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剛剛成立， 文字改革便作為一件大事擺在中央面前。 制訂《中文拼音方案》、制訂《漢字簡化方案》、大力推廣普通話……要做的事情千頭萬緒。
經過幾年反復推敲和審訂， 第一批230個簡體字見諸報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文拼音方案》；注音識字和推廣普通話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半個多世紀以來， “繁簡之爭”一直沒有停止過。 2008年３月， 有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 再一次點燃了人們對於簡化字的熱議。
到底簡體字好還是繁體字好， 也許我們只有通過重溫歷史才能找到答案……
“文字改革應先辦簡體字”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此時， 解放軍勢如破竹， 全中國迎來解放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新中國， 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為此， 中央決定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邀請全國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共商國是。
一直致力於改革漢字的語言學家黎錦熙似乎看到了漢字改革的曙光。 1949年5月， 他聯同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專家， 向中共“五老”之一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 恢復屢被戰亂打斷的文字改革工作。
在延安時期， 吳玉章就一直熱心於文字改革。 此時， 他也正在思考著新中國的文字改革問題。 黎錦熙的建議與他不謀而合。 於是， 他上書劉少奇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
吳玉章等人所說的文字改革工作主要指的是創立一種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漢字， 但當時對於這個問題中央還沒來得及考慮。 劉少奇回信說：“可以組織這一團體， 但不能限於新文字， 漢字簡體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 以便大眾應用。 ”
於是， 在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時， 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也成為協會研究的目標之一。
但協會成立後， 人們對於新文字的熱情遠遠高於漢字簡化。 協會成立不到半年， 就收到全國各地近百種新文字方案。 同時， 全國各地新文字研究組織也紛紛成立。 據統計， 僅1950年一年全國就有60個縣進行了新文字的推廣活動， 14000多人參加學習，
其實， 中國知識份子對新文字的探索早在清末就開始了。 19世紀中葉以來， 中國屢遭西方列強淩辱。 是什麼造成中國民智不開， 國力衰弱?中國知識界把審視的目光集中到一向被視為“靈物”的漢字上。 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區區幾十個字母， 只要會說就會寫， 而漢字卻有幾萬個， 即便是日常交流也要掌握至少1500個字。 漢字繁難,成為開啟民智的攔路虎。 從那時起， 知識份子們就思索著如何把中國文字從表意文字變成拼音文字。
到新中國成立前， 已經有許多新文字方案在社會上流傳。 其中以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和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
不過， 連年戰亂， 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 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成立， 重新點燃了人們對新文字的熱情。
相比之下,簡化漢字的研究則顯得有些“門庭冷落”。 記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中看到， 全書50多篇文章中， 涉及漢字簡化的只有6篇。
流傳幾千年的文字和讀寫習慣， 說改就改， 談何容易?許多有識之士主張先從簡化漢字著手進行中國的文字改革。
“現行漢字筆劃太多， 書寫費時， 是一種不適用的符號， 為學術上、教育上之大障礙……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 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是治標的辦法。 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 但現行漢字在學術上、教育上的作梗， 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 不可不亟圖補救的方法。 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改革， 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 ”
1950年7月， 吳玉章在全國文字改革協會幹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 不能脫離實際， 割斷歷史。
直到此時， 簡體字的研究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述而不作
文字變化牽扯面廣，如何簡化漢字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漢字簡化工作開始後，各方面的意見和構想就湧向了文字改革協會。剛剛解放，人們普遍急於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對於文字工作的構想和方案也頗為大膽。從那時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提交給文字改革協會的改造漢字方案五花八門，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種方案建議把漢字改造為“新形聲字”。例如，把“京”字定為“鯨、景”等字的聲旁，類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為聲旁。如此類推“涼、諒”等字的聲旁改為“良”自然很合理，但這樣一來 “涼”變成了“浪”，則與“波浪”的“浪”一樣了。如果要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個比“良”更合適的聲旁，就更難了。
於是,有人又建議把聲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夾雜在漢字內更不容易辨別,字的樣子也很難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聲符不同的,把聲符改用字母拼寫,字形上就更無法區別了。如此一來,改得非驢非馬,反而會增加識字難度。
另一種建議是把每組同音的字留一個。這樣如果不分四聲,只需要400多個字。即便分四聲,也就是1300多個漢字,把它們用詞連寫的辦法來寫。有人實驗過,這種音標式的漢字大體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于視覺,完全改變漢字的用法,違背了習慣,使人讀起來非常彆扭。
