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二等於四， 二乘二等於四， 這還有什麼在疑問？還真的有。 狄更斯與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在作品中談論過有關“二二得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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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奉行“二二得四”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人的社會
在《艱難時世》中， 狄更斯以並非漫畫式的手法刻畫了“二二得四”的非人性。 商人出身的國會議員葛雷硬有一句口頭禪叫“二二得四”：
“我這個人為人處世都從這條原則出發：二加二等於四， 不等於更多， 而且任憑怎樣來說服我， 我也不相信等於更多。 ……我的口袋裡， ……經常裝著尺子、天平的乘法表， 隨時準備秤一秤、量一量人性中的任何部分， 而且可以告訴你那準確的數量和分量。 這只是一個數字問題， 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 ”
沒有人否認， 資本要增值， 資本家要贏利， 社會要提高經濟發展水準。 沒有人否認， 金錢交易必須量化、數位化， 利益計算必須加減乘除， 現代經濟少不了“二二得四”。 但當葛雷硬的尺子和乘法表把工人換算為一連串的數字時， 我們不能不猶豫一下。
狄更斯評論說：“葛雷硬先生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 什麼都得出錢來買。 不通過買賣關係， 誰也決不應該給誰什麼東西或都給誰幫忙。 感謝之事應該廢除，
一個奉行“二二得四”的社會， 是一個一切都由買賣關係塑造的社會， 是一個沒有同情、理解、尊重和自由的社會， 是一個沒有人的社會。 這種社會可能是富裕的、繁榮的， 也是令人沮喪的、唯利是圖的社會， 它絕不是文明人類所理想的社會。
但赤裸裸的功利是反人類的， 即使是真實的事實也不能滿足人類的理想。 以月亮為例。 中國人之所以喜歡月亮， 因為月亮上面是有嫦娥與吳剛。 “嫦娥應悔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這是寂寞的嫦娥；“吳剛捧出桂花酒”——這是熱情的吳剛。 一輪圓月， 在寄託了我們美好想像的同時也開拓了我們的情感世界。 雖然我們現在知道， 月亮上既無嫦娥也無吳剛。 但我們不會喜歡這一事實， 我們還要仰望星空， 還要美化現實。
道理是簡單的， 但舉世滔滔， 多為利狂；黃鐘毀棄， 瓦釜爭鳴。 當人們滿眼所見皆是心滿意足的葛雷硬們時， 社會公正、文化建設如何才真正提上日程呢？尊重事實而又不唯利是圖， 才有人的價值可言， 才有精神生活可言。 從狄更斯這裡， 我們得到的教訓是：現代理想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對功利主義的， 至少也是在功利主義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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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斯妥耶夫斯基：“二二得三”有時也很可愛
“二二得四”是資本家殘酷的功利主義的表達，那麼二二得幾呢？它可能是五，也可能是三，總之不等於四。把這個話題提出來的，是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關於人是什麼、人類追求什麼之類與人聯繫在一起的任何問題上，都沒有什麼規律或公式。在人類生活中，二二得四是不對的：
“當事情發展到只有表格和算術的時候，當唯有二二得四流行於世的時候，還有什麼個人意志可言呢？即便沒有我的意志，二二總是得四。個人的意志能是這樣的嗎？總之，人就是滑稽可笑的；一切笑話，顯然蓋源於此。不過，二二得四終究是極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東西。依我看，二二得四無非是蠻橫無禮的化身。二二得四雙手叉腰，吐著唾液，神氣活現地擋住你們的去路。我承認，二二得四是高明的東西，但要不得對所有的東西都一律讚美的話，二二得五有時也是非常可愛的東西哩。”
現代性就是理性化，這裡的理性是相對于傳統的天啟、迷信、權威、偏見而言的人的思維能力，它發端於伽利略—牛頓的分析與綜合的方法，並主要表現為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最簡單的表示方式，就是二二得四。這是一個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普遍公式，它蘊涵的是世界的可計算性。然而，照陀斯妥耶夫斯基來看，歷史和人性都不是如此地單純與合理。在《地下室手記》（1864）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有兩條。
第一條是理性不能解釋人的行為，科學、利益不能保證人的幸福。經常出現的情形是，人們在明明知道、也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的情況下，依然會把自己的利益撇在一旁，闖上另一條路，去冒險，去碰運氣，甚至會幹下最愚蠢的、最荒唐的事。
人性的深奧詭秘在於：“即使事情會給我們帶來明顯的危害，而且有悖於我們的理性在利益問題上所做出的最明智的結論，它仍可能不失其為最重要和最有利的利益，因為它為我們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 因此，第二條理由是，以為理性可能改變人性、數學可以安排生活，以為人類有一個普遍的、統一的目的，這種信念無論動機如何美好，實踐的結果也只能是取消人的自由，讓自由的人成為呆板的琴鍵。
