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孩子走上唱戲的路
評戲早期四大流派之一“白”派創始人白玉霜， 清光緒三十三年 (1907年)出生于天津， 原姓盧， 名慧敏， 因家庭貧窮，
李卞氏憑著多年跑江湖的經驗， 熟悉戲班行裡行外的規矩。 她給李桂珍取了個藝名叫白玉霜， 又出面招來些小演員， 便組成了以白玉霜做主演、她的兒子李國璋拉二胡兼當管事的玉順評戲班。 每天一早， 就把白玉霜和小演員們叫起來到河邊喊嗓子， 喊嗓回來天才朦朦亮。 上午練功排戲， 下午和晚上演出， 十分辛苦。 只有初一、十五可以不練功、不喊嗓， 讓大家休息一下， 演出還是照常。 因為演戲才分錢， 沒戲沒錢， 那時的戲班流行一句話：人歇著， 牙也得歇著。
玉順評戲班常在天津法租界內的鳳翔戲園演出，
當年， 因為京戲進過宮廷， 人們稱之為大戲， 而被人稱作“蹦蹦戲”的評劇， 所演內容多是男女間的愛情恩怨和家庭倫理道德， 淺顯易懂， 雖然很受底層群眾歡迎， 社會上有些人卻認為評劇不能登大雅之堂。 白玉霜天性好強， 對此很不服氣。 尤其讓她感覺苦悶的是， 人們常常管看戲叫“看玩藝兒”,她感覺這是對藝人的污辱：演戲的也是人，
白玉霜從小沒上過學， 當了演員才學著看小報或唱本什麼的， 不懂的， 見人就問， 日積月累將就著也能讀劇本， 看臺詞兒。 她那時會的戲還不多， 唱的總不外《馬寡婦開店》《花為媒》《丟印》《張廷秀私訪》《因果美報》《夜審周子琴》《杜十娘》等等， 後來又演《小老媽開嗙》《蘇小小》《紡棉花》等玩笑劇。 她學過一陣子曲藝， 在《紡棉花》裡， 快書、大鼓、墜子連同河北梆子盡情發揮， 逗得觀眾歡笑不止。
白玉霜學藝之初， 正是第一代評劇女演員李金順在天津大紅大紫的時候， 她對李派藝術十分癡迷， 在演出實踐中竭力模仿。 她的嗓子高音不夠理想， 達不到李金順的水準；但是， 她中低音出眾， 丹田氣息充足，
名角挑班自律嚴
白玉霜天生好學，別人的藝術長處，哪怕是同輩演員，她認為是好的，總是千方百計地吸收、消化。與她同時成名的評劇女演員愛蓮君，在唱腔旋律中運用短促的休止，穿插其他曲調，創作出來的“疙瘩腔”,白玉霜虛心地借鑒過來，化他山之石為己有，靈活地運用到自己的演唱中。
白玉霜愛看電影，中外好片子全看，為的是學別人的表演方法。京劇“四大名旦”的戲，她一有時間就去看。經常是花錢包一個廂，和團裡的主要演員們一同去“偷藝”。她剛成名的時候，京劇名家程硯秋正火得出奇。白玉霜到處尋找程硯秋的演出劇本，給程硯秋管劇本的人外號叫“本子李”，白玉霜托他找過《朱痕記》《玉虎墜》《孔雀東南飛》等劇本。一個本子索要幾十塊大洋。白玉霜花錢買好劇本，從不心疼。然後她按程派的路子移植到評劇舞臺上，不光學習程派表演，也要學程派水袖等技巧。為了學習到位，她在家總愛對著鏡子琢磨。
從前評劇戲班排戲都是師徒口傳心授，沒有導演一說。自從白玉霜成了戲班裡的角，她特別重視導演的作用。有一個時期，她專門請了一位著名京劇科班出身的富連成先生，在戲班裡當導演。包括曾經上演過的老戲，她也一定要求導演幫她重新加工。有個別演員不適應導演在戲班裡指手畫腳，但是不敢違抗白玉霜，心想，誰叫人家是班主又是角呢。