還有一種方案主張“系統類推”就是要把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加以局部修改,有系統的簡化漢字。例如“擬、礙、癡”三個字的聲符都是“疑”,而“擬”的簡體是“擬”,“礙”的簡體是“礙”,“癡”的簡體是“癡”。假定採用筆劃最少的“以”作為聲旁“疑”的簡體,那麼“擬、礙、癡”的簡體就是“擬、（石以）、（疒以）”。雖然這樣沒有打亂原字的形聲系統,認識字的人可以從繁體字類推辨認,但“礙”、“癡”等簡體字在民間已經流傳甚廣,不管它多麼沒有系統總是人們熟悉的,如果按照“系統類推”來改反而會感到彆扭。
其實,對於漢字的簡化人們早已形成了一個“述而不作”的原則。
簡體字不是專家們閉門造車的結果。早在宋元時期平民社會就流傳著一種通俗的簡體字。這些字被稱為“俗體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許多文人視為鄙俗。但它們在民間應用極廣,人們在記帳、契約、書信,甚至話本小說裡常常會寫俗體字。
上世紀三十年代,語言學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上小學。對著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一筆一畫地寫那些少則十幾畫,多則三十多畫的漢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時,王理嘉經常會在店鋪的招牌上,家人的書信中,甚至老師私下的便條中看到這些俗體字。他想,如果在作業中,也能寫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寫成了俗體“費”,結果受到老師嚴厲地批評。時隔那麼多年,王理嘉記憶猶新,“在老師的眼中,寫俗體字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雖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體字的發展已勢不可擋。上世紀二十年代,當人們開始著手簡化漢字時,這些已被公認的俗體字成為首選。
1935年8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定了在民間流傳最廣的324個俗體字,公佈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準備從次年7月起把它們編入小學課本。但這區區324個簡體字,卻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尤為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要求取消推行簡體字,甚至稱推行簡體字是比亡國滅種還可怕的事。在一干遺老的反對下,1936年2月公佈還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了。
雖然,這次由政府出面的簡化字運動夭折了,但是它樹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則成為日後人們進行漢字簡化的指導思想。
簡化漢字是為了方便人們的日常使用,如果一個簡化字方案要通過長期的大力推廣才能收效,就得不償失了。專家們在選定方案時,要照顧到各方面使用文字人的需求,同時兼顧印刷、打字、電碼等各方面技術條件,還要不影響青年們閱讀古書。考慮到這些要求,“約定俗成、穩步前進”被確定為簡化漢字的方針。
數易其稿
漢字簡化的方針雖然擬定了,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卻前後數易其稿,才最終得以通過。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漢字整理組成立,開始著手擬定《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專家們採用普遍通行的簡體字為主,輔以草書楷化的方法,選定了在群眾中比較流行的700個簡體字,擬出第一稿。
但毛澤東看過後卻很不滿意,他認為,這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專家們開始大量搜集草書簡體字的資料,研究簡化規律,對常用字進行簡化。同時,精簡字數的工作也開始進行。
自古以來,漢字就存在著很多異體字。這些字字義、讀音和用法完全一致,只是字形上有些許差別。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孔乙己教小夥計的“回”字的四種寫法。大量異體字充斥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既浪費成本又毫無意義,同時也給初學者增加了不少負擔。廢除那些不必要的異體字,無疑是精簡字數最主要的途徑。但是,在規範字的選擇中有人傾向於甲,有人傾向於乙,一時間難以統一。為了平穩起見,1953年底漢字整理組選定了338個流傳最廣,筆劃也比較簡單的簡體字,擬出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二稿。
300多個簡體字顯然不能滿足簡化漢字的需要,很快第二稿又被中央退了回來。經過研究,專家們認為只能依靠簡化偏旁類推的方法來擴大簡體字的數量。簡化過程中,專家們發現許多根據草書而簡化的筆劃沒有更好的楷書寫法,於是索性根據行草的寫法把它們收入了簡體字表。1954年2月收錄了1634個簡體字的第三稿擬出了。
此稿一出,立刻引來多方關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出版印刷部門。50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佈1600多個簡體字,就意味著印刷廠要改1600多個銅模。加之每個漢字都有各種字型大小和宋體、仿宋、楷體等各種字體,要改的銅模數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個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幾個模坯。短時間內改動這麼多銅模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草書筆劃打亂了原有部首系統,有些字很難歸併到哪一個部首當中去,因此原有按部首、筆劃編排的字典和索引也不能用了。同時,由於草書楷化的工作還沒有深入下去,這一稿中很多字都保留了手寫草書的筆劃寫法,有的漢字印出來甚至出現一半宋體,一半草體的模樣,看起來怪模怪樣,很不順眼。
吸納了多方意見,漢字整理組又先後更改了幾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才得到大多數委員的認可。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體字和30個類推偏旁正式公佈。在民間已經應用了千百年的俗體字終於有了合法身份。
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期間，胡喬木在茶話會上發言。
簡化字掃盲一億人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時隔半個多世紀,《北京日報》退休老職工吳賓生對於這個特殊的日子仍能脫口而出。從那一天起,在排版車間負責揀字的吳賓生要把從字盤中揀出的鉛字翻轉90度,再排版。“字盤裡,字的順序都是固定的,只是把繁體字換成簡體字,一點兒也不影響排版速度。但是原來從右往左豎著排,現在從左往右橫著排,精神還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順序就容易弄顛倒了。”吳賓生回憶說。
