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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好大丨6000字,你只需9分鐘,就可知道周小川在想什麼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 面對記者的多次圍追堵截, 央行行長周小川都是微笑用手比劃出了一個“10”, 意思是將問題留到3月10日的記者會上。 因此, 這場記者會也備受各界的期待和關注。 10日的記者會上, 已在任15年的央行行長周小川, 與央行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兼國家外管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范一飛, 從去杠杆、穩匯率、發展普惠金融, 談到整治金融亂象、金融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等十大熱點話題。 值得一提的是, 這也是繼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後, 央行再度將全國“兩會”答記者問的話題聚焦在了“金融改革與發展”。

1

談外儲

手握貨幣供給、信貸調節、金融監管等大權的央行, 每次發聲都被市場作為重要的風向標。 在3月10日的記者會上, 談到外匯儲備下降的問題時, 周小川表示, 儲備的東西是需要用的, 不是用來看的。 目前我國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還是全球第一, 遠遠超過第二位,

在政策制定上我們比較平常心, 市場也不要反映過度。

今年1月, 在連續7個月的下降後, 我國的外匯儲備跌入“2”時代, 不過2月又重新站回3萬億關口之上。 外匯儲備資料對於市場部分人士來說, 總有走不出的“心理關口”。 周小川也笑稱,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 我國的外匯儲備增長太快, “慣性也比較大”。

但他同時指出, 其實我國沒必要搞那麼多, 而且外匯儲備中有部分是熱錢。 “金融危機以來, 由於發達國家普遍採取經濟刺激計畫, 大量發出去的流動性變為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出。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 這其中有4.2萬億美元是金融性的資金流動,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流向了中國。 這些錢穩定性比較差, 隨著發達經濟體開始復蘇,

這部分資金就開始回流。 ”周小川表示, 新興國家目前普遍遇到這個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我國外匯儲備有所下降, 需要一分為二看, 是個正常現象, 也沒什麼不好,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

2

談匯率

說到外匯儲備, 不得不提的就是人民幣匯率。 周小川表示, 2016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波動比較大, 因素有兩個:一是對外投資和其他開銷比較猛, 二是美國大選特朗普當選後出現了很多超預期的變化, 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大。

隨著美聯儲或在3月再度按下“加息”按鈕, 市場依舊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壓力的擔憂猶在。 在談到中國和美國在利率方面的差異, 會如何影響人民幣匯率時。 周小川表示, 在外匯市場交易層面上,

利率差異往往是導致短期操作的動因, 以前是會朝著利率高的方向移動, 但是如果從中期的角度來看, 各國的利率水準都是主要由於國內經濟情況決定的, 包括經濟增長、就業、人民對本國經濟的信心及通脹, 因此各國也是有差異的。 不是說有利率差異就一定導致持續的投機活動。

“中國經濟整體還是健康的, 看待人民幣匯率很大程度上要看經濟是否健康等。 匯率自動會有穩定的趨勢, 有關政策沒有太大變化, 在監管執行上會更精細一些, 今年匯率會比較穩定。 ”周小川強調, 匯率波動是常態, 應該正常看待。

3

談去杠杆

積極穩妥去杠杆仍然是2017年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任務之一。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

要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 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

對此, 易綱表示, 從結構看, 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杆率不高, 但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杆率從全球比較看, 是比較高的。

在他看來, 降杠杆有幾層含義。 首先, 杠杆率的持續增加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 並且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風險。 考慮降杠杆首先要考慮穩杠杆, 讓總杠杆率穩住, 或者讓它每年增長慢一些。 其次, 在總杠杆比例下, 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杠杆結構還可以有些優化。 我國杠杆率和國際上相比較高的原因與我國金融結構有關。 由於我國儲蓄率高, 形成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 造成了中國杠杆率偏高。 因此, 杠杆率偏高和儲蓄率高是連在一起的問題, 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到底應該怎麼解決高杠杆率問題?易綱表示,應該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並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

周小川補充道,整個社會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過高,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其微觀基礎是,眾多非金融企業自身的杠杆率過高,這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關係。對此,每個企業,特別是杠杆率過高的企業,自身要進行內部改革。另外,金融系統也不能過多支援這類企業,除了鼓勵直接融資外,也有一些企業需要進行市場化的債轉股。

