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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達人”

社會通行的稱謂, 有的有悠久的歷史、古遠的淵源。 不過, 因時代的演進, 同一稱謂的指代物件和文化意義在歷史上可能有所變異。

正如《史通·稱謂》所說:“古往今來, 名目各異。 區分壤隔, 稱謂不同。 ”“達人”稱謂就是如此。

“達人”作為社會稱謂, 很早就已經出現。 《左傳·昭公七年》記錄了魯國貴族孟僖子推崇“禮”的一段話, 其中稱孔子為“達人”。 他說:“禮, 人之幹也。 無禮, 無以立。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聖人之後也。 ”他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榮, 又引了臧叔紇的話:“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 ”孟僖子說:“今其將在孔丘乎?”他判斷孔子就將成為這樣的“達人”, 於是讓自己的兒子從孔子學禮:“使事之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 ”認為這樣才能維護自己家族的權勢利益。 孟僖子傳播了一些人“將有達者曰孔丘”的預測。 臧叔紇所謂“聖人”如不當世, 其後代必有“達人”的說法, 可以說是“達人”稱謂比較早的記錄。

“達人”雖然不是“聖人”, 卻和“聖人”有某種頗相親近的關聯。

臧叔紇認為“達人”的出現和“明德”的理念有一定關係。 可以說明早期“達人”稱謂的語義與“德”有關的另一個例證, 是《列子·楊朱》說到的孔子學生子貢的後代端木叔的故事。 端木叔是衛國人, 子貢的後世。 “家累萬金。 不治世故, 放意所好。 ”段幹生聽說了他的事蹟, 評價道:“端木叔, 達人也, 德過其祖矣。 ”段幹木雖然肯定端木叔“德過其祖”, 但是文獻記載所見對他的直接表揚, 說的則是“不治世故, 放意所好”這種豪放豁達的生活態度。 後來《世說新語·任誕》有“自達”的說法, 劉孝標的解釋引錄了晉人裴啟的《語林》, 稱“達而不拘”。 所謂“不拘”, 在有的歷史時期可能是“達人”的標誌性品格。

漢代人說到“達人”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見於一位才華特異的人物撰寫的文采特異的文章。 這就是賈誼的《鳥賦》。 賈誼是西漢文帝時的政論家、思想家。 西元前201年, 賈誼生於洛陽。 十八歲時, 就以熟讀詩書、善屬文章聞名。 後來被河南守吳公召致門下。 漢文帝即位後, 因吳公的推薦, 賈誼得任為博士。 賈誼當時不過二十餘歲, 是朝中最年輕的博士。 “每詔令議下, 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諸生於是乃以為能, 不及也。 ”於是被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 漢文帝十分賞識賈誼的識見, 曾經準備任賈誼為公卿, 但是因為周勃、灌嬰等老臣的反對, 未能實現。 隨後任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賈誼在長沙著《鳥賦》,

發抒內心的怨鬱哀傷。 漢文帝思念賈誼, 又曾特地召見, 問事于宣室殿, 君臣暢談至夜半。 後來賈誼在梁懷王太傅任上因梁懷王墜馬而死, 自傷失職, 不久也悲鬱去世, 年僅三十三歲(《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賈誼《鳥賦》寫道:“小智自私, 賤彼貴我;達人大觀, 物亡不可。 ”這是根據《漢書·賈誼傳》的記載,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則寫作:“小知自私兮, 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 物無不可。 ”可見, 在當時人看來, “達人”和“通人”的意思是大體相近的, 都是說通達之士。 “達”就是“通”, 是漢代語言文字學常識。 《儀禮·士昏禮》“下達納采”, 鄭玄的解釋就是“達, 通也”。 那麼什麼是“大觀”呢?大致是說視野廣闊、眼光遠大。 《鶡冠子·世兵》關於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失反為得, 成反為敗”的故事中,
所謂“達人大觀, 乃見其可”就是這樣的意思。 王充《論衡·知實》說到的“達視遙見, 以審其實”, 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達人大觀”的意義。

與“小智”和“達人”的對照一樣, 我們讀《鳥賦》, 還可以通過“貪夫”和“烈士”的對照、“述迫之徒”和“大人”的對照、“拘士”和“至人”的對照、“眾人”和“真人”的對照, 體會賈誼所期許的“達人”, 有不“貪”、不“拘”、不“述迫”(按照《史記》裴駰《集解》引孟康的解釋, “怵, 為利所誘 也;迫, 迫貧賤, 東西趨利也”)、不與“眾人”混同而流於平庸的品格。 以賈誼對“拘士”的否定聯繫前引裴啟《語林》推崇的“達而不拘”, 有助於我們認識“達人”的精神境界。