也是在這一天,在人大任教的胡明揚翻開報紙發現字的順序都變了,許多繁體字也改成了簡體字。他說:“根本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用了簡體字我們都成文盲了。我翻開報紙一看,這些字都是我們平時常寫常用的,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困難。”
《漢字簡化方案》公佈後,最高興的要數新入學的小學生了。那時候,小學生們入學的第一堂語文課是“開學了”。課文在內容上貼近孩子們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會他們“開學”這兩個字的寫法,卻要下一番功夫。那時,在東直門小學擔任語文老師的楊寶霞,2008年已經八十多歲了,她還記得教孩子們寫這幾個字時的情景,老師在黑板上一橫一豎地寫著,嘴裡還要說著筆順。孩子們舉著小手一筆一畫地在空中反復練習。但是,一個“學”字就有16畫,對於一個剛滿7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有些勉為其難。楊寶霞記得,當她告訴孩子們以後 “開學”可以寫成“開學”,孩子們都高興得蹦了起來。
另一方面,簡化字也為多年來進展甚微的掃盲工作帶來了福音。解放初期，我國文盲占全國人口的80%。曾經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龍江省甯安縣一位村長手上。可是，村長不識字。他只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認字的“秀才”看信。誰知，“秀才”看完信當天夜裡就逃跑了。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
那時，整村文盲的現象比比皆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陸儉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個貧苦人家。他的母親和許多鄰居都不識字。小時候，他經常看到許多鄉親托出門的人給鄰村的親戚朋友帶口信，問候平安。他說：“那時，大家都不識字，沒人會寫信，所以只能靠口信來互相問候。”這種現象在解放初的中國非常普遍。
剛剛解放，“掃盲”就成為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1950年底，全國各地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1951年，陸儉明的母親參加了街道組織的“掃盲班”。那時，掃盲班教的還是繁體字。當時，陸媽媽已經40多歲了。對於一個毫無基礎的成年人來說，學會筆劃繁多的漢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陸儉明記得，母親經常一邊做飯一邊拿個樹枝在灶上寫字。有的時候，還要請教一下他這個“小先生”。就是憑著這股韌勁，老太太後來還真脫了盲，不但能看報，還能寫信。
但是，能像陸老太太這樣用功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平時，農民們都有繁重的農活兒要做。掃盲班只能在冬天農閒的時候開辦，稱之為冬學。上世紀50年代，正在北大讀書的王福堂每年冬天都會和同學們到農村去掃盲。王福堂回憶：“那時，簡體字還沒有公佈，掃盲班學的都是繁體字，農民們學起來太困難了。特別是有些抱著孩子來的大嫂子，白天家裡事兒多，只能靠晚上一會兒工夫學。”學來學去，認識的字還是那幾個筆劃少的。有的人到了第二年冬學時，就連這幾個字也忘光了。那時，鄉親們都說：政府年年辦冬學，我們年年從頭學。這種狀況一度讓王福堂們感到十分沮喪。這種現象直到1956年實行簡體字以後才真正得到解決。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報告中，講了一個生動的故事。總理說：
李鳳蓮同志有個弟弟，在家鄉種地，寫信給李鳳蓮同志訴苦，說農民普遍感到漢字難學。農民常用的一些字，像“麈民”的“崖”，“轂子”的“轂”，“麴粉”的“麴”，“套子”的“鴦”，還有“榷粳”兩個字，這一類字都不好寫。李鳳蓮同志給他弟弟寄了一本簡化漢字的書去，他弟弟高興極了，回信說“這些新字好學得多”，還埋怨他姐姐為什麼不早些給他寄去。
1964年，我國在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一億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20世紀50年代，掃盲運動中，農民在田野上結合生產內容識字。
把每個字簡到不超過十筆
從1956年2月第一批230個簡化字公佈之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又先後在1956年6月、1958年5月和1959年7月公佈了285個簡化字。至此，《漢字簡化方案》所確定的515個簡化字和54個類推偏旁，全部公佈實施。據統計，這些簡化字的平均筆劃比相應的繁體字的平均筆劃減少了近一半。
不過這些簡化字似乎並不能滿足群眾的需求。自從第一批簡化字公佈以後，群眾中就流傳著很多自行簡化的漢字。原國家語委副主任傅永和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分到文改會。他記得那時，社會上流傳著很多不規範的簡化字。“餐館的菜譜上經常寫著‘油並’，指的是我們吃的‘油餅’。但是到了百貨商店的櫃檯上，這個‘油並’又指的是‘油瓶’了。”“舞會”寫成“午會”，“酒”寫成“沈”，“街”寫成“亍”，各種各樣自造的簡化字不但在群眾中流行，甚至連公開的出版物也會出現。著名作家冰心的散文《小桔燈》，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篇寫於1957年的文章，標題中“桔”字就是一個不規範的簡化字。在《漢字簡化方案》中這個字應寫成“橘”。
可見，當時這種自造簡化字的現象有多麼嚴重，有的甚至到了人們看不懂的地步。1962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上刊載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湖南省株洲火車站貨運室葛德滋來信說：他是一個貨運工作者，每天接觸到的貨物品種和票據不下千萬。由於某些貨主和經辦人員在貨票和貨物標誌上，“創造”了一些未經國務院公佈的簡化字，在工作中增加了很多麻煩和混亂。甚至造成極大的損失和嚴重後果。比如以站名來說。把“扳塘鋪”寫成“反壙蔔”，“大浦街”寫成“大氵蔔亍”，“醴陵”寫成“禮〇”等等。再拿貨物品名來說，“飯盒”寫成“反合”、“橡膠”寫成“木向交”。特別嚴重的是把危險貨物“無水磷酸”寫成“無水〇（原文不清）”。由於“創造”了這些怪字，使我們查遍了《康熙字典》，翻遍了所有的站名和品名簿子，浪費了時間，耽誤了工作。所以他反對社會上亂用未經公佈的簡化字，並呼籲制止亂造簡化字。
1960年4月22日，中央發出《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其中提到：
為了加速掃盲和減輕兒童學習負擔。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字盡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盡可能有簡單明瞭的規律，使難寫、難認、難記，容易寫錯、認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這項任務必須依靠廣大群眾。廣大群眾對此是十分熱心和有辦法的。請各省、市、區黨委指示當地有關部門在最近期間提出一批新簡化字的建議．報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綜合整理後送中央和國務院審定。