4

談貨幣政策

去杠杆的同時,也意味著市場不能“大水漫灌”。針對今年的貨幣政策方向,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到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央行在淨回籠流動性的同時,全面上調逆回購和SLF利率,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這是貨幣政策退出寬鬆的信號。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自然可能帶有引導市場價格、引導預期,同時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但不見得對每次運算元量、價格都要作出過度解讀。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

“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因此要從多方面看”,周小川說道。

5

談信貸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M2(廣義貨幣)增速從2016年目標的13%左右下調到12%。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12%的M2增長是一個預期數字,並不是任務指標。另外,在社會融資和信貸方面也大致按照這個速度進行掌握。這是根據全球經濟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況來制定的。與此同時,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根據經濟的回饋資料、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適度微調。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因為部分城市房價出現大幅上漲,房貸增長曾十分迅猛,雖然近幾個月由於房貸政策有所縮緊,房貸增速有所放緩,但未來信貸政策,特別房貸政策方面格外受到市場的關注。

根據央行3月9日發佈的《2017年2月金融統計資料包告》顯示,2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17萬億元,其中,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加3804億元。雖然環比下降了2489億元,但同比上漲了1984億元,上漲幅度達109%,房貸資料依舊高位運行。

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產信貸中增長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在他看來,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購房,同時也有助於三四線城市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又容易使一二線城市的住房價格上升。“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後,實際上資金轉到開發商。而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的供給。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

針對未來房貸市場的發展趨勢,周小川表示,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6

談資管產品

過去幾年,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我國資產管理業務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但“誰來監管”等問題也隨之顯現。在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一行三會”監管體系改革就受到熱議。

今年再度談到這個話題時,周小川介紹,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一個協調機制,這個機制叫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最近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也有的人會把它稱之為理財產品的問題,因為資產管理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財產品。“一行三會”,也就是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之間已經在許多比較大的問題上初步達成了一致。

“我們可能會進一步細化以後,作出一些初步規範。但是,這個規範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會把一些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周小川說道。

針對理財產品的問題,周小川進一步表示,理財產品市場上有一些混亂,這些混亂包括比如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同時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所以這方面也要加強。從資產管理各種個體來說,有一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一些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

此外,對於市場普遍關心資產管理產品或者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問題,周小川表示,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一樣,要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錢沒有到實體經濟去。這中間到底有些什麼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的行為。就這幾個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怎麼定義、都是哪些範疇、都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7

談對外投資

跨境直接投資近年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一帶一路”、企業“走出去”等政策支援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持續上升。

談到對外投資,周小川表示,中國對外投資總體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興的事物。雖然說十幾年以前開始有一個口號,中國企業要“走出去”,但是最開始的時候是很緩慢的,很多企業家對怎麼“走出去”也不瞭解,這有一個過程。慢慢大家資訊越來越多,對國外的有關投資環境、法律也越來越瞭解了,企業家之間一交流,你在外面有投資,有收購,大家就形成一種風,都在考慮對外投資。

但周小川也指出,對外投資中也不乏有一部分是過熱的情緒,投資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急,因此對外投資可能數字上增長相當快。這其中有一部分實際上跟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體育、娛樂、俱樂部,對中國也沒有太大的好處,同時在外面還引起了一些抱怨。因此,進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導,我們認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8

談金融市場開放

然而,在我國企業積極“走出去”的同時,來華直接投資卻有所下降,這種看似不平衡的狀態,也引發“監管層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制”的流言四起,比如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受限、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審查等傳聞不時就會冒出。

此前監管層已經對此多次闢謠。在9日的記者會上,周小川再次澄清,外界對外匯管理有一些議論,有一些也不准。首先說一些議論涉及到外商企業利潤匯出,借債的還本付息,這實際都是經常項目。中國1996年就開始承諾經常項目是可兌換的,是沒有限制的。但是,企業也有義務進行國際收支申報,國際收支還要有統計,這都是需要做到的。

對於來華投資是否有所降溫,周小川也用數字回應稱,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一些金融領域的資本交易,在全球來說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水準了,外商直接投資1000多億美元,在全球是第一、第二的水準。這個情況下,再有非常大的連續的增長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不斷改進外商投資環境的政策,仍會延續。與此同時,我們還在擴大自由貿易區試點,從上海自貿區開始,擴大到另外幾個自由貿易區,在吸引外資方面也能夠有所改進。

