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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優雅,走向文明中國的“生活美學”

走向文明中國的“生活美學”, 亟須返本而開新, 就要復興生活美學的“中國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質”的生活

進入21世紀的今天, 美學與文明生活之間的關聯始終不變,

仍在於美學為衡量社會發展的高級尺度與標杆, 審美也是衡量我們日常生活品質的中心標誌。 “讓世界更美好”, 成為當代美學家內在的籲求。 然而, 當美學家們都承認美學擁有改變世界的能量的時候, 他們的潛臺詞幾乎皆在說:並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審美化的生活”才能成為改變世界的高級尺規。

生活美學就是一種關乎“審美生活”的存在之學, 也是追問“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學。 幾乎每個人都在追尋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碼應包括兩個維度, 一個就是“好的生活”, 另一個則是“美的生活”。 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礎, 美的生活則是好的生活的昇華。 好的生活無疑就是有“品質”的生活,

所謂衣食住行用的各個方面都需要達到一定水準, 才能滿足民眾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則有更高的標準, 因為它是有“品質”的生活, 民眾在這種生活方式當中要獲得更多的身心愉悅。 無論是有品質的還是有品質的生活, 終將指向“幸福”的生活。

眾所周知, 每個人都要“生”、皆在“活”, 但只有生得“美”、活得“樂”, 才會進入生活美學之境。 在漢語當中, 生與活原本是分開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 終極則指生命力, 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則指生命的狀態, 原意為活潑潑地, 最終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 白天勞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氣、沐浴陽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環境, 這些都是人們要過的日子。

然而, 人們不僅要活著, 而且要追求“存在感”。 如何審美的存在就成為了我們生活的理想。

中國人對生活之美的追尋

由古至今, 中國人皆善於從生活的各個層面去發現“生活之美”, 享受“生活之樂”。 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智慧, 就在於將過日子過成“審美生活”。

這個傳統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延續至今。 此種原生態的生活美學傳統, 形成了中國人獨有的一種“憂樂圓融”的生活藝術:從詩情畫意到文人之美, 從筆硯紙墨到文房之美, 從琴棋書石到賞玩之美, 從詩詞歌賦到文學之美, 從茶藝花道到居家之美, 從人物品藻到鑒人之美, 從雅集之樂到交遊之美, 從造景天然到園圃之美, 從歸隱山林到閒遊之美, 從民俗節慶到民間藝術之美, 都屬於中國傳統生活美學的拓展疆域。

中國人對生活之美的追尋為世界其他民族所難以企及, 以至於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論斷。 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國將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進步的與普及的,

由此決定了美育可以積極地推動社會文明進程。 在蔡元培看來, 宗教以其“強制的”“保守的”與“有界的”特質, 難以實現社會啟蒙的功能。 實際上, 由於儒家文明的基本結構的影響, 使得“人文化成”的審美教育佔據了中國社會的文明發展主導。

回歸儒家傳統, 儒家的“六藝之教”就是源於“生活”而帶有“美質”的全面教育。 蔡元培曾極有洞見地認為, “吾國古代教育, 用禮、樂、射、禦、書、數之六藝。 樂為純粹美育;書以記實, 亦尚美觀, 射禦在技術之熟練, 而亦態度之嫻雅;禮之本義在守規則, 而其作用又在遠鄙俗;蓋自數之外, 無不含有美育成分者”。 這意味著, 以儒家為主導的“六藝之教”裡面, 的確皆包涵美育成分, 哪怕是其中“數”, 其實也與審美間接相關。 在“六藝”的完整譜系裡面,大概只有“樂教”大致相當於西方的藝術教育,而其餘各項教育其實都是關乎生活經驗本身,都是從生活出發並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國人生活價值的三個維度

實際上,我們生活的價值可以分為三類。所謂“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類的本化之性。當然,生理終要為情感所昇華,否則人與動物無異,從生理到情感是從“性”到“情”的轉化。按照梁漱溟的觀點,生活就是相續,佛教唯識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續。我們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價值”,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學傳統。這是關乎廣義之“性”的,如飲食美學、飲茶美學等。飲茶在東方傳統中不折不扣成為生活的藝術,所以才有從中國茶藝到東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還具有“情感的價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學傳統。所謂“禮做於情”或者“禮生於情”,中國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禮化”,這一方面是“化”情為禮,另一方面是禮的情“化”。從情感到文化,從儒家的視角看就是從情到禮的融化。這是廣義之情,交往之審美樂趣就屬此類,此外還有閒居美學、交遊美學、雅集美學、人物品藻美學,等等,這些在中國古典文化當中都被賦予了審美化特質。

在情感基礎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價值”。所謂“人文化成”即是此義。文化作為一種生活,乃是群體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國文化型的生活美學,就是關乎廣義之“文”的美學。在文化當中,藝術就成為其中精髓,中國傳統的詩的美學、書的美學、畫的美學、印的美學、琴的美學和曲的美學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國,同樣重要的還有園林苗圃美學、博弈等遊藝美學、遊山玩水美學和民俗節慶美學等,諸如此類皆屬其列。

簡言之,從性、情到文,構成了我們中國人生活價值的三個基本維度,中國人的生活美學也涵蓋了從“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過程。中國化的生活美學,恰恰回答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美地活”?我們如何能“美地生”?於是乎,我們從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審美形而上學之獨特傳統,中國人就生活在現實化的“一個世界”當中,悠遊地感受到生活之美,並身心參與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國的感性內核

