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之偉大， 在於綿延千載而不絕。 文化之存續， 一賴人傳， 一賴字傳。 人傳者， 口傳心受也。 字傳者， 著述立說也。 然著述立說，
自先秦以來， 就有將文字刻石， 以拓印流通之法。 然石材於取料轉運、雕刻修改， 多有不便， 遂逐漸以木版代之。 至此， 雕版印刷之術正式成為隋唐以後， 中國文化承載傳播之主流。 據史料可知， 中國雕版印刷術當起始於西元7世紀之民間， 用於印刷佛教經像。 唐玄奘法師(600－664)就曾用回鋒紙印製普賢聖像， 施於四眾。 而現存標有紀年之雕版印刷最早實物， 即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之唐鹹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之《金剛經》。
進入宋代， 雕版印刷術發展到全盛時期， 至今宋版書也是古籍善本收藏中之名品。 北宋開寶四年(971)， 由宋太祖趙匡胤(927－976)親自敕命高品、張從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經，
雕版印刷術的產生與廣泛使用， 對文化的傳承與流布確實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5世紀中葉， 德國穀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約1394—1468)改良木活字印刷術後， 正式掀開了西方近代印刷術的篇章。 19世紀初， 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上海創辦墨海書館， 標誌著現代鉛活字印刷術正式進入中國。 在此後短短的幾十年裡， 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術， 急劇衰退， 瀕臨滅絕。
歷史往往都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巧合， 中國雕版印刷術肇始於印製佛教經像， 而最終挽救其幾盡消亡命運的還是印製佛教經像。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由於不滿當時清廷的統治， 洪秀全(1814—1864)在廣東花縣創立“拜上帝教”， 並以“傳教”為名積聚力量。 清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創立“太平天國”，結眾起義，隨後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清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進攻安徽。當時在安徽石埭的一位鄙棄科舉、好讀奇書的青年，為了躲避戰亂，與家人在寓居杭州期間，偶於書肆購得《大乘起信論》。清同治三年(1864)，他在養病期間數讀此論，參詳其中奧義，由此引發宿世慧根，將其後畢生之精力全部投入到佛學的研究與弘傳事業中。他就是後來被譽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楊仁山居士(1837—1911)。
楊仁山居士有感于時處末法，佛法之弘揚全賴經典流通，然北方《龍藏》既成具文，雙徑書文又毀於兵燹，於是遍求佛經，發心刻印，俾廣流傳。清同治五年(1866)，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金陵刻經處，並主持刻印了首部經書——《淨土四經》。在四處募化、校勘刻印佛教典籍之余，楊仁山居士還潛心研究佛教造像，聘請畫師繪製成“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釋迦牟尼佛像”、“大悲觀音像”、“彌陀法會”等，並收集古代名人所繪佛像，一併刻板流通。
清光緒四年(1878)，楊仁山居士隨駐英、法公使到倫敦、巴黎出訪。並於光緒十二年(1886)，再度赴倫敦時認識了在那裡留學的日本僧人南條文雄(1849—1927)。此後二人書信往還，交往不斷，遂成莫逆。在獲悉中國早已散佚的諸多佛典海外尚有見存後，楊仁山居士便托南條文雄廣為搜集，尋回中國失傳古本及藏外古德逸書三百餘種，並擇善付梓。從金陵刻經處刊刻之唐法藏《華嚴三昧章》一例，可見其求書艱辛之一斑。
楊仁山居士在“序”中雲：
《華嚴三昧章》一卷。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用《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配成十科，證知此章即觀文也。東洋刻本改其名為《發菩提心章》，於表德中全錄杜順和尚《法界觀》文，近三千言，遂疑此本非賢首作。庚子冬，南條文雄遊高麗，得古寫本，郵寄西來，首題《華嚴三昧章》。仇校盡善，登之梨棗，因來本作章，故仍其舊。尚有《華嚴世界觀》，求而未得也。
徐文霨居士(1878—1937)在“跋”中雲：