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舉措還不只這些,過去兩年間,我國引入多批境外央行類機構進入境內外匯市場、取消債市間境外機構額度限制、允許外資銀行擴大外債借用規模等。潘功勝進一步介紹,近年中國債券市場發展速度較快,品種也更加豐富。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在兩方面進行,一是境外機構到中國市場發行債券,到去年年底,“熊貓債”發了600多億人民幣;二是推動境外機構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現在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億元人民幣,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額度增加了1500億人民幣。

“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應該說總體上是健康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會作一些政策調整。”周小川表示。

9

談普惠金融

長期以來,金融業給人的印象都頗為“高冷”,讓金融平民化的普惠金融是近幾年的國際熱門話題。在去年的博鼇論壇、G20峰會等大型國際活動上,普惠金融都被列為重要議題。

在9日的記者會上,談及普惠金融,周小川表示,在G20這個場合已經講了若干年了,全球經濟危機後,全球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新興市場,金融服務需要更多惠及大眾。“經濟復蘇的過程中不能只看老牌發達國家,同時應該將資源更多地引導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面向弱勢群體,金融服務應更多向這方面傾斜。”周小川稱,目前中國已經在多方面開展基層金融服務,包括農村信用社、三農服務、社區金融服務、支付手段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的G20峰會中,把數位技術與普惠金融結合了起來。周小川對此表示,從全球來看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但是仍然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需要發揮科技力量,疏通政策制度方面障礙。他進一步稱,全球普遍共識認為,對於社區、邊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最有效的辦法是利用數位技術網路和移動設備。

同時,周小川也指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和普及尚有較大的潛力。目前科技力量發揮不充分,仍有較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礙,通過改革開放學習全球中普惠金融的先進經驗是黨中央國務院扶貧攻堅任務的主要內容。“在激勵政策方面,其中貨幣政策中,結構性信貸政策傾斜、扶貧再貸款也會在這個層面給與支持。”周小川說。

此前,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易綱層披露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的8條內容。在9日的記者會上,易綱提到數字普惠金融的安全問題,他指出,在農村和邊遠地區提供存款、貸款、匯款、支付、保險、查詢等基礎金融服務,能夠讓農村廣大地區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務。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說,把安全放在一個首要的位置。存款、貸款、匯款、查詢、保險等這些基本的金融服務都能夠到達廣大農村和邊遠地區,在扶貧攻堅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10

談協力廠商支付

協力廠商支付行業作為互聯網金融的一個重要板塊,近幾年發展十分兇猛,但也積累了較多的問題和風險。

對此,央行副行長范一飛詳細闡述了協力廠商支付行業目前面臨的問題。“首先,因為市場參與者眾多,市場供大於求的情況比較嚴重,行業存在過度競爭的情況。其次,由於機構內部內控薄弱、風險管理放鬆等原因,對消費者的保護不夠。這也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消費者的個人隱私,特別是關於支付的敏感資訊被洩露,甚至一些資訊公開在網上買賣;二是備付金被挪用的情況還比較嚴重,有些機構把客戶的備付金拿來炒房、炒股,甚至用於個人賭博,最後導致損失。

針對這些問題,範一飛表示,央行近幾年做了幾項工作,包括對前期累計的風險進行化解和處置,儘量幫助消費者挽回損失。另外,強化基礎建設,出臺網路支付管理辦法、推行帳戶分類制度、對支付機構實行分類評級、對備付金實施集中存管等。最後也對協力廠商支付行業加強了監管,截至到1月,全國共清理出239家無證從事支付業務的機構,並對這些機構進行了整頓、清理,部分已經移送公安部門處理。此外,對持證的協力廠商支付機構加強監管,對違規行為敢於“亮劍”,進行處罰。

對於下一步監管工作,範一飛表示,將繼續秉持五大監管理念,做好執行工作。

精彩回顧

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到底應該怎麼解決高杠杆率問題?易綱表示,應該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並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

