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是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 今天， 是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紀念日。 在那場載入史冊的全民抗戰中， 有這樣一支力量——他們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廣泛開展抗日民主運動， 同中國共產黨一道， 共同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而努力， 共同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 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他們， 就是中國的民主黨派。
在7月7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 小編摘發一篇文章， 帶您一起回顧抗戰中， 民主黨派作出了哪些貢獻！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上的英雄史詩，
中國主要的民主黨派， 多在抗日戰爭中誕生和發展， 也有的在抗戰期間醞釀籌組到解放戰爭時期成立， 還有的從中間黨派組合、建立、分化， 在患難中與共產黨一道堅持抗戰、維持團結、推動民主， 在戰火紛飛中正確選擇了自己的歷史道路， 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擴大和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
回應
當民族的存亡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 民主黨派回應共產黨的武裝抗日倡議， 以各種形式提出了抗日救國的主張。
1933年3月，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起組織“國民禦侮自救會”首次籌備大會， 宋慶齡發表演說， “中國的蘇維埃政府不但已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
1933年5月， 馮玉祥和共產黨合作組織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 其間，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稱第三党)與馮玉祥討論抗日， 十九路軍與紅軍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1934年4月20日， 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簽名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 指出要想依靠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來抗日救國已經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事了， 呼籲中華民族武裝自衛。
1934年夏， 王紹鏊赴香港、廣州策動陳濟棠倒蔣抗日， 並與陳達成了讓中央紅軍長征順利通過粵北邊境的默契。
1935年5月，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 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等明確提出“各黨各派的團結合作，
1935年10月，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領導人陳銘樞致電蔣介石“非停止內戰無以抗敵， 非全國抗戰無以圖存”， 並主動表示願為“國共合作救亡負斡旋之責”。
……
共產黨先後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 同救國會領袖們建立關係， 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毛澤東在延安兩次寫信給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 希望今後“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
民主黨派積極配合共產黨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後建立。 “西安事變”前後， 馬敘倫兩次入川， 勸阻四川最大的軍閥劉湘對紅軍的圍剿。 第三党的黃琪翔邀請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的張群一起到他家座談，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成為中國從內戰轉向抗戰的轉捩點， 成為中華民族轉危為安、從積弱走向自強的轉折。 經共產黨的號召、組織、推動， 民主黨派的響應、支持、努力， 伴隨全國抗日救亡的浪潮， 1937年9月終於正式形成了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靠攏
民主黨派成員多是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
1941年1月6日， 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 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民主黨派對國民黨“親者痛、仇者快”的舉動大為失望， 對共產黨深表同情， 為團結之事尤為迫切。 1941年1月12日， 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聯名向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發去電報， 要求“撤銷剿共部署， 解決聯共方案， 發展各種抗日實力， 保障各種抗日黨派”。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領導人張瀾等一邊抨擊反共活動， 一邊不辭勞苦調解國共矛盾。救國會領袖沈鈞儒得知事變異常憤怒， 大聲疾呼“要團結抗日， 反對分裂”。職教社黃炎培認為“當局如此措置絕對錯誤”，“中間人士及中間派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與反內戰而團結之必要”。致公黨司徒美堂給蔣介石發電報， 譴責屠殺新四軍的血腥罪行， 並代表10萬洪門群眾致電國共兩黨：“今大敵當前， 自毀長城， 自促亡國， 誰不痛心！”
蔣介石沒料到“皖南事變”會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沒料到民主黨派會完全同情並站在共產黨一邊。毛澤東感到“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1941年，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第三黨凡在大是大非的鬥爭中，都站在共產黨一邊，採取了積極的態度。新四軍軍長陳毅說，“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新四軍和八路軍正在敵後，党的領導又偏處邊區，整個大後方的對蔣鬥爭，主要靠民盟來支持”，其意義“也說明了統一戰線的正確性”。
民主黨派從全面抗戰之初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到與共產黨結成事實上的同盟，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並形成了遇事相互協商的傳統，推動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進程中此消彼長，引人關注。
這一過程展示了民主黨派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站到時代前沿的勇氣。從此，民主黨派在組織上漸漸聯合、發展、壯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策應
