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可——這個現在聽起來有些老土的名詞， 在建國初可是社會上最流行最時尚的地方， 單身的男女們在這裡肆意揮霍著青春與熱情， 幾乎是夜夜狂歡， 那可是當時風靡全國的社交場所， 不知道現如今可還有人對此保有記憶？
80年代舞廳裡跳交誼舞的人們
歐洲的公共舞廳應該是這種場所的最早形式。
法國大革命以後，
宮廷舞會的形式已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交往的需要，
大眾化的公共舞廳在歐洲大陸應運而生，
並逐漸取代宮廷舞會成為社交活動中的主要場所。
舞步簡單易學、形式自由、便於即興發揮和宣洩情感的舞蹈在公共舞廳備受青睞，
社交舞因而很快融入了平民階層的文化生活。
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年輕貴族們， 受不了皇家舞會上的種種清規戒律， 便戴上假面具， 叫上皇家舞蹈教師， 偷偷溜出皇宮， 在市民舉行的慶祝性晚會上跳舞，
隨後的百餘年間， 英國公共舞廳在全世界各大城市有了無數面目翻新的夥伴。 從歷史上看， 絕大多數的舞廳舞都起源於民間。 它基本分為傳統舞廳舞(以歐洲宮廷舞會的華爾滋、狐步舞、小步舞為代表)和拉丁舞(以拉美和黑人民間舞演變的探戈、倫巴、布魯斯等為代表)。
交際舞隨著19世紀西方人的到來首先傳入上海等商埠城市。 1852年禮查飯店（今浦江大廈）附設的舞廳是近代上海歷史上的第一家舞廳。 ”隨後， 英國總會、匯中飯店、一品香旅社、大華飯店等西僑經常活動的場所也相繼開設了舞廳。 1897年11月4日， 上海道台蔡鈞為慶祝慈禧太后壽辰， 曾在靜安寺路洋務局行轅舉行盛大跳舞會， “以西例敬禮西人”， 招待各國在滬顯要，
起初， 作為消費空間的舞廳， 主要受眾集中在外國僑民和一些有西式教育背景的“高等華人”身上， 對於普通上海市民來說， 這種“臉兒相偎， 手兒相持， 腿兒相挾”的“男女同舞”， 看起來很是“有傷風化”。
有趣的是， 沒過多久， 新興的市民階層終究抵擋不住“現代的誘惑”， 開始衝破這種“世俗偏見”的“牢籠”。 民國以後， 交際舞成為城市中尤其是租界中華人社會流行的娛樂活動， 很受追求時髦生活方式的市民階層的歡迎。 在他們看來， 學習跳舞無疑是效仿西方摩登化生活方式的一種重要途徑。 1927年， 上海第一家營業性舞廳一一永安公司的大東舞廳開設。 隨之，
凡是涉及到民國上海的影視作品裡， 都少不了舞廳、舞會這種場景。
進入20世紀30年代， 上海舞廳已有百家之多， 相比同時代的天津5家舞廳、武漢3家舞廳、香港7家舞廳， 上海遙遙領先是不言而喻的。 其中， 從南京路到延安路這一段的西藏路，
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支撐著公共舞廳的運轉， 舞廳中也出現了伴舞為生活的舞女。 一流的舞廳， 譬如麗都， 譬如維也納， 一元一本舞票， 每本有三張， 每張可邀舞女伴舞一次；二流舞廳亦是一元一本， 但一本中有五張， 可邀舞女伴舞五次；三流舞廳則是一本七伴， 也有十伴或十五伴的。 一般來說， 遇到相熟的舞女， 伴舞時就不是只撕一張票給她， 而是一本全給。
接著舞廳中黑暗的燈光， “亂世佳人”們翩翩起舞， 手面上的豪放則是必然的。 除了跳舞還要開香檳、吃茶點， 一晚上下來， 公共舞廳中的開銷恐怕不是常人能承擔得起。
上海灘最出名的舞廳要屬“四大舞廳”。關於這四個，各有各的說法，也各有各的排列。“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麗都”為一說；“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新仙林”再一說；“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愛爾令”為又一說，說法種種，不一而足。但可以由此發現，在上海灘在20世紀30年代，百樂門、大都會與仙樂斯的地位恐怕無人可以撼動。
