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樹溪聲細碎， 迎人鳥唱紛嘩。
共穿幽徑趁溪斜。
我為君拾葚， 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濱同坐， 驕陽有樹相遮。
語深渾不管昏鴉。
此時君與我， 何處更容他？
—— 《臨江仙》 胡適為韋蓮司作 1939
如果你不曾知道這詞背後的故事， 你會以為這是一對廝守相伴的戀人， 兩情繾綣， 地久天長。 而事實是， 他們沒有相濡以沫， 只能相望於江湖。 隔洋相望了50年。 今天我們就來和大家聊一下胡適與韋蓮司的故事。
1
胡適與他的小腳夫人江冬秀無情人終成眷屬， 並且一起慢慢變老， 被很多喜歡胡適的人認為是自己所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事。
徐志摩死後， 胡適曾以“愛、美、自由”來概括他的一生， 語調極沉痛、極深情， 其實徐志摩所做的正是胡適想做而沒做到的。 胡適一生的愛情與婚姻儘管極具犧牲精神， 但並非一潭死水， 他也曾犯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即出軌。
其中最有名的風流韻事有兩則：一是他和表妹曹誠英的婚外戀， 兩人在杭州度過了一段“柔情似水、佳期如夢”的日子， 也曾有過山盟海誓， 只可惜被江冬秀的一把菜刀砍斷了這份姻緣；二是他和美國戀人韋蓮司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柏拉圖之戀。
1910年9月， 胡適作為第二批考上庚子賠款公費留美的學生之一， 來到了位於紐約州北部綺色佳小城的康奈爾大學， 這是胡適7年留學歲月和二十六七年美國歲月的開始， 同時也是未來大師“漫漫自由路”的第一步。 與胡適同入康奈爾的， 還有後來名列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
綺色佳依山面湖， 風景秀麗， 康奈爾大學掩映在山上的綠樹濃蔭中， 委實是個談戀愛的好地方。 而留學生們都風華正茂、血氣方剛， 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之餘不免也“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因此每天都有許多愛情故事在康奈爾發生或者終結。
美國康奈爾大學
就連後來以模範丈夫著稱的趙元任也在此屢屢破戒，
1914年6月8日， 一個星期一， 胡適第一次拜訪韋蓮司。 韋蓮司的父親是耶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教授， 在教授家吃飯的時候， 胡適與韋蓮司小姐第一次接觸， 這時她正在紐約藝術學校就讀， 回來度暑假。 韋蓮司談吐不凡、性格豪爽、“不媚俗”， 給胡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讓他鼓起勇氣， 少見地去專程拜訪一個女孩。
胡適與韋蓮司的第一次“約會”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用“一見鍾情”來形容可能略帶誇張，
韋蓮司是白人女孩， 家境良好， 儀態端莊。 雖然她在年紀上比胡適足足大了6歲， 但像胡適這樣自幼喪父、由寡母撫養成人的男子最容易產生戀母情結， 那個時候胡適又年輕， 姐弟戀正好適合。 再加上韋蓮司人品之高、學識之富以及見解之深刻都讓胡適仰慕不已， 他對韋蓮司的情感， 是一種由敬意主導的愛意。
在胡適的《留學日記》中， 留下了許多對韋蓮司毫無保留的讚語， 它將之描繪成一個新女性的理想典型：
“其人極能思想， 讀書甚多， 高潔幾近狂狷， 雖生富家而不事服飾”， “其待人也， 開誠相示， 傾心相信， 未嘗疑也，
進而感歎：“餘所見女子多矣， 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 惟一人耳。 ”
胡適和韋蓮司年輕時
韋蓮司對於胡適的感情， 同樣至誠熱烈， 以她的才華容貌， 拜倒在其石榴裙下的男孩並不乏人， 之所以熬成近三十歲的老姑娘還獨守空閨， 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眼高於頂， 看不上那些追求者。 當時的美國大學生， 正如胡適所言“大多數皆不讀書， 不能文， 談吐鄙陋， 而思想固隘”， 胡適的到來， 讓韋蓮司第一次體驗到了“人生得一知己”的快樂， 又正如一個高手找到了可以和自己匹敵的對手， 怎不欣喜若狂， 刹那間， 心中所有的防線全部為之洞開。
胡適與韋蓮司的情意經過一個炙熱夏天的孵化後，在秋天這個戀愛的佳季，已經蠢蠢欲動並最終破殼而出。於是，在胡適這年秋天的日記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他和韋蓮司一起出遊的記載。中國人把愛當成一種結果，喜歡關起門來談愛情；而西方人則把愛當成一種過程，喜歡在路上談愛情，因此這段時間胡適經常與韋蓮司一起出遊。且看1914年10月20日胡適所記：
星期六日與韋蓮司女士出遊，循湖濱行，風日絕佳。道盡乃折而東，行數裡至厄特娜村，始折回，經林家村而歸。天雨數日，今日始晴明，落葉遮徑，落日在山，涼風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時之久，以且行且談，故不覺日之晚也……餘等回至女士家已六時，即在彼晚餐。晚餐後，圍爐坐談，至九時始歸。
瞧，這就是一首《秋日的私語》，簡直有點樂不思歸的味道了。11月3日，胡適的日記中又有“韋女士與予行月光中”一條，此時已經漸近深秋，但是蕭瑟的秋風卻擋不住濃濃的愛意。胡適儘管已經和江冬秀有婚約在身，但是從愛情的角度來說，這卻是他的初體驗，對於韋蓮司來說亦然，初戀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感覺，尤其是在初戀的物件沒有成為結婚物件的情況下。
他們情意綿綿，甚至有點難捨難分。儘管彼此就讀的學校相距並不遠，可是當10天后韋蓮司要返回紐約時，胡適依依不捨的將自己早年在上海所作的《秋柳》一詩送給韋蓮司：
已見蕭颼萬木摧，尚餘垂柳拂人來。
憑君漫說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如此溫柔，如此敏感，胡適在與江冬秀相處的大半生中似乎從未有過。
1914年11月26日，胡適在給韋蓮司的信中有點“情不自禁”地寫道：
我簡直無法表示在過去幾個月裡——多麼短暫的幾個月啊——我是如何地沉浸在你的友誼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這麼說是不是不合適——一個朋友對另一個說，她曾經是他最感念也是給他啟發最多的一個人，要是這麼說有違此地社交規矩，那麼，我相信這個社交規矩的本身是不對的。
這被認為是胡適致韋蓮司信中真情流露得最“奔放”的一封信，令人失望的是，似乎也就止步於此。
2
除了約會與一起出遊外，由於大部分時間處於兩地分隔的狀態，胡適與韋蓮司更多地是通過頻繁的書信往來互吐心跡，彼此之間鴻雁不斷。