周小川補充道,整個社會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過高,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其微觀基礎是,眾多非金融企業自身的杠杆率過高,這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關係。對此,每個企業,特別是杠杆率過高的企業,自身要進行內部改革。另外,金融系統也不能過多支援這類企業,除了鼓勵直接融資外,也有一些企業需要進行市場化的債轉股。

4

談貨幣政策

去杠杆的同時,也意味著市場不能“大水漫灌”。針對今年的貨幣政策方向,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到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央行在淨回籠流動性的同時,全面上調逆回購和SLF利率,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這是貨幣政策退出寬鬆的信號。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自然可能帶有引導市場價格、引導預期,同時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但不見得對每次運算元量、價格都要作出過度解讀。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

“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因此要從多方面看”,周小川說道。

5

談信貸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M2(廣義貨幣)增速從2016年目標的13%左右下調到12%。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12%的M2增長是一個預期數字,並不是任務指標。另外,在社會融資和信貸方面也大致按照這個速度進行掌握。這是根據全球經濟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況來制定的。與此同時,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根據經濟的回饋資料、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適度微調。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因為部分城市房價出現大幅上漲,房貸增長曾十分迅猛,雖然近幾個月由於房貸政策有所縮緊,房貸增速有所放緩,但未來信貸政策,特別房貸政策方面格外受到市場的關注。

根據央行3月9日發佈的《2017年2月金融統計資料包告》顯示,2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17萬億元,其中,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加3804億元。雖然環比下降了2489億元,但同比上漲了1984億元,上漲幅度達109%,房貸資料依舊高位運行。

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產信貸中增長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在他看來,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購房,同時也有助於三四線城市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又容易使一二線城市的住房價格上升。“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後,實際上資金轉到開發商。而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的供給。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

針對未來房貸市場的發展趨勢,周小川表示,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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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資管產品

過去幾年,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我國資產管理業務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但“誰來監管”等問題也隨之顯現。在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一行三會”監管體系改革就受到熱議。

今年再度談到這個話題時,周小川介紹,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一個協調機制,這個機制叫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最近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也有的人會把它稱之為理財產品的問題,因為資產管理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財產品。“一行三會”,也就是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之間已經在許多比較大的問題上初步達成了一致。

“我們可能會進一步細化以後,作出一些初步規範。但是,這個規範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會把一些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周小川說道。

針對理財產品的問題,周小川進一步表示,理財產品市場上有一些混亂,這些混亂包括比如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同時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所以這方面也要加強。從資產管理各種個體來說,有一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一些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

此外,對於市場普遍關心資產管理產品或者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問題,周小川表示,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一樣,要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錢沒有到實體經濟去。這中間到底有些什麼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的行為。就這幾個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怎麼定義、都是哪些範疇、都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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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對外投資

跨境直接投資近年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一帶一路”、企業“走出去”等政策支援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持續上升。

談到對外投資,周小川表示,中國對外投資總體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興的事物。雖然說十幾年以前開始有一個口號,中國企業要“走出去”,但是最開始的時候是很緩慢的,很多企業家對怎麼“走出去”也不瞭解,這有一個過程。慢慢大家資訊越來越多,對國外的有關投資環境、法律也越來越瞭解了,企業家之間一交流,你在外面有投資,有收購,大家就形成一種風,都在考慮對外投資。

但周小川也指出,對外投資中也不乏有一部分是過熱的情緒,投資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急,因此對外投資可能數字上增長相當快。這其中有一部分實際上跟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體育、娛樂、俱樂部,對中國也沒有太大的好處,同時在外面還引起了一些抱怨。因此,進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導,我們認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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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金融市場開放

然而,在我國企業積極“走出去”的同時,來華直接投資卻有所下降,這種看似不平衡的狀態,也引發“監管層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制”的流言四起,比如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受限、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審查等傳聞不時就會冒出。

此前監管層已經對此多次闢謠。在9日的記者會上,周小川再次澄清,外界對外匯管理有一些議論,有一些也不准。首先說一些議論涉及到外商企業利潤匯出,借債的還本付息,這實際都是經常項目。中國1996年就開始承諾經常項目是可兌換的,是沒有限制的。但是,企業也有義務進行國際收支申報,國際收支還要有統計,這都是需要做到的。

