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雅講壇第98活動現場
我寫《古代宗教與倫理》
文/陳來
內容來自北大博雅講壇第98期
寫這本書的根子是1987年12月在哈佛。 但是那時候我正在準備陽明學的研究，
陳來老師
從我這本書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來， 一開始使用的方法就是多學科、跨學科的方法。 因為書裡研究的時代是前哲學時代，
大概在1992年夏天，我到大連住了兩個星期，我一路帶的書就是弗雷澤的《金枝》，一個夏天我就是在看《金枝》，開始確立了書的結構框架。中間因為我又編了其他的書，編了馮先生的語錄，還編了一本上海文藝的出的馮先生的文集，花了一些時間，在臺灣也出了一本書。我本來的專業當然是宋明理學，我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宋明理學已經出了四本書。但是我離開宋明時代，開始同時開展前軸心時代和當代的研究。這本書真正的寫作時間應該是1994年，集中是從夏天開始，一直到1995年春天，春夏之交5月份寫完的。本來沒想那麼早停筆，本來還想繼續寫的。但是因為當年9月份要到東京大學講學，所以我就想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稿子寫好，本來是想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因為王陽明的書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先去跟他們聊了一下。我還沒拿去稿子，這時候三聯許醫農先生來電話了，許醫農是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當時三聯的領導董秀玉女士把她從貴州請來幫忙。她給我打的電話，說你拿書稿支持三聯哈佛燕京叢書吧。三聯哈佛燕京叢書成立的時候我去開過會，他們的宗旨是為新進學者服務的，我那時已經不算新進了，所以想應多給青年學者留一些出版空間。老許說不行，這樣的話趕不上上海三聯的那套書。我說好吧那就給三聯出吧。後來人民出版社說我只是去人民出版社虛晃一槍，就轉身拿給三聯了，其實我本來是想給人民的。不管怎麼說，促成和三聯的合作，老許功不可沒。
李澤厚先生
然後到1996年5月出版，出版的前一個星期，我在韓國開亞洲哲學會議，中國大陸只有我一個，臺灣是黃俊傑來參會，海外是李澤厚。回到北京這本書就出了，出了之後就寄給了李澤厚。李澤厚打電話來說，你這本書一定是一部有重要影響的書，我就記住這句話了。書出了以後一段時間，我就想老許怎麼不跟我說稿費的事，等到8月份，我就給老許打電話，我說老許我的書都出了三個月了，稿費怎麼著了？他說你老先生不看合同嗎，我們現在都改版稅了，到年底才結算呢，我說那行吧。第二天老許打電話說你來一趟吧，讓我去拿錢，因為董總看了一下，印了一萬冊，已經賣了8000多，就說給他結了吧。
當時我把新書送給牟鐘鑒和呂大吉，牟鐘鑒在宗教所待過。因為老牟研究過古代宗教，對道教很有研究，對原始文化也很有研究。而呂大吉在宗教性學科的帶頭人，研究西方宗教學史，出版了幾部重要的宗教性著作，我都參考過。呂大吉就對牟鐘鑒說，陳來的書寫得很好。老牟說沒見他研究過原始文化啊，沒見以前發表過這方面的研究。因為那個時代有些人要不是做原始文化研究，要麼是做原始思維研究，我的研究路數其實與這些有所不同。呂大吉說，他對西方宗教學很瞭解。所以呂大吉就到處宣傳我的這本書。我記得當時96年的時候，我們在密雲白龍潭開朱先生的會，當時牟鐘鑒和我們北大哲學系一位研究西方哲學和宗教的學者議論說，說宗教學這個概念不知道誰先提出來的。我當時就說這是麥克斯﹒繆勒最早提出來的。可見當時我們有些研究古代宗教、中國宗教和西方宗教的人，對宗教學歷史本身還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已經摸過一遍了。所以，李澤厚這麼一說，呂大吉一表揚，前輩的肯定增加了我對此書的信心。本來我還有點忐忑不安的，因為我的寫法跟以前不一樣。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