其時，“大躍進”結束不久，社會上浮誇、冒進的風氣還很盛行。此時，出現這樣一個《指示》也不足為奇。時隔40多年，筆者再一次向傅永和提到這個《指示》時，老人連連搖頭：“把每個漢字都簡化到十筆之內，顯然不符合漢字的發展規律。”
《指示》發出後，文改會陸續接到了29個省市自治區和部隊系統推薦的簡化字材料。根據這些材料，一年以後，一版新的《簡化漢字表》擬出了。
不過，由於當時國家尚處在“三年困難”時期，這版“集思廣益”的《簡化漢字表》最終不了了之了。
《簡化字總表》明確標準
那一時期，除了民間自造的許多不規範的簡化字，各種出版物和店鋪招牌上也有很多不規範用字。筆者在一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書籍中經常看到繁簡混雜的情況。一方面，是由於簡化的漢字很多，許多印刷廠的銅模還沒有來得及更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漢字簡化方案》本身還存在一些不嚴密的地方。其中問題最大的是類推簡化。
漢字中獨體字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數的漢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體組成的。也就是說，只要簡化偏旁部首，那麼所有這個偏旁下屬的字都可以相應簡化。這樣簡化漢字的數量大大增加。因此，在《漢字簡化方案》中專門有一個《漢字偏旁簡化表》。在這個表中列著54個簡化偏旁。編訂者希望群眾能根據這個表類推出相應的簡化字，但實際應用卻並不這麼簡單。
原國家語委副主任傅永和告訴筆者，由於每個人對類推簡化的理解不盡相同，在實際應用中出現了很多自相矛盾的現象。如“屬”的簡體字“馬”已經出現在《漢字偏旁簡化表》中，但是很多人以為只有“馬”字在做偏旁時才簡化，當它獨立成字時不簡化。於是，出現了類似于“媽媽騎馬”的寫法。當時，還有人不無風趣地說，媽媽騎了一匹肥馬。
類似的例子在實際應用中非常常見。針對這個問題，1961年12月，文改會向國務院文教辦公室遞交了《關於（漢字簡化方案）推行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
我們準備把從1956年到1961年公佈推行和做了修改的簡化字作成一張總表（其中包括已推行和作了修改的簡化字649個，偏旁類推簡化字1170個，共1819字），由我會和文化部、教育部聯合發佈，作為1961年底為止推行的簡化字的一個總結。這樣做，可以使各項手寫和印刷的簡化字體有一個共同一致的準則，避免那些因為先後公佈、推行、修改或類推錯誤而可能發生的分歧。 ．
1964年2月，國務院通過了文改會編訂的《簡化字總表》。簡化字終於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
曇花一現的“二簡”
1972年，《紅旗》雜誌收到了遼寧本溪煤礦工人崔振聲的一封來信。崔振聲在來信中反映了群眾中流行的一些新簡化字，並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現象。不久，郭沫若應《紅旗》雜誌之約，發表了一封給崔振聲的回信《怎樣看待群眾中新流行的簡化字？》。
文中，郭沫若認為，對於民間紛紛簡化漢字，一律認為是錯誤的，未免言之過重。文中寫道：
民間對漢字紛紛簡化，這正表明漢字必須簡化，也正表明文字必須改革。這是時代潮流，不應禁止，也不能禁止。照著毛主席的教導，應該尊重民眾的首創性。從事文改工作的人，應該注意民間的簡化字，吸取其可取者隨時加以推廣。國務院所頒佈的簡化漢字，是應該隨時增加的。
此文發表以後，立即收到了很多職工、教師和知識青年的來信，表示支持。此時，由於“文革”而沉寂一時的文字改革工作又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
傅永和告訴筆者，其實在郭沫若的文章發表之前，中央就已經開始著手恢復文字改革工作。1972年年初，他和六個同事被周恩來點名從五七幹校調回，掛靠到中國科學院在郭老領導下開始恢復文字改革工作。
當時，民間認為第一批簡化字簡化得不徹底，繼續簡化的呼聲很高。那時傅永和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匯總從各省、市、自治區徵集來的新簡化字。他們把這些新徵集來的簡化字與1961年擬出的《簡化漢字表》綜合起來，整理出了一個新簡化字方案草案的初稿。
1972年年底，傅永和與同事們開始下到工廠、農村和學校，徵集群眾對《初稿》的意見。傅永和本來以為最擁護繼續簡化漢字的應該是文化水準相對較低的群體，可是調查的結果卻與他的想像大相徑庭。“真正剛脫盲的人反而反對繼續簡化。他們說，我們剛費了很大勁脫了盲，你們一改，我們又要重新學。”比較贊成繼續簡化的反倒是那些天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
經過幾年的醞釀，1977年5月，文改會將《關於的請示報告》報送國務院審批。國務院批示，在《人民日報》和省一級報紙上就“二簡”草案，徵集群眾意見。同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開始試用“二簡”草案第一表的248個簡化字。
今天，當筆者再一次翻閱當年由中科院文字改革辦公室編輯的《文字改革簡報》時發現，各地對“二簡”的回饋更多的是表示支持。一篇文章中生動地寫道：
一些部隊的指戰員反映：“《草案》裡許多簡化字，我們早都那樣寫了，打心眼裡歡迎。”有的搞文化宣傳工作的同志，也結合自己的工作體會說：“《草案》裡的許多字，改得好，很解決問題。像‘面’、‘屍’、‘厶’、‘伏’這些字，寫起來刷刷刷，幾下就成了。多省工夫！”
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至今人們提到“二簡”第一反應都是搖頭。2008年103歲的語言學家周有光，那時剛剛從幹校返回工作崗位，當他第一次從報紙上看到這些新簡化字時，非常驚訝。“簡直 是胡鬧嘛！怎麼能這麼搞！”筆者2008年採訪時，周老提到“二簡”還氣呼呼的。
當時，有人調侃“展”的新簡字（屍一）是一具屍體。雖然這種說法有些戲謔，但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群眾對於“二簡”的不滿。由於過分追求簡化，“二簡”違反了“約定俗成”的原則。
1978年3月，五屆人大和政協開會期間，胡愈之等23人聯名上書中央，要求會議文件不用“二簡”草案簡化字。老先生們用相對委婉的態度表達了自己的不滿，給熱鬧一時的“二簡”降了降溫。
同年7月，教育部發文通知不再使用新簡化字進行教學。隨後，中宣部也通知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有關出版單位，停止試用新簡化字。
1980年開始，文改會組織王力、葉籟士、葉聖陶等老先生組成《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修訂委員會。專家們每週開一次會，一個一個地討論“二簡”中的新簡化字。直到1985年，文改會提交給中央一份《增訂漢字簡化方案》，其中刪除了一簡的6個簡化字，增加了“二簡”的111個新簡化字。
經過一年半的慎重考慮，中央最終還是沒有採納那111個新簡化字，決定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傅永和解釋說，文字需要一定的穩定性，中央最終決定廢止“二簡”也是基於這個考慮。
正是出於穩定的考慮，在對“一簡”中個別字的調整，文改會和胡喬木之間，還有過一番爭論。
解放初，為了表示對文字改革工作的關注，毛澤東特意派秘書胡喬木擔任文改會的副主任。30多年來，胡喬木一直主持著文字改革工作，對文字有很深的研究。
1986年，中央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大會，確立新時期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針。在重新頒佈《簡化字總表》時，胡喬木希望將100多個簡化字改回繁體字。傅永和記得胡喬木對一些同音代替的字很有意見。1964年《簡化字總表》中規定，“乾、斡”統一簡化成“幹”，只是當“乾”讀qian時才不簡化。“胡喬木當時認為‘幹’在作‘幹部’時應該為‘上人下幹’，把‘乾淨’和‘幹部’兩個意義區別一下。”
