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的寓言》是在世界思想史上不能忽略的一本書。 有一個事情大家始終想不明白， 就是私德和公共利益是什麼關係， 這件事情咱們中國人從來沒有好解決， 但是這本書早就把這個事說得清清楚楚， 這本書終於譯成中文了， 這是件大事。
——評委止庵
特別推薦《蜜蜂的寓言》， 我原來以為這是講蜜蜂的書呢， 結果一讀被震撼到了。 它其中一段話給大家讀一下， “私人的惡德若經過老臉政治家的妥善管理， 可能被轉變為公眾的利益。 ”這個書的核心內容就是講這個， 中國從春秋時期一直到漢代、晚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評委解璽璋
《蜜蜂的寓言》
[荷蘭] 曼德維爾 著
肖聿 譯
商務印書館2016年12月出版
曼德維爾在此書中提出的“私人的惡德是公共的利益”的主張，
❖
曼德維爾其人
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 或私人的惡德， 公眾的利益》最早的版本是1714年版， 若從這一年算起， 此書問世迄今已整整三百年了。
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年)1670年11月15日生於荷蘭的鹿特丹，
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後， 他去了英國， 其初衷是“去學英語”， 後來發現英國很適合他的志向和事業， 遂定居於斯， 娶妻露絲， 與她生了兒子邁克爾和女兒潘娜洛普。 他一直以醫養家和養文， 並積極參與英國的社會政治活動。 他1691年3月回荷蘭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1733年1月21日， 他因患流感卒于倫敦哈克尼自治市。
曼德維爾精通英語， 竟使英國人以為他不是外國人。 他1703年匿名發表了第一部英語作品《小冊子作者們》，
曼德維爾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很有名， 在荷蘭卻並不如此， 因為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是以英文寫的。 近些年來， 曼德維爾的英文著作被譯成了荷蘭文， 荷蘭人才將他視為大思想家， 與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大哲學家斯賓諾莎齊名。
《蜜蜂的寓言》
長詩《抱怨的蜂巢， 或騙子變作老實人》發表於1705年， 共433行， 是《蜜蜂的寓言》的契機， 或曰思想酵母。 此詩是個寓言， 說蜂巢雖然充滿了惡德， 卻十分繁榮興旺(“每個部分雖被惡德充滿， 整個蜂國卻是一個樂園”)， 而蜂群一旦變得誠實， 便不再互相欺騙和競爭， 蜂國因此而經濟蕭條， 衰微破敗， 衛國作戰後倖存的蜜蜂為防止驕奢淫逸， 飛進了一個樹洞。
曼德維爾若就此打住，此詩倒也不會惹出多大麻煩，但他在此詩的“寓意”中說：偉大誠實的蜂國只是傻瓜的空想，“純粹的美德無法將各國變得繁榮昌盛”，“只要經過了正義的修剪約束，惡德亦可帶來益處；一個國家必定不可缺少惡德，如同饑渴定會使人去吃去喝。”這個思想成了《蜜蜂的寓言》論戰的導火索。
《抱怨的蜂巢》一詩沒有引起多大關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收入了它，並增添了對它的評論以及《道德美德探源》一文。該書1723年版又增添了《論慈善與慈善學校》和《社會本質之探究》兩篇，其最後一版是1729年版。
此書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遭到誤讀，被視為不道德之作，因為此書不但說私人的惡德能使社會繁榮，而且反對當時十分時興的慈善學校。此書的1723年版被米德爾塞克斯郡大陪審團判為社會公害，說它蔑視宗教、危害社會。一個化名“斐羅-布利塔努斯”的人在《倫敦雜誌》上撰文(即致C爵士的信)，猛烈譴責此書。
然而，曼德維爾愈挫愈奮，於1729年發表了《蜜蜂的寓言》第二卷，以六篇精彩的對話，進一步闡發了他的思想，也做了自辯，構成了完整的“曼德維爾悖論”系列。
《浪子歷程》系列之逃債 (威廉·賀加斯)
不過，曼德維爾也承認：“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這個提法“至少還應加上一個動詞，其意思方能完整”，“我使用這個標題的真正理由……意在喚起注意……這就是我的全部用意。我認為任何其他用意均屬愚蠢。”其完整的含義是：“私人的惡德若經過老練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轉變為公眾的利益。”
