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回歸以來， 香港與內地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關聯度大幅提升。 隨著越來越多內地企業赴港上市， 以及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機制相繼建立， 中資持牌機構在香港實現了長足的發展。 日前， 工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叢林就過去二十年香港金融市場及在港中資持牌機構的發展等話題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 他表示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紅利下， 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超級連絡人”的優勢愈發突出， 機遇無限， 中資持牌機構正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中資機構挑戰歐美話語權
中國證券報記者：目前來看， 香港市場的發展機會在哪裡？
叢林：回歸20年來，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 香港連接的角色也不斷發生變化。 早年， 香港主要功能是為內地企業融資、提供資金以及幫助海外投資者進入內地市場。 時至今日， 擁有內地背景的香港上市公司市值占香港市場股份總市值已超四成。 香港不再單單扮演融資中心的角色， 而是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中央政府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在香港進行各類資本帳戶改革開放的試驗。 過去五年， 在政策紅利的推動下， 香港已成為國際領先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當前， 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紅利下， 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超級連絡人”的優勢愈發突出，
中國證券報記者：相比於海外投行， 中資投行在香港只有不到20年的歷史， 但實現了飛躍式的發展。 回顧這段歷程， 有哪些經驗和啟示？
叢林：回歸20年來， 香港市場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中資持牌機構獲得快速發展。 一方面， 內地企業市場占比持續增加。 另一方面， 伴隨著國內企業和投資人的崛起， 在香港市場上， 中資持牌機構迎來重大發展機遇， 市場地位快速提升， 直接挑戰歐美持牌機構的話語權。
目前， 全球經濟依舊處於弱復蘇狀態， 不確定性廣泛存在。 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金融改革進入深水區， 實體經濟“減速增質”， “一帶一路”倡議落地， 人民幣國際化深度拓展，
首先是把握對中國經濟的支撐作用。 中資持牌機構與中國內地有著天然聯繫和資訊溝通優勢， 對內地經濟基本面的整體狀況和結構特徵有著深入洞察， 這有利於中資持牌機構更好地在複雜局面中準確、便捷地尋找到實現長期穩健發展的投資機遇。 作為資本帳戶改革開放的試驗場， 香港已成為境外人民幣業務、QDII、QFII、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基金互認等業務的先行先試地點和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第二是提高海外業務涉入深度。 以工銀國際自身為例， 公司的全球化佈局策略是跟著產品走、跟著服務走。 中資企業在國際業務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的不斷提升， 以及工銀國際充足的國際化人才儲備和優勢業務， 為公司抓住中資持牌機構國際化戰略契機提供了有力保障。 工銀國際制定了“6211”區域戰略規劃，
積極把握戰略機遇期
中國證券報記者：你提到“中資持牌機構正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如何理解這個“戰略機遇期”？
叢林：長期來看， 經濟金融發展大勢是非常有利於中資持牌機構發展壯大的：第一， 英國退歐之後， 全球格局正進入中美雙核時代， 中國經濟的相對優勢還將進一步凸顯， 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還將持續上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空間得到擴展， 中資持牌機構有望借由區位優勢， 深挖內地市場、開拓國際市場， 借勢快速發展；第二， 中國經濟正進入改革深化、轉型加速的關鍵階段， 中資持牌機構具有準確把握中國經濟結構變化資訊的能力， 這為其分享中國改革紅利創造了條件；第三，“十三五”時期，中國將進入“金融+”的大時代，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將加速推進，中資投行勢必將在中國經濟金融與全球市場接軌這一歷史進程中擁有更大的戰略機遇；第四，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經濟已經蟄伏很久，我相信，借由“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釋放的政策紅利，中資金融機構也將迎來新的週期機遇。
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局勢複雜多變，外資持牌機構暫時受制於不利的外部環境，而中資持牌機構則借力前期經濟起飛和金融崛起的積累，正經歷快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然而，一旦中資持牌機構驕傲自大、放慢腳步，則可能隨時被實力深厚的外資投行拋在身後。此外，香港的區位優勢也受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地快速發展的挑戰，這也是戰略緊迫感產生的重要原因。
這為其分享中國改革紅利創造了條件；第三，“十三五”時期，中國將進入“金融+”的大時代，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將加速推進，中資投行勢必將在中國經濟金融與全球市場接軌這一歷史進程中擁有更大的戰略機遇；第四，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經濟已經蟄伏很久，我相信，借由“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釋放的政策紅利，中資金融機構也將迎來新的週期機遇。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局勢複雜多變，外資持牌機構暫時受制於不利的外部環境，而中資持牌機構則借力前期經濟起飛和金融崛起的積累，正經歷快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然而，一旦中資持牌機構驕傲自大、放慢腳步，則可能隨時被實力深厚的外資投行拋在身後。此外，香港的區位優勢也受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地快速發展的挑戰，這也是戰略緊迫感產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