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鹽張氏乃是藏書世家， 大多數資料將其家的藏書之史追溯到了明末清初的張惟赤， 而張惟赤乃是張元濟的九世祖。 其實張元濟的十世祖張奇齡也是一位藏書家， 他的堂號是“涉園”， 而後張家歷代使用這個堂號， 一直到了張元濟這裡。
張元濟早年照片
對於張家世代藏書的情況， 陳心蓉在《嘉興藏書史》中稱：“九世祖張惟赤將涉園擴建成海鹽當地的林泉勝地， 並著意搜藏圖籍。 綿延數代， 到乾嘉之際張元濟六世祖張宗松一輩時， 藏書之富達到巔峰， 除公有的涉園舊藏外， 兄弟有六人以藏書著名， 張宗松之清綺齋尤著名， 宗松所藏書有萬冊， 宋元刊本有50部、抄本290部。 與當時江南藏書名家黃丕烈、吳騫、鮑廷博齊名。 ”
這等高品質的收藏， 等到太平天國打來之時， 涉園所藏損失殆盡， 顧志興在《浙江藏書史》中引用了張元濟之父張森玉的所言：“自更洪、楊之役，
《孫可之文集》民國十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古逸叢書二十六種》本， 書牌
《孫可之文集》民國十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古逸叢書二十六種》本， 卷首
因此到了張元濟這裡， 他對於家族藏書史的繼承， 僅剩下“涉園”這個名稱， 而家中的藏書他卻一本也未得到， 但這個結果更激發了他要恢復祖上的所藏。 而後張元濟到各地搜尋， 凡是看到鈐蓋有“涉園”藏章之書， 他都會想辦法將其買下。 《張元濟書劄》中收錄有他寫給廣東大藏書家莫伯驥的5通手劄，
前月複承寄賜寒家舊藏明刊《事物紀原》全部。 開函展誦， 手澤如新。 坊田來歸， 距躍三百， 閱卷端所鈐印記， 知為六世第八叔祖詠川先生遺物。 涉園藏弆素有盛名， 洪楊之亂， 散佚殆盡。 比來搜輯， 稍有歸者， 亦僅數十部而已。 今承先生雅貺， 還我劫餘， 雖為一腋之裘， 不啻百朋之錫。 謹拜嘉惠， 銘感何窮。 命寫溫公訓言， 只得獻醜。 一俟時局稍定， 即當寫呈。
張元濟還動員了不少的藏書家幫他尋找涉園舊藏， 而莫伯驥幫他找到了一部明刻本， 這部書是他的六世祖所藏。 得到這部書讓張元濟很高興， 他跟莫伯驥也講到了太平天國時涉園舊藏全部失散的情況， 而後他努力收藏，
車停到了城鄉結合部
但莫伯驥幫張買到這部書是否收了錢？張在信中沒有提及， 但他說莫伯驥需要他的一幅墨寶， 張說等自己有空時一定呈上。 說不定， 莫天一僅是想用這部書來換得張的書法作品， 這也倒是一段有意思的書壇佳話。
其實想出以書換書法這種妙招兒者，不僅是莫伯驥一位，《張元濟書劄》中收錄有張寫給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的手劄達250通之多，其中張在第131通中寫道：
承賜《金石補正》一部，拜領謝謝。國學淩夷，群言龐雜。昔賢著述多就消沉，吾兄為之刊播流傳，匪徒發潛闡幽，抑亦嘉惠士林，功德非□。弟書林寄跡，景仰尤深。每睹新槧，輒拜隆貺，愧乏瓊瑤，慚感而已。其他一部當轉交東方圖書館，先代申謝。命書聯屏，素不善作字，深恐徒損嘉箋。惟瞻此盛舉，亦竊願勉貢數言，藉伸景慕之意。容寫成呈上。
劉承幹送給張元濟一部《金石補正》，此書不是涉園舊藏，乃是劉承幹讓嘉業堂刊刻的一部大部頭的書，他將這種新印之書送一部給張，張在信中對劉刊刻此類書大表讚賞，認為這是一種功德事。看來，劉承幹寄給張元濟的《金石補正》至少是兩部，而另一部則是劉請張轉交給商務印書館下屬的東方圖書館。同時劉也提出，請張元濟寫一幅書法作品。看來，劉在寄書的同時還附上了張老紙，以此表示對張書法之看重。張元濟謙虛一番，而後說過一段給其呈上。
在雨中下車，步行向前
由這些記錄可知，張元濟的書法在當時就廣受藏家所看重，而這麼多年來，我僅買到他的兩幅書法作品，並且價格都不很高。時代的變遷真令人感慨。
