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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骨,許鞍華的皮,王安憶50歲的寬恕

《金鎖記》, 被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稱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張愛玲, 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個性女作家。

許鞍華, 一個華語影壇最具影響力的女性導演。

王安憶, 一個低調的中國當代文學女作家。

焦媛, 一個前衛大膽, 被稱為“舞臺劇女王”的創作女演員。

四個女人, 各自以原著、編劇、導演、演員的身份, 將《金鎖記》這個殘忍可怕的故事呈現在舞臺上。

張愛玲的骨, 許鞍華的皮

許鞍華本人也正是張愛玲的追隨者之一, 也許是同為才女的那一種心心相惜, 她從不掩飾自己對張愛玲的喜愛。

早在1984年, 還處於新浪潮風口浪尖中的她就已經把張愛玲的短片小說《傾城之戀》搬上了大銀幕, 時隔多年, 《金鎖記》, 那個張愛玲筆下殘忍得絕望的故事, 被她搬上了話劇的舞臺。

《金鎖記》中, 七巧做過殘疾人的妻子, 欲愛而不能愛, 幾乎像瘋子一樣在姜家過了30年。

在財欲與情欲的壓迫下, 她的性格終於被扭曲, 行為變得乖戾, 不但破壞兒子的婚姻, 致使兒媳被折磨而死, 還拆散女兒的愛情。 “30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 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 ”

原著中的曹七巧(張愛玲所畫)

原著中的姜季澤(張愛玲所畫)

而七巧作為張愛玲筆下最極致的人物,如此真實地被活生生呈現在離觀眾幾米之外的舞臺上,是件可怕的事。

就像三奶奶說的一樣,“這樣的人其實是大家都不願意扯上半點關係的”,所以這齣戲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對觀眾而言卻是實實在在跌宕起伏的心靈體驗。

時而被七巧連珠炮般的臺詞堵得無言以對,時而對她青春的胴體無所託付憂心忡忡,剛要為她的命運不濟扼腕,又轉而因她狠毒摧殘女兒心生厭惡。七巧的複雜性被完整地挖掘了出來,這是許鞍華導演一貫的細膩。

小說裡,長安將最初的愛了卻在深秋園子的日光裡,了卻在Long Long Ago的口琴聲中。對童世舫的愛情,是長安生命的一次迴光返照。希望燃起,落入灰燼,連最後的零星火光也被曹七巧狠狠碾滅。世舫只一句:“我尊重你的決定”,隱忍了大丈夫何患無妻的倔強。

舞臺上,他留給她沉默的背影。而她“一步一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有人看到三十多歲的長安死去了。

小說裡,長安沒能死。她的人生未完,無續。

原著中的長安(張愛玲所畫)

張愛玲寫道:“她到了窗前,揭開了那邊上綴有小絨球的墨綠樣式窗簾,季澤正在弄堂裡往外走,長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風像一群白鴿子鑽進他的紡綢褲縫裡去了,哪兒都鑽到了,飄飄拍著翅子。”這是人物處於陰沉壓抑的環境中,愛情終歸破滅的情境。沒有大段的鋪張描寫和渲染,文字精練動人,卻將那種傷感表現的非常深入,自然靈動。

原著中有這樣一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這是張愛玲式的“狠”,讀來如何都像一句恐怖的詛咒。

而到了許鞍華這裡,月亮還是那時的月亮,窗櫺還是那時的窗櫺,舞臺上燈光更迭歲月流轉,一點點暗下去,七巧在淒涼的月光下,一點點消失,沒有一句念白,卻使人自然而然想到那句:“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悲涼。”這是許鞍華式的“善”。

原著,像是把一幅幅畫慢條斯理地冷靜撕碎,而話劇則像是把上好的瓷器劈裡啪啦摔稀爛了給你看,一個細切慢割,一個戳心紮肺。前者給的疼痛,綿長而深邃,後者給的疼痛,短暫而劇烈;

張愛玲的骨,許鞍華的皮,鮮活、痛苦。

20歲的殘忍與50歲的寬恕

張愛玲寫《金鎖記》時是動盪的1943年,23歲,帶著年輕人的愛恨分明;