百樂門大舞廳(The Paramount)是上海的一個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娛樂場所，全稱“百樂門大飯店舞廳”。它以彈簧地板獨步在上海，乃至在中國甚至遠東享有盛名。1929年，原開在靜安寺路戈磴路(今南京西路汀甯路)的兼營舞廳的大華飯省歇業，被譽為“貴族區”的上海西區，沒有一個與“貴族區”相適應的娛樂場。1932年，中國商人顧聯承投資70萬兩白銀，購靜安寺地營建“Paramount Hall”，並以諧音取名“百樂門”該娛樂場南當時極負盛名的設計師楊銀謬設汁，建築風格是20世紀30年代國際流行的裝飾藝術。
百樂門大舞廳於1933年正式對外營業，曾一度是新中國成立前夜上海的核心地帶，吸引了無數社會名流。該娛樂場位於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2l8號，華山路路口處，東臨靜安寺。“Paramount”的原意是“至高、最大”，1932年百樂門營建時即用此英文招牌，其原意是突出它的高檔，並以其諧音取名“百樂門”，這個名字很迎合當時上海人追求吉祥如意、大富大貴的心理。在很多民國相關的電影電視劇中，百樂門也是最常出現的舞廳之一。
1934年大上海的百樂門舞廳夜景
舞廳如此盛行，但在保守的人們看來，這裡依舊是“傷風敗俗”的場所，男男女女摟摟抱抱，這在男女大防根深蒂固的中國，確實有很大衝擊。
20世紀20年代，天津發生過一場有關跳舞的爭論。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 《大公報》先後發表數十篇討論文章，反對者批評跳舞重女輕男，男女偎抱，毀壞名節，傷風敗俗；贊成者則認為交際舞是一種具有藝術情調的娛樂。
1928年7月，上海市政府也曾頒佈禁舞令，開了官府禁舞之先河。然而，如果說1927年天津“禁舞”是保守主義勢力逆潮流而動的歷史鬧劇，那麼1928年國民政府的“禁舞”則包含著更加複雜的歷史內涵，《申報》上直接出了時評稱“其禁舞動機，顯然是出於政治需要，是為了樹立政府廉潔開明而奮進的姿態”。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提倡“新生活運動”，在此期間也曾發起過聲勢浩大的“大學生禁舞”運動，當時輿論認定大學生跳舞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聽之任之的生活小節，而是“荒廢學業”“有損德性”，關係到“國家前途命脈”的大問題。由此，“禁舞”直接從一個社會事件，蛻變為一個拯救國家的宏大敘事和歷史決策了。
1947年，南京政府以“妨害風化，提倡節約”為名，下令限期關閉舞廳，實行全國禁舞，並由此引發上海舞女的集體抗議。
然而，作為一種具有資產階級腐朽性質的負面形象，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交際舞”卻被奇跡般地“移植”到了革命根據地延安。據考察，1937-1942年，延安每逢週末和節假日晚會上， “革命隊伍裡時興交際舞”這倒是令人頗感意外。
延安交際舞最初是由來採訪的外國人傳授，從上層領導開始，經過革命隊伍的勇敢接受，並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而逐漸時興起來的。對於延安而言，正是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引領了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作為延安交際舞熱的首創者和推動者，共產黨的幹部愛跳交際舞的風氣，就從史沫特萊在延安舉辦舞會，親自教毛澤東跳舞開始。
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為表演性節目。範圍不大，半掩蔽半公開。但這種帶有異域色彩、具有強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節目卻非常具有示範性，並逐漸開始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
毛澤東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確實，如毛澤東所言，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裡女將們的強烈反對。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
