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絕大部分的技術創新來源於國有企業”， 寶武鋼鐵董事長馬國強的這句話成為2017年夏季達沃斯的“金句”之一。 對中國而言， 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 國內外對於國企創新能力的研究也一直不斷。 那麼， 國企在技術創新領域是否優於民企和外企?
大部分技術創新來源於國企?
2015年中國專利創新申請受理數為279.9萬件， 其中發明專利受理數為110.2萬件， 連續5年位居世界首位。 根據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的報告， 2014年國內有效發明專利中， 企業擁有量為43221件， 占比61.8%， 企業已經成為驅動中國技術創新的主要動力。
2016年1月， 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發佈了企業發明專利排行榜。
經濟學家魏尚進等人在2017年發表在《經濟學展望雜誌》上的一篇論文中對於中國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創新能力進行了對比。 統計結果顯示， 在1998年-2009年這段時間內， 民營企業的專利授予量一直顯著高於國有企業。
需要注意的是，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行， 國有企業數量大量減少。 據統計， 1998年， 國企數量約占全部企業數量的30%， 而這一比例在2009年僅為2%。
民營企業在創新領域更具優勢
民營企業數量的爆發式增長部分稀釋了民企相較于國企在專利總量上的優勢。 摒除企業數量和企業規模的影響，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上誰更具優勢?
這裡， 魏尚進教授引入了研發補貼在銷售額中的占比這一指標。 結果發現， 在同等規模的前提下，
基於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2005-2007年資料， 整體而言， 企業每投入千萬研發資金， 私企和三資企業分別產生6.5個和7.6個專利，
國企在基礎研究領域更具優勢?
不同類型的創新對於研發週期、費用有不同的要求。 近年來， 國企在一些重大領域成為了創新先鋒， 在核電、航太、高鐵等領域尤為明顯。 相較于民企， 國企承擔了更多基礎性研究工作， 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國企在研發產出領域的“低效率”。
馬國強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 相較於民企， 國企在技術上創新上更注重創新本身， 不像民企那般“急功近利”。 但“急功近利”並不是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的獨有特徵， 波士頓諮詢報告顯示， 中國將84%的研發經費投入進了研發成果的後期開發階段。
民營企業在基礎研究領域也正扮演著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 市場經濟驅動下， 民營企業必然會進入基礎研究領域。 從任正非的言辭中可以看出， 以華為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在基礎領域研究的探索顯得更為謹慎， 也更加重視投入產出效率。 無疑， 這是更為理性的商業選擇。
制度創新是國企技術創新的基礎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吳延兵的研究發現， 產權性質差異是導致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差異的重要原因。 綜合考量，在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創新能力最強，國有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弱。
有分析指出，國有企業無法像民營企業那樣有明確的承擔責任的企業監管人，存在著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和預算軟約束問題。在缺乏有效激勵和監督的情況下，國企經營者追求的目標往往是其任職期間個人收益的最大化。這也是導致國企創新乏力的主要原因。
而需要注意的是，國有資本在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發揮了截然不同的作用。這在論證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確性的同時，也說明了制度變革的重要作用。
經濟學家許成鋼曾表示,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轉軌國家、經歷改革的國家，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在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石化原董事長傅成玉的發言同樣發人深省。他表示，沒有國家體制、機制的改革，國企改革改不動。現在企業和市場能做的已經做了，再想往下做，國家要放權，政府層面的改革要深化。
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一定不如民企?相信國企改革成果最終會給出答案。
綜合考量，在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創新能力最強，國有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弱。有分析指出，國有企業無法像民營企業那樣有明確的承擔責任的企業監管人，存在著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和預算軟約束問題。在缺乏有效激勵和監督的情況下，國企經營者追求的目標往往是其任職期間個人收益的最大化。這也是導致國企創新乏力的主要原因。
而需要注意的是，國有資本在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發揮了截然不同的作用。這在論證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確性的同時，也說明了制度變革的重要作用。
經濟學家許成鋼曾表示,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轉軌國家、經歷改革的國家，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在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石化原董事長傅成玉的發言同樣發人深省。他表示，沒有國家體制、機制的改革，國企改革改不動。現在企業和市場能做的已經做了，再想往下做，國家要放權，政府層面的改革要深化。
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一定不如民企?相信國企改革成果最終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