不過，從書信的內容來看，自1914年兩人開始交往到1917年胡適回國，胡適主要還是把韋蓮司當成“知識上的伴侶”，知識上的討論多於個人的私情，討論的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國際關係、家庭和婚姻等方面，這些交流對胡適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適有他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他三歲喪父，由母親一手拉扯大，母親的含辛茹苦讓胡適覺得自己一輩子也報答不了，後來他又因為求學而長時間離開母親，生不能養，病不能侍，所以更有了一種刻骨銘心的愧疚感。
因此，儘管他對母親擅自做主讓自己與江冬秀訂婚之事深以為苦，但自始至終都不願意違背母命，甚至到了母親死後仍然虔誠地恪守她的遺願，再未他娶。當身邊的好友徐志摩、趙元任等人紛紛與舊式婚姻分道揚鑣時，這位新時代浪潮中反封建、反禮教的“帶頭大哥”卻在自己的婚姻上躲進小樓成一統，不能不說是一道獨特而又悲壯的文化風景線。
胡適赴美之後，母親擔心他被花花世界迷惑，在信中反復叮囑他“男女交際尤須留心”。胡適什麼事情都不會瞞著母親，和韋蓮司交往後，他一五一十地向母親報告，信中說：“兒在此邦所認識之女友以此君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見識高尚，兒得其教益不少。”
胡母愛兒子，在其他事情上都糊塗或假裝糊塗，唯獨在此事上清醒萬分，她一聽就知道這小子肯定動了花花腸子了，頓時又氣又急。此外，這世界上傳播最快的是什麼？流言！胡適與韋蓮司親密接觸沒多久，關於胡適在外面金屋藏嬌的謠言就已經漂洋過海傳到了胡母的耳朵裡了，這更加劇了她的焦慮。
情急之下，胡母於1915年8月寫信給兒子，要他趕緊回來完婚，語意之急切形諸筆端。胡適沒有想到自己小小的風流韻事讓老母親如此傷心，趕緊寫信詛咒發誓自己毫無另娶之心：
兒久已認江氏之婚約為不可毀，為不必毀，為不當毀。兒久已自認為已聘未婚之人，兒久已認冬秀為兒未婚之妻，故兒在此邦與女子交際往來，無論其為華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兒為已聘未婚之男子。兒既不存擇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覬覦之意。
我們無法考證胡適當年寫這封信時的心情，或許正像林覺民寫《與妻書》一樣——淚珠與筆墨齊下！周質平在《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中寫道：“胡適在‘不可毀’、‘不必毀’、‘不當毀’的旁邊密圈加點，以示其言之誠。在此我們看到的是擔當，是信守，但不是愛情。”
胡適沒有欺騙母親，他的確是個胸懷坦蕩的真君子，對自己和江冬秀的婚約，他一點也沒有隱瞞韋蓮司。早在母親寫信催婚的前幾個月，他已經把江冬秀的照片拿給韋蓮司看了，兩人還屢次在信中討論這樁婚事。
韋蓮司早期自畫像
令人佩服的是，儘管並不滿意這個未來的妻子，但是胡適在自己喜歡的女人面前一直都明確地表示自己未來會與江冬秀結合，即使在最私人的空間裡，胡適仍然能夠做到不欺騙、不世故、不油滑，這才是君子光風霽月的情懷！
而韋蓮司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奇女子，她一點也沒有責怪胡適，默默地理解他、支持他，胡適要她做自己“知識上的伴侶”，她毫無怨言，從不幻想逾越雷池半步，發乎情止乎禮。值得尊敬的是，韋蓮司不僅與胡適成了一生的摯友，後來還與江冬秀成了摯友。
是月18日，胡適應波士頓蔔朗吟學會之邀，由綺色佳前往波士頓，參加該會集會，並發表《儒教與蔔朗吟哲學》演講。22日，胡適到紐約，上午韋蓮司當導遊，帶領胡適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一同欣賞館藏“尤物”，中午胡適在韋宅用餐，逗留三小時後離去。第二天，即23日，胡適再次登門拜訪韋蓮司：“下午，訪韋蓮司女士于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江，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樓。”
1915年10月13日，胡適又有詩與韋蓮司，表達了自己內心中這種“天人交戰”的苦痛，題為《相思》：
自我與子別，於今十日耳。奈何十日間，兩夜夢及子。
前夜夢書來，謂無再見時。老母日就衰，未可遠別離。
昨夢君歸來，歡喜便同坐。語我故鄉事，故人頗思我。
吾乃澹蕩人，未知愛何似。古人說相思，毋乃頗類此。
需要指出的是，胡、韋二人交往的壓力不僅來自于胡家，也來自于韋家。韋蓮司的父母儘管以善待留學生而出名，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願意女兒跟一個已經有婚約在身的中國男人談情說愛。
20世紀初，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的嚴格家教與當時中國的半封建社會相比毫不遜色。韋蓮司的母親在知道女兒與胡適交往的消息後，明顯加強了對她的監管，甚至開始控制她的出行自由。忍無可忍的胡適曾寫了一封信給韋母表示抗議。一中一美兩位老太太雖然素昧平生，卻不約而同地達成了默契，一起壓榨了兩個人的交往空間。
3
1917年6月14日下午，胡適和韋蓮司等友人依依惜別，踏上了回國的歸程。或許是離別的臨近，讓胡適可以更加自然地看待他和韋蓮司之間的關係，在歸國前的一個月，即5月10日的信中，胡適第一次稱韋蓮司之名（Clifford）而非姓（Williams）。
而此前的通信中，胡適行文的語氣始終是正規而客套的，在稱呼上幾乎全都是“親愛的韋蓮司小姐”。正如周質平所言，英文中Dear一詞不過是一種普遍的用法，並無特殊的意味在裡面。胡適這樣做，無非是想刻意保持自己跟韋蓮司之間的距離，不過現在真實距離要拉遠了，心理距離反而可以縮近。
離別讓相思更濃，愛情也激發了胡適的靈感，這首回國不久所寫的《一念》算是胡適新詩集中不折不扣的佳作：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迴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
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走五十萬里的無線電，
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才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
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萬轉！
赫貞江上、凱約湖邊是胡適與韋蓮司經常漫步與談心的地方，這裡也被胡適視為第二故鄉。如今雖然回到了故土，但是胡適遙望太平洋彼端，卻勾起了另外一種“鄉愁”。
是年12月30日，這一天為胡適26周歲陰曆生日，他與江冬秀在績溪老家舉行了婚禮，婚前婚後胡適都曾寫信給韋蓮司，表示自己對婚事相當“愉快”。至於是不是有一些強顏歡笑的成分，那就只有胡適自個兒知道了，因為他在信中又說自己結婚是“懷著強烈的好奇，走向一個重大的實驗——生活的實驗”，似乎有一種為了盡義務和責任而結婚的感覺。至於韋蓮司看到信後是什麼心情，那就連胡適也不知道了。