搭過白玉霜劇團演戲的人全知道，進白家班演戲可不容易，白玉霜要求每個人都要把戲演好。她懂得，演戲不能靠光杆牡丹，好花離不開綠葉扶持。她非常注意戲臺上的四梁八柱（老生、小生、彩旦、老旦等）配搭整齊。有一個時期團裡彩旦有碧月珠，老生有單寶芬，小生有安冠英和李奎軒，丑角有辛俊德等。有時上演一齣新戲，她為了審查大家唱得熟不熟，在後臺放著劇本，一幕下來她就去翻翻。有時她在後臺聽到前邊怪聲叫好，一定得查問：“怎麼了，幹嗎叫好？是出洋相了吧？”
據早年曾經跟白玉霜同台合作過的老人李義芬回憶：白玉霜要求全班演員全神貫注地對待演出。有的演員誤了場，一律按規定“罰香”，自己掏腰包買香到祖師爺牌位前認錯。
白玉霜不光對別人嚴格要求，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不計較自己的勞累，全是一個人頂全場。她覺得讓別人分演感情不連貫。她歡迎別人給她演的戲提意見，說那是給她“擇毛”。有一次，一個演員指出白玉霜在後臺唱錯了幾個字，她高興極了，當時送他兩塊大洋說：“太好了，這錢拿去洗澡吧。”
舊評劇的臺詞往往很“水”，演員在臺上沒有准詞兒，順口編幾句也行。白玉霜反對這個，她要求演員演戲不能想怎麼演就怎麼演，一定要有準譜。老藝人李義芬回憶：“白玉霜演戲，得彩的地方都是固定的，這齣戲上次唱在哪幾處得到觀眾叫好，這次還是那幾處地方。”說明她用心用力的地方有準譜兒。她演《秦香蓮》，向包公控訴丈夫陳世美的忘恩負義，唱到“手拉兒女進衙門”，因為深入角色，感情真摯，唱時激動得雙手顫抖，氣口運用得也好，每唱到此處，一定得彩。她演《紅娘》，唱到“倒叫我小紅娘無計奈何”處；演唱《瀟湘夜雨》，唱到“聽譙樓打罷了三更時分”；演《玉堂春》，唱到“蘇三此去好有一比”時，觀眾准是叫彩聲不絕。
闖上海飽嘗酸甜苦辣
評劇形成之初，藝人們為迎合觀眾，舞臺表演出現過不健康的內容和低格調的表情動作。白玉霜為了維持生存，也未能脫俗。1934年她赴北平在廣德樓演出新戲《拿蒼蠅》，因所著戲裝過於暴露，某些表情動作情趣不高，第二天早上突然來了幾名員警，手拿公文說，白玉霜演的戲有傷風化，市長袁良有令，不准她再在北平演出。員警當場押送她上火車回天津。
白玉霜被市長驅逐出北平，一時間轟動盛行評劇的北方各地，導致她在天津劇壇也難以立足，於是她來到上海。1935年7月，白玉霜應上海恩派亞劇場之約在那裡演戲。她用一出宣揚婦女大膽追求幸福愛情的《馬寡婦開店》打頭炮，從內容說，這齣戲迎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背景下上海大眾的心理需求，從藝術說，白玉霜在臺上的表演，克服了一般藝人只注重情節的傳奇性，而不注重刻畫人物個性的演法，她對馬寡婦見到“相貌長得好，端正又儒雅”的狄仁傑時，心理情態的描畫活靈活現，白玉霜因此唱紅了上海灘。此後，《馬寡婦開店》成為白派演員共同的看家戲之一，風靡一時。
1936年白玉霜從上海去武漢、無錫演出了一個時期之後，應正在上海演戲的另兩位評劇坤伶愛蓮君、鈺靈芝誠約，回上海同台合演《馬震華哀史》《桃花庵》《珍珠衫》等新劇碼，強強聯合的陣容，在上海掀起一股評劇熱。白玉霜在演出時，大膽地將唱念中使用冀東口音的傳統，更改為使用普通京音，方便了上海群眾觀聽，這是白玉霜在藝術實踐中向前邁出的一大步，也是對評劇所作的又一大貢獻。
白玉霜很注意臺上整齊俐落。她自己的戲裝講究不說，戲班裡的戲箱也很完備，她要求音樂場面包括人的穿著要考究，龍套也不能穿得破破爛爛的。
