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晉城市區北部、風景如畫的白馬寺山西南麓， 有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村莊， 它叫後書院。 這裡居住著330多戶人家， 1130多口人， 無論男女， 個個質樸莊重、落落大方， 言談舉止頗具文明古風。
關於村名來歷，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 明道祠碑文記：“明道祠者， 乃宋程明道先生令晉城時講學處也。 斯地， 舊無居人， 因就教而遂家焉。 ”就是說， 後書院村原是一片不毛之地， 荒無人煙， 940多年前， 因程朱理學大師程顥來晉城當縣令， 選中這塊風水寶地， 辦起鄉校， 教師家屬隨從居住， 接著有一些農民來這裡耕耘定居， 慢慢繁華起來，
程顥書院
古書院建築在一個突兀高聳的土丘上， 坐北向南， 原有南北兩個四合院， 都是二層樓房建築。 老人們回憶：原書院建有禮聖殿、講學堂、道統祠、藏書樓、花園等。 書院東面是明道祠堂， 北面建有官義廟和文昌閣， 書院四周修有女牆，
老照片：文昌閣正面
古書院當年的繁華和值得懷念的東西， 很多已不復存在， 僅存南院和北邊的半個院落， 還有明道祠堂遺址和書院閣。
祠堂舊址豎碑上的“宋晉城令程明道夫子之神位”
祠堂舊址清代以來一直是辦學之所。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作了村社辦公地。 祠堂舊址僅存一個3米寬、3米高、5米長的一個磚券洞， 現在成了南北相通的過道。 在這個祠堂舊址的西牆上， 鑲嵌著三通石碑， 這是截至目前研究古書院、研究程明道在晉城辦學最有價值的佐證。 三通石碑， 一豎兩橫。 豎碑鑲嵌在西牆的正中央， 碑高1.60米， 寬0.60米， 有用宋體字鐫刻著的“宋晉城令程明道夫子之神位”12個大字。 為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遺碑， 清嘉慶三年（1798年）重修明道祠堂時， 把它安放在牆上。 豎碑兩側， 鑲嵌著兩塊較小的長方形橫碑。 一塊記載著重修祠堂的由來、時間和捐款人姓名；另一塊記載著嘉慶五年（1800年）鳳台知縣葛周玉處理本村魏、晉兩家宅地基糾紛案的判決書。
程顥書院內景
書院閣是現存重要遺跡， 從南面進書院村， 便可仰面觀瞻。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版《澤州府志》記：“北宋治平四年， 明道先生來令晉城， 建鄉校七十二處， 社學數十所。 行縣時親為兒童正句讀。 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唯鳳台城西北鄉，地名書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即指書院閣額頭上的“古書院”三字石碣。
程顥與程朱理學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哲學家，教育家，北宋理學大家。與弟程頤並稱二程。程顥生長在世代宦官之家，幼蓄理政觀念。10歲時寫的《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是他的心底寫照。十二三歲，便少年老成，15歲與弟程頤一道拜理學鼻祖周敦頤為師。25歲中進士，調作京兆府鄠縣主簿（主管文書簿籍及印鑒）。28歲調上元縣主簿。曾代理縣令，有政績。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調任澤州晉城縣令，時年35歲。在晉城縣的4年，是程顥一生中最有作為的時期，政績斐然，名聲遠揚。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因呂公著（1018-1089年，官至禦史中丞，副宰相）薦，調回朝廷做太子中允（輔佐太子的從官，相當於現在國家部委司局級幹部）、監察禦史裡行（禦史台的屬官）等職。
程顥畫像
程顥調回朝廷初期，本來有一個飛黃騰達、大展才華的好機會，可惜被他錯過了。王安石是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上臺當宰相，程顥也正是這年調回朝廷。他如果站到王安石一邊，出謀劃策，支持改革，無疑會得到提拔重用。程顥剛回朝廷不久，王安石就派他與蘇轍等8人，到全國各地視察農田、水利及賦役等新政推行情況。令朝廷失望的是，程顥視察回朝，不但不支持改革，反而是給改革、新政潑冷水。他洋洋灑灑地寫了好幾篇對改革毫無補益的上皇帝書，比如《論王霸劄子》、《論君道》、《論十事劄子》等，論說古之王道，讚揚三皇五帝，要皇帝向古人學習。這就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很不高興。儘管王安石敬佩程顥“學識淵博”，“為人忠信”，但在政治上不是志同道合者，自然不能重用。不久，程顥就被調任西京刑獄。後又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等職。一直受到冷遇。