胡適與其妻江冬秀
胡適這一別美國，便是近十年，他再回美國的時候已經是1927年年初了。這十年是胡適人生中的巔峰十年，1917年他風塵僕僕地趕回國內，發出了“我們已經回來，世界從此不同”的戰鬥口號。
許多人曾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可十年過去後，胡適已經是北京大學的教授、白話文運動的領袖、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國際知名的學者，他登高攬轡、應者雲集，在文化界隱然已經有睥睨群雄、舍我其誰的英雄氣象。胡適一生中所有重要的運動和改革、著述和出版都在這十年中完成或展開。
對於兩個人的交往來說，彼此身份和地位的變化往往是感情的大敵，男女之間尤其如此。但胡適並不是這樣的人，否則也沒有那句眾人皆知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了。
自1914年以來，每逢4月17日韋蓮司的生日，胡適都不忘寫封信、發個電報或者寄個禮物給她，十年來，即使兩人相隔兩個半球，縱然胡適工作繁忙、雜事纏身，但他從未忘記韋蓮司的生日，每到這一天必然有所表示。相比之下，我敢保證現在很多丈夫都不記得妻子的生日，或有意或無意。
十年光陰，在家庭上胡適也遭遇了人生中的幾大事件，包括結婚、喪母、生子以及婚外戀。
1923年，胡適與表妹曹誠英在西湖邊的煙霞洞裡共同度過了幾個月神仙眷侶般的生活，這是胡適一生中最炙熱也最投入的一段感情，只可惜過程轟轟烈烈，結局卻淒淒慘慘。這一次戀情，胡適雖然沒有明確地告知韋蓮司，但從他字裡行間對“小表妹”的深情敘述，相信對每一封中國來信都要反復看上幾遍的韋蓮司來說，早已經對他們的關係了然於胸，但她從未流露出任何妒忌的情緒，這樣的胸懷，無愧於“奇女子”的讚譽。
胡適與曹誠英（右一）
11年後，即1934年，曹誠英到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深造，胡適寫信給韋蓮司，請她就近照顧曹誠英。韋蓮司是如何照顧曹誠英的，如今因為缺少資料不得而知，但這樣一種託付本身就很說明問題，正如周質平在《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中所感歎的那樣：“胡適能向韋蓮司提出這樣的請求，已可以看出韋氏之人品、胸襟為何如！兩人之交情又為何如了！”
4
1926年，胡適去倫敦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全體會議，回國時他轉道大西洋到美國，於1927年3月重返“哥倫比亞”母校，拿到了博士學位。原來，胡適十年前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提交後，美國教授沒人讀得懂，於是他索性不等答辯就一拍屁股跑回國內。現在胡適在中國如日中天，再回到母校，輕而易舉就拿回了博士學位，此為胡適“先上車，後補票”的靈活。
到美國的另外一件大事自然是與韋蓮司的相會了，1927年3月初，胡適與韋蓮司在綺色佳重逢，只可惜此番胡適貴人多忙事，來去匆匆，只待了兩個星期就離去。但無疑這一次久別重逢都給雙方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3月31日，胡適在一封發自柯洛拉州丹佛市的明信片上寫下了這麼一段話：“這張明信片到達綺色佳時，我已到了太平洋岸。然而整個美洲大陸也阻隔不了我對綺色佳的魂牽夢縈。”
在另外一封寫於四月初的長信中，胡適少有地告訴韋蓮司自己這麼多年來常感受到的“寂寞”與“孤獨”，在這樣的節點胡適說這樣的話，顯然是離別讓他有一種複歸於寂寞的惆悵。這些年來胡適在國內奮戰于文化戰場第一線，雖然風光無限，但也常有“高處不勝寒”之感，這樣更讓他體會到這樣一位知性的紅顏知己的可貴。
韋蓮司的離愁別緒一點也不亞于胡適，她甚至一反常態地在胡適離去後的信中說道：“你們兩人同是一個不合理制度下的犧牲品。她可能不很清楚，而你是完全了然的。”在現實面前，韋蓮司顯得很無奈：
“讓你走，是如此的艱難，老友——但是你留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生命充滿了離合聚散，在離合聚散之間，我們工作。”
這段話看似了悟，實則陷得太深。
胡適手跡
這次短暫的相聚之後，胡適與韋蓮司的再次相聚要等到六年之後。1933年6月，胡適應芝加哥大學之邀，赴美作《中國文化之趨勢》系列學術演講。在北美三個月緊張的講學與訪問會客之外，胡適抽空去綺色佳看望韋蓮司兩次，時間分別在9月上下旬。這時候韋蓮司的雙親已經故去，這個世上大概只剩下胡適是她最大的牽掛了。
對於心上人的即將到來，韋蓮司在事前的通信中已經表達了無法抑制的興奮心情：“想著你來訪時的歡愉，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值得期盼的呢！”“胡適，你的來訪，對我而言，有如饑者之於食。”韋蓮司甚至想好了接下來他們怎樣一起度過，寫這封信時她的熱情在燃燒。
9月上旬，胡適終於來到綺色佳韋蓮司的家，12日才離去。這次分別之後，他們照例書信來往，只不過韋蓮司竟然反常地拋棄了所有的矜持，在13日的信中露骨地表達了自己對胡適的愛戀：
昨晚，我要睡哪個床都覺得很難。我有意地從你的房間走到我的房間。最後，我總不能老靠著門柱子站著啊，我把你床上那條粗重的被子，拿到我床上，裝滿了熱水瓶就鑽進了被子裡。讓人不解的是，最難堪的時間是早上6點的時候……我想念你的身體，我更想念你在此的點點滴滴。我中有你，這個我，渴望著你中有我……
已經年近更年期的老姑娘，在壓抑了19年的愛與欲的雙重敲打下，終於爆發了！對此，胡適的反應則要複雜得多，多年來他經過世事的歷練，考慮事情要比韋蓮司成熟穩重得多，這幾天他寫給韋蓮司的信，在打字稿上加了刪節號，後人已無從得知原來的意思。
9月24日，胡適再度拜訪綺色佳，不過他這一次沒有過夜，于早上7時28分到達，晚上10時29分坐夜車回紐約。儘管如此，這一夜兩人應該都是輾轉反側、難以入眠，9月25日回到紐約後，胡適立即寫了一封很曖昧的信給韋蓮司：
星期天美好的回憶將長留我心！昨晚我們在森林居所見的景色是多麼帶有象徵意味啊！
那象徵成長和圓滿的新月，正在天際雲端散發出耀人的清輝，美化了周遭。月光被烏雲所遮，最後為大風暴所吞吃。風暴過去，而新月終將成為滿月。
同一天，韋蓮司也寫信給胡適，一下筆就火力全開，喊出了那句憋了不知多少日子的口號——“胡適，我愛你！”接著，她又寫道：
我是個很卑微的人，（但是）你應該愛我——有時，你的愛就像陽光中的空氣團圍繞著我的思想（見不到蹤影，但我必須相信它的存在）……要是我們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像兩條溪流，奔赴同一山谷……這次新的交會，也非不可能放出光芒來！當我看到你的嘴角，你那半閉的眼神，我是個溫柔的女人……對你的四年壓抑了我，也強化了我！那個新的你突然在我的心中綻放，我還能說什麼呢？
9月27日，韋蓮司又給胡適寫信，信中回憶了她和胡適一起同游、同樂的快樂日子，她感歎說：“對我們童年少得可憐的人來說，這是第二個童年。但願我們能快快樂樂的白頭偕老……”48歲的韋蓮司仿佛變成了一個小女孩，接著，她繼續高唱愛的口號：