舊時代的戲曲界，由於競爭激烈，同行是冤家。白玉霜在上海演出紅得發紫，某女同業同行者唱對臺戲是常有的事，而且白玉霜唱哪出，她也唱哪出，目的就是要一爭高低。在激烈競爭的形勢下，白玉霜有時想把戲演活潑點兒，難免有分寸把握失當的地方，因此而遭受非議。上海小報《戲世界》《羅賓漢》罵她是“東方梅惠絲”，她因表演《槍斃小老媽》之類劇碼，被人扣上風騷、淫蕩的惡名。其實，白玉霜也常想改革戲裡的“粉詞”。例如她灌的唱片《玉堂春》三堂會審，她把蘇三唱的庸俗的粉詞，改為“玉堂春好比籠中鳥，公子他好比一位看鳥人。想當初，羽毛順利人親近，每日飼養獻殷勤。到如今，一朝毛退喉失潤，為什麼看護之人不問津？”但是，社會風氣不支持她的改進，為了爭取觀眾，為了戲班人的生活，她在舞臺上又恢復了舊的唱詞。
白玉霜在上海和同行唱對臺戲，總是她爭取到的觀眾更多，這就招惹了同行的忌恨。有人為了干擾白玉霜專心演戲，時常指使流氓在戲院門口或住家附近挑釁打架，人為地製造小仇小怨。後來變本加利，竟然收買當地流氓，于一天晚上白玉霜去劇場演戲途中，向她身上拋擲大糞。白玉霜雖然遭受了騷擾驚嚇，但沒有因此而放棄演出，馬上回去換了衣服，及時趕到劇場。巡捕房捉到了流氓，青幫頭子徐朗西也出面擺香案問案，流氓供出肇事背後的實情，巡捕房要給流氓定罪。白玉霜認為都是同行，仇怨可解不可結，她為息事寧人，大度地向巡捕求情，饒了肇事者。
白玉霜在上海三年打拼，局面一天好似一天，與白玉霜肯於接受藝術新觀念有直接的關係。過去評劇折子戲多，白玉霜在上海演出，全本戲多了起來。強烈的鑼鼓、梆子等打擊樂器聲響減輕了許多。她在音樂上注意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唱的腔調較之花蓮舫、李金順時期越發細膩，旋律也更加豐富。她雖然受某些劇碼的局限，落下“風騷”的駡名，其實她最擅長演的是悲劇人物。她的嗓子有寬有低，適宜演悲劇，演唱時她走低腔，增強了悲劇氣氛。在初期評劇中本來沒有〔反調〕，由於表現婦女痛苦生活的悲劇劇碼逐漸增多的緣故，出於表現悲劇人物的需要，形成了〔反調〕。白玉霜是最善於唱〔反調〕的早期女演員，她唱出的〔反調〕纏綿、平穩，句法與節奏格式是與正調〔慢板〕相同，但調子較慢板低四度，伴奏中堂鼓與二胡相襯托，越發顯得曲調低沉、壓抑。在上海頗受觀眾歡迎。
白玉霜在上海期間，最大的收穫是獲得了田漢、歐陽予倩、洪深、安娥等新文藝工作者的同情與支持。他們看了她的演出，給予過許多指導，安娥還和她結為幹姊妹。歐陽予倩為她提供了新編的《潘金蓮》劇本，採用京劇、評劇“兩下鍋”的形式，使用京劇、評劇兩支樂隊伴奏，白玉霜扮演潘金蓮，京劇名小生趙如泉扮演武松，在上海天蟾舞臺演了四五場，全賣滿堂。回到恩派亞劇場後，又以純粹評劇的形式再演《潘金蓮》。白玉霜扮演潘金蓮，單寶芬扮演武松，李義芬扮演西門慶，連演了兩個月，上座不衰。潘金蓮蕩婦惡名在這台戲裡被翻了案，成了反封建的古代女性。白玉霜演完這台戲，懂得了演戲不只是為了掙錢養家糊口，還肩負著對觀眾進行說教。接著，她又在田漢、歐陽予倩的支持下，排演了全本《玉堂春》《閻惜姣》，演出也取得了轟動效應。
明星電影公司編劇鄭小秋、導演張石川看了白玉霜演的戲，在1936年7月拍攝反映評劇女藝人悲慘遭遇的電影故事片《海棠紅》時，請白玉霜扮演女主角海棠紅。白玉霜因為有過與劇中人物海棠紅極為相似的人生經歷，所以拍片時感情真摯、自然，進戲很快。影片裡有一大段用評劇旋律譜寫的“戲中戲”，白玉霜演得更是得心應手。影片拍成後，白玉霜的藝名風聞全國。著名戲劇家洪深、歐陽予倩在報上著文，對白玉霜的表演藝術給予很高的評價。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還留著這部影片的鏡頭。