當時，文改會已經更名為國家語委，工作重心也從文字改革變為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工作，保持漢字的相對穩定，成為指導思想。基於這種考慮，國家語委不同意調整這些字。
傅永和記得，他們跟胡喬木的爭論一直從北京進行到北戴河，仍然各持己見。最後，胡喬木說，既然我說服不了你們，你們也說服不了我，那麼我們分別向中央書記處申訴。
經過慎重考慮，最終中央只刪除了“一簡”中的6個簡化字。
活的語言才有生命力
2008年3月兩會期間，宋祖英、鬱鈞劍、黃宏、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建議在小學開始設置繁體字教育，將中國文化的根傳承下去。委員們在提案中表示，繁體字是中國文化的根，知曉繁體字，就是知曉中國漢字的由來、知曉中國文化的由來。漢字的簡化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但同時也造成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隔斷。
新聞一出，立即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簡化字又一次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其實沒什麼，從第一批簡化字公佈以後，繁簡之爭就一直沒停過。”面對熱議傅永和看得很開。
的確，在一個從事了幾十年文字工作的老專家看來，任何爭議都很正常。“繁體字可以反映漢字的演變過程，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這早不是一個新觀點了。”
1956年，第一批簡化字剛剛公佈，時任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語言學家陳夢家等很多人都表示反對簡化字。對從小學習的漢字，人們有著很深的感情，一下子改變，接受不了也可以理解。“但是，語言作為一種交際工具，發展的規律一定是趨簡的。”傅永和說，“好寫、好認，一定是人們追求的目標。”
事實上，3000多年來漢字的演變過程也證實了這種觀點。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到楷書，漢字的發展就是一個越來越簡化和符號化的過程。
“學習繁體字可以傳承中國文化的根”的說法，其實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1955年3月胡喬木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漢字改革問題的報告會上曾有過這樣一段精彩的發言：
有許多漢字最初的確是象形的，可是後來早就把規律打破了。象形的早就不象形了。如果為了保存規律，最好大家都寫甲骨文。我們的漢字早已離開了原來的面貌，走上了新的道路。保存漢字的舊面貌是必要的，這我們可以編一本字典，把字的原形、發展過程加以注明。不過這是學者的工作，不是人民大眾的事。
《鏡花緣》裡面有個故事，說是人們把“射”字與“矮”字顛倒了，因為“射”字從“身”從“寸”，只有一寸長的身體，當然是矮的意思；而“矮”字，從“矢”從“委”，“矢”是箭，“委”是“委棄”，這是射的意思。這故事說明漢字的規律早已變成了一種笑話。
簡化的確會使漢字的傳統規律破壞。但這並不是現在才破壞的。而在很早就破壞了的。問題是維持規律好呢，還是為求方便好？
另一種觀點認為，簡化字不利於海峽兩岸的書同文。其實，這也是一種多餘的擔心。1979年傅永和帶領代表團在香港與臺灣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會議一開始，他就在為最後會議紀要是用繁體字寫還是用簡體字寫發愁。“寫繁體字咱們官方不認，寫簡體字他們那邊又不行，到底怎麼辦呢？”可會議一開始，他就發現這個擔心是多餘的。“會議剛剛開始，臺灣學者就主動提出，請允許我用簡體字寫板書。我一看他們寫的簡體字跟咱們一樣。會議結束後，臺灣學者還主動要求用簡體字寫會議紀要。他們說，我們回去再謄寫一份繁體字版交給官方就行了。”
1969年，新加坡公佈第一批簡體字502個，除了少量字外，其餘均與中國公佈的簡化字相同。1976年5月，他們頒佈的《簡體字總表》修訂本，刪除了這些漢字，從而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1972年，馬來西亞成立“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九年後他們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泰國本來規定華文學校一律不准用簡體字教學，但在聯合國宣佈以簡體字為漢字標準後．泰國官布取消原來的限制．幹1983年底同意所有華文學校都可教學簡體字，發行簡繁對照表手冊，並在小學課本上附加簡繁對照表。
在快節奏的資訊化社會，簡化字好寫、好認，越來越凸現出自身的優勢。越來越多港澳臺乃至海外華人願意用簡化字。簡化字已經成為一種全球華人共同交流的工具。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08年6月3日
本期作者：黃加佳
述而不作
文字變化牽扯面廣，如何簡化漢字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漢字簡化工作開始後，各方面的意見和構想就湧向了文字改革協會。剛剛解放，人們普遍急於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對於文字工作的構想和方案也頗為大膽。從那時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提交給文字改革協會的改造漢字方案五花八門，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種方案建議把漢字改造為“新形聲字”。例如，把“京”字定為“鯨、景”等字的聲旁，類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為聲旁。如此類推“涼、諒”等字的聲旁改為“良”自然很合理，但這樣一來 “涼”變成了“浪”，則與“波浪”的“浪”一樣了。如果要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個比“良”更合適的聲旁，就更難了。
於是,有人又建議把聲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夾雜在漢字內更不容易辨別,字的樣子也很難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聲符不同的,把聲符改用字母拼寫,字形上就更無法區別了。如此一來,改得非驢非馬,反而會增加識字難度。
另一種建議是把每組同音的字留一個。這樣如果不分四聲,只需要400多個字。即便分四聲,也就是1300多個漢字,把它們用詞連寫的辦法來寫。有人實驗過,這種音標式的漢字大體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于視覺,完全改變漢字的用法,違背了習慣,使人讀起來非常彆扭。
還有一種方案主張“系統類推”就是要把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加以局部修改,有系統的簡化漢字。例如“擬、礙、癡”三個字的聲符都是“疑”,而“擬”的簡體是“擬”,“礙”的簡體是“礙”,“癡”的簡體是“癡”。假定採用筆劃最少的“以”作為聲旁“疑”的簡體,那麼“擬、礙、癡”的簡體就是“擬、（石以）、（疒以）”。雖然這樣沒有打亂原字的形聲系統,認識字的人可以從繁體字類推辨認,但“礙”、“癡”等簡體字在民間已經流傳甚廣,不管它多麼沒有系統總是人們熟悉的,如果按照“系統類推”來改反而會感到彆扭。