就在程顥從晉城調回朝廷的第三年，剛滿40歲的程顥，就在抑鬱寡歡中，退出仕途，回到洛陽老家，與兄弟程頤一起，專心致志地研究起理學來，與弟程頤共創“洛學”。
如果說程顥在仕途上沒有多大成功的話，那麼，在他人生最後的13年中，在理學研究方面，收穫和成功卻是巨大的，遠比一個無所作為的宰相對後世影響大得多。二程奠定的理學基礎，中經弟子楊時，再傳弟子羅從彥，三傳弟子李侗（岳飛的老師），再傳到南宋朱熹，形成體系完備的理學思想。南宋後期，程朱理學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推崇，經元、明、清，正式上升為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
程朱理學的基本觀點
⊙以“理”或“天理”為核心的一元論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理學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是天理所定。君有君的威嚴，臣有臣的本分；父親在家庭中享有絕對權威，子女應該絕對服從、孝敬。
⊙理一分殊論。君要守為君之道，對臣民要“仁”、要“義”；臣對君要“忠”、要“誠”；父對子要養、要育、要教；子對父要敬、要孝、要從。
⊙存天理、滅人欲。天下臣民都應該遵循“天理”，不要有超越現實的奢求和欲望，不要有“非分”之想。
程縣令治理晉城
理學之所以得以創立並得以推行，是因為它適應了時代的需求，為當時社會所需要。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程顥正是帶著理學思想來晉城當官理政的。
程顥書院外景
程顥來到晉城，決心把這塊文明舊地治理好。他不帶家眷，自住一間簡樸小房，一床、一桌、兩椅和一些簡單用品。他在自己的臥榻旁寫下“視民如傷”四字。激勵自己同情百姓疾苦，減輕農民負擔，兢兢業業、克己奉公。他常說：“某每日常有愛於此民。”與同僚或朋友聊天時，總是說：“某每日常有愧於此民。”他勵精圖治，經過4年的精心治理，晉城縣面貌大變。史贊：“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程顥在晉城辦學影響
由於程顥興學辦教，在他走後的若干年內，晉城縣及其周邊地區造成了一種良好的興學育人之風。讀書求學者與日俱增，人才輩出，如“牛毛野處”。
二程畫像
明正德年間一位晉城知縣回顧說：由於明道先生的教誨，晉城自“熙甯元豐至紹聖元年間（1078-1094年），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人”。明朝官員張璡在《重修程子祠》中說，程顥在晉城縣辦學的輻射力，“達乎鄰邑高平，漸乎晉絳（臨汾、運城），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對太原、晉絳等地影響如何，暫且不論，程顥在晉城縣辦學，直接影響了澤州幾縣則十分明顯，以高平縣為例。《澤州府志》和《高平縣誌》多篇文章記載：“宋程明道先生雖為晉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風，發生巨變”，“多建廟祠以祀之”。宋、元以降，高平縣修建有“晉城書院”、“宋程書院”，而且是歷代翻修、擴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澤州衙門下令調查程明道辦學遺址時，晉城縣僅查到6處，高平縣卻查到23處。時隔千年，陵川縣郝氏後人仍稱：祖上曾從師程明道。說郝氏一門人才濟濟與受程氏教育有關。
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程顥去世，文彥博（宋神宗末年宰相）題其墓碑曰：“明道先生”。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諡為“純”，後人尊為“純公”。
責編：竹 溪
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唯鳳台城西北鄉，地名書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即指書院閣額頭上的“古書院”三字石碣。程顥與程朱理學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哲學家，教育家，北宋理學大家。與弟程頤並稱二程。程顥生長在世代宦官之家，幼蓄理政觀念。10歲時寫的《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是他的心底寫照。十二三歲，便少年老成，15歲與弟程頤一道拜理學鼻祖周敦頤為師。25歲中進士，調作京兆府鄠縣主簿（主管文書簿籍及印鑒）。28歲調上元縣主簿。曾代理縣令，有政績。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調任澤州晉城縣令，時年35歲。在晉城縣的4年，是程顥一生中最有作為的時期，政績斐然，名聲遠揚。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因呂公著（1018-1089年，官至禦史中丞，副宰相）薦，調回朝廷做太子中允（輔佐太子的從官，相當於現在國家部委司局級幹部）、監察禦史裡行（禦史台的屬官）等職。