沒想到，我會如此愛你……胡適，豐富的人生正等著我們去探索，我覺得另一個人生該是我們的——我是多麼的愚蠢啊！我崇拜你超過所有的男人……如我跟你所說的，一堵高不可測的石牆，只要我們無視於它的存在，它在一時之間就能解體消失。我無視橫亙在我們之間的時空距離……
一個年近半百的女人還能吹響如此熱烈而又純真的愛情號角，真讓人難以置信。然而，19年過去了，韋蓮司和胡適都有了新的變化，韋蓮司變成了他一個人的韋蓮司，胡適卻變成了全中國的胡適，韋蓮司可以“無視”那堵“高不可測的石牆”，胡適卻不能。
儘管韋蓮司毫無保留的示愛讓他怦然心動，但他很快就冷靜下來，返國的輪船上，他在信中這樣勸慰韋蓮司：
“我覺得這兩次去綺色佳看你，給了你許多麻煩。我真誠地希望你能漸漸回復到平靜的生活。”
胡適有點多慮了，韋蓮司並非那種蠻不講理的女人，在海底短暫的火山爆發後，海面很快又回到了平靜，一切就像從未發生。大海之偉大，不僅在於它的廣闊，還在於它極強的淨化能力。
此處聲明一下，韋蓮司並非嫁不出去，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歷年來不乏其人。就在韋蓮司52歲這年，她還遇到了兩個狂熱的追求者，一位是R.S先生，另一位鄧肯先生是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同學，而且比胡適早3年認識韋蓮司。當他們發起求婚時，韋蓮司寫信給大洋彼岸的胡適，徵求他的意見，胡適立即表示贊成。
這幾乎是韋蓮司結束單身生活最後的機會，然而她卻放棄了，因為她認為追求自己的兩個人都屬於“善良而平庸的人”。韋蓮司絕對無法接受一個“平庸”的男人，她問胡適：
“我應不應該出賣自己——把自己當一個妻子或幫手賣給一個對我全無吸引的人，去過一種我極度厭惡的生活。”
問題並不需要答案，在韋蓮司心中，世界上只有一個可以“吸引”她的男人——那就是胡適！1937年11月11日，在這個後來被人們戲稱為“光棍節”的日子裡，韋蓮司給胡適寫信講述自己對於婚姻的困擾，信中她帶著感傷的語氣說道：“我無法跟每一個要跟我結婚的人結婚！而諷刺的是，我也永遠無法和我唯一想結婚的人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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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一生，自1910年8月到美國留學，到1960年10月最後一次離開美國，共九度赴美，他一共在美國度過了26年7個月的時光。其中第五次赴美是他1937年9月為爭取盟邦支持抗戰到美國開展外交活動，第二年（1938年9月）他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歷時四年。1942年9月，他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繼續在紐約從事學術研究，直到1946年6月回國就任北大校長，長達8年零8個月。
這漫長的將近九年的時間，除了書信往來外，胡適與韋蓮司聚首的次數屈指可數，這一方面是由於胡適雜事纏身，就像韋蓮司所說的，他屬於全世界；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做了“過河卒子”的胡適心情比較低沉的緣故吧。
不過韋蓮司仍對胡適一往情深，她從來不去強求什麼，1939年6月，韋蓮司送給胡適一個戒指，戒指上銘有“胡適”和“14—39”字樣，對此胡適感動不已，說：“14—39提醒了我，我們的友誼已經有25年了！我會永遠珍惜這個戒指。”
1949年4月27日，胡適第六次抵達美國，不過這次他不再是風光的駐美大使了，而成為一個倉皇的流亡知識份子，“根株浮滄海”的胡適進入了他一生中最黯淡最無望的時期。此後9年胡適滯留在美國，直到1958年回臺灣省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他除了1950年到1952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有固定收入外，其他時間主要靠各地演說和在大學開講座獲得報酬維持生計，可以說物質和精神都陷入了困境。
1950年6月，江冬秀自香港啟程到 美國，住進胡適租住的紐約東81街104號公寓，這位小腳夫人在美國主要靠打麻將消遣浮生，另外她還學會了看武俠小說。
1953年4月18日，韋蓮司在給胡適的信裡附了一封信給江冬秀，誠摯地邀請夫婦倆一起到綺色佳，從寫信的語氣來看，她多少帶著一點忐忑：“我希望我極度的失禮（也許是因為多年來的風言風語！）並沒有造成不可理解的誤會……”
胡適夫婦和韋蓮司
韋蓮司有點低估了江冬秀，對方接到信後喜笑顏開、滿口應承。這位胡夫人儘管沒有文化，但見識並不低，胡適這麼多年沒少精神出軌，可只要不威脅到自身的地位，她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是夫妻倆能夠白頭偕老的重要原因。另外，現在大家都已經老了，時間足以淡化一切恩怨情仇，既然韋蓮司都不計較，作為勝利者，她江冬秀還計較什麼呢？
這年的7月6日，胡適、江冬秀夫婦來到位於綺色佳高地路322號的韋寓，在韋蓮司盛情的款待下“很舒服”地住了27天，乃至兩人最後竟“有點捨不得離開”了。韋蓮司和江冬秀，這一對情敵相見不僅沒有分外眼紅，反而親熱得好似一對姐妹，這估計連一生提倡寬容的胡適都要感到幾分驚訝呢，時間的長河消磨了一切戾氣，彼此之間只剩下最純粹的愛。
1958年4月6日，胡適離開美國，回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此後兩人仍時常互贈禮物，並有函電往來。1959年12月11日，韋蓮司在一封祝賀胡適生日的信裡，提出用自己畢生積蓄的幾千美金替胡適建立基金會，為胡適重要著作的英譯和出版盡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以此作為自己獻給胡適68歲生日的禮物。
73歲的韋蓮司多病纏身，她為自己的歸宿做了安排，打算把自家的房子賣掉，然後移居到英屬巴貝多島去度晚年，在離開美國本土前，她最後的願望就是能再見胡適一面。這個機會於1960年9月6日上午在華盛頓實現了。
和韋蓮司最後相見的1960年9月，正是暮年胡適最不開心的一段時間，原因是糾纏胡適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國》案”正發生在這個時候。9月4日，胡適在華盛頓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第49年度會議，這天，傳來了臺灣警方拘捕《自由中國》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在心神不寧與一籌莫展中，胡適於9月6日上午與韋蓮司、蔣夢麟等人在華盛頓共進早餐。
這次見面後，74歲的韋蓮司終於告別了出生、成長並給了自己愛情與幻想、幸福與苦痛的綺色佳，胡適親自到碼頭送行。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難以考證他們最後分別的日期，也無從知道他們最後有無“執手相看淚眼”，或者彼此傾訴了些什麼。
韋蓮司到了加勒比海上東南方的小島巴貝多後，寫信給胡適講述自己在島上的生活：