《淮南子·俶真》說到不同人等為學的差異:“聖人之學也, 欲以返性于初, 而游心於虛也。 達人之學也, 欲以通性於遼廓, 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握德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其中分說“聖人之學”、“達人之學”和“俗世之學”,形成了三個等級。所謂“達人之學”較“俗世之學”明智高尚,但是與“聖人之學”又不在一個層次上。這與《左傳》裡看到的稱孔子為“達人”的評斷顯然有所不同。似乎“達人”的品級下移了,或許也可以說“達人”稱謂所指代的人群層面更擴大了。

如果討論對於“達人之學”或者說“學”之“達人”的社會認識,《三國志·蜀書·郤正傳》載錄郤正的文章《釋譏》也有相關資訊。其中有關功名的兩種觀點的爭論,主張積極進取的意見涉及“達人”。論者強調“身沒名滅,君子所恥”的理念,又說:“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在這裡,“達人”和“辯者”、“智者”、“謀夫”、“武士”並列,言行表現出積極奮爭,志在立功顯名的人生態度。郤正回應了站在這種文化立場上對自己的“譏”,表示要堅持似乎更明智的“超然高舉”、“循性樂天”的處世方式。不過,他對於“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的努力,也許並沒有貶斥之意。

《藝文類聚》卷五六引後漢班彪《悼離騷》說:“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虵以幽潛。”所謂“達人進止得時”,表現出高超的人生智慧。班彪的兒子班固完成了《漢書》,成為著名的史學大家。《後漢書·班固傳》列舉班固的著作,說到《應譏》。可是班固著《應譏》,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看到。篇名相同者有《藝文類聚》卷二五所引錄陳琳的《應譏》,這篇文字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列在“設難”一類中,應當與郤正的《釋譏》性質相關。陳琳《應譏》也出現“達人”字樣:“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此說“達人”“立功”,與郤正《釋譏》“達人研道”顯然不同。

東漢晚期,“達人”的出現比較密集。所謂“月旦評”形式與士人階層對風譽的普遍追求,可能是這一現象的文化背景。後來在中國民間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諸葛亮,就被稱作“達人”。《藝文類聚》卷六四引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對他有“達人有作,振此頹風”的高度讚美。然而從當時的形勢看,“達人”名世,其實恰與“頹風”有關。漢末又有一位“達人”,就是《三國志·魏書·王烈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稱美“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器業過人”的王烈。此人雖說“英名著於海內”,當然與諸葛亮的時代影響不能相比,但是有關他的故事卻相當生動。據說王烈注重民間教育,“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時國中有盜牛者,被牛的主人捕獲。盜者說:我偶然迷惑,今後將為改過,這件事千萬不要讓王烈知道。有人卻告知王烈。王烈贈送給這位盜牛者一匹布。有人對此不能理解。王烈解釋說:“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不久,有行路老父擔重,遇人“代擔行數十裡”。後來“老父複行,失劍于路”。有人行道途中得到了這柄劍,心想如果放置在路上,擔心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遠無從尋找,於是在現場耐心等候失主。直到日暮,失劍老父回來尋找,看到守劍者就是此前“代擔”之人。老父深心感動,“攬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複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後來老父果然告知王烈。王烈說:“世有仁人,吾未之見。”派人查找,這位“仁人”,竟然是“昔時盜牛人也”。《太平御覽》卷九○○引《先賢行狀》記錄了王烈這一故事,又有對他“通識達人”的評價。正是在王烈這樣的“達人”的道德感召下,使得民間“仁人”出現。

嵇康生活在漢魏之際。他堅持與當政的司馬氏集團劃清界限,拒絕出仕。並因此與舉薦自己代任尚書吏部郎、原先同為“竹林七賢”成員的山濤絕交。他在宣佈這一決定的著名書信《與山巨源絕交書》不多的篇幅中,兩次使用了“達人”稱謂。嵇康寫道:“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他堅持這樣的原則,即秉性不能接受者,絕不可勉強。嵇康認為,如果都說有這樣的“達人”,什麼都可以承受,能夠認同俗流,又堅守正心,能追逐世風,又坦然自安,這一定是空談虛語。嵇康接著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這裡說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他們在嵇康心目中的位次,當與“老子、莊周,吾之師也”不同,然而也與被稱為“君子”的“仲尼”、“子文”有異。嵇康說,“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岩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文選》卷四三)對於“處朝廷”還是“入山林”,嵇康各有寬容的理解,但是堅持應當“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尊重各人的自然和自由。通過嵇康所使用的“達人”這一語彙,可以瞭解漢王朝終結時代的相關社會認識。