謹案唐賢首國師著述，中土久佚，經楊仁山先生轉輾求得者，為《華嚴探玄記》，未刻；《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入楞伽心玄義》、《起信論義記》、《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華嚴義海百門》，以上各種已刻行。而《楞伽經疏》七卷、《法華經疏》七卷、《華嚴策林》一卷，日本續書，先生藏有，此謂系贗本。《華藏世界觀》一卷及此《三昧章》，則求之日本亦不可得。日本南條文雄君，嘗覆先生書雲：“法藏所作《三昧觀》者，義海百門，或《華嚴雜章》之異名也。”先生辨其非是，覆書雲：“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崔致遠作《別傳》，已用其‘直心’中十心名目。貴國所刻《發菩提心章》，錄十心之文，與崔同；並有三十心，而與《法界觀》及他種湊合而成。謹知《華嚴三昧觀》當有全本流傳高麗也，祈請駐韓道友訪之。”又書雲：“近聞貴宗同人往高麗布教者頗多，唐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華嚴世界觀》二種，高麗或有存者，乞寄信求之。”歲庚子，南條君遊高麗，訪得此本，寄先生書雲：“在韓日，得唐法藏《華嚴三昧章》寫本，因奉贈一本。未知此果與《華嚴三昧觀》同乎？抑異乎？”先生覆書雲：“《華嚴三昧章》與《菩提心章》同，而闕《法界觀》之文。始知二書同出一本，即《華嚴三昧觀》無疑矣。”以上均照錄原文，蓋先生之于此書，歷數十年之久，遍行中、日、韓三國，一再訪求，僅乃得之，至足寶已。先生得是寫本，識以數語，謂將登之梨棗，而珍藏篋衍，未遑付梓。先生西歸，忽忽六載，同人幾不復知有此事，乃者覆檢先生遺稿，始知梗概。覓得底本，亟為校刻，以竟先生未竟之志。謹以先生原文冠于卷首，並節錄先生與南條君往來書牘中語如右，俾當世鹹知是書久佚之後，得之非易。異日者，儻能更得《楞伽疏》等四種刻之，與是書並顯於世，不尤法門之大幸歟。
在楊仁山居士親自主持校勘下，金陵刻經處刻印流通佛典達百余萬卷，佛像十余萬張。清宣統三年(1911)八月十七日，楊仁山居士因病示寂。遵照其“經版所在，即遺體所在”的遺願，其門人及後人在金陵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沈曾植(1850—1922)在其所撰《楊仁山居士塔銘》中說：“居士奮起于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居士事，蓋視前人為倍難。”楊仁山居士逝世後，由於其精深之佛學造詣，兢業之刻經流通，高峻之德操情懷，影響了一大批當時教內外有識之士，均紛紛襄助刻經事業，虛雲(1840—1959)、諦閑(1858—1932)、梅光羲(1880—1947)、王恩洋(1897—1964)、沈曾植(1850—1922)、葉恭綽(1881—1968)、周樹人(1881—1936)、陳銘樞(1889—1965)、趙朴初(1907—2000)等，均曾施資助印。通過檢閱書後題記，甚至還發現有兩名德國學者曾于民國八年(1919)施資助印過《集大乘相論》。一位是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曾出版有《雍和宮：北京喇嘛教堂圖解，附喇嘛教神學和教派的注釋》(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一位是Dr. Bernd Melchers(1886—1967)，曾出版有《中國寺廟建築》(China. Der Tempelbau)、《中國傳統剪紙設計》(Traditional Chinese Cut-Paper Designs)。可見金陵刻經處在海外學人中之影響。
此後金陵刻經處雖屢經滄桑，幾度興衰，但在歐陽漸(1871—1943)、呂澂(1896—1989)、趙樸初等數代大德居士的護持下，最終使佛教印經事業得以延續發展，並很好地將有千餘年歷史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傳承至今。金陵刻經處刻印之書籍，紙質綿柔，字大如錢，版式疏朗，清淨莊嚴；刻印之佛像，刀法細膩，章法謹嚴，形神兼備，層次分明；完美地將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技藝同佛教文化與佛教藝術結合起來，形成了宗教性、藝術性、文物性兼具，獨樹一幟的刻印風格。
時至今日，金陵刻經處仍然保持著以“刻版、刷印、裝訂”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書傳統。在刻版時，所選板材全為經過水煮後的棠梨木，底樣選用老宋字，上板塗油後進行雕刻。在刷印時，先以帚子將水墨塗刷在經版上，再將宣紙覆上，用擦子壓擦，然後揭下印好的書頁。在裝訂時，切書、打眼、分頁、折頁、撮齊、捆紮、壓實、數書、齊欄、串紙撚、貼封面封底、配書、裝線、貼簽條、裝函套等十幾道工序，全部是手工完成的。這些均突顯出其豐厚的文化遺產內涵。
目前，金陵刻經處除藏有自刻經版47000餘片外，還保存有支那內學院經版14300餘片、揚州磚橋江北刻經處經版22900餘片、北京刻經處與天津刻經處經版23600餘片，以及北京三時學會、蘇州洞庭西山只樹庵、常州天寧寺等處經版，總計達15萬片之多。金陵刻經處現在流通的書籍，大都是利用舊有經版刷印而成的，“刻板”工藝多用於對殘缺經版的修補。值得一提的是，在2000年至2009年間，金陵刻經處全新刻板印製了《西源錄》、《華岩寺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等書，並首次採用傳統工藝出版了當代學人著作《瑜伽師地論釋宗本疏》、《金剛般若經疏科釋》、《壇經贊之五玄要義》、《雪峰義存法嗣行錄匯考》等，實為在保持傳統、探索發展的進程中，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2006年5月，“金陵刻經印刷技藝”被文化部確定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案，其後又陸續被確認為江蘇省省級、南京市市級及白下區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而金陵刻經處高級雕刻工馬萌青，也被江蘇省文化廳確定為“第一批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大慶前夕，2009年9月30日，在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南京金陵刻經處與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經院捆綁申報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被審議並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自此，金陵刻經處成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雕版印刷技藝”的保護單位之一。