一開始我本來想單純做儒家思想的探源研究，我覺得以前的研究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一個是把它歸結為對“儒”這個字的研究，一個是對“儒”做職官的討論，一個是語學的，一個是史學的，容易產生混淆，把儒家思想根源的問題，混淆為“儒”的字源問題和職官問題，而跟儒家思想沒有關係。後來我的研究就不是僅僅講這個，而是把它放在整個三代文化，古代文化，特別是古代宗教的演進中，把它放在這個脈絡裡講的。我的思路首先是受到張光直先生的人類學研究的影響，重視三代的巫文化，由此入手。所以我命名古代早期文化為巫覡文化，從宗教學上來講相當於原始宗教。
因此我講的並不是破天荒提出一個框架，也是參考了各個學科已有的研究。但是我不贊同張光直先生把三代文化統稱為巫文化的主張，主張要講出了個文化的理性化的進化過程。在1994年的時候，鄧正來當時辦一個雜誌叫中國社會科學輯刊，鄧正來先生已經去世了。他當時想成立一個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基金，我記得基金是六七千塊錢，他說第一個要發給你，結果第一個就給了我。我得提出一個研究的東西。這就是我在他的雜誌發表的文章，叫《殷商的祭祀文化與宗教類型》。我提出殷商文化已經不是巫覡文化，我把它命名為祭祀文化，從宗教學來講相當於自然宗教。海外學者很關注各個雜誌的文章，後來我95年到哈佛開會，當時在哈佛念學位的周勤就告訴我，她是杜先生的學生，因為她的那個委員會裡有張光直先生，張光直就把我的這篇文章複印給他的學生們，他把文章複印給大家，說“這是針對我的”。當然他是非常寬容大度的學者，並不是說對我有意見。97年我在哈佛的時候問周勤，你看完我的書以後覺得怎麼樣，她說我還沒有找到問題，但是我總覺得有問題，因為你講得太圓滿了，不應該那麼圓滿，講得太嚴絲合縫了，所以一定有問題，只是我還沒找到。
張光直先生
1996年到哈佛開會，我給張光直先生打電話，約他見面。他十一點到的，因為他的帕金森還是很厲害的。我約了劉東一塊去的，張先生剛一上來，就一頭撞在劉東懷裡，他站不住。因為劉東身子還算厚實，一下子就把他扶正了，沒事。我就把我的新書送給他，他說我已經有了，最近正在看，他說這是哲學家做的古史研究。後來我的第二本《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引了他的這個話。他說這是哲學家做的古代文化研究，顯然不是一個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作的，是理論性比較強的，這是哲學家的探索，比較追求理論性。他說我八點鐘就起來趕你的約，他十一點鐘過來，三個鐘頭到的。當時我心裡一沉，明顯他夫人沒跟他住一起，他夫人有病，他一個人住那麼遠，一個人獨立生活，他還開車。他八點鐘起來，他要把自己坐好，能坐正，把飯吃了，車還能慢慢開。應該說我各方面都受惠于這些前輩。
北大博雅講壇活動現場
2004年，我到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一個講演，講演還是講夏商周文化的演進、宗教的演進。當時史語所的學者提了很多問題，但是沒有什麼有水準的問題。臺灣學者說我們很能提問題，你要小心接招，他們多是為提問題而提問題，也不瞭解我的研究情況，甚至非常奇怪，一個學者說你說的現象學描述是什麼概念。這個用法是這幾年學術期刊上經常用的說法，就是不用深入本質，用現象來描述的東西。當時許倬雲先生也在，他是古史學者。可是，後來史語所編的《中國史新論》，有一個思想史分冊，從殷商到西周的還是請我寫的，我寫的是前軸心時代。這就說明即使在史語所這樣的地方來講，還是要肯定我們的這個研究。這個是我講的寫書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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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先生
然後到1996年5月出版，出版的前一個星期，我在韓國開亞洲哲學會議，中國大陸只有我一個，臺灣是黃俊傑來參會，海外是李澤厚。回到北京這本書就出了，出了之後就寄給了李澤厚。李澤厚打電話來說，你這本書一定是一部有重要影響的書，我就記住這句話了。書出了以後一段時間，我就想老許怎麼不跟我說稿費的事，等到8月份，我就給老許打電話，我說老許我的書都出了三個月了，稿費怎麼著了？他說你老先生不看合同嗎，我們現在都改版稅了，到年底才結算呢，我說那行吧。第二天老許打電話說你來一趟吧，讓我去拿錢，因為董總看了一下，印了一萬冊，已經賣了8000多，就說給他結了吧。