“二二得四”只是數學公式，但人不是物，生活不只是求平方根，在如何生活、什麼才是幸福之類的問題上，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先驗的公式和權威的導師可以代替自己的選擇。自由意味著不受限制地表現自我、創造自我，只要我們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敲一下響一下的琴健，我們就必須挑戰一些公式化的普遍規則。
“二二得四”，當然，但那與我無關，真要憑我個人做選擇，更可愛的倒是“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是的，這是不對的，但我就願意這麼說，難道我沒有做錯事、說錯話的自由？只要我們反躬自省，哪個人的生活不是充滿衝動、幻想、無所事事的發呆、難以解釋的荒唐乃至邪惡？功利主義固然庸俗，科學理性也不盡人情，從陀斯妥耶夫斯基這裡，我們明白理想社會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科學理性的，至少也是超越科學理性的。
說到最後，二二究竟得幾的問題是沒有確切答案的。這不是要推翻數學公式，而是要借此展開有關人、有關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和多樣可能性。
以上內容摘自《知識人的關懷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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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斯妥耶夫斯基：“二二得三”有時也很可愛
“二二得四”是資本家殘酷的功利主義的表達，那麼二二得幾呢？它可能是五，也可能是三，總之不等於四。把這個話題提出來的，是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關於人是什麼、人類追求什麼之類與人聯繫在一起的任何問題上，都沒有什麼規律或公式。在人類生活中，二二得四是不對的：
“當事情發展到只有表格和算術的時候，當唯有二二得四流行於世的時候，還有什麼個人意志可言呢？即便沒有我的意志，二二總是得四。個人的意志能是這樣的嗎？總之，人就是滑稽可笑的；一切笑話，顯然蓋源於此。不過，二二得四終究是極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東西。依我看，二二得四無非是蠻橫無禮的化身。二二得四雙手叉腰，吐著唾液，神氣活現地擋住你們的去路。我承認，二二得四是高明的東西，但要不得對所有的東西都一律讚美的話，二二得五有時也是非常可愛的東西哩。”
現代性就是理性化，這裡的理性是相對于傳統的天啟、迷信、權威、偏見而言的人的思維能力，它發端於伽利略—牛頓的分析與綜合的方法，並主要表現為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最簡單的表示方式，就是二二得四。這是一個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普遍公式，它蘊涵的是世界的可計算性。然而，照陀斯妥耶夫斯基來看，歷史和人性都不是如此地單純與合理。在《地下室手記》（1864）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有兩條。
第一條是理性不能解釋人的行為，科學、利益不能保證人的幸福。經常出現的情形是，人們在明明知道、也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的情況下，依然會把自己的利益撇在一旁，闖上另一條路，去冒險，去碰運氣，甚至會幹下最愚蠢的、最荒唐的事。
人性的深奧詭秘在於：“即使事情會給我們帶來明顯的危害，而且有悖於我們的理性在利益問題上所做出的最明智的結論，它仍可能不失其為最重要和最有利的利益，因為它為我們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 因此，第二條理由是，以為理性可能改變人性、數學可以安排生活，以為人類有一個普遍的、統一的目的，這種信念無論動機如何美好，實踐的結果也只能是取消人的自由，讓自由的人成為呆板的琴鍵。
“二二得四”只是數學公式，但人不是物，生活不只是求平方根，在如何生活、什麼才是幸福之類的問題上，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先驗的公式和權威的導師可以代替自己的選擇。自由意味著不受限制地表現自我、創造自我，只要我們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敲一下響一下的琴健，我們就必須挑戰一些公式化的普遍規則。
“二二得四”，當然，但那與我無關，真要憑我個人做選擇，更可愛的倒是“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是的，這是不對的，但我就願意這麼說，難道我沒有做錯事、說錯話的自由？只要我們反躬自省，哪個人的生活不是充滿衝動、幻想、無所事事的發呆、難以解釋的荒唐乃至邪惡？功利主義固然庸俗，科學理性也不盡人情，從陀斯妥耶夫斯基這裡，我們明白理想社會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科學理性的，至少也是超越科學理性的。
說到最後，二二究竟得幾的問題是沒有確切答案的。這不是要推翻數學公式，而是要借此展開有關人、有關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和多樣可能性。
以上內容摘自《知識人的關懷與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