曼德維爾說：“我寫此書意在消遣”，“《蜜蜂的寓言》旨在娛樂有知識、有教養者，用於解決他們閒暇時不知如何打發時間”。這是這個荷蘭人典型的英國式輕描淡寫，因為此書看似消遣解悶之作，實為舉重若輕，即以輕鬆的諷刺文字，表述嚴肅的主題。
曼德維爾被譽為“一個盛行諷刺的時代中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其文章的諷刺風格堪與斯威夫特及蒲柏媲美。曼德維爾的散文是英語文學的精品，他不但是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醫生，亦是一位不可模仿的散文大師。本書第一卷中對長詩《抱怨的蜂巢》的22則評論，每一則都是美文，足以獨立成篇，有理且有趣，其風格勝於培根的論說文，因為培根散文素以枯燥簡古著稱。另外，本書第二卷的六篇對話，亦頗具柏拉圖對話錄之神韻。
❖
曼德維爾悖論
曼德維爾及其悖論對西方經濟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和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曼德維爾是睿智的思想家，尤其對人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蜜蜂的寓言》一書的副標題“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就是所謂“曼德維爾悖論”(Mandeville’s Paradox)。“私人的惡德”基於他對人性的基本判斷，基於他對所謂“美德”(virtue)的解剖。
曼德維爾是“性惡論”者，對人性的認識與馬基雅維裡和霍布斯一脈相承。馬基雅維裡在《君主論》中指出：人們都是“不知感恩、薄情寡義的偽君子和騙子，都逃避危險，貪婪地追求私利”。
馬基雅維裡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認為：人類本性自私，受制于怕死心理，受制於對個人利益的渴求，並全都渴望主宰別人；唯有強大的國家權力和法律才能控制個人的私欲，維持社會最起碼的平安，否則，社會將解體為分散的人群，而為了生存，人人隨時都會把別人撕成碎片。
我國古哲荀況也認為：“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人生下來就是小人，若無老師教導，無法度約束，便只會看到財利……又因遭逢亂世、染上惡習，便因是小人而更重小利，因亂世而更胡作非為。”見《荀子·榮辱第四》)可見人性自古相通，無分中外。
曼德維爾認為：“美德”是一切克服了天然私欲的行為，“惡德”則是一切不顧公眾利益、只顧滿足種種私欲的行為，其中最主要的是驕傲、虛榮和奢侈。他還指出，人們的行為並無善惡之別，而符合道德的行為(例如慈善)只是經過偽裝的自私之舉。
曼德維爾提出，恰當地利用個人惡德，能使社會發展，能繁榮經濟；例如，若無驕傲的惡德，許多公司便會破產，很多人便會失業，使英國經濟衰退，軍力大減；而若厲行節儉美德，人們便不會去買昂貴的新衣以滿足虛榮，時裝業便會破產；若無小偷，便無鎖匠；若無財產官司，便無律師。
《馬克白》三女巫
他說：
在一切文明社會裡，人們都從搖籃裡就不知不覺地學會了虛偽，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承認自己從公眾的災難中獲取了利益，甚至不敢承認自己從其他個人的損失中獲取了利益。教堂司事若公開表示希望教區會眾死掉，人們便會用石塊砸他，儘管人人都知道他以為會眾辦葬禮為生，別無謀生手段。
這使人想到古人韓非，他說：“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造車人造了車，便希望別人富貴；木匠做了棺材，便希望有人死。這並不意味著造車人仁愛而木匠心壞，而是因為人不富貴車便賣不出去，人不死就無人買棺材。”見《韓非子·備內第十七》)這是一種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或功利主義的道德觀。
在《論慈善與慈善學校》一文中，曼德維爾將他的理論用於社會批判，認為建立慈善學校並非出於慈善的美德，而是出於同情。他說：同情常被誤解為慈善，但同情可以溯及人的自戀心理，即因看到自己的處境好於別人而沾沾自喜，而慈善之舉能緩解和釋放人們見別人受苦時心中感到的不安。
他認為建立慈善學校不是善舉，因為任何為了親友或者為博取美名和眾人尊重的行為，都不符合美德。他還認為慈善學校對社會有害，因為它們給了窮人子女不必要的知識，使他們產生了超越了其社會等級的欲望，破壞了英國社會既有的等級制度。