其實,對於漢字的簡化人們早已形成了一個“述而不作”的原則。
簡體字不是專家們閉門造車的結果。早在宋元時期平民社會就流傳著一種通俗的簡體字。這些字被稱為“俗體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許多文人視為鄙俗。但它們在民間應用極廣,人們在記帳、契約、書信,甚至話本小說裡常常會寫俗體字。
上世紀三十年代,語言學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上小學。對著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一筆一畫地寫那些少則十幾畫,多則三十多畫的漢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時,王理嘉經常會在店鋪的招牌上,家人的書信中,甚至老師私下的便條中看到這些俗體字。他想,如果在作業中,也能寫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寫成了俗體“費”,結果受到老師嚴厲地批評。時隔那麼多年,王理嘉記憶猶新,“在老師的眼中,寫俗體字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雖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體字的發展已勢不可擋。上世紀二十年代,當人們開始著手簡化漢字時,這些已被公認的俗體字成為首選。
1935年8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定了在民間流傳最廣的324個俗體字,公佈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準備從次年7月起把它們編入小學課本。但這區區324個簡體字,卻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尤為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要求取消推行簡體字,甚至稱推行簡體字是比亡國滅種還可怕的事。在一干遺老的反對下,1936年2月公佈還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了。
雖然,這次由政府出面的簡化字運動夭折了,但是它樹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則成為日後人們進行漢字簡化的指導思想。
簡化漢字是為了方便人們的日常使用,如果一個簡化字方案要通過長期的大力推廣才能收效,就得不償失了。專家們在選定方案時,要照顧到各方面使用文字人的需求,同時兼顧印刷、打字、電碼等各方面技術條件,還要不影響青年們閱讀古書。考慮到這些要求,“約定俗成、穩步前進”被確定為簡化漢字的方針。
數易其稿
漢字簡化的方針雖然擬定了,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卻前後數易其稿,才最終得以通過。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漢字整理組成立,開始著手擬定《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專家們採用普遍通行的簡體字為主,輔以草書楷化的方法,選定了在群眾中比較流行的700個簡體字,擬出第一稿。
但毛澤東看過後卻很不滿意,他認為,這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專家們開始大量搜集草書簡體字的資料,研究簡化規律,對常用字進行簡化。同時,精簡字數的工作也開始進行。
自古以來,漢字就存在著很多異體字。這些字字義、讀音和用法完全一致,只是字形上有些許差別。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孔乙己教小夥計的“回”字的四種寫法。大量異體字充斥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既浪費成本又毫無意義,同時也給初學者增加了不少負擔。廢除那些不必要的異體字,無疑是精簡字數最主要的途徑。但是,在規範字的選擇中有人傾向於甲,有人傾向於乙,一時間難以統一。為了平穩起見,1953年底漢字整理組選定了338個流傳最廣,筆劃也比較簡單的簡體字,擬出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二稿。
300多個簡體字顯然不能滿足簡化漢字的需要,很快第二稿又被中央退了回來。經過研究,專家們認為只能依靠簡化偏旁類推的方法來擴大簡體字的數量。簡化過程中,專家們發現許多根據草書而簡化的筆劃沒有更好的楷書寫法,於是索性根據行草的寫法把它們收入了簡體字表。1954年2月收錄了1634個簡體字的第三稿擬出了。
此稿一出,立刻引來多方關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出版印刷部門。50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佈1600多個簡體字,就意味著印刷廠要改1600多個銅模。加之每個漢字都有各種字型大小和宋體、仿宋、楷體等各種字體,要改的銅模數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個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幾個模坯。短時間內改動這麼多銅模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草書筆劃打亂了原有部首系統,有些字很難歸併到哪一個部首當中去,因此原有按部首、筆劃編排的字典和索引也不能用了。同時,由於草書楷化的工作還沒有深入下去,這一稿中很多字都保留了手寫草書的筆劃寫法,有的漢字印出來甚至出現一半宋體,一半草體的模樣,看起來怪模怪樣,很不順眼。
吸納了多方意見,漢字整理組又先後更改了幾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才得到大多數委員的認可。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體字和30個類推偏旁正式公佈。在民間已經應用了千百年的俗體字終於有了合法身份。
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期間，胡喬木在茶話會上發言。
簡化字掃盲一億人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時隔半個多世紀,《北京日報》退休老職工吳賓生對於這個特殊的日子仍能脫口而出。從那一天起,在排版車間負責揀字的吳賓生要把從字盤中揀出的鉛字翻轉90度,再排版。“字盤裡,字的順序都是固定的,只是把繁體字換成簡體字,一點兒也不影響排版速度。但是原來從右往左豎著排,現在從左往右橫著排,精神還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順序就容易弄顛倒了。”吳賓生回憶說。
也是在這一天,在人大任教的胡明揚翻開報紙發現字的順序都變了,許多繁體字也改成了簡體字。他說:“根本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用了簡體字我們都成文盲了。我翻開報紙一看,這些字都是我們平時常寫常用的,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困難。”