王安憶改編劇本時已經50多歲了,歷盡歲月打磨,她終究還是給曹七巧的荒誕、悲慘人生帶去了溫和寬恕。

較之原著,人物對比鮮明,加上更為嚴格地按照時間順序展開,觀眾能夠更好地接受劇情,少在基本的情節上花心思“猜謎”,而能留出足夠的精力來欣賞演員的表演、舞臺的氛圍。

——《人民日報》評論

原著狠,改編無法抵達張愛玲那劍拔弩張的氣勢,七巧至死都看得清楚,她不原諒命運,她“戴著黃金的枷”,清醒明白地“劈殺了幾個人”,而王安憶在話劇結尾做了妥協與和解,讓老去的姜季澤背著老去的七巧,給七巧,給觀眾這點溫暖而光明的尾巴。

張愛玲對人性與感情的瓦解要徹底與決絕得多,她才不屑於透一點矯情的陽光。

王安憶改編劇本時,刪掉了七巧與長白的對手戲,使之不那麼殘忍,但痛苦並沒有減輕。

有人問王安憶,為什麼沒有呈現原著的悲慘?

王安憶說,張愛玲寫小說的時候很年輕,所以有些狠,而自己改編時已是中年,人也溫和很多。

歇斯底里的曹七巧——焦媛太瘋狂,像一團火在燃燒

作為主演的焦媛,完全忠於原著的七巧,重現“一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臺詞從“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發出“割著人像刀片”。焦媛的聲音能覆蓋全劇場,在瞬間捕獲人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她的肢體語言以恰如其分的誇張透射了一個世紀前那個年代的繁華與壓抑,生機與躁亂。

焦媛演繹的七巧是壓抑的潘金蓮,是嫁給賈赦後的鴛鴦,一個被欲望和金錢異化的賣油娘子。

張愛玲的筆太毒了,撕得血淋淋的,讓人絕望,焦媛“瘋狂”出了這種絕望。

據說,焦媛在臺上時是裹著腳演出,以身體的痛感帶動內心的痛,在舞臺上演繹張牙舞爪的曹七巧,尖銳刺耳的臺詞從焦媛的嘴裡出來,每一句都好似在控訴、在呼喊,每一句都歇斯底里。

演員要在短時間內歷經大悲大喜的情緒波動,對身體是一種極度的損耗。

這樣深究的演員,這樣病態的演繹,能締造真正的藝術家,卻能摧毀一個正常的人,所以說“焦媛是瘋狂的”。

刻薄、嫉妒、扭曲、仇恨、怨毒、絕望、毀滅、悲劇的主角必將變成更多悲劇的導演,焦媛太瘋狂,像一團火在燃燒,演活了的瘋癲與怨懟。

張愛玲自稱:“我甚至只是寫男女之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肆的。”

七巧到最後也沒能得到姜季澤的愛,終究是被金鎖禁錮,怨著這個世界。

這便是張愛玲式的“殘忍狠毒”,決絕悲痛。

也許,少看張愛玲,會更幸福。

原著中的姜季澤(張愛玲所畫)

而七巧作為張愛玲筆下最極致的人物,如此真實地被活生生呈現在離觀眾幾米之外的舞臺上,是件可怕的事。

就像三奶奶說的一樣,“這樣的人其實是大家都不願意扯上半點關係的”,所以這齣戲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對觀眾而言卻是實實在在跌宕起伏的心靈體驗。

時而被七巧連珠炮般的臺詞堵得無言以對,時而對她青春的胴體無所託付憂心忡忡,剛要為她的命運不濟扼腕,又轉而因她狠毒摧殘女兒心生厭惡。七巧的複雜性被完整地挖掘了出來,這是許鞍華導演一貫的細膩。

小說裡,長安將最初的愛了卻在深秋園子的日光裡,了卻在Long Long Ago的口琴聲中。對童世舫的愛情,是長安生命的一次迴光返照。希望燃起,落入灰燼,連最後的零星火光也被曹七巧狠狠碾滅。世舫只一句:“我尊重你的決定”,隱忍了大丈夫何患無妻的倔強。

舞臺上,他留給她沉默的背影。而她“一步一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有人看到三十多歲的長安死去了。

小說裡,長安沒能死。她的人生未完,無續。

原著中的長安(張愛玲所畫)