“仁山秋逸，徹內外竟無差別；刻經講學，著文字妙有般若。”具有140多年歷史的金陵刻經處，在新社會、新時代，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它必將繼續秉承“流通功德藏，接續人天師”的宗旨，在昌隆佛教、弘法利生的同時，把“中國雕版印刷技藝”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
清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創立“太平天國”，結眾起義，隨後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清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進攻安徽。當時在安徽石埭的一位鄙棄科舉、好讀奇書的青年，為了躲避戰亂，與家人在寓居杭州期間，偶於書肆購得《大乘起信論》。清同治三年(1864)，他在養病期間數讀此論，參詳其中奧義，由此引發宿世慧根，將其後畢生之精力全部投入到佛學的研究與弘傳事業中。他就是後來被譽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楊仁山居士(1837—1911)。楊仁山居士有感于時處末法，佛法之弘揚全賴經典流通，然北方《龍藏》既成具文，雙徑書文又毀於兵燹，於是遍求佛經，發心刻印，俾廣流傳。清同治五年(1866)，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金陵刻經處，並主持刻印了首部經書——《淨土四經》。在四處募化、校勘刻印佛教典籍之余，楊仁山居士還潛心研究佛教造像，聘請畫師繪製成“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釋迦牟尼佛像”、“大悲觀音像”、“彌陀法會”等，並收集古代名人所繪佛像，一併刻板流通。
清光緒四年(1878)，楊仁山居士隨駐英、法公使到倫敦、巴黎出訪。並於光緒十二年(1886)，再度赴倫敦時認識了在那裡留學的日本僧人南條文雄(1849—1927)。此後二人書信往還，交往不斷，遂成莫逆。在獲悉中國早已散佚的諸多佛典海外尚有見存後，楊仁山居士便托南條文雄廣為搜集，尋回中國失傳古本及藏外古德逸書三百餘種，並擇善付梓。從金陵刻經處刊刻之唐法藏《華嚴三昧章》一例，可見其求書艱辛之一斑。
楊仁山居士在“序”中雲：
《華嚴三昧章》一卷。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用《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配成十科，證知此章即觀文也。東洋刻本改其名為《發菩提心章》，於表德中全錄杜順和尚《法界觀》文，近三千言，遂疑此本非賢首作。庚子冬，南條文雄遊高麗，得古寫本，郵寄西來，首題《華嚴三昧章》。仇校盡善，登之梨棗，因來本作章，故仍其舊。尚有《華嚴世界觀》，求而未得也。
徐文霨居士(1878—1937)在“跋”中雲：
謹案唐賢首國師著述，中土久佚，經楊仁山先生轉輾求得者，為《華嚴探玄記》，未刻；《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入楞伽心玄義》、《起信論義記》、《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華嚴義海百門》，以上各種已刻行。而《楞伽經疏》七卷、《法華經疏》七卷、《華嚴策林》一卷，日本續書，先生藏有，此謂系贗本。《華藏世界觀》一卷及此《三昧章》，則求之日本亦不可得。日本南條文雄君，嘗覆先生書雲：“法藏所作《三昧觀》者，義海百門，或《華嚴雜章》之異名也。”先生辨其非是，覆書雲：“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崔致遠作《別傳》，已用其‘直心’中十心名目。貴國所刻《發菩提心章》，錄十心之文，與崔同；並有三十心，而與《法界觀》及他種湊合而成。謹知《華嚴三昧觀》當有全本流傳高麗也，祈請駐韓道友訪之。”又書雲：“近聞貴宗同人往高麗布教者頗多，唐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華嚴世界觀》二種，高麗或有存者，乞寄信求之。”歲庚子，南條君遊高麗，訪得此本，寄先生書雲：“在韓日，得唐法藏《華嚴三昧章》寫本，因奉贈一本。未知此果與《華嚴三昧觀》同乎？抑異乎？”先生覆書雲：“《華嚴三昧章》與《菩提心章》同，而闕《法界觀》之文。始知二書同出一本，即《華嚴三昧觀》無疑矣。”以上均照錄原文，蓋先生之于此書，歷數十年之久，遍行中、日、韓三國，一再訪求，僅乃得之，至足寶已。先生得是寫本，識以數語，謂將登之梨棗，而珍藏篋衍，未遑付梓。先生西歸，忽忽六載，同人幾不復知有此事，乃者覆檢先生遺稿，始知梗概。覓得底本，亟為校刻，以竟先生未竟之志。謹以先生原文冠于卷首，並節錄先生與南條君往來書牘中語如右，俾當世鹹知是書久佚之後，得之非易。異日者，儻能更得《楞伽疏》等四種刻之，與是書並顯於世，不尤法門之大幸歟。