“昨天晚上，我坐在此處，面對著浩瀚的海洋和無邊的天際，看驚濤拍岸，拍岸的浪花是個複雜的圖像，在其中我找到了海洋、天空和森羅萬象之美……”
她也在遙想臺灣：“不知道圍繞著臺灣的海水也如此碧綠中帶著紫色，覆蓋過白色的沙灘……”
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時，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因心臟病猝發遽然辭世。胡適去世後，於3月2日舉行公祭，出殯後靈柩暫厝中央研究院內，直到10月15日安葬于臺北南港舊莊墓園。
這年的10月1日，韋蓮司在獲知胡適下葬的日子後，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之子胡祖望，委託對方在故友的墓前獻上“一個小小的不顯眼”的花籃，花籃裡放十束花，“每五朵分裝成一束，也許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類似的花朵”。
此外，固執的她仍然“想捐一筆錢，做為你父親文章英譯和出版的費用。這件事不必說出去，就簡單的匯入中研院作為這個用途的基金就行了”。韋蓮司想用這種方式紀念她和胡適“五十年的友誼”，儘管她未能親自前來，但這份情意已經說明了一切。
韋蓮司為胡適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整理胡適寫給她的書信。1965年，韋蓮司把近50年中胡適給她寄發的所有函件寄給遠在臺灣的江冬秀，這成了今天研究胡適不可或缺的資料。
“一個八十歲的老小姐，整理了伴著她度過了五十個年頭的書信，而今她將這批書信寄給萬里之外寫信人的妻子。這裡頭有半個世紀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歡、聚、散，都伴隨著信件的寄出而成為空寂！”（周質平語）
胡適走了，韋蓮司一個人面對著加勒比海“浩瀚的海洋和無邊的天際”，看潮起潮落，雖然有驚濤駭浪，卻心如止水。在巴貝多島，韋蓮司走完了沒有胡適的最後9年，享年85歲。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潘劍冰《民國風流：那些無法跨過的跨國戀》一書）
胡適與韋蓮司的情意經過一個炙熱夏天的孵化後，在秋天這個戀愛的佳季，已經蠢蠢欲動並最終破殼而出。於是，在胡適這年秋天的日記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他和韋蓮司一起出遊的記載。中國人把愛當成一種結果，喜歡關起門來談愛情；而西方人則把愛當成一種過程，喜歡在路上談愛情，因此這段時間胡適經常與韋蓮司一起出遊。且看1914年10月20日胡適所記：
星期六日與韋蓮司女士出遊，循湖濱行，風日絕佳。道盡乃折而東，行數裡至厄特娜村，始折回，經林家村而歸。天雨數日，今日始晴明，落葉遮徑，落日在山，涼風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時之久，以且行且談，故不覺日之晚也……餘等回至女士家已六時，即在彼晚餐。晚餐後，圍爐坐談，至九時始歸。
瞧，這就是一首《秋日的私語》，簡直有點樂不思歸的味道了。11月3日，胡適的日記中又有“韋女士與予行月光中”一條，此時已經漸近深秋，但是蕭瑟的秋風卻擋不住濃濃的愛意。胡適儘管已經和江冬秀有婚約在身，但是從愛情的角度來說，這卻是他的初體驗，對於韋蓮司來說亦然，初戀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感覺，尤其是在初戀的物件沒有成為結婚物件的情況下。
他們情意綿綿，甚至有點難捨難分。儘管彼此就讀的學校相距並不遠，可是當10天后韋蓮司要返回紐約時，胡適依依不捨的將自己早年在上海所作的《秋柳》一詩送給韋蓮司：
已見蕭颼萬木摧，尚餘垂柳拂人來。
憑君漫說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如此溫柔，如此敏感，胡適在與江冬秀相處的大半生中似乎從未有過。
1914年11月26日，胡適在給韋蓮司的信中有點“情不自禁”地寫道：
我簡直無法表示在過去幾個月裡——多麼短暫的幾個月啊——我是如何地沉浸在你的友誼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這麼說是不是不合適——一個朋友對另一個說，她曾經是他最感念也是給他啟發最多的一個人，要是這麼說有違此地社交規矩，那麼，我相信這個社交規矩的本身是不對的。
這被認為是胡適致韋蓮司信中真情流露得最“奔放”的一封信，令人失望的是，似乎也就止步於此。
2
除了約會與一起出遊外，由於大部分時間處於兩地分隔的狀態，胡適與韋蓮司更多地是通過頻繁的書信往來互吐心跡，彼此之間鴻雁不斷。
不過，從書信的內容來看，自1914年兩人開始交往到1917年胡適回國，胡適主要還是把韋蓮司當成“知識上的伴侶”，知識上的討論多於個人的私情，討論的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國際關係、家庭和婚姻等方面，這些交流對胡適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適有他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他三歲喪父，由母親一手拉扯大，母親的含辛茹苦讓胡適覺得自己一輩子也報答不了，後來他又因為求學而長時間離開母親，生不能養，病不能侍，所以更有了一種刻骨銘心的愧疚感。
因此，儘管他對母親擅自做主讓自己與江冬秀訂婚之事深以為苦，但自始至終都不願意違背母命，甚至到了母親死後仍然虔誠地恪守她的遺願，再未他娶。當身邊的好友徐志摩、趙元任等人紛紛與舊式婚姻分道揚鑣時，這位新時代浪潮中反封建、反禮教的“帶頭大哥”卻在自己的婚姻上躲進小樓成一統，不能不說是一道獨特而又悲壯的文化風景線。
胡適赴美之後，母親擔心他被花花世界迷惑，在信中反復叮囑他“男女交際尤須留心”。胡適什麼事情都不會瞞著母親，和韋蓮司交往後，他一五一十地向母親報告，信中說：“兒在此邦所認識之女友以此君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見識高尚，兒得其教益不少。”
胡母愛兒子，在其他事情上都糊塗或假裝糊塗，唯獨在此事上清醒萬分，她一聽就知道這小子肯定動了花花腸子了，頓時又氣又急。此外，這世界上傳播最快的是什麼？流言！胡適與韋蓮司親密接觸沒多久，關於胡適在外面金屋藏嬌的謠言就已經漂洋過海傳到了胡母的耳朵裡了，這更加劇了她的焦慮。
情急之下，胡母於1915年8月寫信給兒子，要他趕緊回來完婚，語意之急切形諸筆端。胡適沒有想到自己小小的風流韻事讓老母親如此傷心，趕緊寫信詛咒發誓自己毫無另娶之心：
兒久已認江氏之婚約為不可毀，為不必毀，為不當毀。兒久已自認為已聘未婚之人，兒久已認冬秀為兒未婚之妻，故兒在此邦與女子交際往來，無論其為華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兒為已聘未婚之男子。兒既不存擇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覬覦之意。