程顥畫像
程顥調回朝廷初期，本來有一個飛黃騰達、大展才華的好機會，可惜被他錯過了。王安石是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上臺當宰相，程顥也正是這年調回朝廷。他如果站到王安石一邊，出謀劃策，支持改革，無疑會得到提拔重用。程顥剛回朝廷不久，王安石就派他與蘇轍等8人，到全國各地視察農田、水利及賦役等新政推行情況。令朝廷失望的是，程顥視察回朝，不但不支持改革，反而是給改革、新政潑冷水。他洋洋灑灑地寫了好幾篇對改革毫無補益的上皇帝書，比如《論王霸劄子》、《論君道》、《論十事劄子》等，論說古之王道，讚揚三皇五帝，要皇帝向古人學習。這就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很不高興。儘管王安石敬佩程顥“學識淵博”，“為人忠信”，但在政治上不是志同道合者，自然不能重用。不久，程顥就被調任西京刑獄。後又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等職。一直受到冷遇。
就在程顥從晉城調回朝廷的第三年，剛滿40歲的程顥，就在抑鬱寡歡中，退出仕途，回到洛陽老家，與兄弟程頤一起，專心致志地研究起理學來，與弟程頤共創“洛學”。
如果說程顥在仕途上沒有多大成功的話，那麼，在他人生最後的13年中，在理學研究方面，收穫和成功卻是巨大的，遠比一個無所作為的宰相對後世影響大得多。二程奠定的理學基礎，中經弟子楊時，再傳弟子羅從彥，三傳弟子李侗（岳飛的老師），再傳到南宋朱熹，形成體系完備的理學思想。南宋後期，程朱理學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推崇，經元、明、清，正式上升為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
程朱理學的基本觀點
⊙以“理”或“天理”為核心的一元論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理學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是天理所定。君有君的威嚴，臣有臣的本分；父親在家庭中享有絕對權威，子女應該絕對服從、孝敬。
⊙理一分殊論。君要守為君之道，對臣民要“仁”、要“義”；臣對君要“忠”、要“誠”；父對子要養、要育、要教；子對父要敬、要孝、要從。
⊙存天理、滅人欲。天下臣民都應該遵循“天理”，不要有超越現實的奢求和欲望，不要有“非分”之想。
程縣令治理晉城
理學之所以得以創立並得以推行，是因為它適應了時代的需求，為當時社會所需要。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程顥正是帶著理學思想來晉城當官理政的。
程顥書院外景
程顥來到晉城，決心把這塊文明舊地治理好。他不帶家眷，自住一間簡樸小房，一床、一桌、兩椅和一些簡單用品。他在自己的臥榻旁寫下“視民如傷”四字。激勵自己同情百姓疾苦，減輕農民負擔，兢兢業業、克己奉公。他常說：“某每日常有愛於此民。”與同僚或朋友聊天時，總是說：“某每日常有愧於此民。”他勵精圖治，經過4年的精心治理，晉城縣面貌大變。史贊：“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程顥在晉城辦學影響
由於程顥興學辦教，在他走後的若干年內，晉城縣及其周邊地區造成了一種良好的興學育人之風。讀書求學者與日俱增，人才輩出，如“牛毛野處”。
二程畫像
明正德年間一位晉城知縣回顧說：由於明道先生的教誨，晉城自“熙甯元豐至紹聖元年間（1078-1094年），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人”。明朝官員張璡在《重修程子祠》中說，程顥在晉城縣辦學的輻射力，“達乎鄰邑高平，漸乎晉絳（臨汾、運城），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對太原、晉絳等地影響如何，暫且不論，程顥在晉城縣辦學，直接影響了澤州幾縣則十分明顯，以高平縣為例。《澤州府志》和《高平縣誌》多篇文章記載：“宋程明道先生雖為晉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風，發生巨變”，“多建廟祠以祀之”。宋、元以降，高平縣修建有“晉城書院”、“宋程書院”，而且是歷代翻修、擴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澤州衙門下令調查程明道辦學遺址時，晉城縣僅查到6處，高平縣卻查到23處。時隔千年，陵川縣郝氏後人仍稱：祖上曾從師程明道。說郝氏一門人才濟濟與受程氏教育有關。
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程顥去世，文彥博（宋神宗末年宰相）題其墓碑曰：“明道先生”。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諡為“純”，後人尊為“純公”。
責編：竹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