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這個名字在藝術圈算是響噹噹的， 尤其是在2011年與大連萬達收藏負責人郭慶祥那場官司之後， 範增的大名更是無人不知。 範增一直以作品價格驚人聞名畫壇， 不過最讓眾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曾經或譏諷或痛駡過沈從文、黃永玉、李苦禪等多位藝術大師， 以及他備受爭議的“人際關係”。 這些大師到底如何得罪了範增， 遭致這樣的貶損？讓我們用單純的八卦心態， 來細數那些年被範增貶損過的大師吧！
同行：黃永玉
細細看來， 范增先生貶損過的名人還真不少， 首先是同樣喜歡語出驚人的黃永玉。
黃永玉是范曾的老師， 但學生卻給老師畫了一幅“狗頭”——洋人牽著一條狗， 頭上戴著山姆大叔式的帽子， 上面寫著黃永玉。 這幅對老師極盡羞辱的畫當時就刊登在一個公開出版的雜誌上。 自此， 范曾與黃永玉反目成仇。 很多年過去了， 范曾至今還偶爾發表文章討伐80多歲的黃永玉， 廣為流傳的一篇是《蝜蝂外傳——為黃永玉畫像》。
范曾批評黃永玉的畫作“巧密有餘而睿智不足， 停留在藝術的淺層智慧， 而無佛家所謂的深入法性的‘如有智慧’。 他早期的木刻作品極盡工細而殊乏醇厚內涵， 善用刀法變化而不善用黑白對比，
他認為黃永玉的畫呆板寫實、荒誕變形， 既無色彩、亦無線條， “等待著黃永玉會漸漸入門。 ”
在他的《蝜蝂外傳——為黃永玉畫像》中， 他這樣評價黃永玉：一評黃永玉的畫：國畫尚未入門；二評黃永玉的畫：呆板寫實與荒率變形；三評黃永玉的畫：既無色彩， 亦無線條...... 黃永玉寡情薄義， 黃永玉政治投機......黃永玉打擊同道不擇手段......黃永玉大打出手......黃永玉欲壑難填......黃永玉靈魂醜惡......
躺著中槍的吳冠中
范曾在《黃賓虹論》中說：“有以為中國畫筆墨等於零者， 其用筆之浮而躁， 如春蚓之行於草， 秋蛇之綰於樹， 鄙陋淺薄， 厚誣國畫， 無視權威， 詛咒徐齊， 實可鳴鼓而攻。 ”這裡范曾揪住吳冠中言及的“中國畫筆墨等於零者”不放， 卻有意忽略“筆墨等於零”前面有個定語句“脫離了具體畫面的筆墨”等於零。 也就是說， 范曾先肢解了吳冠中對中國畫的論斷， 再刻薄攻擊吳冠中， 並號召大家“鳴鼓而攻”吳冠中， 實在有失君子之風。
老師李苦禪遺言：“子系中山狼， 得志變倡狂”
著名畫家李苦禪同樣是范曾的老師， 不過這種師徒關係也最終破裂。 其原因何故眾說不一，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李苦禪先生在辭世前的最後時刻說：“沒有范曾這個學生。 ”並特意交代， 自己死後拒絕范曾扶靈。 “子系中山狼，得志變倡狂”，李苦禪先生在去世前曾這樣罵過范曾。這也是作為恩師，對他最全面的概括了。
1983年6月，李苦禪去世。范曾前來參加葬禮時，李苦禪的夫人、子女及弟子拒絕他給苦老扶靈。李苦禪的弟子、當時健在的國畫家萬兆元看到范曾在門外的尷尬情景，就讓范曾參加了葬禮。
黃永玉表叔沈從文遭“恩將仇報”
作為黃永玉的表叔，文學巨匠沈從文即使曾經幫助過範增也沒能躲過他的口誅筆伐。
“文革”期間，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的范曾就曾貼過沈從文的大字報。作家陳徒手在《午門下的沈從文》就直言寫到“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范曾”。
對貼沈從文大字報的事，范曾也給出了這麼一段：“不過我一生對不起他（指沈從文）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反動權威’被揪出之後，我也曾給他寫過大字報。其時我也被揪出是‘現行反革命’，寫大字報雖事出無奈，但今天每興思及此，總是一陣陣內愧。”正因為這個“內愧”，范曾獲得了許多心地善良的文化人的寬恕，想必范曾自己也因此得到了自我的釋懷。
文化評論家葉匡政說，個人的行為，總是與他所處的時代有相似之處。而歷史事實，更多的指當事人的心理事實。也就是同樣在貼大字報列罪狀這件事上，被貼大字報被列罪狀的沈從文和貼大字報列罪狀的范曾之間出現了極大的數字上的差異，以致我們不禁疑惑，究竟誰說的才是事實？
現在，沈從文已經作古，范曾作為活著的當事人，他所提供的歷史事實其實就是他心理事實的文字反映，“事實”成了一個敏感詞彙讓後人在截然不同的“沈範”衝突中難辨真偽。
“子系中山狼，得志變倡狂”，李苦禪先生在去世前曾這樣罵過范曾。這也是作為恩師，對他最全面的概括了。1983年6月，李苦禪去世。范曾前來參加葬禮時，李苦禪的夫人、子女及弟子拒絕他給苦老扶靈。李苦禪的弟子、當時健在的國畫家萬兆元看到范曾在門外的尷尬情景，就讓范曾參加了葬禮。
黃永玉表叔沈從文遭“恩將仇報”
作為黃永玉的表叔，文學巨匠沈從文即使曾經幫助過範增也沒能躲過他的口誅筆伐。
“文革”期間，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的范曾就曾貼過沈從文的大字報。作家陳徒手在《午門下的沈從文》就直言寫到“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范曾”。
對貼沈從文大字報的事，范曾也給出了這麼一段：“不過我一生對不起他（指沈從文）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反動權威’被揪出之後，我也曾給他寫過大字報。其時我也被揪出是‘現行反革命’，寫大字報雖事出無奈，但今天每興思及此，總是一陣陣內愧。”正因為這個“內愧”，范曾獲得了許多心地善良的文化人的寬恕，想必范曾自己也因此得到了自我的釋懷。
文化評論家葉匡政說，個人的行為，總是與他所處的時代有相似之處。而歷史事實，更多的指當事人的心理事實。也就是同樣在貼大字報列罪狀這件事上，被貼大字報被列罪狀的沈從文和貼大字報列罪狀的范曾之間出現了極大的數字上的差異，以致我們不禁疑惑，究竟誰說的才是事實？
現在，沈從文已經作古，范曾作為活著的當事人，他所提供的歷史事實其實就是他心理事實的文字反映，“事實”成了一個敏感詞彙讓後人在截然不同的“沈範”衝突中難辨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