張元濟在信中說他陸續收到了幾十部涉園舊藏，根據現在的資料，其數量實為52部。在戰亂之後能夠收到這等數量之書，也確實不容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張元濟何等重視祖上舊藏之物。
其實，在民國年間大藏書家陶湘的堂號也是“涉園”，有可能這兩個涉園的藏書印區別較大，否則真不知道張元濟怎麼斷定哪些是其家舊藏，而哪些是當時的陶湘流散出的善本。
雨後的地，泥濘不堪
顯然，張元濟這樣的購書方式，更多者是出於維護家族榮譽，因為他買回這些書並不關注是普是善，而重要的乃是其祖上舊藏之物，而他個人的偏好其實極為專精，因為他的主要著眼點只是宋刻本。張元濟藏有多少宋刻本？因為沒有書目流傳，今難以知之，但他的所藏有一部分匯入了《四部叢刊》和《續古逸叢書》中，還有一些他的舊藏最終歸了臺灣的中央圖書館，蘇精在《近代藏書三十家》中寫道：“目前，臺灣所藏已知曾經張元濟舊藏的宋本，是‘中央圖書館’的寫本《宋太宗實錄》、黃庭堅的《山谷琴趣》、歐陽修的《醉翁琴趣》、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權德輿的《權載之文集》等幾部，數目雖不多，卻每部都是連城珍貴。”
沿著小渠前行
還有一事可證張元濟確實有佞宋癖。當年海源閣之書散出之後，張元濟也想買到其中最重要之物，他在民國十八年元月二十三日給劉承幹的信中寫道：
茲有啟者，山東海源閣藏書已移至津門，有待賈而估之意，並非全數出售，曾選出二十余種，傅沅叔同年來信謂均已看過，擇定最精者十五種，其中有北宋刊本數部，附去清單，敬祈察核。當時曾經議價，書主希望甚奢，謂非四萬五千圓不可，亦遂罷議。近日葉玉虎兄來滬，談及書久不售，頗有貶價之訊，意欲集合同志數人，醵金四萬，將此十五種整數購入，各人有所欲得者，再用競買之法，由出價最高者得之。如此則書歸同好，不至散失，而利亦不至於外溢。玉虎之意，每分五竿，渠與弟各認一分。潘君明訓認兩分。以吾兄保存古籍，提倡最先，知必贊成此舉。屬為轉陳，可否請俯與玉成。如蒙慨允，無任欣幸。玉虎兄擬集款有成，即與書主再行磋商購價。
張元濟專盯著海源閣最精的15部宋版，他尤其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幾部北宋本，但這樣的人間尤物當然價錢很貴，當時沒有人能買下。此後不久，張元濟在上海見到了葉恭綽，葉告訴張，海源閣後人已經降低了心氣兒，有可能以不高的價錢買下。
地的頂端是一條河
但即便如此，如果能夠獨自拿出鉅款者也寥寥，於是張元濟跟葉恭綽商量出了一種集資購買的辦法，他們將股份分為了五份，張和葉各認一份；而上海大藏書家潘明訓因為是銀行家，所以他錢多，故而潘認購了兩份；而剩餘的一份，張元濟則推薦劉承幹來認購，因為劉也是巨富之家。張元濟能夠跟這樣幾位共同集資，足可見他也是實力不凡之人。
張元濟為什麼偏愛宋版書呢？他在《寶禮堂宋本書錄序》中有著如下表述：“余喜蓄書，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遠，亦愛其製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曠神怡。余嘗言一國藝事之進退，與其政治之隆汙、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況在書籍，為國民智識之所寄託，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貽，抱殘守缺，責在吾輩。”
張元濟的眼界如此之高，這跟他在書界內的曾經滄海有很大關係，因為他主持商務印書館幾十年，其館內收到了太多好書，而這些書大多是經過張元濟之手收入館中者，以至於很多人都誤會為：商務印書館內的涵芬樓所藏之書，其實是張元濟個人的舊藏。