抗戰時期，國統區聚集了大批知識份子，他們是國統區堅持團結抗戰、民主進步的生力軍，是抗戰的重要宣傳者、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護者。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創辦了許多報刊，引導著社會的輿論，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政治走向。
1937年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沈鈞儒等12月在武漢創辦了《全民週刊》，後與《抗戰》三日刊合併為《全民抗戰》三日刊，堅持“全民動員，抗戰到底”的方針，每期銷量達30萬份。
1937年11月，擁有不同背景、主張、性質的10家報社在重慶共同出版發行《聯合版》，它是戰時各黨派、各報社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是戰時中國新聞界在國家民族最高利益下捐棄成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體現。
1937年底，黃炎培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救國通訊》上詳細報導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情況，使之為世人知曉。
……
1939年國統區的報紙已有400多種，1944年增至1100多種，民主黨派利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報導文章，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內”的頑固立場，反對汪精衛的漢奸行徑，介紹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和行動，反映共產黨及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旗幟鮮明，啟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全國各團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遊行請願，抵制日貨，募捐勞軍，支前救護，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戰場的作戰，贏得了民眾的普遍好感和尊重。
毛澤東明確說過：“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知識份子，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指引，道義上聲援，學術上鼓勵，生活上關心，危難時解救。周恩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時，和郭沫若、鄒韜奮、陶行知、馬寅初、翦伯贊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繫。重慶出版了《資本論》《列寧選集》《論持久戰》等一批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著作。共產黨還把大批電影、戲劇工作者組織起來，成立中華戲劇藝社，做了大量統戰工作。並在抗戰初期、“皖南事變”後、香港被日寇佔領後，設法營救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他們由衷地表示：“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的聚會有120次之多。黃炎培在日記中曾寫道：“共產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
這些舉措使知識份子在感情上更加傾向於共產黨，其中不少人懷著滿腔熱情走向延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取得勝利，共產黨最終奪得政權，與此不無關係。
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根本性好轉，國統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卻全面潰爛。國民黨政府為蒙蔽國際視聽、緩和國內危機，再次打出“憲政”旗號，擺出“即行憲政”的騙局。民主黨派順水推舟，與共產黨聯合發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1944年9月，共產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激起了民主黨派深深的共鳴，這是抗戰時期民主政治的重大進步，對推動戰後談判和政治協商起到了積極作用。
“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政權上的最高形式”，民主黨派以集會、演講、著書等各種形式表示支持、擴大影響，使其變成了舉國共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獨裁政策， 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和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
勝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輝煌的篇章。它所提出的要不要抗戰到底，如何抗戰到底，抗戰勝利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回答、作了實踐。
中國共產黨先後建立了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工農革命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新時期社會主義愛國統一戰線， 跨越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兩大歷史階段，歷經建立和形成、發展和壯大、過渡和結束的歷史成長過程。值得注意的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與其他統一戰線不同的特點，它形成了完整的統一戰線理論， 成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統一戰線喻為“法寶”，是毛澤東對統一戰線重要性最為通俗而精確的概括。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主黨派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在一個個真相面前，見證了拿和平做交易的齷齪，體驗了受欺騙被出賣的痛楚，經歷了痛苦的自我鬥爭甚至付出血的代價，然後心甘情願地從同情、支持、靠攏共產黨，逐漸形成政治共識、共同情感取向，並達至共同價值追求，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鄭重選擇多黨合作，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原載於《人民日報》，作者：陳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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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不辭勞苦調解國共矛盾。救國會領袖沈鈞儒得知事變異常憤怒， 大聲疾呼“要團結抗日， 反對分裂”。職教社黃炎培認為“當局如此措置絕對錯誤”，“中間人士及中間派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與反內戰而團結之必要”。致公黨司徒美堂給蔣介石發電報， 譴責屠殺新四軍的血腥罪行， 並代表10萬洪門群眾致電國共兩黨：“今大敵當前， 自毀長城， 自促亡國， 誰不痛心！”蔣介石沒料到“皖南事變”會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沒料到民主黨派會完全同情並站在共產黨一邊。毛澤東感到“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1941年，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第三黨凡在大是大非的鬥爭中，都站在共產黨一邊，採取了積極的態度。新四軍軍長陳毅說，“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新四軍和八路軍正在敵後，党的領導又偏處邊區，整個大後方的對蔣鬥爭，主要靠民盟來支持”，其意義“也說明了統一戰線的正確性”。
