林語堂當晚就把自己在英文報紙上發表的幾百篇短評翻出，送到賽珍珠下榻的酒店。
幾天後，賽珍珠約林語堂見面，其先生華爾希也趕來，共商出一本介紹中國文化的通俗讀物，即後來轟動美國的《吾國與吾民》。賽珍珠定此選題，因她意識到經濟大蕭條後，美國讀者想看些異域情調來減壓。10個月後，林語堂如約交稿，賽珍珠充分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予以力推，並請名家為其做宣傳，取得了巨大成功，短短4個月內便翻了7版，這一年林語堂正好40歲。
賽珍珠兩次薦林為諾獎候選人
然而，《吾國與國民》在國內卻引起軒然大波，因為書中也調侃國人陋習的內容，被指為“賣國家和賣人民”。
1936年初，在賽珍珠反復邀請下，林語堂全家赴美，接受她的建議，開始寫《生活的藝術》。為推廣這本書，賽珍珠在1938年的“全美圖書展覽會”上特意舉辦了一個“林語堂比賽”，題目就根據書中第一章內容設計。林語堂在國內寫稿從來不改，而寫這本書時，華爾希幾次提出意見，雖改動較大，林語堂均一一照辦。
《生活的藝術》取得了更大成功，這一年，賽珍珠贏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年，林語堂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說《京華煙雲》。
1940年，賽珍珠推薦林語堂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可惜正值歐戰，諾獎停擺。1950年，賽珍珠再次推舉林語堂，但評審委員會認為林寫的都是英語小說，無法代表中國文學。1938年，林語堂在中國銀行存了23萬銀元，抗戰結束後，物價上漲6萬倍，幾近血本無歸。而林語堂為研究中文打字機，又花光了10萬美金。上世紀40年代末，林語堂幾乎破產，曾向賽珍珠借錢，遭絕。但直到1953年，雙方才翻臉，因林語堂發現版稅有問題，按慣例，出海外版，出版公司抽10%，而約翰·戴公司卻抽了50%，且版權不歸林語堂。林語堂要求收回版權，並準備對簿公堂，後經友人調解，林要回了版權。在此期間，賽珍珠還看過他一次。1954年10月，林語堂準備去南洋大學任校長，行前給賽珍珠發電報，但賽珍珠未回應，林語堂怒道：“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1955年，他將《遠景》一書交給另一家出版社，與賽珍珠關係徹底破裂。
據《賽珍珠：一個內心充滿矛盾的女人》一書稱，1924年，為報復丈夫，賽珍珠曾找了一個中國情人，即徐志摩。時泰戈爾訪華，徐全程陪同到了南京，賽珍珠正好在金陵大學任教。
文學家董鼎山曾說：“徐志摩與賽珍珠的羅曼史，于1928年徐志摩再度赴英國後告一段落。對這件豔事有興趣者，可以讀賽珍珠於1975年出版的小說《北京來書》。此書近於是自傳體，映射她與徐志摩的關係經過。”
但董說有漏洞：一是泰戈爾1924年4月來華，賽珍珠夏末便與丈夫回美考研究生，徐賽二人接觸時間太少；二是1924年至1926年徐志摩熱戀陸小曼，不可能和賽持續到1928年。
賽珍珠在第一本自傳裡提到了徐志摩：“有一個年輕漂亮的詩人，他才華橫溢……我們這位‘中國的雪萊’年紀輕輕就死了。我為此深感悲哀，因為他很有能力，如果能擺脫雪萊的影響，他也許會找到自我的。”這是批評當時中國作家過分模仿西方。
賽珍珠比徐大4歲，當時已32歲，對徐志摩有多大吸引力呢？《北京來書》中講了一對異族青年衝破偏見相愛的故事，很難看出徐、賽的影子。
可見，文藝界的花邊新聞，可信度也值得討論啊！
客觀上來說，賽珍珠寫作以中國題材為主，並在美國產生很大影響，世界通過她對中國有更多瞭解，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了。但是在中國，尤其是在當時的中國，賽珍珠並沒有受到很高的榮譽和尊重，甚至受到非議和冷遇。個中緣由和中國近代的民族遭遇有關。西方人在近代有很大優越感，即使中國知識份子階層也對西方有一種又恨又愛的複雜情緒，對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又衝突又融合中難以把握。賽珍珠的《大地》寫的是中國農村比較真實的生活，寫了農民對土地執著的愛，並報很大善意的同情，但是由於真實，也不免反映了農民那種狹隘，愚昧和貧困。如果中國作家去寫這些，人們不會覺得反感，而外國人那怕善意的描畫些中國社會的陰暗面，就難免讓中國人感到自尊的傷害。例如俄羅斯的小說《旅順口》，史達林熱心地請毛澤東欣賞由此改編的舞劇，卻引來中方的強烈抗議，安東尼奧尼拍攝的《中國》，基本是客觀地反映了文革期間普通人們的生活，甚至儘量美化，還是被批判成辱華，反華別有用心之作。在中美交惡的期間，幾乎以前一切中美文化間的活動都被看作文化侵略。
此外，當時的一些著名作家對賽珍珠也是存有偏見的。比如魯迅，對賽珍珠的評價也是值得玩味：“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元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立場而已。”魯迅批評賽珍珠，因其對國民性有更深刻認識，故刻意批判傳統農民身上保守、麻木、愚昧的一面，他認為賽珍珠有過於“拔高”之嫌。1936年魯迅在給友人信中，曾表示對賽珍珠的評價可能不妥，但魯迅不久後便去世了。茅盾、巴金對賽珍珠評價都不高，胡風說：“《大地》雖然多少提高了歐美讀者對於中國的瞭解，但同時也就提高了他們對於中國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