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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陽積澱七年發佈新專輯《河床》深情拷問現時代下的人與土地

前不久, 正在拍攝的國內首部巨幕音樂紀錄電影《大河唱》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首次亮相, 並發佈了先導海報和先導預告片, 這部影片多執行緒跟拍音樂家蘇陽以及影響他創作的民間藝人, 探討著土地與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于此同時, 蘇陽的新專輯《河床》中的全部曲目也於近日上線, 在先前發佈的單曲《河水南流》、《黑騾子》之後, 我們終於得以一窺專輯全貌。

從2006年第一張專輯《賢良》到2010年《像草一樣》, 再到時隔七年後的這張《河床》, 這個頻度在高速運轉的現代社會裡, 顯然是不合拍的。 蘇陽曾經坦言, 速度放慢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在迫切表達的衝動期過去之後, 需要審慎地來梳理新的創作觀念上:“以前我追求個性, 要風格鮮明。 現在我覺得, 其實個性的目的是共性, 是世界化的, 共性非常重要……這個東西是超越民族的。 這個當然需要長時間的積累作品,

所以我的問題是, 作品的量還是少。 ”如今, 這張專輯《河床》終於以厚重的方式把這些沉甸甸的積澱展示給大家。

在專輯《河床》中, 已經有《黑騾子》和《河水南流》做為單曲先行發佈, 在這兩首之外, 還有《珍珠捲簾》, 《水冰草》、《三花嫂令·尕燕》, 《家在天涯》, 《腳步》以及專輯同名作《河床》等八首作品,

此外, 專輯還收錄了《水冰草》的 LIVE版本。

整張專輯由改變自西北民歌《珍珠倒捲簾》的《珍珠捲簾》作為開篇, 這一開篇作興味盎然, 它從旨趣上來說, 與《官封弼馬溫》頗有相似之處, 二者的出發點都是中國古代, 但最終落眼點卻都是當下。 《珍珠倒捲簾》原作以數十二月的形式演唱, 二十六段詞(也有十二段歌詞的版本), 歷數中國古代歷史及神話傳說中的多位英雄豪傑以及才子佳人的典故。 蘇陽則別出心載地將12個月改為四季, 在去年的“黃河今流”系列演出現場, 《珍珠捲簾》已經成為他固定的開場曲目。

在先前發佈的單曲《河水南流》中, 由電子樂手Eric Lattanzio操刀的作品中的電子音效部分, 讓新老樂迷感到驚詫, 其實, 對於新元素的運用, 蘇陽已經潛心鑽研數年, 在電子元素已經被廣泛運用的今天, 他也嘗試著用更豐富的音色來表達。 在這張專輯中, 除了《河水南流》、《珍珠捲簾》, 電子樂也更多地出現在《水冰草》、《三花嫂令·尕燕》等改變自傳統民歌的作品裡, 在這些作品中,

電子樂不僅僅作為一種背景的聲音來展示, 而是融入到整個作品的音樂肌理中, 這種嘗試, 很難用俗常意義上的碰撞、融合等詞彙來概括, 它是基於表達的需要而應運而生, 而運用的方式則是不拘一格的。

“我們想要唱出祖先留下的豐厚, 可是工業早都蓋住了土地, 我們想要唱出乾枯,可是人群在隨時代奔流……我們在生活的流淌裡淹沒,每一粒沙,不會變回泥土……”。蘇陽在《大河唱》中提到的這些,即是我們當下面臨的真實情境,也是專輯《河床》產生的時代背景。現實與歷史的之間的溝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 “表達的焦慮”,這一焦慮是言說層面上的,也是身份層面上的。在身份層面,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是緊張而匆忙的,處在漩渦中的個體,被發展的速度與強度所挾持,每一個人都是《水冰草》中所唱的“在迷途上那麼匆忙”的“趕路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喪失了根本的位置。而在言說層面,對於腳下的土地,究竟是採取“再現”、“反映”、“摹寫“的敘述路徑,還是將其一味地進行浪漫主義式的烏托邦想像?這也是擺在面前的一個問題,難以抉擇。而《河床》則試圖從從這一非此即彼的對立式思維中跳出來,它有著極具現實感的真實表達,也有著超越式的美好祈願,蘇陽在創作中所擅長的對於中國古典傳統文學比興手法的運用,在這裡演化成理想與現實的相互交迭。所想即所唱,念茲在茲的黃河與土地,在歌中都被賦予了生命,它們與生活在其間的人們共同形成了一幅繽紛的畫卷。

“作為在河邊生活幾十年的人,我們怎樣歌唱這條河,怎樣歌唱對這條河的情感”,這一真切的發問,也是蘇陽在七年磨一劍的這張《河床》,所提出的問題,它拷問著我們的生活,也拷問著我們的靈魂。“當一塊泥土,散成沙的時候,我們正在拼命做好乾涸的每一粒沙,流在繽紛的畫卷下麵。”《河床》即是這每一粒沙的聚合體,它看似微渺,卻蘊藏著無盡的能量。

我們想要唱出乾枯,可是人群在隨時代奔流……我們在生活的流淌裡淹沒,每一粒沙,不會變回泥土……”。蘇陽在《大河唱》中提到的這些,即是我們當下面臨的真實情境,也是專輯《河床》產生的時代背景。現實與歷史的之間的溝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 “表達的焦慮”,這一焦慮是言說層面上的,也是身份層面上的。在身份層面,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是緊張而匆忙的,處在漩渦中的個體,被發展的速度與強度所挾持,每一個人都是《水冰草》中所唱的“在迷途上那麼匆忙”的“趕路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喪失了根本的位置。而在言說層面,對於腳下的土地,究竟是採取“再現”、“反映”、“摹寫“的敘述路徑,還是將其一味地進行浪漫主義式的烏托邦想像?這也是擺在面前的一個問題,難以抉擇。而《河床》則試圖從從這一非此即彼的對立式思維中跳出來,它有著極具現實感的真實表達,也有著超越式的美好祈願,蘇陽在創作中所擅長的對於中國古典傳統文學比興手法的運用,在這裡演化成理想與現實的相互交迭。所想即所唱,念茲在茲的黃河與土地,在歌中都被賦予了生命,它們與生活在其間的人們共同形成了一幅繽紛的畫卷。

“作為在河邊生活幾十年的人,我們怎樣歌唱這條河,怎樣歌唱對這條河的情感”,這一真切的發問,也是蘇陽在七年磨一劍的這張《河床》,所提出的問題,它拷問著我們的生活,也拷問著我們的靈魂。“當一塊泥土,散成沙的時候,我們正在拼命做好乾涸的每一粒沙,流在繽紛的畫卷下麵。”《河床》即是這每一粒沙的聚合體,它看似微渺,卻蘊藏著無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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