我們無法考證胡適當年寫這封信時的心情，或許正像林覺民寫《與妻書》一樣——淚珠與筆墨齊下！周質平在《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中寫道：“胡適在‘不可毀’、‘不必毀’、‘不當毀’的旁邊密圈加點，以示其言之誠。在此我們看到的是擔當，是信守，但不是愛情。”
胡適沒有欺騙母親，他的確是個胸懷坦蕩的真君子，對自己和江冬秀的婚約，他一點也沒有隱瞞韋蓮司。早在母親寫信催婚的前幾個月，他已經把江冬秀的照片拿給韋蓮司看了，兩人還屢次在信中討論這樁婚事。
韋蓮司早期自畫像
令人佩服的是，儘管並不滿意這個未來的妻子，但是胡適在自己喜歡的女人面前一直都明確地表示自己未來會與江冬秀結合，即使在最私人的空間裡，胡適仍然能夠做到不欺騙、不世故、不油滑，這才是君子光風霽月的情懷！
而韋蓮司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奇女子，她一點也沒有責怪胡適，默默地理解他、支持他，胡適要她做自己“知識上的伴侶”，她毫無怨言，從不幻想逾越雷池半步，發乎情止乎禮。值得尊敬的是，韋蓮司不僅與胡適成了一生的摯友，後來還與江冬秀成了摯友。
是月18日，胡適應波士頓蔔朗吟學會之邀，由綺色佳前往波士頓，參加該會集會，並發表《儒教與蔔朗吟哲學》演講。22日，胡適到紐約，上午韋蓮司當導遊，帶領胡適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一同欣賞館藏“尤物”，中午胡適在韋宅用餐，逗留三小時後離去。第二天，即23日，胡適再次登門拜訪韋蓮司：“下午，訪韋蓮司女士于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江，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樓。”
1915年10月13日，胡適又有詩與韋蓮司，表達了自己內心中這種“天人交戰”的苦痛，題為《相思》：
自我與子別，於今十日耳。奈何十日間，兩夜夢及子。
前夜夢書來，謂無再見時。老母日就衰，未可遠別離。
昨夢君歸來，歡喜便同坐。語我故鄉事，故人頗思我。
吾乃澹蕩人，未知愛何似。古人說相思，毋乃頗類此。
需要指出的是，胡、韋二人交往的壓力不僅來自于胡家，也來自于韋家。韋蓮司的父母儘管以善待留學生而出名，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願意女兒跟一個已經有婚約在身的中國男人談情說愛。
20世紀初，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的嚴格家教與當時中國的半封建社會相比毫不遜色。韋蓮司的母親在知道女兒與胡適交往的消息後，明顯加強了對她的監管，甚至開始控制她的出行自由。忍無可忍的胡適曾寫了一封信給韋母表示抗議。一中一美兩位老太太雖然素昧平生，卻不約而同地達成了默契，一起壓榨了兩個人的交往空間。
3
1917年6月14日下午，胡適和韋蓮司等友人依依惜別，踏上了回國的歸程。或許是離別的臨近，讓胡適可以更加自然地看待他和韋蓮司之間的關係，在歸國前的一個月，即5月10日的信中，胡適第一次稱韋蓮司之名（Clifford）而非姓（Williams）。
而此前的通信中，胡適行文的語氣始終是正規而客套的，在稱呼上幾乎全都是“親愛的韋蓮司小姐”。正如周質平所言，英文中Dear一詞不過是一種普遍的用法，並無特殊的意味在裡面。胡適這樣做，無非是想刻意保持自己跟韋蓮司之間的距離，不過現在真實距離要拉遠了，心理距離反而可以縮近。
離別讓相思更濃，愛情也激發了胡適的靈感，這首回國不久所寫的《一念》算是胡適新詩集中不折不扣的佳作：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迴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
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走五十萬里的無線電，
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才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
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萬轉！
赫貞江上、凱約湖邊是胡適與韋蓮司經常漫步與談心的地方，這裡也被胡適視為第二故鄉。如今雖然回到了故土，但是胡適遙望太平洋彼端，卻勾起了另外一種“鄉愁”。
是年12月30日，這一天為胡適26周歲陰曆生日，他與江冬秀在績溪老家舉行了婚禮，婚前婚後胡適都曾寫信給韋蓮司，表示自己對婚事相當“愉快”。至於是不是有一些強顏歡笑的成分，那就只有胡適自個兒知道了，因為他在信中又說自己結婚是“懷著強烈的好奇，走向一個重大的實驗——生活的實驗”，似乎有一種為了盡義務和責任而結婚的感覺。至於韋蓮司看到信後是什麼心情，那就連胡適也不知道了。
胡適與其妻江冬秀
胡適這一別美國，便是近十年，他再回美國的時候已經是1927年年初了。這十年是胡適人生中的巔峰十年，1917年他風塵僕僕地趕回國內，發出了“我們已經回來，世界從此不同”的戰鬥口號。
許多人曾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可十年過去後，胡適已經是北京大學的教授、白話文運動的領袖、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國際知名的學者，他登高攬轡、應者雲集，在文化界隱然已經有睥睨群雄、舍我其誰的英雄氣象。胡適一生中所有重要的運動和改革、著述和出版都在這十年中完成或展開。
對於兩個人的交往來說，彼此身份和地位的變化往往是感情的大敵，男女之間尤其如此。但胡適並不是這樣的人，否則也沒有那句眾人皆知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了。
自1914年以來，每逢4月17日韋蓮司的生日，胡適都不忘寫封信、發個電報或者寄個禮物給她，十年來，即使兩人相隔兩個半球，縱然胡適工作繁忙、雜事纏身，但他從未忘記韋蓮司的生日，每到這一天必然有所表示。相比之下，我敢保證現在很多丈夫都不記得妻子的生日，或有意或無意。
十年光陰，在家庭上胡適也遭遇了人生中的幾大事件，包括結婚、喪母、生子以及婚外戀。
1923年，胡適與表妹曹誠英在西湖邊的煙霞洞裡共同度過了幾個月神仙眷侶般的生活，這是胡適一生中最炙熱也最投入的一段感情，只可惜過程轟轟烈烈，結局卻淒淒慘慘。這一次戀情，胡適雖然沒有明確地告知韋蓮司，但從他字裡行間對“小表妹”的深情敘述，相信對每一封中國來信都要反復看上幾遍的韋蓮司來說，早已經對他們的關係了然於胸，但她從未流露出任何妒忌的情緒，這樣的胸懷，無愧於“奇女子”的讚譽。
胡適與曹誠英（右一）
11年後，即1934年，曹誠英到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深造，胡適寫信給韋蓮司，請她就近照顧曹誠英。韋蓮司是如何照顧曹誠英的，如今因為缺少資料不得而知，但這樣一種託付本身就很說明問題，正如周質平在《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中所感歎的那樣：“胡適能向韋蓮司提出這樣的請求，已可以看出韋氏之人品、胸襟為何如！兩人之交情又為何如了！”