《寶禮堂宋本書錄》不分卷，民國二十八年廣東南海潘氏藏板本，張元濟序言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誤解呢？柳和城在《張元濟涉園善本藏書鉤沉》一文中認為：“產生誤解的原因，可能因為早期商務編譯所圖書室（涵芬樓）收書工作，往往是以張元濟個人名義進行的。1909年初《教育雜誌》就刊登過由他署名的《收買舊書廣告》。”柳和城在該文中錄出了這則廣告：
茲為保存國粹起見，擬搜羅舊學書籍。無論經、史、子、集，只須版本精美，的系舊刊，或據善本影抄，或經名人手校，均可收購。海內藏書家有願割愛者，祈將書名、冊數、撰人姓氏、序跋姓氏、刊印時代、行款、紙色、有無殘缺損破、欲得售價若干，逐項開示，徑寄敝寓。信資自給，合用者即當函商一切，否則恕不答覆。伏維雅鑒。上海新垃圾橋浜北北長康裡沿馬路武原張公館謹啟。
張元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柳和城在文中說道：“張後來在西藏路長吉裡寓所的大門上釘有‘收買舊書’的鐵皮招牌，為此還發生過‘書包炸彈’歷險事件。登廣告，釘招牌，主要目的是為涵芬樓購書。不用公司名義，一則可能為講價方便，二則張元濟自己也可從中收得鄉邦文獻和若干珍本古籍，有時還因為書價較昂而留作自購的緣故呢。”
柳先生的這段話乃是以1916年10月16日的《張元濟日記》為證：
將去年四月至本年九月所購舊書匯送圖書館。計價一千七百六十一元。另有宋本《名臣言行錄》、《廣韻》、《續文章正宗》三種，《永樂大典》四冊，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元。因價甚昂，然將來必長。有信問翰翁，應否歸館。
由此看來，張元濟的確是以個人名義替商務印書館收善本，並且是他先墊錢收購，而後再轉給商務館。如果遇到價格較貴的書，他也明說：公司嫌貴的話，他可以個人買下。
張元濟既然如此看重珍本與善本，那他所藏的宋元本為什麼歸了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呢？其實，這件事跟1940年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有很大關係。當時張元濟、鄭振鐸等人秘密地在淪陷的上海搶救善本，而張元濟所藏的精本後來也出讓給了文獻保存同志會，鄭振鐸在1941年4月《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八號工作報告》中講到了這件事：
本月廿二日，又從張菊老處，得其藏書中之最精者五種：（一）唐寫本《文選》一巨卷（日本有數卷，已收為“國寶”，並印為帝大叢書），（二）宋寫本《太宗實錄》五冊，（三）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編》一冊，（四）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編》一冊（殘），（五）元刊本《王荊文公詩注》十冊（李璧注，國內無藏全帙者）。此五書，皆可稱為壓卷之作。菊老大病後，經濟甚窘。彼意謂：將來必將散去，不如在此時歸於我輩為佳。因毅然見讓。讓共價二千六百元，實不為昂也。得《文選》，總集部可鎮壓得住矣；得《太宗實錄》，史部得冠冕矣；得山谷、醉翁《琴趣》二種，詞典類可無敵於世矣；得《王荊文公詩注》，元刊本部分足稱豪矣！
在那種艱難的環境下，張元濟竭盡全力處理商務印書館的各方面問題，以至於讓他積勞成疾，為此大病了一場，而後他就把這幾部書轉讓給了此會，而其給出的價格卻很公允，以至於讓鄭振鐸認為他們買到了真正的精善之本。
河道的轉彎處