張愛玲寫道:“她到了窗前,揭開了那邊上綴有小絨球的墨綠樣式窗簾,季澤正在弄堂裡往外走,長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風像一群白鴿子鑽進他的紡綢褲縫裡去了,哪兒都鑽到了,飄飄拍著翅子。”這是人物處於陰沉壓抑的環境中,愛情終歸破滅的情境。沒有大段的鋪張描寫和渲染,文字精練動人,卻將那種傷感表現的非常深入,自然靈動。

原著中有這樣一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這是張愛玲式的“狠”,讀來如何都像一句恐怖的詛咒。

而到了許鞍華這裡,月亮還是那時的月亮,窗櫺還是那時的窗櫺,舞臺上燈光更迭歲月流轉,一點點暗下去,七巧在淒涼的月光下,一點點消失,沒有一句念白,卻使人自然而然想到那句:“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悲涼。”這是許鞍華式的“善”。

原著,像是把一幅幅畫慢條斯理地冷靜撕碎,而話劇則像是把上好的瓷器劈裡啪啦摔稀爛了給你看,一個細切慢割,一個戳心紮肺。前者給的疼痛,綿長而深邃,後者給的疼痛,短暫而劇烈;

張愛玲的骨,許鞍華的皮,鮮活、痛苦。

20歲的殘忍與50歲的寬恕

張愛玲寫《金鎖記》時是動盪的1943年,23歲,帶著年輕人的愛恨分明;

王安憶改編劇本時已經50多歲了,歷盡歲月打磨,她終究還是給曹七巧的荒誕、悲慘人生帶去了溫和寬恕。

較之原著,人物對比鮮明,加上更為嚴格地按照時間順序展開,觀眾能夠更好地接受劇情,少在基本的情節上花心思“猜謎”,而能留出足夠的精力來欣賞演員的表演、舞臺的氛圍。

——《人民日報》評論

原著狠,改編無法抵達張愛玲那劍拔弩張的氣勢,七巧至死都看得清楚,她不原諒命運,她“戴著黃金的枷”,清醒明白地“劈殺了幾個人”,而王安憶在話劇結尾做了妥協與和解,讓老去的姜季澤背著老去的七巧,給七巧,給觀眾這點溫暖而光明的尾巴。

張愛玲對人性與感情的瓦解要徹底與決絕得多,她才不屑於透一點矯情的陽光。

王安憶改編劇本時,刪掉了七巧與長白的對手戲,使之不那麼殘忍,但痛苦並沒有減輕。

有人問王安憶,為什麼沒有呈現原著的悲慘?

王安憶說,張愛玲寫小說的時候很年輕,所以有些狠,而自己改編時已是中年,人也溫和很多。

歇斯底里的曹七巧——焦媛太瘋狂,像一團火在燃燒

作為主演的焦媛,完全忠於原著的七巧,重現“一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臺詞從“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發出“割著人像刀片”。焦媛的聲音能覆蓋全劇場,在瞬間捕獲人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她的肢體語言以恰如其分的誇張透射了一個世紀前那個年代的繁華與壓抑,生機與躁亂。

焦媛演繹的七巧是壓抑的潘金蓮,是嫁給賈赦後的鴛鴦,一個被欲望和金錢異化的賣油娘子。

張愛玲的筆太毒了,撕得血淋淋的,讓人絕望,焦媛“瘋狂”出了這種絕望。

據說,焦媛在臺上時是裹著腳演出,以身體的痛感帶動內心的痛,在舞臺上演繹張牙舞爪的曹七巧,尖銳刺耳的臺詞從焦媛的嘴裡出來,每一句都好似在控訴、在呼喊,每一句都歇斯底里。

演員要在短時間內歷經大悲大喜的情緒波動,對身體是一種極度的損耗。

這樣深究的演員,這樣病態的演繹,能締造真正的藝術家,卻能摧毀一個正常的人,所以說“焦媛是瘋狂的”。

刻薄、嫉妒、扭曲、仇恨、怨毒、絕望、毀滅、悲劇的主角必將變成更多悲劇的導演,焦媛太瘋狂,像一團火在燃燒,演活了的瘋癲與怨懟。

張愛玲自稱:“我甚至只是寫男女之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肆的。”

七巧到最後也沒能得到姜季澤的愛,終究是被金鎖禁錮,怨著這個世界。

這便是張愛玲式的“殘忍狠毒”,決絕悲痛。

也許,少看張愛玲,會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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