豈止中國人,人類可以說是“審美的族類”,是“藝術的種族”,這使人與動物根本拉開了距離,能夠審美地“活”與審美地“生”。人類學早已認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於他們已經創造出了藝術想像力,這種藝術想像力與語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緊密相關的而且是隨意表現出來,例如音樂與舞蹈”。這意味著,“藝術化的生活”也是人類區分於動物的重要差異。動物不能創造藝術,也不能生成文化,馬戲團的大象可以“繪畫”,那是訓練師進行生理訓練的結果。至於動物能否審美,動物學家曾觀測到大猩猩凝視日落的場景,當然這是目前還沒有得到科學上的扎實證明。

如今,既然審美已經成為衡量我們日常品質的生活標誌,那麼,在此意義上審美也就可以成為一種“社會福利”,將日常生活為民眾所共用的文化藝術當做一種社會福利,這無疑是正確的選擇。由此出發,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更細化的分析:文化與藝術儘管都是社會福利,但卻不是一般的社會福利。比如說,公共藝術提供給大眾的福利就不是一般的“文化福利”,更準確說,應是“審美福利”。

實際上,“審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時期的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全部審美經驗水準來構成的,社會上所提供的審美產品理應成為普遍福利得以實現的重要方面,因為它會直接影響到公眾的生活品質的提升抑或降低。從這個新的角度來看,那些日常生活當中的審美產品能否作為一種“審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決於公眾的“審美體驗”的水準,另一方面取決於公共藝術品本身的“審美價值”。通過審美產品與公眾之間的良性迴圈,由此才能逐漸累積成為當代社會的“審美財富”,從而能為廣大的公眾所共用與分享。這就是我們在今天建構“生活美學”所要達到的現實目標。

總之,我們要找回“中國人”的生活美學,就是為中國生活立“美之心”,從而重建文明中國與中國文明的感性內核!(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劉悅笛)

責編:黨健

在“六藝”的完整譜系裡面,大概只有“樂教”大致相當於西方的藝術教育,而其餘各項教育其實都是關乎生活經驗本身,都是從生活出發並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國人生活價值的三個維度

實際上,我們生活的價值可以分為三類。所謂“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類的本化之性。當然,生理終要為情感所昇華,否則人與動物無異,從生理到情感是從“性”到“情”的轉化。按照梁漱溟的觀點,生活就是相續,佛教唯識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續。我們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價值”,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學傳統。這是關乎廣義之“性”的,如飲食美學、飲茶美學等。飲茶在東方傳統中不折不扣成為生活的藝術,所以才有從中國茶藝到東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還具有“情感的價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學傳統。所謂“禮做於情”或者“禮生於情”,中國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禮化”,這一方面是“化”情為禮,另一方面是禮的情“化”。從情感到文化,從儒家的視角看就是從情到禮的融化。這是廣義之情,交往之審美樂趣就屬此類,此外還有閒居美學、交遊美學、雅集美學、人物品藻美學,等等,這些在中國古典文化當中都被賦予了審美化特質。

在情感基礎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價值”。所謂“人文化成”即是此義。文化作為一種生活,乃是群體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國文化型的生活美學,就是關乎廣義之“文”的美學。在文化當中,藝術就成為其中精髓,中國傳統的詩的美學、書的美學、畫的美學、印的美學、琴的美學和曲的美學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國,同樣重要的還有園林苗圃美學、博弈等遊藝美學、遊山玩水美學和民俗節慶美學等,諸如此類皆屬其列。

簡言之,從性、情到文,構成了我們中國人生活價值的三個基本維度,中國人的生活美學也涵蓋了從“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過程。中國化的生活美學,恰恰回答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美地活”?我們如何能“美地生”?於是乎,我們從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審美形而上學之獨特傳統,中國人就生活在現實化的“一個世界”當中,悠遊地感受到生活之美,並身心參與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國的感性內核

豈止中國人,人類可以說是“審美的族類”,是“藝術的種族”,這使人與動物根本拉開了距離,能夠審美地“活”與審美地“生”。人類學早已認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於他們已經創造出了藝術想像力,這種藝術想像力與語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緊密相關的而且是隨意表現出來,例如音樂與舞蹈”。這意味著,“藝術化的生活”也是人類區分於動物的重要差異。動物不能創造藝術,也不能生成文化,馬戲團的大象可以“繪畫”,那是訓練師進行生理訓練的結果。至於動物能否審美,動物學家曾觀測到大猩猩凝視日落的場景,當然這是目前還沒有得到科學上的扎實證明。

如今,既然審美已經成為衡量我們日常品質的生活標誌,那麼,在此意義上審美也就可以成為一種“社會福利”,將日常生活為民眾所共用的文化藝術當做一種社會福利,這無疑是正確的選擇。由此出發,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更細化的分析:文化與藝術儘管都是社會福利,但卻不是一般的社會福利。比如說,公共藝術提供給大眾的福利就不是一般的“文化福利”,更準確說,應是“審美福利”。

實際上,“審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時期的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全部審美經驗水準來構成的,社會上所提供的審美產品理應成為普遍福利得以實現的重要方面,因為它會直接影響到公眾的生活品質的提升抑或降低。從這個新的角度來看,那些日常生活當中的審美產品能否作為一種“審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決於公眾的“審美體驗”的水準,另一方面取決於公共藝術品本身的“審美價值”。通過審美產品與公眾之間的良性迴圈,由此才能逐漸累積成為當代社會的“審美財富”,從而能為廣大的公眾所共用與分享。這就是我們在今天建構“生活美學”所要達到的現實目標。

總之,我們要找回“中國人”的生活美學,就是為中國生活立“美之心”,從而重建文明中國與中國文明的感性內核!(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劉悅笛)

責編: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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