中南海舞會上的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以後，“舞廳”因所包含的資產階級情調而被徹底批判。在上海，人民政府對舊上海的妓女和舞女實行改造，讓她們自食其力，謀求新生。上海的各大舞廳紛紛退出歷史舞臺，曾經盛極一時的大都會舞廳，於1954年改名為“靜園書場”，專營蘇州評彈演出業務。不過，“營業性舞廳”雖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但“跳舞”的合法形式卻並未因“營業性舞廳”的關閉而消失殆盡，而是逐漸為革命之後更為健康、節制的“機關舞會”所取代。
“機關舞會”的興起，自然有著蘇聯影響的深厚背景。鑒於新中國成立初中國“一邊倒”的對外政治策略，中蘇友誼天長地久的美好願望在20世紀50年代深入人心。此時的城市人民也紛紛以蘇聯生活方式為楷模，穿起“布拉吉”跳“伴舞”（交際舞）便是一例，而這也被視為一種革命和進步的象徵。從部隊到地方，從機關到企業，每個單位都有專門用來跳舞的大俱樂部，更有公園、廣場等露天舞場，《紅莓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蘇聯歌曲都是此時的流行舞曲。
1979年，西式交誼舞僅僅經過20年多一點的間歇又在上海出現了。在跳舞解禁的最初時期，許多年紀大一些的人得以在家更教年輕人跳舞，80年代初，家庭舞會風行一時，社會上還有一些“黑燈舞會”。
當時，工會和共青團也開始組織舞會，要求參加者持有單位開具的證明其成年的介紹信。還有監督者防止男人與女人靠得太近。但是這種清教徒式的監督在普通老百姓階層很快消失了。過於熱心的監督者在這裡遭到嘲弄，甚至受到當地惡棍的攻擊，當時的人回憶說：“當他們走過來試圖監督某人的時候，我們會冷不防在他的後腦勺上敲一記。他還不知道是什麼打了他。”
1984年第一家商業性舞廳在上海開業。迪斯可是在80年代中期在上海登陸的，隨著美國電影《霹靂舞》以及外國留學生開辦的舞會而風靡上海。專門的迪斯可舞廳直到80年代後期才出現，第一家是在只限外國人住的飯店裡。因而直到90年代，迪斯可儘管時髦，但有相當的邊際性，仍然是交誼舞的附屬物，一位女職員這樣描述80年代中期的迪斯可：
那時舞廳早就有迪斯可了，但是他們每天晚上只跳幾分鐘。只有少數人會跳，大概一二百人中只有25—30個人出來跳，扭動啊、旋轉啊，實在是難看。
到了1996年上海自稱至少有10家多層次的“迪斯可廣場”，每一個能夠容納600人。還有80-100家小一些的迪斯可舞廳分散在全市各個地方，包括迪斯可舞廳和交誼舞廳在內，上海商業性舞場的數目從1985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310家，1994年的1022家，1996年的1336家。
80年代初期的跳舞不像90年代中期這樣體現出年齡上的、舞蹈方式上的和收入水準上的差異。所有年齡層次的人在同樣的公共舞場跳一樣的舞步。
1992年，深圳市中心的一個迪斯可舞廳
交誼舞廳是當時最流行的舞場，也是這個城市最流行的商業娛樂形式，光是上海就能有大約一千家商業交誼舞廳。交誼舞廳一般每天從早晨開始分時段售門票，每個時段大約2-3個小時。一家頂級舞廳的票價在早場的1元到晚場的40元之間變動。一般夜場門票是15元左右，包括一杯茶。舞客們很少要其他飲料或酒類。一般交誼舞廳每天從早上9點鐘到午夜這一段時間客人較多。
這些交誼舞廳一般會安排一個小時交誼舞與半個小時的迪斯可交錯進行，最後一個小時是交誼舞，通常在迪斯可開始前是一刻鐘的慢舞。大型舞廳在晚上有樂隊和歌手現場伴奏。他們在迪斯可時休息。最流行的舞是華爾滋、四步舞和吉特巴，大多數用香港和大陸的流行音樂伴奏，有時也用“革命歌曲”或者1949年以前的老歌伴奏。
交誼舞廳的大多數舞客年齡在25-45歲之間。已婚的，年齡35歲左右的國營企業工人居多。男人通常比女人稍微多一些。交誼舞廳的門票不像迪斯可舞廳那樣變動得厲害，也沒有昂貴的或著名的舞廳壟斷市場。
相反的，在90年代中期，迪斯可舞廳的數量大約是交誼舞廳的十分之一，客人的年齡段一般是17—25歲，營業時間一般是在晚上。這些小迪斯可舞廳陳設簡陋，但他們在設計、音樂和方式上模仿大俱樂部。這些舞廳的門票夜場只要10—30元。有的下午場僅要4元，常常是一些十幾歲的青年光顧。大多數主顧是那些學習成績不好、學業荒疏的青年。他們往往是在很年輕的時候退了學，開始作些小工作，或者於脆在家待業。到了週末，更多的有穩定工作的年輕人也會來這裡跳舞。