《漢字簡化方案》公佈後,最高興的要數新入學的小學生了。那時候,小學生們入學的第一堂語文課是“開學了”。課文在內容上貼近孩子們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會他們“開學”這兩個字的寫法,卻要下一番功夫。那時,在東直門小學擔任語文老師的楊寶霞,2008年已經八十多歲了,她還記得教孩子們寫這幾個字時的情景,老師在黑板上一橫一豎地寫著,嘴裡還要說著筆順。孩子們舉著小手一筆一畫地在空中反復練習。但是,一個“學”字就有16畫,對於一個剛滿7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有些勉為其難。楊寶霞記得,當她告訴孩子們以後 “開學”可以寫成“開學”,孩子們都高興得蹦了起來。
另一方面,簡化字也為多年來進展甚微的掃盲工作帶來了福音。解放初期，我國文盲占全國人口的80%。曾經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龍江省甯安縣一位村長手上。可是，村長不識字。他只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認字的“秀才”看信。誰知，“秀才”看完信當天夜裡就逃跑了。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
那時，整村文盲的現象比比皆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陸儉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個貧苦人家。他的母親和許多鄰居都不識字。小時候，他經常看到許多鄉親托出門的人給鄰村的親戚朋友帶口信，問候平安。他說：“那時，大家都不識字，沒人會寫信，所以只能靠口信來互相問候。”這種現象在解放初的中國非常普遍。
剛剛解放，“掃盲”就成為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1950年底，全國各地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1951年，陸儉明的母親參加了街道組織的“掃盲班”。那時，掃盲班教的還是繁體字。當時，陸媽媽已經40多歲了。對於一個毫無基礎的成年人來說，學會筆劃繁多的漢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陸儉明記得，母親經常一邊做飯一邊拿個樹枝在灶上寫字。有的時候，還要請教一下他這個“小先生”。就是憑著這股韌勁，老太太後來還真脫了盲，不但能看報，還能寫信。
但是，能像陸老太太這樣用功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平時，農民們都有繁重的農活兒要做。掃盲班只能在冬天農閒的時候開辦，稱之為冬學。上世紀50年代，正在北大讀書的王福堂每年冬天都會和同學們到農村去掃盲。王福堂回憶：“那時，簡體字還沒有公佈，掃盲班學的都是繁體字，農民們學起來太困難了。特別是有些抱著孩子來的大嫂子，白天家裡事兒多，只能靠晚上一會兒工夫學。”學來學去，認識的字還是那幾個筆劃少的。有的人到了第二年冬學時，就連這幾個字也忘光了。那時，鄉親們都說：政府年年辦冬學，我們年年從頭學。這種狀況一度讓王福堂們感到十分沮喪。這種現象直到1956年實行簡體字以後才真正得到解決。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報告中，講了一個生動的故事。總理說：
李鳳蓮同志有個弟弟，在家鄉種地，寫信給李鳳蓮同志訴苦，說農民普遍感到漢字難學。農民常用的一些字，像“麈民”的“崖”，“轂子”的“轂”，“麴粉”的“麴”，“套子”的“鴦”，還有“榷粳”兩個字，這一類字都不好寫。李鳳蓮同志給他弟弟寄了一本簡化漢字的書去，他弟弟高興極了，回信說“這些新字好學得多”，還埋怨他姐姐為什麼不早些給他寄去。
1964年，我國在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一億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20世紀50年代，掃盲運動中，農民在田野上結合生產內容識字。
把每個字簡到不超過十筆
從1956年2月第一批230個簡化字公佈之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又先後在1956年6月、1958年5月和1959年7月公佈了285個簡化字。至此，《漢字簡化方案》所確定的515個簡化字和54個類推偏旁，全部公佈實施。據統計，這些簡化字的平均筆劃比相應的繁體字的平均筆劃減少了近一半。
不過這些簡化字似乎並不能滿足群眾的需求。自從第一批簡化字公佈以後，群眾中就流傳著很多自行簡化的漢字。原國家語委副主任傅永和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分到文改會。他記得那時，社會上流傳著很多不規範的簡化字。“餐館的菜譜上經常寫著‘油並’，指的是我們吃的‘油餅’。但是到了百貨商店的櫃檯上，這個‘油並’又指的是‘油瓶’了。”“舞會”寫成“午會”，“酒”寫成“沈”，“街”寫成“亍”，各種各樣自造的簡化字不但在群眾中流行，甚至連公開的出版物也會出現。著名作家冰心的散文《小桔燈》，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篇寫於1957年的文章，標題中“桔”字就是一個不規範的簡化字。在《漢字簡化方案》中這個字應寫成“橘”。
可見，當時這種自造簡化字的現象有多麼嚴重，有的甚至到了人們看不懂的地步。1962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上刊載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湖南省株洲火車站貨運室葛德滋來信說：他是一個貨運工作者，每天接觸到的貨物品種和票據不下千萬。由於某些貨主和經辦人員在貨票和貨物標誌上，“創造”了一些未經國務院公佈的簡化字，在工作中增加了很多麻煩和混亂。甚至造成極大的損失和嚴重後果。比如以站名來說。把“扳塘鋪”寫成“反壙蔔”，“大浦街”寫成“大氵蔔亍”，“醴陵”寫成“禮〇”等等。再拿貨物品名來說，“飯盒”寫成“反合”、“橡膠”寫成“木向交”。特別嚴重的是把危險貨物“無水磷酸”寫成“無水〇（原文不清）”。由於“創造”了這些怪字，使我們查遍了《康熙字典》，翻遍了所有的站名和品名簿子，浪費了時間，耽誤了工作。所以他反對社會上亂用未經公佈的簡化字，並呼籲制止亂造簡化字。
1960年4月22日，中央發出《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其中提到：
為了加速掃盲和減輕兒童學習負擔。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字盡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盡可能有簡單明瞭的規律，使難寫、難認、難記，容易寫錯、認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這項任務必須依靠廣大群眾。廣大群眾對此是十分熱心和有辦法的。請各省、市、區黨委指示當地有關部門在最近期間提出一批新簡化字的建議．報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綜合整理後送中央和國務院審定。
其時，“大躍進”結束不久，社會上浮誇、冒進的風氣還很盛行。此時，出現這樣一個《指示》也不足為奇。時隔40多年，筆者再一次向傅永和提到這個《指示》時，老人連連搖頭：“把每個漢字都簡化到十筆之內，顯然不符合漢字的發展規律。”
《指示》發出後，文改會陸續接到了29個省市自治區和部隊系統推薦的簡化字材料。根據這些材料，一年以後，一版新的《簡化漢字表》擬出了。
不過，由於當時國家尚處在“三年困難”時期，這版“集思廣益”的《簡化漢字表》最終不了了之了。
《簡化字總表》明確標準