白玉霜在上海還灌制了《珍珠衫》《楊三姐告狀》《杜十娘》等評劇唱片。
輝煌一時的評劇皇后
憑藉電影《海棠紅》的成功，白玉霜不僅從評劇藝人一躍而成為電影明星，並且被報界譽為“評劇皇后”。1937年年初她回到天津，聲價倍增，在新明大戲院連演數月，上座率居高不下。
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評劇藝人的日子特別不好過，哪一方面應酬不周到，都要吃苦頭，都要花錢疏通。遇到這些事，白玉霜總說:“寧可讓錢吃虧，別讓人吃虧。”
1937年8月，白玉霜領銜的玉順班到北平開明戲院演出，天津敵偽當局罰她5000元才許可坐火車。她在北平期間，陪她唱小生的安冠英在西柳樹井泰興旅社住宿，口袋裡藏有一封寫給朋友的書信，信中記述了他在天津目睹日本侵略軍7月29日對南開大學狂轟濫炸的罪行，這封尚未發出的書信被查店的日本憲兵搜出，安冠英被扣上抗日分子的罪名，關進設在沙灘附近的日本憲兵隊隊部，一連幾天從精神到肉體遭受殘酷折磨。開明戲院老闆托了不少人予以搭救，幾天後人總算放了出來。玉順班結束北平演出回到天津，車站憲警以此為藉口，硬說戲班裡的藝人有抗日嫌疑，將戲班扣押不放，北洋戲院經理出面，證明是他們接白玉霜去演戲，請客吃飯又花錢後才放白玉霜回家。
白玉霜唱了二十幾年戲，飽嘗辛酸苦辣，因此懂得別人的苦楚，經常為窮苦人仗義疏財。有一次她和全團人員從天津乘船去營口，一個不買船票的人被檢查出來。那人說家住瀋陽小西關，在外經商賠了本錢，回家心切，只好混上船來。白玉霜替他補了票款，又送給他回家的全程路費。那人感激涕零。白玉霜仗義疏財的名聲一經傳播，時常接到貧寒之人的求助信，她一般都會派人去瞭解情況，看到可以伸手拉一把的總是儘量拉一把。
失去自由的愛情生活
儘管白玉霜在劇壇風光無限，在社會上卻吃盡了苦頭受夠了氣，回到家裡也沒有人身自由。她的命運牢牢掌握在養母李卞氏的手裡，自已連享受愛情生活的權利都沒有。
白玉霜17歲的時侯，李卞氏曾把她嫁給一位有錢有勢而且有原配的王姓法官，生過一個孩子，不久即夭亡。因為王法官的原配找上門糾纏，這段短暫婚姻生活宣告結束。此後，她希望做一個真正的女人，建立一個幸福家庭。她的愛情嚮往和美好追求，由於養母從中作梗，一次一次地失敗。
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走紅的時候，有一個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叫李永啟，是戲班裡敲鐃鈸的。養母害怕她一旦結婚就會失去捧場的觀眾，更擔心白玉霜的收入被丈夫把持。便一再施伎倆，搗亂破壞。白玉霜一氣之下，賣掉所存闊老們贈給的首飾，在1937年農曆大年初一雙雙私奔，乘飛機北上。
李永啟是天津楊柳青鎮西北東沽港人，二人來到楊柳青，悄悄在鎮上獅子胡同租下一個小宅院，過起了提心吊膽的家庭生活。幾個月後，因為擔心鎮上耳雜目多，就悄悄回了李永啟的老家。當時白玉霜將手裡僅有的800元錢交給李永啟，叮囑他在當地買20畝地，兩人安心過農家日子。沒想到，李永啟背著白玉霜偷偷賭錢，竟將800元錢輸了個精光 。
