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陽第一個考上北大的是麻陽錦和鎮人舒大楨， 人家1922年就考起了， 此人何許人也， 麻陽應該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他不光是在麻陽曆史上有名，
舒大楨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學， 專業北大地質系（去年麻陽一中理科狀元滕沅建也是考入北大地質系的， 緣分哦沅寶寶）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員， 並且任中共北大黨支部書記， 接替中共一大組織者和創始人之一張國燾的位置， 直接在李大釗同志的領導下工作， 前途無可限量。
但歷史捉弄人， 否則麻陽又會出一個滕代遠式的人物。
我今天截取麻陽先賢舒大楨幾個生活片段， 讓我們麻陽人瞭解瞭解他， 真不知麻陽有幾人知道， 錦和又有幾人知道。
1949年8月， 舒大楨自香港赴北京參加新中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剛走近會議室， 這時寬大的絳紅色帷幕下的主席臺上， 一個體格結實、儒將風度的將軍，
突然， 似乎發現了什麼， 邊揮手， 邊矯健地大步走下舞臺“哎喲， 你這個蘇怡（舒大楨筆名）呀， 你還活著麼？”洪亮的聲音， 通過濃重的四川口音顯得很有節奏感。
舒大楨也幽默回答：“我的陳老總喲， 你不是也沒有死嘛！”兩人哈哈大笑， 張臂抱著一團。 這個陳老總就是陳毅元帥。
他們倆怎麼這樣說呢？事情要追溯到1926年3月的北京， 在鐵獅子胡同北洋軍閥段褀瑞執政府門前的廣場上， 發生了震驚全國的“3 18”慘案。 這次遊行， 舒大楨擔任遊行自行車糾察隊總指揮， 但槍聲一響， 請願隊伍就被打散了。 舒大楨冒著槍林彈雨從死神手裡救出了夏之栩（中共早期領導人趙世炎的妻子）和鄭綺虹（劉尊琪愛人）其他許多同志。
而這時我們中共中法大學黨支部書記陳毅正被幾個偽巡警追捕， 在搏鬥中， 一個偽巡警悄悄閃到陳毅背後， 舉起鐵頭警棍正要往下砍，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瞬間， 我們從小在湘西山溝裡練得一身好武功的舒大楨，
補充下三·一八慘案資料
1926年3月12日， 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 日本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 炮擊國民軍， 守軍死傷十餘名。 國民軍堅決還擊， 將日艦驅逐出大沽口。 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無理要求。
3月18日， 北京群眾五千餘人， 由李大釗主持， 在天安門集會抗議， 要求拒絕八國通牒。 段祺瑞執政府竟下令開槍， 當場打死四十七人， 傷二百餘人， 李大釗、陳喬年均在鬥爭中負傷， 史稱三·一八慘案，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此事件了。
那我說個你們記得的。 偉大的魯迅先生為紀念在此次事件中犧牲的學生劉和珍， 親作一篇文章《紀念劉和珍君》， 這篇文章是我們70,80後學生都要背誦的一篇課文， 應該有印象了吧。
三·一八慘案後， 北洋政府下令通緝李大釗等一大批學生運動領袖和共產黨人， 名單包括北京大學黨支部書記舒大楨。黨的北方局無奈只好派舒大楨出走廣州。在廣州，舒大楨經同學鄧中夏和張國燾介紹給當時兩廣黨委書記陳延年那裡（陳獨秀之子，党的早期領導人），陳延年分配他到黨的軍委工作，並要他去周恩來那裡去報到。
隨後周恩來分配他在黃埔軍校擔任入伍生政治部上尉編輯股股長，後調任軍委特派員助理，代宣傳科科長和第一團的政治指導員。這個時候林彪、陳賡等人還是學生，當時舒大楨的地位和葉挺一般大，葉挺北伐時是四團團長。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也就是1927年4月15日淩農3點半鐘左右，舒大楨心煩意亂睡不著，便起床穿衣離開團部匆匆來到石龍車站，看到站上掛滿了白布黑字的橫幅，到處貼著著的反動標語。
在永漢路碰到軍委會的麻椬同志時，才知道昨晚半夜反革命大屠殺已經開紿了，在這個血雨腥風的危機時刻，麻椬同志當機立斷，要舒大楨搭當天下午三點鐘那班快車趕回石龍團部，以石龍團4個營共9個連的兵力為基礎組織武裝暴動。
分手時舒大楨向麻椬同志要了5元錢，便匆匆跳上人力車，趕到大沙頭。下車時，舒大楨順手把一個兩角錢的銀幣扔紿車夫，便大步流星追趕火車。誰知車夫大叫著追上來，原來車夫擔心那只新銀幣有假，硬要換一個磨光了的舊銀幣才放心。