還有一些高級的大都市迪斯可廳通常會雇傭一名外國的DJ，外國留學生還被許可免費進入，以營造一種世界級潮流的氛圍，迪斯可所在地也一定是城市的中心地段。儘管門票很貴，大都市迪斯可廳還是吸引了大批的都市青年。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有固定工作的，因此付得起門票，但許多窮青年是偶爾買票，否則就是從朋友那里弄到贈券。
90年代的舞廳發行的舞票
這裡的舞客比本地迪斯可舞廳的舞客年紀稍微大上幾歲，通常包括一些30多歲的商人。這些迪斯可就如同美國的夜總會。它的舞臺裝飾著玻璃、特殊的燈光和好萊塢式的都市工業頹廢加上熱烈的英文塗鴉。“釣魚女郎”們四處尋覓有錢的男人。
人們對舞廳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末期，到了2000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喜歡去舞廳跳舞，迪斯可這種形式也逐漸成為“過去式”，反而成了一種逝去的記憶。
參考資料： 《中國都市消費革命》戴慧思；《空間政治與消費主義幽靈——以“十七年文學”中的“舞廳”敘述為中心》徐剛；《與鄔達克同時代 上海百年租界建築解讀》 王唯銘；《城市娛樂：歌舞廳、卡拉oK與電影院》劉海岩、郝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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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舞廳中的開銷恐怕不是常人能承擔得起。上海灘最出名的舞廳要屬“四大舞廳”。關於這四個，各有各的說法，也各有各的排列。“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麗都”為一說；“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新仙林”再一說；“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愛爾令”為又一說，說法種種，不一而足。但可以由此發現，在上海灘在20世紀30年代，百樂門、大都會與仙樂斯的地位恐怕無人可以撼動。
百樂門大舞廳(The Paramount)是上海的一個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娛樂場所，全稱“百樂門大飯店舞廳”。它以彈簧地板獨步在上海，乃至在中國甚至遠東享有盛名。1929年，原開在靜安寺路戈磴路(今南京西路汀甯路)的兼營舞廳的大華飯省歇業，被譽為“貴族區”的上海西區，沒有一個與“貴族區”相適應的娛樂場。1932年，中國商人顧聯承投資70萬兩白銀，購靜安寺地營建“Paramount Hall”，並以諧音取名“百樂門”該娛樂場南當時極負盛名的設計師楊銀謬設汁，建築風格是20世紀30年代國際流行的裝飾藝術。
百樂門大舞廳於1933年正式對外營業，曾一度是新中國成立前夜上海的核心地帶，吸引了無數社會名流。該娛樂場位於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2l8號，華山路路口處，東臨靜安寺。“Paramount”的原意是“至高、最大”，1932年百樂門營建時即用此英文招牌，其原意是突出它的高檔，並以其諧音取名“百樂門”，這個名字很迎合當時上海人追求吉祥如意、大富大貴的心理。在很多民國相關的電影電視劇中，百樂門也是最常出現的舞廳之一。
1934年大上海的百樂門舞廳夜景
舞廳如此盛行，但在保守的人們看來，這裡依舊是“傷風敗俗”的場所，男男女女摟摟抱抱，這在男女大防根深蒂固的中國，確實有很大衝擊。
20世紀20年代，天津發生過一場有關跳舞的爭論。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 《大公報》先後發表數十篇討論文章，反對者批評跳舞重女輕男，男女偎抱，毀壞名節，傷風敗俗；贊成者則認為交際舞是一種具有藝術情調的娛樂。