《洗衣婦》(夏爾丹, 1733年)
曼德維爾承認人人皆有惡德，由此提出應對它們進行“正義的修剪約束”，利用它們造福社會。可見他是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其主張與鼓吹和提倡驕奢淫逸等惡德判然有別。
蘇格蘭大哲學家休謨說：“行政長官只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無法用美德取代惡德，以此來醫治一切惡德。最常見的情況是，他只能用一種惡德去醫治另一種惡德，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應當選擇對社會危害最小的惡德。”
兩害相權取其輕，乃是一種明智的政治策略。理想主義的人性觀當然無比美好，人皆無私的大同社會當然很值得嚮往，但畢竟遠離了數千年以來的社會現實。正義社會的理想與現實人性的矛盾，迄今猶存。人人具備美德的社會，固然應當讚美，卻不是曼德維爾眼中的現實。
他從一個獨特的視點，精闢地論述了人性的弱點何以能為社會造福。他說：
各種卑劣的成分聚合起來，便會構成一個健康的混合體，即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因此，政治智慧的驚人力量實在殊堪嘉許……這個寓言的主要意圖乃是要表明：既享受一個勤勉、富裕和強大的民族所擁有的一切最優雅舒適的生活，同時又具備一個黃金時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德與無辜，此二者不可兼得。
議會賄選 (威廉·賀加斯, 1755年)
他將國家政體喻為一隻盛著潘趣酒的碗：
貪婪就是這碗酒裡的酸味劑，揮霍則會使碗中的酒變甜。而大眾的無知、愚蠢和輕信，則是這碗酒中的水，漂浮其上，索然無味。智慧、榮譽、堅毅乃至人類的其他高尚品德，則被從人性的糟粕中人為分離出來，成為光榮的火焰，並被提煉昇華，凝結為一種高尚的烈性要素，而應當被喻為白蘭地……若不熟悉這碗有益健康的混合飲料，若分別啜飲其中的幾種成分，必定會以為它們絕不可能混合成任何可以下嚥的飲料……然而，經驗卻告訴我們：合理地混合我所說的這些成分，卻能夠製作出一種無比美妙的飲料，會得到口味高雅人士的喜愛和讚賞。
可見，說他的言論提倡了惡德，乃是膚淺者的片面認識。
《蜜蜂的寓言》第二卷1729年倫敦版的封面頁上，有一段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的話：“時間摧毀了人們毫無根據的妄念，確證了基於現實的判斷。”《蜜蜂的寓言》出版後的三百年時間，證明了唯有基於現實的判斷才能變革現實，使人類社會走向文明。而所謂“基於現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實事求是”。康得視為“絕對命令”的“行為準則”固然高尚，但它忽視了人性的現實，所以只能是曼德維爾所說的“白蘭地”。
曼德維爾認為：“大多數作者都在教導讀者應當做怎樣的人，卻幾乎很少想到去告訴讀者他們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而他所說的人，就是“處於自然狀態、並不具備真正神性的人”。這個判斷雖說會使常人赧然，使英雄氣短，卻完全“基於現實”。
《音樂家鬥毆》(喬治·德·拉圖爾)
但是，承認不良人性的現實，絕不等於無所作為、放棄改造不良人性，而這也是“基於現實的判斷”。商業社會追求擴大商品市場，使利潤最大化；為了達此目的，首先就必須製造需求。除了人們對生活必需品的剛性需求，製造需求大多都要借助於刺激和撩撥人們的物欲和虛榮心(或曰奢侈的惡德)，利用人們貪生怕死的心理，並將它們合理化、絕對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物欲和怕死乃市場繁榮之母，亦不為過。
但是，真理離謬誤只有一步之遙，過分姑息和濫用惡德不但具有馬基雅維裡的“不擇手段”的影子，而且很可能演變為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甚至演變成對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說的“工具理性”(即強調手段的合適性和有效性、不顧目的正當與否的理性)的極度崇拜。
《多特港郵船因無風停航》(透納, 1818年)
❖
關於這個中譯本
除了1705年出版過一個盜版的《抱怨的蜂巢》外，《蜜蜂的寓言》第一卷曾有過1714，1723，1724，1725，1728，1729，和1732年的不同版本。《蜜蜂的寓言》第二卷則曾有1729，1730和1733年三個版本。