白玉霜又氣又恨，傷心到了極點。這時候，養母李卞氏找上門來，動之以母女情 ,勸她回養母家繼續唱戲。為了生活，白玉霜跟隨養母重返梨園，再上舞臺。那以後，她相繼到過濟南、青島、大連、旅順、營口、金州、瀋陽等地，到哪兒演出，全沒唱黑過（黑就是砸，不紅也叫黑）。
藝壇明星淒慘隕落
白玉霜長年在繁忙的演出中拼摶勞累，沒有顧及身體狀況。到1941年10月在北洋戲院演戲期間，因體力不支，由每天日夜兩場改為只演夜場。到12月初，病情加重，不得已而中輟登臺，經醫院檢查，所患為子宮瘤，曾經兩次住進北京德國醫院烤電，診治半年有餘，身體剛有好轉，李卞氏就逼迫她唱戲掙錢。養母把她當成了搖錢樹，用剝削女兒的錢買了洋樓，卻不顧女兒身體一天天地惡化。1942年8月，已經病入膏肓的白玉霜，依然要在北洋戲院演出《閨房勸婿》。8月10日，35歲的白玉霜在天津去世，永遠告別了熱愛她的觀眾。
名角挑班自律嚴
白玉霜天生好學，別人的藝術長處，哪怕是同輩演員，她認為是好的，總是千方百計地吸收、消化。與她同時成名的評劇女演員愛蓮君，在唱腔旋律中運用短促的休止，穿插其他曲調，創作出來的“疙瘩腔”,白玉霜虛心地借鑒過來，化他山之石為己有，靈活地運用到自己的演唱中。
白玉霜愛看電影，中外好片子全看，為的是學別人的表演方法。京劇“四大名旦”的戲，她一有時間就去看。經常是花錢包一個廂，和團裡的主要演員們一同去“偷藝”。她剛成名的時候，京劇名家程硯秋正火得出奇。白玉霜到處尋找程硯秋的演出劇本，給程硯秋管劇本的人外號叫“本子李”，白玉霜托他找過《朱痕記》《玉虎墜》《孔雀東南飛》等劇本。一個本子索要幾十塊大洋。白玉霜花錢買好劇本，從不心疼。然後她按程派的路子移植到評劇舞臺上，不光學習程派表演，也要學程派水袖等技巧。為了學習到位，她在家總愛對著鏡子琢磨。
從前評劇戲班排戲都是師徒口傳心授，沒有導演一說。自從白玉霜成了戲班裡的角，她特別重視導演的作用。有一個時期，她專門請了一位著名京劇科班出身的富連成先生，在戲班裡當導演。包括曾經上演過的老戲，她也一定要求導演幫她重新加工。有個別演員不適應導演在戲班裡指手畫腳，但是不敢違抗白玉霜，心想，誰叫人家是班主又是角呢。
搭過白玉霜劇團演戲的人全知道，進白家班演戲可不容易，白玉霜要求每個人都要把戲演好。她懂得，演戲不能靠光杆牡丹，好花離不開綠葉扶持。她非常注意戲臺上的四梁八柱（老生、小生、彩旦、老旦等）配搭整齊。有一個時期團裡彩旦有碧月珠，老生有單寶芬，小生有安冠英和李奎軒，丑角有辛俊德等。有時上演一齣新戲，她為了審查大家唱得熟不熟，在後臺放著劇本，一幕下來她就去翻翻。有時她在後臺聽到前邊怪聲叫好，一定得查問：“怎麼了，幹嗎叫好？是出洋相了吧？”
據早年曾經跟白玉霜同台合作過的老人李義芬回憶：白玉霜要求全班演員全神貫注地對待演出。有的演員誤了場，一律按規定“罰香”，自己掏腰包買香到祖師爺牌位前認錯。
白玉霜不光對別人嚴格要求，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不計較自己的勞累，全是一個人頂全場。她覺得讓別人分演感情不連貫。她歡迎別人給她演的戲提意見，說那是給她“擇毛”。有一次，一個演員指出白玉霜在後臺唱錯了幾個字，她高興極了，當時送他兩塊大洋說：“太好了，這錢拿去洗澡吧。”