1928年7月，上海市政府也曾頒佈禁舞令，開了官府禁舞之先河。然而，如果說1927年天津“禁舞”是保守主義勢力逆潮流而動的歷史鬧劇，那麼1928年國民政府的“禁舞”則包含著更加複雜的歷史內涵，《申報》上直接出了時評稱“其禁舞動機，顯然是出於政治需要，是為了樹立政府廉潔開明而奮進的姿態”。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提倡“新生活運動”，在此期間也曾發起過聲勢浩大的“大學生禁舞”運動，當時輿論認定大學生跳舞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聽之任之的生活小節，而是“荒廢學業”“有損德性”，關係到“國家前途命脈”的大問題。由此，“禁舞”直接從一個社會事件，蛻變為一個拯救國家的宏大敘事和歷史決策了。
1947年，南京政府以“妨害風化，提倡節約”為名，下令限期關閉舞廳，實行全國禁舞，並由此引發上海舞女的集體抗議。
然而，作為一種具有資產階級腐朽性質的負面形象，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交際舞”卻被奇跡般地“移植”到了革命根據地延安。據考察，1937-1942年，延安每逢週末和節假日晚會上， “革命隊伍裡時興交際舞”這倒是令人頗感意外。
延安交際舞最初是由來採訪的外國人傳授，從上層領導開始，經過革命隊伍的勇敢接受，並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而逐漸時興起來的。對於延安而言，正是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引領了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作為延安交際舞熱的首創者和推動者，共產黨的幹部愛跳交際舞的風氣，就從史沫特萊在延安舉辦舞會，親自教毛澤東跳舞開始。
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為表演性節目。範圍不大，半掩蔽半公開。但這種帶有異域色彩、具有強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節目卻非常具有示範性，並逐漸開始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
毛澤東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確實，如毛澤東所言，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裡女將們的強烈反對。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
中南海舞會上的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以後，“舞廳”因所包含的資產階級情調而被徹底批判。在上海，人民政府對舊上海的妓女和舞女實行改造，讓她們自食其力，謀求新生。上海的各大舞廳紛紛退出歷史舞臺，曾經盛極一時的大都會舞廳，於1954年改名為“靜園書場”，專營蘇州評彈演出業務。不過，“營業性舞廳”雖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但“跳舞”的合法形式卻並未因“營業性舞廳”的關閉而消失殆盡，而是逐漸為革命之後更為健康、節制的“機關舞會”所取代。
“機關舞會”的興起，自然有著蘇聯影響的深厚背景。鑒於新中國成立初中國“一邊倒”的對外政治策略，中蘇友誼天長地久的美好願望在20世紀50年代深入人心。此時的城市人民也紛紛以蘇聯生活方式為楷模，穿起“布拉吉”跳“伴舞”（交際舞）便是一例，而這也被視為一種革命和進步的象徵。從部隊到地方，從機關到企業，每個單位都有專門用來跳舞的大俱樂部，更有公園、廣場等露天舞場，《紅莓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蘇聯歌曲都是此時的流行舞曲。
1979年，西式交誼舞僅僅經過20年多一點的間歇又在上海出現了。在跳舞解禁的最初時期，許多年紀大一些的人得以在家更教年輕人跳舞，80年代初，家庭舞會風行一時，社會上還有一些“黑燈舞會”。