對於來華投資是否有所降溫,周小川也用數字回應稱,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一些金融領域的資本交易,在全球來說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水準了,外商直接投資1000多億美元,在全球是第一、第二的水準。這個情況下,再有非常大的連續的增長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不斷改進外商投資環境的政策,仍會延續。與此同時,我們還在擴大自由貿易區試點,從上海自貿區開始,擴大到另外幾個自由貿易區,在吸引外資方面也能夠有所改進。

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舉措還不只這些,過去兩年間,我國引入多批境外央行類機構進入境內外匯市場、取消債市間境外機構額度限制、允許外資銀行擴大外債借用規模等。潘功勝進一步介紹,近年中國債券市場發展速度較快,品種也更加豐富。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在兩方面進行,一是境外機構到中國市場發行債券,到去年年底,“熊貓債”發了600多億人民幣;二是推動境外機構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現在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億元人民幣,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額度增加了1500億人民幣。

“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應該說總體上是健康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會作一些政策調整。”周小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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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普惠金融

長期以來,金融業給人的印象都頗為“高冷”,讓金融平民化的普惠金融是近幾年的國際熱門話題。在去年的博鼇論壇、G20峰會等大型國際活動上,普惠金融都被列為重要議題。

在9日的記者會上,談及普惠金融,周小川表示,在G20這個場合已經講了若干年了,全球經濟危機後,全球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新興市場,金融服務需要更多惠及大眾。“經濟復蘇的過程中不能只看老牌發達國家,同時應該將資源更多地引導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面向弱勢群體,金融服務應更多向這方面傾斜。”周小川稱,目前中國已經在多方面開展基層金融服務,包括農村信用社、三農服務、社區金融服務、支付手段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的G20峰會中,把數位技術與普惠金融結合了起來。周小川對此表示,從全球來看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但是仍然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需要發揮科技力量,疏通政策制度方面障礙。他進一步稱,全球普遍共識認為,對於社區、邊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最有效的辦法是利用數位技術網路和移動設備。

同時,周小川也指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和普及尚有較大的潛力。目前科技力量發揮不充分,仍有較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礙,通過改革開放學習全球中普惠金融的先進經驗是黨中央國務院扶貧攻堅任務的主要內容。“在激勵政策方面,其中貨幣政策中,結構性信貸政策傾斜、扶貧再貸款也會在這個層面給與支持。”周小川說。

此前,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易綱層披露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的8條內容。在9日的記者會上,易綱提到數字普惠金融的安全問題,他指出,在農村和邊遠地區提供存款、貸款、匯款、支付、保險、查詢等基礎金融服務,能夠讓農村廣大地區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務。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說,把安全放在一個首要的位置。存款、貸款、匯款、查詢、保險等這些基本的金融服務都能夠到達廣大農村和邊遠地區,在扶貧攻堅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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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協力廠商支付

協力廠商支付行業作為互聯網金融的一個重要板塊,近幾年發展十分兇猛,但也積累了較多的問題和風險。

對此,央行副行長范一飛詳細闡述了協力廠商支付行業目前面臨的問題。“首先,因為市場參與者眾多,市場供大於求的情況比較嚴重,行業存在過度競爭的情況。其次,由於機構內部內控薄弱、風險管理放鬆等原因,對消費者的保護不夠。這也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消費者的個人隱私,特別是關於支付的敏感資訊被洩露,甚至一些資訊公開在網上買賣;二是備付金被挪用的情況還比較嚴重,有些機構把客戶的備付金拿來炒房、炒股,甚至用於個人賭博,最後導致損失。

針對這些問題,範一飛表示,央行近幾年做了幾項工作,包括對前期累計的風險進行化解和處置,儘量幫助消費者挽回損失。另外,強化基礎建設,出臺網路支付管理辦法、推行帳戶分類制度、對支付機構實行分類評級、對備付金實施集中存管等。最後也對協力廠商支付行業加強了監管,截至到1月,全國共清理出239家無證從事支付業務的機構,並對這些機構進行了整頓、清理,部分已經移送公安部門處理。此外,對持證的協力廠商支付機構加強監管,對違規行為敢於“亮劍”,進行處罰。

對於下一步監管工作,範一飛表示,將繼續秉持五大監管理念,做好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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