舊評劇的臺詞往往很“水”，演員在臺上沒有准詞兒，順口編幾句也行。白玉霜反對這個，她要求演員演戲不能想怎麼演就怎麼演，一定要有準譜。老藝人李義芬回憶：“白玉霜演戲，得彩的地方都是固定的，這齣戲上次唱在哪幾處得到觀眾叫好，這次還是那幾處地方。”說明她用心用力的地方有準譜兒。她演《秦香蓮》，向包公控訴丈夫陳世美的忘恩負義，唱到“手拉兒女進衙門”，因為深入角色，感情真摯，唱時激動得雙手顫抖，氣口運用得也好，每唱到此處，一定得彩。她演《紅娘》，唱到“倒叫我小紅娘無計奈何”處；演唱《瀟湘夜雨》，唱到“聽譙樓打罷了三更時分”；演《玉堂春》，唱到“蘇三此去好有一比”時，觀眾准是叫彩聲不絕。
闖上海飽嘗酸甜苦辣
評劇形成之初，藝人們為迎合觀眾，舞臺表演出現過不健康的內容和低格調的表情動作。白玉霜為了維持生存，也未能脫俗。1934年她赴北平在廣德樓演出新戲《拿蒼蠅》，因所著戲裝過於暴露，某些表情動作情趣不高，第二天早上突然來了幾名員警，手拿公文說，白玉霜演的戲有傷風化，市長袁良有令，不准她再在北平演出。員警當場押送她上火車回天津。
白玉霜被市長驅逐出北平，一時間轟動盛行評劇的北方各地，導致她在天津劇壇也難以立足，於是她來到上海。1935年7月，白玉霜應上海恩派亞劇場之約在那裡演戲。她用一出宣揚婦女大膽追求幸福愛情的《馬寡婦開店》打頭炮，從內容說，這齣戲迎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背景下上海大眾的心理需求，從藝術說，白玉霜在臺上的表演，克服了一般藝人只注重情節的傳奇性，而不注重刻畫人物個性的演法，她對馬寡婦見到“相貌長得好，端正又儒雅”的狄仁傑時，心理情態的描畫活靈活現，白玉霜因此唱紅了上海灘。此後，《馬寡婦開店》成為白派演員共同的看家戲之一，風靡一時。
1936年白玉霜從上海去武漢、無錫演出了一個時期之後，應正在上海演戲的另兩位評劇坤伶愛蓮君、鈺靈芝誠約，回上海同台合演《馬震華哀史》《桃花庵》《珍珠衫》等新劇碼，強強聯合的陣容，在上海掀起一股評劇熱。白玉霜在演出時，大膽地將唱念中使用冀東口音的傳統，更改為使用普通京音，方便了上海群眾觀聽，這是白玉霜在藝術實踐中向前邁出的一大步，也是對評劇所作的又一大貢獻。
白玉霜很注意臺上整齊俐落。她自己的戲裝講究不說，戲班裡的戲箱也很完備，她要求音樂場面包括人的穿著要考究，龍套也不能穿得破破爛爛的。
舊時代的戲曲界，由於競爭激烈，同行是冤家。白玉霜在上海演出紅得發紫，某女同業同行者唱對臺戲是常有的事，而且白玉霜唱哪出，她也唱哪出，目的就是要一爭高低。在激烈競爭的形勢下，白玉霜有時想把戲演活潑點兒，難免有分寸把握失當的地方，因此而遭受非議。上海小報《戲世界》《羅賓漢》罵她是“東方梅惠絲”，她因表演《槍斃小老媽》之類劇碼，被人扣上風騷、淫蕩的惡名。其實，白玉霜也常想改革戲裡的“粉詞”。例如她灌的唱片《玉堂春》三堂會審，她把蘇三唱的庸俗的粉詞，改為“玉堂春好比籠中鳥，公子他好比一位看鳥人。想當初，羽毛順利人親近，每日飼養獻殷勤。到如今，一朝毛退喉失潤，為什麼看護之人不問津？”但是，社會風氣不支持她的改進，為了爭取觀眾，為了戲班人的生活，她在舞臺上又恢復了舊的唱詞。
白玉霜在上海和同行唱對臺戲，總是她爭取到的觀眾更多，這就招惹了同行的忌恨。有人為了干擾白玉霜專心演戲，時常指使流氓在戲院門口或住家附近挑釁打架，人為地製造小仇小怨。後來變本加利，竟然收買當地流氓，于一天晚上白玉霜去劇場演戲途中，向她身上拋擲大糞。白玉霜雖然遭受了騷擾驚嚇，但沒有因此而放棄演出，馬上回去換了衣服，及時趕到劇場。巡捕房捉到了流氓，青幫頭子徐朗西也出面擺香案問案，流氓供出肇事背後的實情，巡捕房要給流氓定罪。白玉霜認為都是同行，仇怨可解不可結，她為息事寧人，大度地向巡捕求情，饒了肇事者。
