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的5月， 克利斯蒂安·舒巴特在他編刊的雜誌《德意志編年》中記述了與一位來自那不勒斯的女士的會面。 他寫道， 在那位女士的“印象”中“德意志不過是一座大城市”。 生動性不亞於此的是， 奧地利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之一約瑟夫·馮·索南費爾斯曾在一封通信中寫道：“眾所周知， 法蘭西人習慣用有失偏頗的輕視態度談論和描寫德意志人的傳統、智力、社會、品味以及一切哺育在德意志陽光之下的東西。 法語中表達‘德意志’的形容詞‘條頓的’、‘日爾曼的’、‘德意志的’對於法國人來說就是‘粗俗的’、‘笨重的’、‘不文明的’的同義詞。
確實， 在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早期， 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德意志人視法蘭西的文學和藝術文化遠超自己， 而英格蘭的政治自由與議會制也令人羡慕。 就在同一時期， 歐洲發生了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和知識領域的變革。 這些變革對德意志形成的衝擊力之大要甚於對其他領域。 它們促成了德意志文化在18世紀結束之前與法蘭西和英格蘭的成就平起平坐， 在某些領域中甚至有所超越。
首當其衝的是閱讀革命。 人們現在還可以讀到與閱讀相關的軼事或者統計資料。 有人曾在18世紀末期寫道：“對閱讀的熱衷在德意志是那麼普遍， 沒有哪個國家能與之相比， 也沒有哪個時代能與當下相提並論……無論是優秀作家還是蹩腳作家作品都被搜羅進諸侯們的宅邸，
羅伯特·達恩頓指出， 書籍出版業儘管經歷了三十年戰爭之後的大幅萎縮， 然而1764年萊比錫的新書登記目錄顯示， 它已經恢復到了戰前水準， 每年出版的新書達1200種；1800年則達到了5000種。
18世紀的另一種現象也對普及閱讀產生了激勵作用， 即可借閱的圖書館的產生， （儘管）它為每一位讀者持有任何書籍都限定了時間。 1800年的時候， 萊比錫有9家可借閱的圖書館， 不萊梅有10家， 緬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有18家。 于爾根·哈貝馬斯指出， 18世紀末的時候， 德意志有270個讀書社團， 一些人被認為患上了一種叫“讀書癮”的新疾病。
伴隨著普及閱讀而來的是本民族語言的大量使用。 “正是在18世紀， 拉丁語主導印刷品的局面最終被打破了”， 在德意志， 拉丁語作品在出版物中所占比重從1600年的71%跌落到了1700年的38%， 到了1800年只剩4%。 就在同一時期， 法蘭西出版的期刊雜誌從1745年的15種增長至1785年的82種， 德意志的相應資料是從260種增至1225種。 “1806年， 奧地利的員警主管不得不承認， 報紙已經成為受過教育階層的‘不可或缺之物’， 這要早于黑格爾的著名斷言， 即每天讀報對於現代人而言就是晨經。 ”
德意志不但從拉丁語中解脫了出來， 德語也在經歷著發展。 1700年的時候， 德語的聲譽降至最低點。
以上的創舉奠基了未來。 在哈勒大學， 克利斯蒂安·托馬修斯成為了第一位用德語而不是拉丁語教學的德意志教授。 克里斯多夫·戈特舍德生於柯尼斯堡， 後來成為萊比錫大學詩學與哲學教授， 他組織了一個致力於語言純正的德語社團：“任何時候都應該發揚語言的純粹性與正確性……標準德語應是唯一的書面語言，
閱讀革命所產生的最終效果是自我意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 伴隨著印刷品成為商品， 對於同時性的“全新觀念”產生了， 因為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通過閱讀——意識到， 其他人與此同時在分享著相同的經驗、做著同步的思考。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歷史時間點上， 共同體內的世俗平等、即時同步成為可能。 ”如此一來， 公共權威獲得了鞏固， 當然， 國家權威逐漸失去個人化的性質也為此提供了助力。 這些發展變化的重要性要比初看上去大得多， 因為，如安德森所言，正是這些（本民族語言的）印刷品，為民族國家的意識奠定了基礎。
安德森的結論是，在語言多樣性的基礎之上，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的共同作用為現代民族國家搭建了舞臺，從而創造出了一種新式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文學”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分。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那部描寫自由的戲劇《伯利辛根的鐵手格茨》反映了一位帝國騎士的沉淪與沒落，作者自己認為，這部戲劇的主題是“德意志秉性的形成”。到了19世紀，湯瑪斯·尼佩代認為，所有這一切使德意志成為了“學校之國。”
（以上摘自《德國天才》）
《德國天才》：一封“寫給日爾曼知識份子長達850頁的情書”；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一本書讀懂100余位德國天才。
德國天才的湧現和德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取決於五個因素：受教育的中間階層、內在性、教化、科學研究、對共同體的救贖精神及文化悲觀主義。
每當想到德意志民族，我常感到痛苦，這個民族的個體都如此值得稱頌，但作為整體卻如此令人神傷。
——歌德
德國人的典型特徵是，他們對“什麼是德國人”這個問題的追問永無止境。
——弗裡德里希·尼采
美國和德國說的是英語，但他們很清楚他們在用德語思考。
——彼德•沃森
因為，如安德森所言，正是這些（本民族語言的）印刷品，為民族國家的意識奠定了基礎。安德森的結論是，在語言多樣性的基礎之上，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的共同作用為現代民族國家搭建了舞臺，從而創造出了一種新式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文學”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分。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那部描寫自由的戲劇《伯利辛根的鐵手格茨》反映了一位帝國騎士的沉淪與沒落，作者自己認為，這部戲劇的主題是“德意志秉性的形成”。到了19世紀，湯瑪斯·尼佩代認為，所有這一切使德意志成為了“學校之國。”
（以上摘自《德國天才》）
《德國天才》：一封“寫給日爾曼知識份子長達850頁的情書”；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一本書讀懂100余位德國天才。
德國天才的湧現和德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取決於五個因素：受教育的中間階層、內在性、教化、科學研究、對共同體的救贖精神及文化悲觀主義。
每當想到德意志民族，我常感到痛苦，這個民族的個體都如此值得稱頌，但作為整體卻如此令人神傷。
——歌德
德國人的典型特徵是，他們對“什麼是德國人”這個問題的追問永無止境。
——弗裡德里希·尼采
美國和德國說的是英語，但他們很清楚他們在用德語思考。
——彼德•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