當時我把新書送給牟鐘鑒和呂大吉，牟鐘鑒在宗教所待過。因為老牟研究過古代宗教，對道教很有研究，對原始文化也很有研究。而呂大吉在宗教性學科的帶頭人，研究西方宗教學史，出版了幾部重要的宗教性著作，我都參考過。呂大吉就對牟鐘鑒說，陳來的書寫得很好。老牟說沒見他研究過原始文化啊，沒見以前發表過這方面的研究。因為那個時代有些人要不是做原始文化研究，要麼是做原始思維研究，我的研究路數其實與這些有所不同。呂大吉說，他對西方宗教學很瞭解。所以呂大吉就到處宣傳我的這本書。我記得當時96年的時候，我們在密雲白龍潭開朱先生的會，當時牟鐘鑒和我們北大哲學系一位研究西方哲學和宗教的學者議論說，說宗教學這個概念不知道誰先提出來的。我當時就說這是麥克斯﹒繆勒最早提出來的。可見當時我們有些研究古代宗教、中國宗教和西方宗教的人，對宗教學歷史本身還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已經摸過一遍了。所以，李澤厚這麼一說，呂大吉一表揚，前輩的肯定增加了我對此書的信心。本來我還有點忐忑不安的，因為我的寫法跟以前不一樣。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
一開始我本來想單純做儒家思想的探源研究，我覺得以前的研究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一個是把它歸結為對“儒”這個字的研究，一個是對“儒”做職官的討論，一個是語學的，一個是史學的，容易產生混淆，把儒家思想根源的問題，混淆為“儒”的字源問題和職官問題，而跟儒家思想沒有關係。後來我的研究就不是僅僅講這個，而是把它放在整個三代文化，古代文化，特別是古代宗教的演進中，把它放在這個脈絡裡講的。我的思路首先是受到張光直先生的人類學研究的影響，重視三代的巫文化，由此入手。所以我命名古代早期文化為巫覡文化，從宗教學上來講相當於原始宗教。
因此我講的並不是破天荒提出一個框架，也是參考了各個學科已有的研究。但是我不贊同張光直先生把三代文化統稱為巫文化的主張，主張要講出了個文化的理性化的進化過程。在1994年的時候，鄧正來當時辦一個雜誌叫中國社會科學輯刊，鄧正來先生已經去世了。他當時想成立一個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基金，我記得基金是六七千塊錢，他說第一個要發給你，結果第一個就給了我。我得提出一個研究的東西。這就是我在他的雜誌發表的文章，叫《殷商的祭祀文化與宗教類型》。我提出殷商文化已經不是巫覡文化，我把它命名為祭祀文化，從宗教學來講相當於自然宗教。海外學者很關注各個雜誌的文章，後來我95年到哈佛開會，當時在哈佛念學位的周勤就告訴我，她是杜先生的學生，因為她的那個委員會裡有張光直先生，張光直就把我的這篇文章複印給他的學生們，他把文章複印給大家，說“這是針對我的”。當然他是非常寬容大度的學者，並不是說對我有意見。97年我在哈佛的時候問周勤，你看完我的書以後覺得怎麼樣，她說我還沒有找到問題，但是我總覺得有問題，因為你講得太圓滿了，不應該那麼圓滿，講得太嚴絲合縫了，所以一定有問題，只是我還沒找到。
張光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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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到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一個講演，講演還是講夏商周文化的演進、宗教的演進。當時史語所的學者提了很多問題，但是沒有什麼有水準的問題。臺灣學者說我們很能提問題，你要小心接招，他們多是為提問題而提問題，也不瞭解我的研究情況，甚至非常奇怪，一個學者說你說的現象學描述是什麼概念。這個用法是這幾年學術期刊上經常用的說法，就是不用深入本質，用現象來描述的東西。當時許倬雲先生也在，他是古史學者。可是，後來史語所編的《中國史新論》，有一個思想史分冊，從殷商到西周的還是請我寫的，我寫的是前軸心時代。這就說明即使在史語所這樣的地方來講，還是要肯定我們的這個研究。這個是我講的寫書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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