舒大楨只好掏出那張5元錢票子，到馬路邊小攤上買了一包香煙，找來零錢，付清車費。等他氣喘吁吁跑步趕到月臺時，火車已經開走了。
但他非常幸運，因為國民黨的特務連連長帶著一幫彈上膛、刀上鞘的軍校學生已經在車站恭候多時了，這次所有準備去香港“避難”的共產黨人和“左派”分子一個不漏地全部他們被抓走了，後來大部分犧牲了。
舒大楨後來還知道，4月15日淩展四點多鐘，也就是他離開團部的半小時後，國民黨反動派以東方白為首的一幫傢伙沖進舒大楨的臥室，用刺刀對準他床上的被褥便使勁戳。可以說那個車夫的較勁救了舒大楨一命。有時候人的命運就是那麼難以捉摸。
也許有人會追問，那後來舒大楨怎麼在中共黨史上消失呢？
這主要是兩個事情造成的，一次是三十年代初舒大楨在一次編輯談話會上，舒大楨以創造社出版部經理的身份發言，為自己北大的老師——魯迅先生講了幾句公道話，希望創造社的同志們再不要寫文罵魯迅……。
結果一位1929年回國後才入黨的日本帝國大學留學生打斷舒大楨的話，說“列寧可以罵考茨基，為付麼我們就不可以罵魯迅？舒大楨同志太成問題了，這簡直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念，非常地錯誤，非常地危險……”
“魯迅決不是考茨基，而我們中國今天還沒有列寧！”舒大楨也針鋒相對地反擊。
可惜的是，把魯迅比作考茨基的這位同志，後來卻爬上了中央的高位，從此“一貫右傾”、“懦弱的機會主義”、“有反對王明四中全會嫌疑”的大帽子，卻牢牢地扣在了我們的舒大楨同志的頭上。
再後來，也就是1933年4月的一天，中央直屬文化支部大會在上海四川路一座小樓上召開，會上有人直指舒大楨同志，說：“舒大楨同志對四中全會有意見，他的態度一貫就不光明，觀點一直不正確。我們布爾什維克只有兩條路線，要嘛，就左，要嘛，就右，絕對沒有中間珞線，更沒有調和路線。舒大楨對四中全會究竟抱什麼態度？今天一定要明確表示！”
區委同志聲色俱厲、步步緊迫。舒大楨此時明白：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就是江浙同志會的小領袖。現在四中全會剛上臺就鬧宗派，對持不同政見的同志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十分反感，他本可違心說話。
但在這個氣頭上、生性耿直的麻陽舒大楨回了一句：“你這麼說來四中全會的一切都是對的，連放個屁都是香的呢？”並且舉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繼續說:“對四中全會的態度，去年在閘北黨的活動會上我已經明確表示過了，今天絕不重複，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怕官司打到共產國際，我也要和你們算清的”講完，拂袖而去。這以後，舒大楨同志就和黨組織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聯繫，脫了黨。
1946年4月7日，鄧穎超、廖承志同志特邀舒大楨和司徒慧敏到重慶的中共代表團住所吃飯。席間舒大楨陳述了自己的遭遇，很是同情，並說他支持魯迅先生和抵制王明都是對的，但不該拂袖而去。
脫黨後的事情百度上寫的很詳細，我簡述如下，不再累贅。
脫党後，舒大楨棄武從文，撰寫進步文學作品，民國19年4月以筆名蘇怡編寫電影劇本《最後之愛》，由天一影片公司拍攝。之後，編寫和執導《大義滅親》、《蘭穀萍蹤》、《傀儡美》、《青年中國》、《遊擊隊員之歌》、《日出》、《黃金萬兩》等多部電影，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宣傳抗日救亡，是左翼電影運動主將。
1949年8月，應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特邀，舒大楨從香港赴北京全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常務理事。 也是此次見到後來的陳毅元帥。
1952年1月，舒大楨從香港回廣州定居。後相繼擔任《週末晚報》總經理、副採編，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1985年4月10日，舒大楨病故，終年85歲。
隨後周恩來分配他在黃埔軍校擔任入伍生政治部上尉編輯股股長，後調任軍委特派員助理，代宣傳科科長和第一團的政治指導員。這個時候林彪、陳賡等人還是學生，當時舒大楨的地位和葉挺一般大，葉挺北伐時是四團團長。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也就是1927年4月15日淩農3點半鐘左右，舒大楨心煩意亂睡不著，便起床穿衣離開團部匆匆來到石龍車站，看到站上掛滿了白布黑字的橫幅，到處貼著著的反動標語。