我們還注意到,嵇康本人,也曾經被稱作“達人”。《太平御覽》卷五九六袁宏友李氏《吊嵇中散》寫道:“慨達人之獲譏,悼高范之莫全。淩清風以三歎,撫絲桐而悵焉。”文中稱致使嵇康被殺害的鐘會,是“天下之惡人也”。“達人”和“惡人”,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中作為對應身份出現。

同樣生活在漢末,與前說陳琳一起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幹,在《中論·貴言》強調珍惜言語的主張。他以為不同人等因道德等級和知識等級相差懸殊,則沒有必要進行對話。論者指出:“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如果相反,“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所以,“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在講述這一觀點時,徐幹提出了“達人”和“俗士”不必進行交流和辯說的意見。他寫道:“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 膝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他說,如果不懂得“俗士”無法真正說服的道理,堅持要和“俗士”艱難討論的“達人”,是“達人”中間的糊塗人,不是“達人”中間的聰明人。“是達人之所以幹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在徐幹的筆下,“達人”和“俗士”的對立至於如此不能相容的地步,是令人驚異的。如果“達人”面對“俗士”不能“貴其言”,出現所謂“言費”的情形,則會致使“身賤”、“道輕”、“教廢”,使自己的“達人”資質遭受損害。

漢末作為社會稱謂的“達人”,通常的涵義大約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響、有名望的人。一位於天文占相“無不精微”、作卦預卜“其言皆驗”的在“異才”方士管輅,在一位退職返鄉的官員王經來訪,就他蔔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難之言”時這樣說:“君侯州裡達人,何言之鄙!”由王經的身份,可以知道當時“達人”稱謂的涵義。《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管輅傳》裴松之注引《輅別傳》關於這一故事的記載,還保留了管輅對答的更多的內容。他追懷“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的古久的歷史,又說民間蔔者治患救死,“事或以成”的事實,表示:“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尊稱對方“達人”和自謙謂“吾小人”,兩種稱謂的強烈對比,值得我們注意。

管輅這裡所說的高踞於“小人”之上的“達人”的“達”,推想已經隱約有顯達的意思。《孟子·盡心上》所謂“達則兼善天下”,對應“窮則獨善其身”。“達”與“窮”形成相反的人生境遇。前引班彪《悼離騷》也有“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的說法。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其中“達”的涵義,也值得思考。但是漢代“達人”稱謂的“達”的涵義,並不宜與“窮”“達”的“達”完全劃等號。

《說苑·雜言》對孔子的一段言論進行了介紹和宣傳:“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這裡表揚了道德高尚的富人、貴人和達人。顯達者能夠使別人也顯達的,這就是所謂“達而能達人”。他即使想要窮困,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這裡“達”和“窮”形成對立面,又是與“富”和“貴”作為同一等級的人生成功的表現的。《潛夫論·德化》:“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達人”作為動賓片語,也有相近的意思。“達人”取使別人“達”這一語義的,還有《說苑·談叢》的說法:“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達人”在這裡與“為仁”並說。

漢代“達人”稱謂通常指代通識者、明智者、成功者。大致在更晚近的時代,“達人”這種人稱符號似乎又有了特別重視名譽層次,即俗說出風頭、得風光的意思。唐詩所見盧照鄰“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句(《在獄詠蟬》,《唐詩鏡》卷三),權德輿“曲士守文墨,達人隨性情”句(《廣陵詩》,《全唐詩》卷三二八),孟郊“達人識元化,變愁為高歌”句(《達士》,《全唐詩》卷三七三)等,都可以說依然繼承了古意。然而儲光羲“善聽在知已,揚光唯達人”(《秦中初霽獻給事二首》之二,《全唐詩》卷一三七)以及盧綸“始悟達人志,患名非患貧”(《酬孫侍禦春日見寄》,《全唐詩》卷二七七)等詩句所見對於“名”的追求,對於“揚光”的追求,似乎體現時人對“達人”品格的理解發生了變化。“達人”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虛榮標誌,這正是前引《淮南子》言“俗世之學”之所謂“以招號名聲於世”,與漢代“達人”風範是有所不同的。雖然前引郤正《釋譏》關於“達人”的文化品質也說到“身沒名滅,君子所恥”,但是對於“名”的迷戀如果超越常限,自然會完全背離漢代“達人”的人生原則。(來源|文史知識 作者|王子今)