白玉霜在上海三年打拼，局面一天好似一天，與白玉霜肯於接受藝術新觀念有直接的關係。過去評劇折子戲多，白玉霜在上海演出，全本戲多了起來。強烈的鑼鼓、梆子等打擊樂器聲響減輕了許多。她在音樂上注意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唱的腔調較之花蓮舫、李金順時期越發細膩，旋律也更加豐富。她雖然受某些劇碼的局限，落下“風騷”的駡名，其實她最擅長演的是悲劇人物。她的嗓子有寬有低，適宜演悲劇，演唱時她走低腔，增強了悲劇氣氛。在初期評劇中本來沒有〔反調〕，由於表現婦女痛苦生活的悲劇劇碼逐漸增多的緣故，出於表現悲劇人物的需要，形成了〔反調〕。白玉霜是最善於唱〔反調〕的早期女演員，她唱出的〔反調〕纏綿、平穩，句法與節奏格式是與正調〔慢板〕相同，但調子較慢板低四度，伴奏中堂鼓與二胡相襯托，越發顯得曲調低沉、壓抑。在上海頗受觀眾歡迎。
白玉霜在上海期間，最大的收穫是獲得了田漢、歐陽予倩、洪深、安娥等新文藝工作者的同情與支持。他們看了她的演出，給予過許多指導，安娥還和她結為幹姊妹。歐陽予倩為她提供了新編的《潘金蓮》劇本，採用京劇、評劇“兩下鍋”的形式，使用京劇、評劇兩支樂隊伴奏，白玉霜扮演潘金蓮，京劇名小生趙如泉扮演武松，在上海天蟾舞臺演了四五場，全賣滿堂。回到恩派亞劇場後，又以純粹評劇的形式再演《潘金蓮》。白玉霜扮演潘金蓮，單寶芬扮演武松，李義芬扮演西門慶，連演了兩個月，上座不衰。潘金蓮蕩婦惡名在這台戲裡被翻了案，成了反封建的古代女性。白玉霜演完這台戲，懂得了演戲不只是為了掙錢養家糊口，還肩負著對觀眾進行說教。接著，她又在田漢、歐陽予倩的支持下，排演了全本《玉堂春》《閻惜姣》，演出也取得了轟動效應。
明星電影公司編劇鄭小秋、導演張石川看了白玉霜演的戲，在1936年7月拍攝反映評劇女藝人悲慘遭遇的電影故事片《海棠紅》時，請白玉霜扮演女主角海棠紅。白玉霜因為有過與劇中人物海棠紅極為相似的人生經歷，所以拍片時感情真摯、自然，進戲很快。影片裡有一大段用評劇旋律譜寫的“戲中戲”，白玉霜演得更是得心應手。影片拍成後，白玉霜的藝名風聞全國。著名戲劇家洪深、歐陽予倩在報上著文，對白玉霜的表演藝術給予很高的評價。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還留著這部影片的鏡頭。
白玉霜在上海還灌制了《珍珠衫》《楊三姐告狀》《杜十娘》等評劇唱片。
輝煌一時的評劇皇后
憑藉電影《海棠紅》的成功，白玉霜不僅從評劇藝人一躍而成為電影明星，並且被報界譽為“評劇皇后”。1937年年初她回到天津，聲價倍增，在新明大戲院連演數月，上座率居高不下。
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評劇藝人的日子特別不好過，哪一方面應酬不周到，都要吃苦頭，都要花錢疏通。遇到這些事，白玉霜總說:“寧可讓錢吃虧，別讓人吃虧。”