4
1926年，胡適去倫敦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全體會議，回國時他轉道大西洋到美國，於1927年3月重返“哥倫比亞”母校，拿到了博士學位。原來，胡適十年前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提交後，美國教授沒人讀得懂，於是他索性不等答辯就一拍屁股跑回國內。現在胡適在中國如日中天，再回到母校，輕而易舉就拿回了博士學位，此為胡適“先上車，後補票”的靈活。
到美國的另外一件大事自然是與韋蓮司的相會了，1927年3月初，胡適與韋蓮司在綺色佳重逢，只可惜此番胡適貴人多忙事，來去匆匆，只待了兩個星期就離去。但無疑這一次久別重逢都給雙方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3月31日，胡適在一封發自柯洛拉州丹佛市的明信片上寫下了這麼一段話：“這張明信片到達綺色佳時，我已到了太平洋岸。然而整個美洲大陸也阻隔不了我對綺色佳的魂牽夢縈。”
在另外一封寫於四月初的長信中，胡適少有地告訴韋蓮司自己這麼多年來常感受到的“寂寞”與“孤獨”，在這樣的節點胡適說這樣的話，顯然是離別讓他有一種複歸於寂寞的惆悵。這些年來胡適在國內奮戰于文化戰場第一線，雖然風光無限，但也常有“高處不勝寒”之感，這樣更讓他體會到這樣一位知性的紅顏知己的可貴。
韋蓮司的離愁別緒一點也不亞于胡適，她甚至一反常態地在胡適離去後的信中說道：“你們兩人同是一個不合理制度下的犧牲品。她可能不很清楚，而你是完全了然的。”在現實面前，韋蓮司顯得很無奈：
“讓你走，是如此的艱難，老友——但是你留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生命充滿了離合聚散，在離合聚散之間，我們工作。”
這段話看似了悟，實則陷得太深。
胡適手跡
這次短暫的相聚之後，胡適與韋蓮司的再次相聚要等到六年之後。1933年6月，胡適應芝加哥大學之邀，赴美作《中國文化之趨勢》系列學術演講。在北美三個月緊張的講學與訪問會客之外，胡適抽空去綺色佳看望韋蓮司兩次，時間分別在9月上下旬。這時候韋蓮司的雙親已經故去，這個世上大概只剩下胡適是她最大的牽掛了。
對於心上人的即將到來，韋蓮司在事前的通信中已經表達了無法抑制的興奮心情：“想著你來訪時的歡愉，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值得期盼的呢！”“胡適，你的來訪，對我而言，有如饑者之於食。”韋蓮司甚至想好了接下來他們怎樣一起度過，寫這封信時她的熱情在燃燒。
9月上旬，胡適終於來到綺色佳韋蓮司的家，12日才離去。這次分別之後，他們照例書信來往，只不過韋蓮司竟然反常地拋棄了所有的矜持，在13日的信中露骨地表達了自己對胡適的愛戀：
昨晚，我要睡哪個床都覺得很難。我有意地從你的房間走到我的房間。最後，我總不能老靠著門柱子站著啊，我把你床上那條粗重的被子，拿到我床上，裝滿了熱水瓶就鑽進了被子裡。讓人不解的是，最難堪的時間是早上6點的時候……我想念你的身體，我更想念你在此的點點滴滴。我中有你，這個我，渴望著你中有我……
已經年近更年期的老姑娘，在壓抑了19年的愛與欲的雙重敲打下，終於爆發了！對此，胡適的反應則要複雜得多，多年來他經過世事的歷練，考慮事情要比韋蓮司成熟穩重得多，這幾天他寫給韋蓮司的信，在打字稿上加了刪節號，後人已無從得知原來的意思。
9月24日，胡適再度拜訪綺色佳，不過他這一次沒有過夜，于早上7時28分到達，晚上10時29分坐夜車回紐約。儘管如此，這一夜兩人應該都是輾轉反側、難以入眠，9月25日回到紐約後，胡適立即寫了一封很曖昧的信給韋蓮司：
星期天美好的回憶將長留我心！昨晚我們在森林居所見的景色是多麼帶有象徵意味啊！
那象徵成長和圓滿的新月，正在天際雲端散發出耀人的清輝，美化了周遭。月光被烏雲所遮，最後為大風暴所吞吃。風暴過去，而新月終將成為滿月。
同一天，韋蓮司也寫信給胡適，一下筆就火力全開，喊出了那句憋了不知多少日子的口號——“胡適，我愛你！”接著，她又寫道：
我是個很卑微的人，（但是）你應該愛我——有時，你的愛就像陽光中的空氣團圍繞著我的思想（見不到蹤影，但我必須相信它的存在）……要是我們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像兩條溪流，奔赴同一山谷……這次新的交會，也非不可能放出光芒來！當我看到你的嘴角，你那半閉的眼神，我是個溫柔的女人……對你的四年壓抑了我，也強化了我！那個新的你突然在我的心中綻放，我還能說什麼呢？
9月27日，韋蓮司又給胡適寫信，信中回憶了她和胡適一起同游、同樂的快樂日子，她感歎說：“對我們童年少得可憐的人來說，這是第二個童年。但願我們能快快樂樂的白頭偕老……”48歲的韋蓮司仿佛變成了一個小女孩，接著，她繼續高唱愛的口號：
沒想到，我會如此愛你……胡適，豐富的人生正等著我們去探索，我覺得另一個人生該是我們的——我是多麼的愚蠢啊！我崇拜你超過所有的男人……如我跟你所說的，一堵高不可測的石牆，只要我們無視於它的存在，它在一時之間就能解體消失。我無視橫亙在我們之間的時空距離……
一個年近半百的女人還能吹響如此熱烈而又純真的愛情號角，真讓人難以置信。然而，19年過去了，韋蓮司和胡適都有了新的變化，韋蓮司變成了他一個人的韋蓮司，胡適卻變成了全中國的胡適，韋蓮司可以“無視”那堵“高不可測的石牆”，胡適卻不能。
儘管韋蓮司毫無保留的示愛讓他怦然心動，但他很快就冷靜下來，返國的輪船上，他在信中這樣勸慰韋蓮司：
“我覺得這兩次去綺色佳看你，給了你許多麻煩。我真誠地希望你能漸漸回復到平靜的生活。”
胡適有點多慮了，韋蓮司並非那種蠻不講理的女人，在海底短暫的火山爆發後，海面很快又回到了平靜，一切就像從未發生。大海之偉大，不僅在於它的廣闊，還在於它極強的淨化能力。
此處聲明一下，韋蓮司並非嫁不出去，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歷年來不乏其人。就在韋蓮司52歲這年，她還遇到了兩個狂熱的追求者，一位是R.S先生，另一位鄧肯先生是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同學，而且比胡適早3年認識韋蓮司。當他們發起求婚時，韋蓮司寫信給大洋彼岸的胡適，徵求他的意見，胡適立即表示贊成。
這幾乎是韋蓮司結束單身生活最後的機會，然而她卻放棄了，因為她認為追求自己的兩個人都屬於“善良而平庸的人”。韋蓮司絕對無法接受一個“平庸”的男人，她問胡適：
“我應不應該出賣自己——把自己當一個妻子或幫手賣給一個對我全無吸引的人，去過一種我極度厭惡的生活。”
問題並不需要答案，在韋蓮司心中，世界上只有一個可以“吸引”她的男人——那就是胡適！1937年11月11日，在這個後來被人們戲稱為“光棍節”的日子裡，韋蓮司給胡適寫信講述自己對於婚姻的困擾，信中她帶著感傷的語氣說道：“我無法跟每一個要跟我結婚的人結婚！而諷刺的是，我也永遠無法和我唯一想結婚的人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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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一生，自1910年8月到美國留學，到1960年10月最後一次離開美國，共九度赴美，他一共在美國度過了26年7個月的時光。其中第五次赴美是他1937年9月為爭取盟邦支持抗戰到美國開展外交活動，第二年（1938年9月）他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歷時四年。1942年9月，他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繼續在紐約從事學術研究，直到1946年6月回國就任北大校長，長達8年零8個月。