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握德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其中分說“聖人之學”、“達人之學”和“俗世之學”,形成了三個等級。所謂“達人之學”較“俗世之學”明智高尚,但是與“聖人之學”又不在一個層次上。這與《左傳》裡看到的稱孔子為“達人”的評斷顯然有所不同。似乎“達人”的品級下移了,或許也可以說“達人”稱謂所指代的人群層面更擴大了。

如果討論對於“達人之學”或者說“學”之“達人”的社會認識,《三國志·蜀書·郤正傳》載錄郤正的文章《釋譏》也有相關資訊。其中有關功名的兩種觀點的爭論,主張積極進取的意見涉及“達人”。論者強調“身沒名滅,君子所恥”的理念,又說:“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在這裡,“達人”和“辯者”、“智者”、“謀夫”、“武士”並列,言行表現出積極奮爭,志在立功顯名的人生態度。郤正回應了站在這種文化立場上對自己的“譏”,表示要堅持似乎更明智的“超然高舉”、“循性樂天”的處世方式。不過,他對於“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的努力,也許並沒有貶斥之意。

《藝文類聚》卷五六引後漢班彪《悼離騷》說:“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虵以幽潛。”所謂“達人進止得時”,表現出高超的人生智慧。班彪的兒子班固完成了《漢書》,成為著名的史學大家。《後漢書·班固傳》列舉班固的著作,說到《應譏》。可是班固著《應譏》,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看到。篇名相同者有《藝文類聚》卷二五所引錄陳琳的《應譏》,這篇文字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列在“設難”一類中,應當與郤正的《釋譏》性質相關。陳琳《應譏》也出現“達人”字樣:“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此說“達人”“立功”,與郤正《釋譏》“達人研道”顯然不同。

東漢晚期,“達人”的出現比較密集。所謂“月旦評”形式與士人階層對風譽的普遍追求,可能是這一現象的文化背景。後來在中國民間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諸葛亮,就被稱作“達人”。《藝文類聚》卷六四引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對他有“達人有作,振此頹風”的高度讚美。然而從當時的形勢看,“達人”名世,其實恰與“頹風”有關。漢末又有一位“達人”,就是《三國志·魏書·王烈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稱美“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器業過人”的王烈。此人雖說“英名著於海內”,當然與諸葛亮的時代影響不能相比,但是有關他的故事卻相當生動。據說王烈注重民間教育,“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時國中有盜牛者,被牛的主人捕獲。盜者說:我偶然迷惑,今後將為改過,這件事千萬不要讓王烈知道。有人卻告知王烈。王烈贈送給這位盜牛者一匹布。有人對此不能理解。王烈解釋說:“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不久,有行路老父擔重,遇人“代擔行數十裡”。後來“老父複行,失劍于路”。有人行道途中得到了這柄劍,心想如果放置在路上,擔心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遠無從尋找,於是在現場耐心等候失主。直到日暮,失劍老父回來尋找,看到守劍者就是此前“代擔”之人。老父深心感動,“攬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複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後來老父果然告知王烈。王烈說:“世有仁人,吾未之見。”派人查找,這位“仁人”,竟然是“昔時盜牛人也”。《太平御覽》卷九○○引《先賢行狀》記錄了王烈這一故事,又有對他“通識達人”的評價。正是在王烈這樣的“達人”的道德感召下,使得民間“仁人”出現。

嵇康生活在漢魏之際。他堅持與當政的司馬氏集團劃清界限,拒絕出仕。並因此與舉薦自己代任尚書吏部郎、原先同為“竹林七賢”成員的山濤絕交。他在宣佈這一決定的著名書信《與山巨源絕交書》不多的篇幅中,兩次使用了“達人”稱謂。嵇康寫道:“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他堅持這樣的原則,即秉性不能接受者,絕不可勉強。嵇康認為,如果都說有這樣的“達人”,什麼都可以承受,能夠認同俗流,又堅守正心,能追逐世風,又坦然自安,這一定是空談虛語。嵇康接著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這裡說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他們在嵇康心目中的位次,當與“老子、莊周,吾之師也”不同,然而也與被稱為“君子”的“仲尼”、“子文”有異。嵇康說,“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岩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文選》卷四三)對於“處朝廷”還是“入山林”,嵇康各有寬容的理解,但是堅持應當“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尊重各人的自然和自由。通過嵇康所使用的“達人”這一語彙,可以瞭解漢王朝終結時代的相關社會認識。