1937年8月，白玉霜領銜的玉順班到北平開明戲院演出，天津敵偽當局罰她5000元才許可坐火車。她在北平期間，陪她唱小生的安冠英在西柳樹井泰興旅社住宿，口袋裡藏有一封寫給朋友的書信，信中記述了他在天津目睹日本侵略軍7月29日對南開大學狂轟濫炸的罪行，這封尚未發出的書信被查店的日本憲兵搜出，安冠英被扣上抗日分子的罪名，關進設在沙灘附近的日本憲兵隊隊部，一連幾天從精神到肉體遭受殘酷折磨。開明戲院老闆托了不少人予以搭救，幾天後人總算放了出來。玉順班結束北平演出回到天津，車站憲警以此為藉口，硬說戲班裡的藝人有抗日嫌疑，將戲班扣押不放，北洋戲院經理出面，證明是他們接白玉霜去演戲，請客吃飯又花錢後才放白玉霜回家。
白玉霜唱了二十幾年戲，飽嘗辛酸苦辣，因此懂得別人的苦楚，經常為窮苦人仗義疏財。有一次她和全團人員從天津乘船去營口，一個不買船票的人被檢查出來。那人說家住瀋陽小西關，在外經商賠了本錢，回家心切，只好混上船來。白玉霜替他補了票款，又送給他回家的全程路費。那人感激涕零。白玉霜仗義疏財的名聲一經傳播，時常接到貧寒之人的求助信，她一般都會派人去瞭解情況，看到可以伸手拉一把的總是儘量拉一把。
失去自由的愛情生活
儘管白玉霜在劇壇風光無限，在社會上卻吃盡了苦頭受夠了氣，回到家裡也沒有人身自由。她的命運牢牢掌握在養母李卞氏的手裡，自已連享受愛情生活的權利都沒有。
白玉霜17歲的時侯，李卞氏曾把她嫁給一位有錢有勢而且有原配的王姓法官，生過一個孩子，不久即夭亡。因為王法官的原配找上門糾纏，這段短暫婚姻生活宣告結束。此後，她希望做一個真正的女人，建立一個幸福家庭。她的愛情嚮往和美好追求，由於養母從中作梗，一次一次地失敗。
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走紅的時候，有一個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叫李永啟，是戲班裡敲鐃鈸的。養母害怕她一旦結婚就會失去捧場的觀眾，更擔心白玉霜的收入被丈夫把持。便一再施伎倆，搗亂破壞。白玉霜一氣之下，賣掉所存闊老們贈給的首飾，在1937年農曆大年初一雙雙私奔，乘飛機北上。
李永啟是天津楊柳青鎮西北東沽港人，二人來到楊柳青，悄悄在鎮上獅子胡同租下一個小宅院，過起了提心吊膽的家庭生活。幾個月後，因為擔心鎮上耳雜目多，就悄悄回了李永啟的老家。當時白玉霜將手裡僅有的800元錢交給李永啟，叮囑他在當地買20畝地，兩人安心過農家日子。沒想到，李永啟背著白玉霜偷偷賭錢，竟將800元錢輸了個精光 。
白玉霜又氣又恨，傷心到了極點。這時候，養母李卞氏找上門來，動之以母女情 ,勸她回養母家繼續唱戲。為了生活，白玉霜跟隨養母重返梨園，再上舞臺。那以後，她相繼到過濟南、青島、大連、旅順、營口、金州、瀋陽等地，到哪兒演出，全沒唱黑過（黑就是砸，不紅也叫黑）。
藝壇明星淒慘隕落
白玉霜長年在繁忙的演出中拼摶勞累，沒有顧及身體狀況。到1941年10月在北洋戲院演戲期間，因體力不支，由每天日夜兩場改為只演夜場。到12月初，病情加重，不得已而中輟登臺，經醫院檢查，所患為子宮瘤，曾經兩次住進北京德國醫院烤電，診治半年有餘，身體剛有好轉，李卞氏就逼迫她唱戲掙錢。養母把她當成了搖錢樹，用剝削女兒的錢買了洋樓，卻不顧女兒身體一天天地惡化。1942年8月，已經病入膏肓的白玉霜，依然要在北洋戲院演出《閨房勸婿》。8月10日，35歲的白玉霜在天津去世，永遠告別了熱愛她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