民主黨派從全面抗戰之初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到與共產黨結成事實上的同盟，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並形成了遇事相互協商的傳統，推動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進程中此消彼長，引人關注。
這一過程展示了民主黨派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站到時代前沿的勇氣。從此，民主黨派在組織上漸漸聯合、發展、壯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策應
抗戰時期，國統區聚集了大批知識份子，他們是國統區堅持團結抗戰、民主進步的生力軍，是抗戰的重要宣傳者、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護者。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創辦了許多報刊，引導著社會的輿論，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政治走向。
1937年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沈鈞儒等12月在武漢創辦了《全民週刊》，後與《抗戰》三日刊合併為《全民抗戰》三日刊，堅持“全民動員，抗戰到底”的方針，每期銷量達30萬份。
1937年11月，擁有不同背景、主張、性質的10家報社在重慶共同出版發行《聯合版》，它是戰時各黨派、各報社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是戰時中國新聞界在國家民族最高利益下捐棄成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體現。
1937年底，黃炎培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救國通訊》上詳細報導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情況，使之為世人知曉。
……
1939年國統區的報紙已有400多種，1944年增至1100多種，民主黨派利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報導文章，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內”的頑固立場，反對汪精衛的漢奸行徑，介紹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和行動，反映共產黨及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旗幟鮮明，啟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全國各團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遊行請願，抵制日貨，募捐勞軍，支前救護，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戰場的作戰，贏得了民眾的普遍好感和尊重。
毛澤東明確說過：“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知識份子，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指引，道義上聲援，學術上鼓勵，生活上關心，危難時解救。周恩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時，和郭沫若、鄒韜奮、陶行知、馬寅初、翦伯贊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繫。重慶出版了《資本論》《列寧選集》《論持久戰》等一批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著作。共產黨還把大批電影、戲劇工作者組織起來，成立中華戲劇藝社，做了大量統戰工作。並在抗戰初期、“皖南事變”後、香港被日寇佔領後，設法營救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他們由衷地表示：“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的聚會有120次之多。黃炎培在日記中曾寫道：“共產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
這些舉措使知識份子在感情上更加傾向於共產黨，其中不少人懷著滿腔熱情走向延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取得勝利，共產黨最終奪得政權，與此不無關係。
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根本性好轉，國統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卻全面潰爛。國民黨政府為蒙蔽國際視聽、緩和國內危機，再次打出“憲政”旗號，擺出“即行憲政”的騙局。民主黨派順水推舟，與共產黨聯合發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1944年9月，共產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激起了民主黨派深深的共鳴，這是抗戰時期民主政治的重大進步，對推動戰後談判和政治協商起到了積極作用。
“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政權上的最高形式”，民主黨派以集會、演講、著書等各種形式表示支持、擴大影響，使其變成了舉國共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獨裁政策， 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和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
勝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輝煌的篇章。它所提出的要不要抗戰到底，如何抗戰到底，抗戰勝利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回答、作了實踐。
中國共產黨先後建立了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工農革命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新時期社會主義愛國統一戰線， 跨越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兩大歷史階段，歷經建立和形成、發展和壯大、過渡和結束的歷史成長過程。值得注意的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與其他統一戰線不同的特點，它形成了完整的統一戰線理論， 成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統一戰線喻為“法寶”，是毛澤東對統一戰線重要性最為通俗而精確的概括。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主黨派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在一個個真相面前，見證了拿和平做交易的齷齪，體驗了受欺騙被出賣的痛楚，經歷了痛苦的自我鬥爭甚至付出血的代價，然後心甘情願地從同情、支持、靠攏共產黨，逐漸形成政治共識、共同情感取向，並達至共同價值追求，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鄭重選擇多黨合作，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原載於《人民日報》，作者：陳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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