牛津克萊倫登1924年版的《蜜蜂的寓言》，其第一卷的採用的是1732年版本，即作者在世時該卷的最後一版；其第二卷採用的則是1729年版本。因為根據牛津克萊倫登1924年版本評注者凱依(F. B. Kaye)考證，1729年版本的第二卷比1732年版本更接近曼德維爾本人的文本。
目前這個中文譯本即依據牛津克萊倫登1924年版譯出，邊碼也依據各卷版本分別標出，即第一卷為1732年版本頁碼，第二卷為1729年版本頁碼。每卷中的拉丁頁碼分別為該卷本身“序言”的頁碼。《蜜蜂的寓言》一書於1733年首次出版了兩卷本，1795年曾合為一冊出版。1740年它被譯成四卷本法文版，1761年後又陸續有了四種德文版。
這個中譯本取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蜜蜂的寓言》中文版(2002年5月第一版，2003年9月第二版)，是我12年前的譯作。當年那個版本將原書（即牛津大學1924年版）兩卷本合為了一冊。今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一譯本保持原來的兩卷本。在這一譯本中我補譯了原書第一卷中的《論慈善與慈善學校》、《為本書辯護》、第二卷《序言》及兩卷的《索引》，計有10余萬字。值此書擴充再版之際，我對原譯稿的文字和注釋作了一些修改。
【本文選自《蜜蜂的寓言》中的“譯者序言”，略作刪節與編排】
歡迎點擊“閱讀原文”
選購您心儀的圖書
曼德維爾若就此打住，此詩倒也不會惹出多大麻煩，但他在此詩的“寓意”中說：偉大誠實的蜂國只是傻瓜的空想，“純粹的美德無法將各國變得繁榮昌盛”，“只要經過了正義的修剪約束，惡德亦可帶來益處；一個國家必定不可缺少惡德，如同饑渴定會使人去吃去喝。”這個思想成了《蜜蜂的寓言》論戰的導火索。
《抱怨的蜂巢》一詩沒有引起多大關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收入了它，並增添了對它的評論以及《道德美德探源》一文。該書1723年版又增添了《論慈善與慈善學校》和《社會本質之探究》兩篇，其最後一版是1729年版。
此書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遭到誤讀，被視為不道德之作，因為此書不但說私人的惡德能使社會繁榮，而且反對當時十分時興的慈善學校。此書的1723年版被米德爾塞克斯郡大陪審團判為社會公害，說它蔑視宗教、危害社會。一個化名“斐羅-布利塔努斯”的人在《倫敦雜誌》上撰文(即致C爵士的信)，猛烈譴責此書。
然而，曼德維爾愈挫愈奮，於1729年發表了《蜜蜂的寓言》第二卷，以六篇精彩的對話，進一步闡發了他的思想，也做了自辯，構成了完整的“曼德維爾悖論”系列。
《浪子歷程》系列之逃債 (威廉·賀加斯)
不過，曼德維爾也承認：“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這個提法“至少還應加上一個動詞，其意思方能完整”，“我使用這個標題的真正理由……意在喚起注意……這就是我的全部用意。我認為任何其他用意均屬愚蠢。”其完整的含義是：“私人的惡德若經過老練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轉變為公眾的利益。”
曼德維爾說：“我寫此書意在消遣”，“《蜜蜂的寓言》旨在娛樂有知識、有教養者，用於解決他們閒暇時不知如何打發時間”。這是這個荷蘭人典型的英國式輕描淡寫，因為此書看似消遣解悶之作，實為舉重若輕，即以輕鬆的諷刺文字，表述嚴肅的主題。
曼德維爾被譽為“一個盛行諷刺的時代中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其文章的諷刺風格堪與斯威夫特及蒲柏媲美。曼德維爾的散文是英語文學的精品，他不但是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醫生，亦是一位不可模仿的散文大師。本書第一卷中對長詩《抱怨的蜂巢》的22則評論，每一則都是美文，足以獨立成篇，有理且有趣，其風格勝於培根的論說文，因為培根散文素以枯燥簡古著稱。另外，本書第二卷的六篇對話，亦頗具柏拉圖對話錄之神韻。
❖
曼德維爾悖論
曼德維爾及其悖論對西方經濟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和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曼德維爾是睿智的思想家，尤其對人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蜜蜂的寓言》一書的副標題“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就是所謂“曼德維爾悖論”(Mandeville’s Paradox)。“私人的惡德”基於他對人性的基本判斷，基於他對所謂“美德”(virtue)的解剖。