當然，就數量而言，張元濟所收善本主要是為了商務印書館，但遇到大批量的出讓而商務館買不下時，他也希望能夠出售給公共圖書館。1906年，夏瑞芳聽到陸心源的皕宋樓舊藏因為後人欠了鉅款需要用其還帳，準備將藏書全部出讓，而那時張元濟正在北京，夏馬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張。張當然知道皕宋樓所藏十分重要，於是他將此事報告給了軍機大臣榮慶，但他的報告卻得不到迴響。張元濟回到上海後見到了夏瑞芳，告訴夏此況，夏主動提出這批書可由商務印書館將其買下，然而陸家開價20萬元，而商務印書館根本沒有這麼大的資本，最終皕宋樓所藏之書以10萬元的價格被日本的靜嘉堂買走了。
站在河邊回望
這件事讓張元濟每每想起都十分地後悔，他在給繆荃孫的信中說到了自己的心情：“丙午春間，皕宋樓書尚未售與日本，元濟入都，力勸榮華卿相國撥款購入，以作京師圖書館之基礎，乃言不見用。今且悔之無及。每一追思，為之心痛。”
可能正因如此，使得張元濟替商務大量收購一些藏書家的舊藏，最終建起了涵芬樓，而後又建起了東方圖書館。之後張元濟用本館所藏，再加上各地藏書家的襄助，他影印出了百納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等，這些書在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這也倒是一段有意思的書壇佳話。其實想出以書換書法這種妙招兒者，不僅是莫伯驥一位，《張元濟書劄》中收錄有張寫給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的手劄達250通之多，其中張在第131通中寫道：
承賜《金石補正》一部，拜領謝謝。國學淩夷，群言龐雜。昔賢著述多就消沉，吾兄為之刊播流傳，匪徒發潛闡幽，抑亦嘉惠士林，功德非□。弟書林寄跡，景仰尤深。每睹新槧，輒拜隆貺，愧乏瓊瑤，慚感而已。其他一部當轉交東方圖書館，先代申謝。命書聯屏，素不善作字，深恐徒損嘉箋。惟瞻此盛舉，亦竊願勉貢數言，藉伸景慕之意。容寫成呈上。
劉承幹送給張元濟一部《金石補正》，此書不是涉園舊藏，乃是劉承幹讓嘉業堂刊刻的一部大部頭的書，他將這種新印之書送一部給張，張在信中對劉刊刻此類書大表讚賞，認為這是一種功德事。看來，劉承幹寄給張元濟的《金石補正》至少是兩部，而另一部則是劉請張轉交給商務印書館下屬的東方圖書館。同時劉也提出，請張元濟寫一幅書法作品。看來，劉在寄書的同時還附上了張老紙，以此表示對張書法之看重。張元濟謙虛一番，而後說過一段給其呈上。
在雨中下車，步行向前
由這些記錄可知，張元濟的書法在當時就廣受藏家所看重，而這麼多年來，我僅買到他的兩幅書法作品，並且價格都不很高。時代的變遷真令人感慨。
張元濟在信中說他陸續收到了幾十部涉園舊藏，根據現在的資料，其數量實為52部。在戰亂之後能夠收到這等數量之書，也確實不容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張元濟何等重視祖上舊藏之物。
其實，在民國年間大藏書家陶湘的堂號也是“涉園”，有可能這兩個涉園的藏書印區別較大，否則真不知道張元濟怎麼斷定哪些是其家舊藏，而哪些是當時的陶湘流散出的善本。
雨後的地，泥濘不堪
顯然，張元濟這樣的購書方式，更多者是出於維護家族榮譽，因為他買回這些書並不關注是普是善，而重要的乃是其祖上舊藏之物，而他個人的偏好其實極為專精，因為他的主要著眼點只是宋刻本。張元濟藏有多少宋刻本？因為沒有書目流傳，今難以知之，但他的所藏有一部分匯入了《四部叢刊》和《續古逸叢書》中，還有一些他的舊藏最終歸了臺灣的中央圖書館，蘇精在《近代藏書三十家》中寫道：“目前，臺灣所藏已知曾經張元濟舊藏的宋本，是‘中央圖書館’的寫本《宋太宗實錄》、黃庭堅的《山谷琴趣》、歐陽修的《醉翁琴趣》、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權德輿的《權載之文集》等幾部，數目雖不多，卻每部都是連城珍貴。”
