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講過的， 我不講；近人講過的， 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 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 我不講。 現在， 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
在大學的講臺上， 誰能口出如此霸氣狂妄之語？他， 就是陳寅恪。
“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教授的教授。 ”“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無數學人對其作了極高的評價。 連被譽為“近代百科全書式人物”的梁啟超也嘖嘖讚歎：“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1925年， 清華成立大學部的同時， 增設了一個國學研究院， 成為校內與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並列的三個相對獨立的教學單位之一。 國學院欲聘四位導師， 以培養國學之棟樑， 讓“中國之文明， 可以昌明樹立於世界。 ”
研究院聘請的第一位導師， 乃中國近代美學開創者王國維。 研究院聘請的第二位導師， 乃近代中國思想啟蒙者梁啟超。 研究院聘請的第三位導師， 乃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 第四位導師聘請誰呢？
詩人、歷史學家、清華籌備處主任吳宓推薦：“陳寅恪可擔此任。 ”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何許人也， 便問梁啟超：“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 也不是碩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 ”曹說：“不是博士， 又沒著作， 這就難了！”梁說：“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
因為貫通中西的淵博學識和獨步千古的新妙之見， 陳寅恪的學術影響很快譽滿北平， 一時盛況空前。 他授課時， 不但清華的教授， 如朱自清、吳宓等經常前來聽課， 遠在城內的北大師生也成群結隊， 紛至遝來， 跑到郊外的清華園來“作客旁聽”。 北大學生見自己老師也來當學生， 遂稱陳寅恪為“太老師”， 意為“教授的教授”。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 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 一派留洋歸來的學者， 兩派常常一爭高下， 互不服氣。 本土派認為， 洋派不懂國情， 學問再高， 也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留洋派覺得本土派迂腐狹隘， 不懂得運用現代化工具。 但不管哪一派， 誰都敬畏陳寅恪， 沒有人敢小瞧。 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1927年， 王國維沉湖自盡後， 陳寅恪為其撰寫碑文時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曆千萬祀而與天壤同久，
以史為鑒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高統治者們為了穩固江山避免傾覆的最好理念。
1953年，中央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領銜。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三個所長擬定人選分別為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為了使陳先生接受任命，中科院頗費思量，特地委派先生的弟子汪篯南下（此時先生已在合併嶺南大學後的中山大學任教）延請，汪身上懷揣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曾與陳有過一段良好的共事經歷）兩封沉甸甸的信以示鄭重。師生見面，學生力勸老師北上履新，不料，先生勃然大怒，終致不歡而散。但老先生念及師生情誼，還是借此給了官方答覆。先生提出擔任中古史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為了慎重，避免口說無憑，先生讓夫人將此意見謄寫在紙上，讓汪篯帶回北京。這樣的答覆無異於一聲炸雷，驚世駭俗，其結果可想而知。這一年，三個歷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範文瀾。
正因秉持獨立、自由之精神，陳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則：“不理蘇聯專家，不願北上做官；堅臥中大不動；不見貴客；不見外國人；不談政治；不談時事；不議論人物；不從時俗。”1962年，中央大員康生南下廣州，向中山大學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可無論校領導怎麼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但不見，還賦詩一首自娛：“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閉門羹的康生極為不爽。
“為學術而自由”貫穿了陳寅恪的一生。他有著中國傳統歷史學家的秉筆直書的壯烈情懷，有著毫不避世特立獨行的冷峻孤傲，同時還具有堅守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的忠烈情結。在那樣的年代，其結局的悲慘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具有雙重人格，總是把方毅剛勇與柔韌圓通結合得很好。方為做人之本，圓為處世之道；方是做人的脊樑，圓是做事的錦囊。於是，“外圓內方”就成為強權政治下尚有一點良心的知識份子的價值追求與行動哲學。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歲時，曾在唐玄宗前對對聯。上聯是“方若棋盤，圓若棋子”。李泌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這也許是對外圓內方人格意蘊的最好注解。內方若行義，義者，靈魂之正直，精神之獨立也；外圓若用智，智者，維繫個體之生存，易理想為現實也。於是，知識份子面對理想與環境的對峙，靈魂與肉體的衝突，在這樣一個富於張力的人格結構中，都取得了一種暫時的平衡。
後來補陳先生之缺任二所所長的陳垣在這方面具有很大的典型性。陳垣和陳寅恪、胡適私交甚好，陳先生于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信中或輕率或興奮得像一個兒童一樣地說：“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的學習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有關史料證實，在外界沒有任何政治壓力的情況下，陳垣先生還經常檢討自己的不足。
但陳寅恪不是這樣，他追求的是與眾不同的另一種境界。
“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1953年，中央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領銜。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三個所長擬定人選分別為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為了使陳先生接受任命，中科院頗費思量，特地委派先生的弟子汪篯南下（此時先生已在合併嶺南大學後的中山大學任教）延請，汪身上懷揣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曾與陳有過一段良好的共事經歷）兩封沉甸甸的信以示鄭重。師生見面，學生力勸老師北上履新，不料，先生勃然大怒，終致不歡而散。但老先生念及師生情誼，還是借此給了官方答覆。先生提出擔任中古史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為了慎重，避免口說無憑，先生讓夫人將此意見謄寫在紙上，讓汪篯帶回北京。這樣的答覆無異於一聲炸雷，驚世駭俗，其結果可想而知。這一年，三個歷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範文瀾。
正因秉持獨立、自由之精神，陳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則：“不理蘇聯專家，不願北上做官；堅臥中大不動；不見貴客；不見外國人；不談政治；不談時事；不議論人物；不從時俗。”1962年，中央大員康生南下廣州，向中山大學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可無論校領導怎麼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但不見，還賦詩一首自娛：“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閉門羹的康生極為不爽。
“為學術而自由”貫穿了陳寅恪的一生。他有著中國傳統歷史學家的秉筆直書的壯烈情懷，有著毫不避世特立獨行的冷峻孤傲，同時還具有堅守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的忠烈情結。在那樣的年代，其結局的悲慘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具有雙重人格，總是把方毅剛勇與柔韌圓通結合得很好。方為做人之本，圓為處世之道；方是做人的脊樑，圓是做事的錦囊。於是，“外圓內方”就成為強權政治下尚有一點良心的知識份子的價值追求與行動哲學。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歲時，曾在唐玄宗前對對聯。上聯是“方若棋盤，圓若棋子”。李泌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這也許是對外圓內方人格意蘊的最好注解。內方若行義，義者，靈魂之正直，精神之獨立也；外圓若用智，智者，維繫個體之生存，易理想為現實也。於是，知識份子面對理想與環境的對峙，靈魂與肉體的衝突，在這樣一個富於張力的人格結構中，都取得了一種暫時的平衡。
後來補陳先生之缺任二所所長的陳垣在這方面具有很大的典型性。陳垣和陳寅恪、胡適私交甚好，陳先生于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信中或輕率或興奮得像一個兒童一樣地說：“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的學習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有關史料證實，在外界沒有任何政治壓力的情況下，陳垣先生還經常檢討自己的不足。
但陳寅恪不是這樣，他追求的是與眾不同的另一種境界。
“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