曼德維爾是“性惡論”者，對人性的認識與馬基雅維裡和霍布斯一脈相承。馬基雅維裡在《君主論》中指出：人們都是“不知感恩、薄情寡義的偽君子和騙子，都逃避危險，貪婪地追求私利”。
馬基雅維裡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認為：人類本性自私，受制于怕死心理，受制於對個人利益的渴求，並全都渴望主宰別人；唯有強大的國家權力和法律才能控制個人的私欲，維持社會最起碼的平安，否則，社會將解體為分散的人群，而為了生存，人人隨時都會把別人撕成碎片。
我國古哲荀況也認為：“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人生下來就是小人，若無老師教導，無法度約束，便只會看到財利……又因遭逢亂世、染上惡習，便因是小人而更重小利，因亂世而更胡作非為。”見《荀子·榮辱第四》)可見人性自古相通，無分中外。
曼德維爾認為：“美德”是一切克服了天然私欲的行為，“惡德”則是一切不顧公眾利益、只顧滿足種種私欲的行為，其中最主要的是驕傲、虛榮和奢侈。他還指出，人們的行為並無善惡之別，而符合道德的行為(例如慈善)只是經過偽裝的自私之舉。
曼德維爾提出，恰當地利用個人惡德，能使社會發展，能繁榮經濟；例如，若無驕傲的惡德，許多公司便會破產，很多人便會失業，使英國經濟衰退，軍力大減；而若厲行節儉美德，人們便不會去買昂貴的新衣以滿足虛榮，時裝業便會破產；若無小偷，便無鎖匠；若無財產官司，便無律師。
《馬克白》三女巫
他說：
在一切文明社會裡，人們都從搖籃裡就不知不覺地學會了虛偽，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承認自己從公眾的災難中獲取了利益，甚至不敢承認自己從其他個人的損失中獲取了利益。教堂司事若公開表示希望教區會眾死掉，人們便會用石塊砸他，儘管人人都知道他以為會眾辦葬禮為生，別無謀生手段。
這使人想到古人韓非，他說：“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造車人造了車，便希望別人富貴；木匠做了棺材，便希望有人死。這並不意味著造車人仁愛而木匠心壞，而是因為人不富貴車便賣不出去，人不死就無人買棺材。”見《韓非子·備內第十七》)這是一種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或功利主義的道德觀。
在《論慈善與慈善學校》一文中，曼德維爾將他的理論用於社會批判，認為建立慈善學校並非出於慈善的美德，而是出於同情。他說：同情常被誤解為慈善，但同情可以溯及人的自戀心理，即因看到自己的處境好於別人而沾沾自喜，而慈善之舉能緩解和釋放人們見別人受苦時心中感到的不安。
他認為建立慈善學校不是善舉，因為任何為了親友或者為博取美名和眾人尊重的行為，都不符合美德。他還認為慈善學校對社會有害，因為它們給了窮人子女不必要的知識，使他們產生了超越了其社會等級的欲望，破壞了英國社會既有的等級制度。
《洗衣婦》(夏爾丹, 1733年)
曼德維爾承認人人皆有惡德，由此提出應對它們進行“正義的修剪約束”，利用它們造福社會。可見他是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其主張與鼓吹和提倡驕奢淫逸等惡德判然有別。
蘇格蘭大哲學家休謨說：“行政長官只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無法用美德取代惡德，以此來醫治一切惡德。最常見的情況是，他只能用一種惡德去醫治另一種惡德，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應當選擇對社會危害最小的惡德。”
兩害相權取其輕，乃是一種明智的政治策略。理想主義的人性觀當然無比美好，人皆無私的大同社會當然很值得嚮往，但畢竟遠離了數千年以來的社會現實。正義社會的理想與現實人性的矛盾，迄今猶存。人人具備美德的社會，固然應當讚美，卻不是曼德維爾眼中的現實。
他從一個獨特的視點，精闢地論述了人性的弱點何以能為社會造福。他說：
各種卑劣的成分聚合起來，便會構成一個健康的混合體，即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因此，政治智慧的驚人力量實在殊堪嘉許……這個寓言的主要意圖乃是要表明：既享受一個勤勉、富裕和強大的民族所擁有的一切最優雅舒適的生活，同時又具備一個黃金時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德與無辜，此二者不可兼得。