這漫長的將近九年的時間，除了書信往來外，胡適與韋蓮司聚首的次數屈指可數，這一方面是由於胡適雜事纏身，就像韋蓮司所說的，他屬於全世界；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做了“過河卒子”的胡適心情比較低沉的緣故吧。
不過韋蓮司仍對胡適一往情深，她從來不去強求什麼，1939年6月，韋蓮司送給胡適一個戒指，戒指上銘有“胡適”和“14—39”字樣，對此胡適感動不已，說：“14—39提醒了我，我們的友誼已經有25年了！我會永遠珍惜這個戒指。”
1949年4月27日，胡適第六次抵達美國，不過這次他不再是風光的駐美大使了，而成為一個倉皇的流亡知識份子，“根株浮滄海”的胡適進入了他一生中最黯淡最無望的時期。此後9年胡適滯留在美國，直到1958年回臺灣省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他除了1950年到1952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有固定收入外，其他時間主要靠各地演說和在大學開講座獲得報酬維持生計，可以說物質和精神都陷入了困境。
1950年6月，江冬秀自香港啟程到 美國，住進胡適租住的紐約東81街104號公寓，這位小腳夫人在美國主要靠打麻將消遣浮生，另外她還學會了看武俠小說。
1953年4月18日，韋蓮司在給胡適的信裡附了一封信給江冬秀，誠摯地邀請夫婦倆一起到綺色佳，從寫信的語氣來看，她多少帶著一點忐忑：“我希望我極度的失禮（也許是因為多年來的風言風語！）並沒有造成不可理解的誤會……”
胡適夫婦和韋蓮司
韋蓮司有點低估了江冬秀，對方接到信後喜笑顏開、滿口應承。這位胡夫人儘管沒有文化，但見識並不低，胡適這麼多年沒少精神出軌，可只要不威脅到自身的地位，她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是夫妻倆能夠白頭偕老的重要原因。另外，現在大家都已經老了，時間足以淡化一切恩怨情仇，既然韋蓮司都不計較，作為勝利者，她江冬秀還計較什麼呢？
這年的7月6日，胡適、江冬秀夫婦來到位於綺色佳高地路322號的韋寓，在韋蓮司盛情的款待下“很舒服”地住了27天，乃至兩人最後竟“有點捨不得離開”了。韋蓮司和江冬秀，這一對情敵相見不僅沒有分外眼紅，反而親熱得好似一對姐妹，這估計連一生提倡寬容的胡適都要感到幾分驚訝呢，時間的長河消磨了一切戾氣，彼此之間只剩下最純粹的愛。
1958年4月6日，胡適離開美國，回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此後兩人仍時常互贈禮物，並有函電往來。1959年12月11日，韋蓮司在一封祝賀胡適生日的信裡，提出用自己畢生積蓄的幾千美金替胡適建立基金會，為胡適重要著作的英譯和出版盡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以此作為自己獻給胡適68歲生日的禮物。
73歲的韋蓮司多病纏身，她為自己的歸宿做了安排，打算把自家的房子賣掉，然後移居到英屬巴貝多島去度晚年，在離開美國本土前，她最後的願望就是能再見胡適一面。這個機會於1960年9月6日上午在華盛頓實現了。
和韋蓮司最後相見的1960年9月，正是暮年胡適最不開心的一段時間，原因是糾纏胡適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國》案”正發生在這個時候。9月4日，胡適在華盛頓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第49年度會議，這天，傳來了臺灣警方拘捕《自由中國》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在心神不寧與一籌莫展中，胡適於9月6日上午與韋蓮司、蔣夢麟等人在華盛頓共進早餐。
這次見面後，74歲的韋蓮司終於告別了出生、成長並給了自己愛情與幻想、幸福與苦痛的綺色佳，胡適親自到碼頭送行。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難以考證他們最後分別的日期，也無從知道他們最後有無“執手相看淚眼”，或者彼此傾訴了些什麼。
韋蓮司到了加勒比海上東南方的小島巴貝多後，寫信給胡適講述自己在島上的生活：
“昨天晚上，我坐在此處，面對著浩瀚的海洋和無邊的天際，看驚濤拍岸，拍岸的浪花是個複雜的圖像，在其中我找到了海洋、天空和森羅萬象之美……”
她也在遙想臺灣：“不知道圍繞著臺灣的海水也如此碧綠中帶著紫色，覆蓋過白色的沙灘……”
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時，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因心臟病猝發遽然辭世。胡適去世後，於3月2日舉行公祭，出殯後靈柩暫厝中央研究院內，直到10月15日安葬于臺北南港舊莊墓園。
這年的10月1日，韋蓮司在獲知胡適下葬的日子後，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之子胡祖望，委託對方在故友的墓前獻上“一個小小的不顯眼”的花籃，花籃裡放十束花，“每五朵分裝成一束，也許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類似的花朵”。
此外，固執的她仍然“想捐一筆錢，做為你父親文章英譯和出版的費用。這件事不必說出去，就簡單的匯入中研院作為這個用途的基金就行了”。韋蓮司想用這種方式紀念她和胡適“五十年的友誼”，儘管她未能親自前來，但這份情意已經說明了一切。
韋蓮司為胡適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整理胡適寫給她的書信。1965年，韋蓮司把近50年中胡適給她寄發的所有函件寄給遠在臺灣的江冬秀，這成了今天研究胡適不可或缺的資料。
“一個八十歲的老小姐，整理了伴著她度過了五十個年頭的書信，而今她將這批書信寄給萬里之外寫信人的妻子。這裡頭有半個世紀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歡、聚、散，都伴隨著信件的寄出而成為空寂！”（周質平語）
胡適走了，韋蓮司一個人面對著加勒比海“浩瀚的海洋和無邊的天際”，看潮起潮落，雖然有驚濤駭浪，卻心如止水。在巴貝多島，韋蓮司走完了沒有胡適的最後9年，享年85歲。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潘劍冰《民國風流：那些無法跨過的跨國戀》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