沿著小渠前行
還有一事可證張元濟確實有佞宋癖。當年海源閣之書散出之後，張元濟也想買到其中最重要之物，他在民國十八年元月二十三日給劉承幹的信中寫道：
茲有啟者，山東海源閣藏書已移至津門，有待賈而估之意，並非全數出售，曾選出二十余種，傅沅叔同年來信謂均已看過，擇定最精者十五種，其中有北宋刊本數部，附去清單，敬祈察核。當時曾經議價，書主希望甚奢，謂非四萬五千圓不可，亦遂罷議。近日葉玉虎兄來滬，談及書久不售，頗有貶價之訊，意欲集合同志數人，醵金四萬，將此十五種整數購入，各人有所欲得者，再用競買之法，由出價最高者得之。如此則書歸同好，不至散失，而利亦不至於外溢。玉虎之意，每分五竿，渠與弟各認一分。潘君明訓認兩分。以吾兄保存古籍，提倡最先，知必贊成此舉。屬為轉陳，可否請俯與玉成。如蒙慨允，無任欣幸。玉虎兄擬集款有成，即與書主再行磋商購價。
張元濟專盯著海源閣最精的15部宋版，他尤其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幾部北宋本，但這樣的人間尤物當然價錢很貴，當時沒有人能買下。此後不久，張元濟在上海見到了葉恭綽，葉告訴張，海源閣後人已經降低了心氣兒，有可能以不高的價錢買下。
地的頂端是一條河
但即便如此，如果能夠獨自拿出鉅款者也寥寥，於是張元濟跟葉恭綽商量出了一種集資購買的辦法，他們將股份分為了五份，張和葉各認一份；而上海大藏書家潘明訓因為是銀行家，所以他錢多，故而潘認購了兩份；而剩餘的一份，張元濟則推薦劉承幹來認購，因為劉也是巨富之家。張元濟能夠跟這樣幾位共同集資，足可見他也是實力不凡之人。
張元濟為什麼偏愛宋版書呢？他在《寶禮堂宋本書錄序》中有著如下表述：“余喜蓄書，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遠，亦愛其製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曠神怡。余嘗言一國藝事之進退，與其政治之隆汙、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況在書籍，為國民智識之所寄託，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貽，抱殘守缺，責在吾輩。”
張元濟的眼界如此之高，這跟他在書界內的曾經滄海有很大關係，因為他主持商務印書館幾十年，其館內收到了太多好書，而這些書大多是經過張元濟之手收入館中者，以至於很多人都誤會為：商務印書館內的涵芬樓所藏之書，其實是張元濟個人的舊藏。
《寶禮堂宋本書錄》不分卷，民國二十八年廣東南海潘氏藏板本，張元濟序言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誤解呢？柳和城在《張元濟涉園善本藏書鉤沉》一文中認為：“產生誤解的原因，可能因為早期商務編譯所圖書室（涵芬樓）收書工作，往往是以張元濟個人名義進行的。1909年初《教育雜誌》就刊登過由他署名的《收買舊書廣告》。”柳和城在該文中錄出了這則廣告：
茲為保存國粹起見，擬搜羅舊學書籍。無論經、史、子、集，只須版本精美，的系舊刊，或據善本影抄，或經名人手校，均可收購。海內藏書家有願割愛者，祈將書名、冊數、撰人姓氏、序跋姓氏、刊印時代、行款、紙色、有無殘缺損破、欲得售價若干，逐項開示，徑寄敝寓。信資自給，合用者即當函商一切，否則恕不答覆。伏維雅鑒。上海新垃圾橋浜北北長康裡沿馬路武原張公館謹啟。
張元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柳和城在文中說道：“張後來在西藏路長吉裡寓所的大門上釘有‘收買舊書’的鐵皮招牌，為此還發生過‘書包炸彈’歷險事件。登廣告，釘招牌，主要目的是為涵芬樓購書。不用公司名義，一則可能為講價方便，二則張元濟自己也可從中收得鄉邦文獻和若干珍本古籍，有時還因為書價較昂而留作自購的緣故呢。”