議會賄選 (威廉·賀加斯, 1755年)
他將國家政體喻為一隻盛著潘趣酒的碗：
貪婪就是這碗酒裡的酸味劑，揮霍則會使碗中的酒變甜。而大眾的無知、愚蠢和輕信，則是這碗酒中的水，漂浮其上，索然無味。智慧、榮譽、堅毅乃至人類的其他高尚品德，則被從人性的糟粕中人為分離出來，成為光榮的火焰，並被提煉昇華，凝結為一種高尚的烈性要素，而應當被喻為白蘭地……若不熟悉這碗有益健康的混合飲料，若分別啜飲其中的幾種成分，必定會以為它們絕不可能混合成任何可以下嚥的飲料……然而，經驗卻告訴我們：合理地混合我所說的這些成分，卻能夠製作出一種無比美妙的飲料，會得到口味高雅人士的喜愛和讚賞。
可見，說他的言論提倡了惡德，乃是膚淺者的片面認識。
《蜜蜂的寓言》第二卷1729年倫敦版的封面頁上，有一段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的話：“時間摧毀了人們毫無根據的妄念，確證了基於現實的判斷。”《蜜蜂的寓言》出版後的三百年時間，證明了唯有基於現實的判斷才能變革現實，使人類社會走向文明。而所謂“基於現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實事求是”。康得視為“絕對命令”的“行為準則”固然高尚，但它忽視了人性的現實，所以只能是曼德維爾所說的“白蘭地”。
曼德維爾認為：“大多數作者都在教導讀者應當做怎樣的人，卻幾乎很少想到去告訴讀者他們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而他所說的人，就是“處於自然狀態、並不具備真正神性的人”。這個判斷雖說會使常人赧然，使英雄氣短，卻完全“基於現實”。
《音樂家鬥毆》(喬治·德·拉圖爾)
但是，承認不良人性的現實，絕不等於無所作為、放棄改造不良人性，而這也是“基於現實的判斷”。商業社會追求擴大商品市場，使利潤最大化；為了達此目的，首先就必須製造需求。除了人們對生活必需品的剛性需求，製造需求大多都要借助於刺激和撩撥人們的物欲和虛榮心(或曰奢侈的惡德)，利用人們貪生怕死的心理，並將它們合理化、絕對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物欲和怕死乃市場繁榮之母，亦不為過。
但是，真理離謬誤只有一步之遙，過分姑息和濫用惡德不但具有馬基雅維裡的“不擇手段”的影子，而且很可能演變為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甚至演變成對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說的“工具理性”(即強調手段的合適性和有效性、不顧目的正當與否的理性)的極度崇拜。
《多特港郵船因無風停航》(透納, 1818年)
❖
關於這個中譯本
除了1705年出版過一個盜版的《抱怨的蜂巢》外，《蜜蜂的寓言》第一卷曾有過1714，1723，1724，1725，1728，1729，和1732年的不同版本。《蜜蜂的寓言》第二卷則曾有1729，1730和1733年三個版本。
牛津克萊倫登1924年版的《蜜蜂的寓言》，其第一卷的採用的是1732年版本，即作者在世時該卷的最後一版；其第二卷採用的則是1729年版本。因為根據牛津克萊倫登1924年版本評注者凱依(F. B. Kaye)考證，1729年版本的第二卷比1732年版本更接近曼德維爾本人的文本。
目前這個中文譯本即依據牛津克萊倫登1924年版譯出，邊碼也依據各卷版本分別標出，即第一卷為1732年版本頁碼，第二卷為1729年版本頁碼。每卷中的拉丁頁碼分別為該卷本身“序言”的頁碼。《蜜蜂的寓言》一書於1733年首次出版了兩卷本，1795年曾合為一冊出版。1740年它被譯成四卷本法文版，1761年後又陸續有了四種德文版。
這個中譯本取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蜜蜂的寓言》中文版(2002年5月第一版，2003年9月第二版)，是我12年前的譯作。當年那個版本將原書（即牛津大學1924年版）兩卷本合為了一冊。今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一譯本保持原來的兩卷本。在這一譯本中我補譯了原書第一卷中的《論慈善與慈善學校》、《為本書辯護》、第二卷《序言》及兩卷的《索引》，計有10余萬字。值此書擴充再版之際，我對原譯稿的文字和注釋作了一些修改。
【本文選自《蜜蜂的寓言》中的“譯者序言”，略作刪節與編排】
歡迎點擊“閱讀原文”
選購您心儀的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