在楊仁山居士親自主持校勘下，金陵刻經處刻印流通佛典達百余萬卷，佛像十余萬張。清宣統三年(1911)八月十七日，楊仁山居士因病示寂。遵照其“經版所在，即遺體所在”的遺願，其門人及後人在金陵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沈曾植(1850—1922)在其所撰《楊仁山居士塔銘》中說：“居士奮起于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居士事，蓋視前人為倍難。”楊仁山居士逝世後，由於其精深之佛學造詣，兢業之刻經流通，高峻之德操情懷，影響了一大批當時教內外有識之士，均紛紛襄助刻經事業，虛雲(1840—1959)、諦閑(1858—1932)、梅光羲(1880—1947)、王恩洋(1897—1964)、沈曾植(1850—1922)、葉恭綽(1881—1968)、周樹人(1881—1936)、陳銘樞(1889—1965)、趙朴初(1907—2000)等，均曾施資助印。通過檢閱書後題記，甚至還發現有兩名德國學者曾于民國八年(1919)施資助印過《集大乘相論》。一位是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曾出版有《雍和宮：北京喇嘛教堂圖解，附喇嘛教神學和教派的注釋》(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一位是Dr. Bernd Melchers(1886—1967)，曾出版有《中國寺廟建築》(China. Der Tempelbau)、《中國傳統剪紙設計》(Traditional Chinese Cut-Paper Designs)。可見金陵刻經處在海外學人中之影響。
此後金陵刻經處雖屢經滄桑，幾度興衰，但在歐陽漸(1871—1943)、呂澂(1896—1989)、趙樸初等數代大德居士的護持下，最終使佛教印經事業得以延續發展，並很好地將有千餘年歷史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傳承至今。金陵刻經處刻印之書籍，紙質綿柔，字大如錢，版式疏朗，清淨莊嚴；刻印之佛像，刀法細膩，章法謹嚴，形神兼備，層次分明；完美地將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技藝同佛教文化與佛教藝術結合起來，形成了宗教性、藝術性、文物性兼具，獨樹一幟的刻印風格。
時至今日，金陵刻經處仍然保持著以“刻版、刷印、裝訂”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書傳統。在刻版時，所選板材全為經過水煮後的棠梨木，底樣選用老宋字，上板塗油後進行雕刻。在刷印時，先以帚子將水墨塗刷在經版上，再將宣紙覆上，用擦子壓擦，然後揭下印好的書頁。在裝訂時，切書、打眼、分頁、折頁、撮齊、捆紮、壓實、數書、齊欄、串紙撚、貼封面封底、配書、裝線、貼簽條、裝函套等十幾道工序，全部是手工完成的。這些均突顯出其豐厚的文化遺產內涵。
目前，金陵刻經處除藏有自刻經版47000餘片外，還保存有支那內學院經版14300餘片、揚州磚橋江北刻經處經版22900餘片、北京刻經處與天津刻經處經版23600餘片，以及北京三時學會、蘇州洞庭西山只樹庵、常州天寧寺等處經版，總計達15萬片之多。金陵刻經處現在流通的書籍，大都是利用舊有經版刷印而成的，“刻板”工藝多用於對殘缺經版的修補。值得一提的是，在2000年至2009年間，金陵刻經處全新刻板印製了《西源錄》、《華岩寺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等書，並首次採用傳統工藝出版了當代學人著作《瑜伽師地論釋宗本疏》、《金剛般若經疏科釋》、《壇經贊之五玄要義》、《雪峰義存法嗣行錄匯考》等，實為在保持傳統、探索發展的進程中，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2006年5月，“金陵刻經印刷技藝”被文化部確定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案，其後又陸續被確認為江蘇省省級、南京市市級及白下區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而金陵刻經處高級雕刻工馬萌青，也被江蘇省文化廳確定為“第一批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大慶前夕，2009年9月30日，在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南京金陵刻經處與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經院捆綁申報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被審議並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自此，金陵刻經處成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雕版印刷技藝”的保護單位之一。
“仁山秋逸，徹內外竟無差別；刻經講學，著文字妙有般若。”具有140多年歷史的金陵刻經處，在新社會、新時代，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它必將繼續秉承“流通功德藏，接續人天師”的宗旨，在昌隆佛教、弘法利生的同時，把“中國雕版印刷技藝”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