柳先生的這段話乃是以1916年10月16日的《張元濟日記》為證：
將去年四月至本年九月所購舊書匯送圖書館。計價一千七百六十一元。另有宋本《名臣言行錄》、《廣韻》、《續文章正宗》三種，《永樂大典》四冊，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元。因價甚昂，然將來必長。有信問翰翁，應否歸館。
由此看來，張元濟的確是以個人名義替商務印書館收善本，並且是他先墊錢收購，而後再轉給商務館。如果遇到價格較貴的書，他也明說：公司嫌貴的話，他可以個人買下。
張元濟既然如此看重珍本與善本，那他所藏的宋元本為什麼歸了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呢？其實，這件事跟1940年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有很大關係。當時張元濟、鄭振鐸等人秘密地在淪陷的上海搶救善本，而張元濟所藏的精本後來也出讓給了文獻保存同志會，鄭振鐸在1941年4月《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八號工作報告》中講到了這件事：
本月廿二日，又從張菊老處，得其藏書中之最精者五種：（一）唐寫本《文選》一巨卷（日本有數卷，已收為“國寶”，並印為帝大叢書），（二）宋寫本《太宗實錄》五冊，（三）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編》一冊，（四）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編》一冊（殘），（五）元刊本《王荊文公詩注》十冊（李璧注，國內無藏全帙者）。此五書，皆可稱為壓卷之作。菊老大病後，經濟甚窘。彼意謂：將來必將散去，不如在此時歸於我輩為佳。因毅然見讓。讓共價二千六百元，實不為昂也。得《文選》，總集部可鎮壓得住矣；得《太宗實錄》，史部得冠冕矣；得山谷、醉翁《琴趣》二種，詞典類可無敵於世矣；得《王荊文公詩注》，元刊本部分足稱豪矣！
在那種艱難的環境下，張元濟竭盡全力處理商務印書館的各方面問題，以至於讓他積勞成疾，為此大病了一場，而後他就把這幾部書轉讓給了此會，而其給出的價格卻很公允，以至於讓鄭振鐸認為他們買到了真正的精善之本。
河道的轉彎處
當然，就數量而言，張元濟所收善本主要是為了商務印書館，但遇到大批量的出讓而商務館買不下時，他也希望能夠出售給公共圖書館。1906年，夏瑞芳聽到陸心源的皕宋樓舊藏因為後人欠了鉅款需要用其還帳，準備將藏書全部出讓，而那時張元濟正在北京，夏馬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張。張當然知道皕宋樓所藏十分重要，於是他將此事報告給了軍機大臣榮慶，但他的報告卻得不到迴響。張元濟回到上海後見到了夏瑞芳，告訴夏此況，夏主動提出這批書可由商務印書館將其買下，然而陸家開價20萬元，而商務印書館根本沒有這麼大的資本，最終皕宋樓所藏之書以10萬元的價格被日本的靜嘉堂買走了。
站在河邊回望
這件事讓張元濟每每想起都十分地後悔，他在給繆荃孫的信中說到了自己的心情：“丙午春間，皕宋樓書尚未售與日本，元濟入都，力勸榮華卿相國撥款購入，以作京師圖書館之基礎，乃言不見用。今且悔之無及。每一追思，為之心痛。”
可能正因如此，使得張元濟替商務大量收購一些藏書家的舊藏，最終建起了涵芬樓，而後又建起了東方圖書館。之後張元濟用本館所藏，再加上各地藏書家的襄助，他影印出了百納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等，這些書在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