當時，工會和共青團也開始組織舞會，要求參加者持有單位開具的證明其成年的介紹信。還有監督者防止男人與女人靠得太近。但是這種清教徒式的監督在普通老百姓階層很快消失了。過於熱心的監督者在這裡遭到嘲弄，甚至受到當地惡棍的攻擊，當時的人回憶說：“當他們走過來試圖監督某人的時候，我們會冷不防在他的後腦勺上敲一記。他還不知道是什麼打了他。”
1984年第一家商業性舞廳在上海開業。迪斯可是在80年代中期在上海登陸的，隨著美國電影《霹靂舞》以及外國留學生開辦的舞會而風靡上海。專門的迪斯可舞廳直到80年代後期才出現，第一家是在只限外國人住的飯店裡。因而直到90年代，迪斯可儘管時髦，但有相當的邊際性，仍然是交誼舞的附屬物，一位女職員這樣描述80年代中期的迪斯可：
那時舞廳早就有迪斯可了，但是他們每天晚上只跳幾分鐘。只有少數人會跳，大概一二百人中只有25—30個人出來跳，扭動啊、旋轉啊，實在是難看。
到了1996年上海自稱至少有10家多層次的“迪斯可廣場”，每一個能夠容納600人。還有80-100家小一些的迪斯可舞廳分散在全市各個地方，包括迪斯可舞廳和交誼舞廳在內，上海商業性舞場的數目從1985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310家，1994年的1022家，1996年的1336家。
80年代初期的跳舞不像90年代中期這樣體現出年齡上的、舞蹈方式上的和收入水準上的差異。所有年齡層次的人在同樣的公共舞場跳一樣的舞步。
1992年，深圳市中心的一個迪斯可舞廳
交誼舞廳是當時最流行的舞場，也是這個城市最流行的商業娛樂形式，光是上海就能有大約一千家商業交誼舞廳。交誼舞廳一般每天從早晨開始分時段售門票，每個時段大約2-3個小時。一家頂級舞廳的票價在早場的1元到晚場的40元之間變動。一般夜場門票是15元左右，包括一杯茶。舞客們很少要其他飲料或酒類。一般交誼舞廳每天從早上9點鐘到午夜這一段時間客人較多。
這些交誼舞廳一般會安排一個小時交誼舞與半個小時的迪斯可交錯進行，最後一個小時是交誼舞，通常在迪斯可開始前是一刻鐘的慢舞。大型舞廳在晚上有樂隊和歌手現場伴奏。他們在迪斯可時休息。最流行的舞是華爾滋、四步舞和吉特巴，大多數用香港和大陸的流行音樂伴奏，有時也用“革命歌曲”或者1949年以前的老歌伴奏。
交誼舞廳的大多數舞客年齡在25-45歲之間。已婚的，年齡35歲左右的國營企業工人居多。男人通常比女人稍微多一些。交誼舞廳的門票不像迪斯可舞廳那樣變動得厲害，也沒有昂貴的或著名的舞廳壟斷市場。
相反的，在90年代中期，迪斯可舞廳的數量大約是交誼舞廳的十分之一，客人的年齡段一般是17—25歲，營業時間一般是在晚上。這些小迪斯可舞廳陳設簡陋，但他們在設計、音樂和方式上模仿大俱樂部。這些舞廳的門票夜場只要10—30元。有的下午場僅要4元，常常是一些十幾歲的青年光顧。大多數主顧是那些學習成績不好、學業荒疏的青年。他們往往是在很年輕的時候退了學，開始作些小工作，或者於脆在家待業。到了週末，更多的有穩定工作的年輕人也會來這裡跳舞。
還有一些高級的大都市迪斯可廳通常會雇傭一名外國的DJ，外國留學生還被許可免費進入，以營造一種世界級潮流的氛圍，迪斯可所在地也一定是城市的中心地段。儘管門票很貴，大都市迪斯可廳還是吸引了大批的都市青年。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有固定工作的，因此付得起門票，但許多窮青年是偶爾買票，否則就是從朋友那里弄到贈券。
90年代的舞廳發行的舞票
這裡的舞客比本地迪斯可舞廳的舞客年紀稍微大上幾歲，通常包括一些30多歲的商人。這些迪斯可就如同美國的夜總會。它的舞臺裝飾著玻璃、特殊的燈光和好萊塢式的都市工業頹廢加上熱烈的英文塗鴉。“釣魚女郎”們四處尋覓有錢的男人。
人們對舞廳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末期，到了2000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喜歡去舞廳跳舞，迪斯可這種形式也逐漸成為“過去式”，反而成了一種逝去的記憶。
參考資料： 《中國都市消費革命》戴慧思；《空間政治與消費主義幽靈——以“十七年文學”中的“舞廳”敘述為中心》徐剛；《與鄔達克同時代 上海百年租界建築解讀》 王唯銘；《城市娛樂：歌舞廳、卡拉oK與電影院》劉海岩、郝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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