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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載體:播州所見宋明銅鼓

銅鼓是南方民族的重器, 也流行於宋元明時代的播州及其周邊地區, 是本土文化的標誌性器物。

1957年, 在楊粲夫婦合葬墓的男女腰坑中各獲銅鼓1面, 被定為古代銅鼓的標型器之一, 即遵義型銅鼓。 1964年, 于馬家灣宋墓中獲得1面, 伴出鐵釜1件。 1981年, 又在刀靶水宋墓中發現遵義型銅鼓1面, 置於男墓腰坑下, 女墓腰坑則置鐵釜;據此推測前述馬家灣宋墓的兩器亦應分置男女腰坑下。 1992年, 在德江官墳堡一座至元四年(1267或1338)磚石墓的腰坑中發現1件, 伴出銅鑼、石買地券各1方。 2014年4月, 在仁懷五馬洪武二十五年(1392)母邊墓腰坑內獲銅鼓1面,

伴出石質鎮墓券1方。 以上5例俱發現於墓葬腰坑中。

據明李化龍《平播全書》記載, 楊氏在明時仍在使用銅鼓。 萬曆二十八年(1600)播州之役中, 明軍就曾從楊氏手中繳獲銅鼓(諸葛銅鼓)4面, 併發“四川按察司挑選, 堪用者俱報起解”。 播平後, 清人不時於播境掘得銅鼓。 道光《遵義府志·金石》:“嘉靖十九年(1814), 遵義縣永安莊土人掘得, 置永安寺, 典史陳丙移置桃園山晚香閣中。 ”鄭珍將之置於漢代遺物下介紹, 是認為其系漢代遺物。 光緒年間, 又陸續掘得3件, 亦置漢代遺物下。 實應系宋明之物。 民國《續遵義府志·古跡》:“光緒二十九年(1903), 遵義土人于玉屏山麓掘得二枚, 時為府幕取去。 ”又“光緒三十二年(1906), 遵義永安裡三甲民雷姓於銅尖山掘得,

輾轉仍存裡中。 ”

永安裡即今板橋一帶, 銅尖山即今永安莊背後的高山。 玉屏山, 《續遵義府志·山川》有載, 在綏陽;出銅鼓的玉屏山疑即此。 即清人在永安莊附近獲2件(其中1件在銅尖山), 在綏陽玉屏山麓掘得2件。 既多在山麓所獲, 則這4件銅鼓亦可能出自墓中。

以上13件銅鼓, 除德江1例外, 其餘均出自時之播州境內, 時代涵蓋了宋元明各時期。 其用途, 一類用於喪葬, 一類則仍使用於日常(如戰爭中繳獲的4件)。 足見銅鼓在時之播州流行的程度。 其周邊地區亦頗流行, 如《宋史·蠻夷傳》記載:乾德四年(966), 南州進銅鼓內附, 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 淳化元年(990), 南丹州蠻酋帥莫洪皓襲稱刺史, 貢銀碗、銅鼓。 是將銅鼓作為貢賞之器。

明萬曆初, 明廷征討活動在毗鄰播州的今高縣、珙縣、江安、興文一帶的都掌蠻, 得鼓93面。 《明史·劉顯傳》記:

克寨六十餘, 獲賊魁三十六, 俘斬四千六百, 拓地四百餘裡, 得諸葛銅鼓九十三, 銅鐵鍋各一。 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為上, 可易千牛, 次者七八百。 得鼓二三, 便可僭號稱王。 鼓山顛, 群蠻畢集, 今已矣。 ”鍋狀如鼎, 大可函牛, 刻畫有文彩。 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 鼓失, 則蠻運終矣。

既失地又損兵, 蠻首阿大卻最痛心失去了93面銅鼓, 在於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且被認為與“蠻運”相關, 亦即具有神力。 關於前者, 更早的《隋書·地理志》記嶺南諸僚“有鼔者號為‘都老’, 群情推服”。 銅鼓的神力, 又見於《宋史·蠻夷》的記載:“雍熙元年(984), 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 擊銅鼓、沙鑼以祀神鬼。

詔釋其銅禁。 ”以之祀神鬼而病除, 自是認為銅鼓與沙鑼具有神力。 此亦可補充解釋銅鼓與銅鑼出現在墓葬腰坑中的原因。 鼓與鑼兩者並出, 見於德江官墳堡元墓, 而在銅鼓消失後, 銅鑼(或銅鑼狀盆、盒等)仍在腰坑石中被繼續使用, 當與之相關, 或者可以反證腰坑石代行了銅鼓的部分功能, 而又營造出天圓地方的宇宙意象。 四川新津嘉靖四十四年(1565)張氏買地券中“天圓地方, 律令九章”的銘文反映“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在明代的流行程度。

總之, 無論楊氏出身華夏抑或是明人所認為的“被我冠裳”的“夷種”, 作為身份、財富的象徵, 甚至可以娛神的銅鼓, 在楊氏乃至宋元明時期播州居民的精神世界裡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作者李飛系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海龍屯考古工作站站長。 李飛長期致力於中國西南考古, 研究成果曾多次獲貴州社科成果獎, 2016年5月獲中國考古學“金爵獎”。

(詳情請見《當代貴州》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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