在永漢路碰到軍委會的麻椬同志時，才知道昨晚半夜反革命大屠殺已經開紿了，在這個血雨腥風的危機時刻，麻椬同志當機立斷，要舒大楨搭當天下午三點鐘那班快車趕回石龍團部，以石龍團4個營共9個連的兵力為基礎組織武裝暴動。
分手時舒大楨向麻椬同志要了5元錢，便匆匆跳上人力車，趕到大沙頭。下車時，舒大楨順手把一個兩角錢的銀幣扔紿車夫，便大步流星追趕火車。誰知車夫大叫著追上來，原來車夫擔心那只新銀幣有假，硬要換一個磨光了的舊銀幣才放心。
舒大楨只好掏出那張5元錢票子，到馬路邊小攤上買了一包香煙，找來零錢，付清車費。等他氣喘吁吁跑步趕到月臺時，火車已經開走了。
但他非常幸運，因為國民黨的特務連連長帶著一幫彈上膛、刀上鞘的軍校學生已經在車站恭候多時了，這次所有準備去香港“避難”的共產黨人和“左派”分子一個不漏地全部他們被抓走了，後來大部分犧牲了。
舒大楨後來還知道，4月15日淩展四點多鐘，也就是他離開團部的半小時後，國民黨反動派以東方白為首的一幫傢伙沖進舒大楨的臥室，用刺刀對準他床上的被褥便使勁戳。可以說那個車夫的較勁救了舒大楨一命。有時候人的命運就是那麼難以捉摸。
也許有人會追問，那後來舒大楨怎麼在中共黨史上消失呢？
這主要是兩個事情造成的，一次是三十年代初舒大楨在一次編輯談話會上，舒大楨以創造社出版部經理的身份發言，為自己北大的老師——魯迅先生講了幾句公道話，希望創造社的同志們再不要寫文罵魯迅……。
結果一位1929年回國後才入黨的日本帝國大學留學生打斷舒大楨的話，說“列寧可以罵考茨基，為付麼我們就不可以罵魯迅？舒大楨同志太成問題了，這簡直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念，非常地錯誤，非常地危險……”
“魯迅決不是考茨基，而我們中國今天還沒有列寧！”舒大楨也針鋒相對地反擊。
可惜的是，把魯迅比作考茨基的這位同志，後來卻爬上了中央的高位，從此“一貫右傾”、“懦弱的機會主義”、“有反對王明四中全會嫌疑”的大帽子，卻牢牢地扣在了我們的舒大楨同志的頭上。
再後來，也就是1933年4月的一天，中央直屬文化支部大會在上海四川路一座小樓上召開，會上有人直指舒大楨同志，說：“舒大楨同志對四中全會有意見，他的態度一貫就不光明，觀點一直不正確。我們布爾什維克只有兩條路線，要嘛，就左，要嘛，就右，絕對沒有中間珞線，更沒有調和路線。舒大楨對四中全會究竟抱什麼態度？今天一定要明確表示！”
區委同志聲色俱厲、步步緊迫。舒大楨此時明白：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就是江浙同志會的小領袖。現在四中全會剛上臺就鬧宗派，對持不同政見的同志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十分反感，他本可違心說話。
但在這個氣頭上、生性耿直的麻陽舒大楨回了一句：“你這麼說來四中全會的一切都是對的，連放個屁都是香的呢？”並且舉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繼續說:“對四中全會的態度，去年在閘北黨的活動會上我已經明確表示過了，今天絕不重複，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怕官司打到共產國際，我也要和你們算清的”講完，拂袖而去。這以後，舒大楨同志就和黨組織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聯繫，脫了黨。
1946年4月7日，鄧穎超、廖承志同志特邀舒大楨和司徒慧敏到重慶的中共代表團住所吃飯。席間舒大楨陳述了自己的遭遇，很是同情，並說他支持魯迅先生和抵制王明都是對的，但不該拂袖而去。
脫黨後的事情百度上寫的很詳細，我簡述如下，不再累贅。
脫党後，舒大楨棄武從文，撰寫進步文學作品，民國19年4月以筆名蘇怡編寫電影劇本《最後之愛》，由天一影片公司拍攝。之後，編寫和執導《大義滅親》、《蘭穀萍蹤》、《傀儡美》、《青年中國》、《遊擊隊員之歌》、《日出》、《黃金萬兩》等多部電影，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宣傳抗日救亡，是左翼電影運動主將。
1949年8月，應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特邀，舒大楨從香港赴北京全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常務理事。 也是此次見到後來的陳毅元帥。
1952年1月，舒大楨從香港回廣州定居。後相繼擔任《週末晚報》總經理、副採編，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1985年4月10日，舒大楨病故，終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