我們還注意到,嵇康本人,也曾經被稱作“達人”。《太平御覽》卷五九六袁宏友李氏《吊嵇中散》寫道:“慨達人之獲譏,悼高范之莫全。淩清風以三歎,撫絲桐而悵焉。”文中稱致使嵇康被殺害的鐘會,是“天下之惡人也”。“達人”和“惡人”,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中作為對應身份出現。

同樣生活在漢末,與前說陳琳一起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幹,在《中論·貴言》強調珍惜言語的主張。他以為不同人等因道德等級和知識等級相差懸殊,則沒有必要進行對話。論者指出:“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如果相反,“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所以,“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在講述這一觀點時,徐幹提出了“達人”和“俗士”不必進行交流和辯說的意見。他寫道:“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 膝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他說,如果不懂得“俗士”無法真正說服的道理,堅持要和“俗士”艱難討論的“達人”,是“達人”中間的糊塗人,不是“達人”中間的聰明人。“是達人之所以幹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在徐幹的筆下,“達人”和“俗士”的對立至於如此不能相容的地步,是令人驚異的。如果“達人”面對“俗士”不能“貴其言”,出現所謂“言費”的情形,則會致使“身賤”、“道輕”、“教廢”,使自己的“達人”資質遭受損害。

漢末作為社會稱謂的“達人”,通常的涵義大約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響、有名望的人。一位於天文占相“無不精微”、作卦預卜“其言皆驗”的在“異才”方士管輅,在一位退職返鄉的官員王經來訪,就他蔔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難之言”時這樣說:“君侯州裡達人,何言之鄙!”由王經的身份,可以知道當時“達人”稱謂的涵義。《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管輅傳》裴松之注引《輅別傳》關於這一故事的記載,還保留了管輅對答的更多的內容。他追懷“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的古久的歷史,又說民間蔔者治患救死,“事或以成”的事實,表示:“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尊稱對方“達人”和自謙謂“吾小人”,兩種稱謂的強烈對比,值得我們注意。

管輅這裡所說的高踞於“小人”之上的“達人”的“達”,推想已經隱約有顯達的意思。《孟子·盡心上》所謂“達則兼善天下”,對應“窮則獨善其身”。“達”與“窮”形成相反的人生境遇。前引班彪《悼離騷》也有“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的說法。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其中“達”的涵義,也值得思考。但是漢代“達人”稱謂的“達”的涵義,並不宜與“窮”“達”的“達”完全劃等號。

《說苑·雜言》對孔子的一段言論進行了介紹和宣傳:“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這裡表揚了道德高尚的富人、貴人和達人。顯達者能夠使別人也顯達的,這就是所謂“達而能達人”。他即使想要窮困,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這裡“達”和“窮”形成對立面,又是與“富”和“貴”作為同一等級的人生成功的表現的。《潛夫論·德化》:“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達人”作為動賓片語,也有相近的意思。“達人”取使別人“達”這一語義的,還有《說苑·談叢》的說法:“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達人”在這裡與“為仁”並說。

漢代“達人”稱謂通常指代通識者、明智者、成功者。大致在更晚近的時代,“達人”這種人稱符號似乎又有了特別重視名譽層次,即俗說出風頭、得風光的意思。唐詩所見盧照鄰“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句(《在獄詠蟬》,《唐詩鏡》卷三),權德輿“曲士守文墨,達人隨性情”句(《廣陵詩》,《全唐詩》卷三二八),孟郊“達人識元化,變愁為高歌”句(《達士》,《全唐詩》卷三七三)等,都可以說依然繼承了古意。然而儲光羲“善聽在知已,揚光唯達人”(《秦中初霽獻給事二首》之二,《全唐詩》卷一三七)以及盧綸“始悟達人志,患名非患貧”(《酬孫侍禦春日見寄》,《全唐詩》卷二七七)等詩句所見對於“名”的追求,對於“揚光”的追求,似乎體現時人對“達人”品格的理解發生了變化。“達人”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虛榮標誌,這正是前引《淮南子》言“俗世之學”之所謂“以招號名聲於世”,與漢代“達人”風範是有所不同的。雖然前引郤正《釋譏》關於“達人”的文化品質也說到“身沒名滅,君子所恥”,但是對於“名”的迷戀如果超越常限,自然會完全背離漢代“達人”的人生原則。(來源|文史知識 作者|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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