那一時期，除了民間自造的許多不規範的簡化字，各種出版物和店鋪招牌上也有很多不規範用字。筆者在一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書籍中經常看到繁簡混雜的情況。一方面，是由於簡化的漢字很多，許多印刷廠的銅模還沒有來得及更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漢字簡化方案》本身還存在一些不嚴密的地方。其中問題最大的是類推簡化。
漢字中獨體字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數的漢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體組成的。也就是說，只要簡化偏旁部首，那麼所有這個偏旁下屬的字都可以相應簡化。這樣簡化漢字的數量大大增加。因此，在《漢字簡化方案》中專門有一個《漢字偏旁簡化表》。在這個表中列著54個簡化偏旁。編訂者希望群眾能根據這個表類推出相應的簡化字，但實際應用卻並不這麼簡單。
原國家語委副主任傅永和告訴筆者，由於每個人對類推簡化的理解不盡相同，在實際應用中出現了很多自相矛盾的現象。如“屬”的簡體字“馬”已經出現在《漢字偏旁簡化表》中，但是很多人以為只有“馬”字在做偏旁時才簡化，當它獨立成字時不簡化。於是，出現了類似于“媽媽騎馬”的寫法。當時，還有人不無風趣地說，媽媽騎了一匹肥馬。
類似的例子在實際應用中非常常見。針對這個問題，1961年12月，文改會向國務院文教辦公室遞交了《關於（漢字簡化方案）推行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
我們準備把從1956年到1961年公佈推行和做了修改的簡化字作成一張總表（其中包括已推行和作了修改的簡化字649個，偏旁類推簡化字1170個，共1819字），由我會和文化部、教育部聯合發佈，作為1961年底為止推行的簡化字的一個總結。這樣做，可以使各項手寫和印刷的簡化字體有一個共同一致的準則，避免那些因為先後公佈、推行、修改或類推錯誤而可能發生的分歧。 ．
1964年2月，國務院通過了文改會編訂的《簡化字總表》。簡化字終於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
曇花一現的“二簡”
1972年，《紅旗》雜誌收到了遼寧本溪煤礦工人崔振聲的一封來信。崔振聲在來信中反映了群眾中流行的一些新簡化字，並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現象。不久，郭沫若應《紅旗》雜誌之約，發表了一封給崔振聲的回信《怎樣看待群眾中新流行的簡化字？》。
文中，郭沫若認為，對於民間紛紛簡化漢字，一律認為是錯誤的，未免言之過重。文中寫道：
民間對漢字紛紛簡化，這正表明漢字必須簡化，也正表明文字必須改革。這是時代潮流，不應禁止，也不能禁止。照著毛主席的教導，應該尊重民眾的首創性。從事文改工作的人，應該注意民間的簡化字，吸取其可取者隨時加以推廣。國務院所頒佈的簡化漢字，是應該隨時增加的。
此文發表以後，立即收到了很多職工、教師和知識青年的來信，表示支持。此時，由於“文革”而沉寂一時的文字改革工作又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
傅永和告訴筆者，其實在郭沫若的文章發表之前，中央就已經開始著手恢復文字改革工作。1972年年初，他和六個同事被周恩來點名從五七幹校調回，掛靠到中國科學院在郭老領導下開始恢復文字改革工作。
當時，民間認為第一批簡化字簡化得不徹底，繼續簡化的呼聲很高。那時傅永和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匯總從各省、市、自治區徵集來的新簡化字。他們把這些新徵集來的簡化字與1961年擬出的《簡化漢字表》綜合起來，整理出了一個新簡化字方案草案的初稿。
1972年年底，傅永和與同事們開始下到工廠、農村和學校，徵集群眾對《初稿》的意見。傅永和本來以為最擁護繼續簡化漢字的應該是文化水準相對較低的群體，可是調查的結果卻與他的想像大相徑庭。“真正剛脫盲的人反而反對繼續簡化。他們說，我們剛費了很大勁脫了盲，你們一改，我們又要重新學。”比較贊成繼續簡化的反倒是那些天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
經過幾年的醞釀，1977年5月，文改會將《關於的請示報告》報送國務院審批。國務院批示，在《人民日報》和省一級報紙上就“二簡”草案，徵集群眾意見。同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開始試用“二簡”草案第一表的248個簡化字。
今天，當筆者再一次翻閱當年由中科院文字改革辦公室編輯的《文字改革簡報》時發現，各地對“二簡”的回饋更多的是表示支持。一篇文章中生動地寫道：
一些部隊的指戰員反映：“《草案》裡許多簡化字，我們早都那樣寫了，打心眼裡歡迎。”有的搞文化宣傳工作的同志，也結合自己的工作體會說：“《草案》裡的許多字，改得好，很解決問題。像‘面’、‘屍’、‘厶’、‘伏’這些字，寫起來刷刷刷，幾下就成了。多省工夫！”
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至今人們提到“二簡”第一反應都是搖頭。2008年103歲的語言學家周有光，那時剛剛從幹校返回工作崗位，當他第一次從報紙上看到這些新簡化字時，非常驚訝。“簡直 是胡鬧嘛！怎麼能這麼搞！”筆者2008年採訪時，周老提到“二簡”還氣呼呼的。
當時，有人調侃“展”的新簡字（屍一）是一具屍體。雖然這種說法有些戲謔，但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群眾對於“二簡”的不滿。由於過分追求簡化，“二簡”違反了“約定俗成”的原則。
1978年3月，五屆人大和政協開會期間，胡愈之等23人聯名上書中央，要求會議文件不用“二簡”草案簡化字。老先生們用相對委婉的態度表達了自己的不滿，給熱鬧一時的“二簡”降了降溫。
同年7月，教育部發文通知不再使用新簡化字進行教學。隨後，中宣部也通知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有關出版單位，停止試用新簡化字。
1980年開始，文改會組織王力、葉籟士、葉聖陶等老先生組成《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修訂委員會。專家們每週開一次會，一個一個地討論“二簡”中的新簡化字。直到1985年，文改會提交給中央一份《增訂漢字簡化方案》，其中刪除了一簡的6個簡化字，增加了“二簡”的111個新簡化字。
經過一年半的慎重考慮，中央最終還是沒有採納那111個新簡化字，決定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傅永和解釋說，文字需要一定的穩定性，中央最終決定廢止“二簡”也是基於這個考慮。
正是出於穩定的考慮，在對“一簡”中個別字的調整，文改會和胡喬木之間，還有過一番爭論。
解放初，為了表示對文字改革工作的關注，毛澤東特意派秘書胡喬木擔任文改會的副主任。30多年來，胡喬木一直主持著文字改革工作，對文字有很深的研究。
1986年，中央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大會，確立新時期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針。在重新頒佈《簡化字總表》時，胡喬木希望將100多個簡化字改回繁體字。傅永和記得胡喬木對一些同音代替的字很有意見。1964年《簡化字總表》中規定，“乾、斡”統一簡化成“幹”，只是當“乾”讀qian時才不簡化。“胡喬木當時認為‘幹’在作‘幹部’時應該為‘上人下幹’，把‘乾淨’和‘幹部’兩個意義區別一下。”
當時，文改會已經更名為國家語委，工作重心也從文字改革變為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工作，保持漢字的相對穩定，成為指導思想。基於這種考慮，國家語委不同意調整這些字。
傅永和記得，他們跟胡喬木的爭論一直從北京進行到北戴河，仍然各持己見。最後，胡喬木說，既然我說服不了你們，你們也說服不了我，那麼我們分別向中央書記處申訴。
經過慎重考慮，最終中央只刪除了“一簡”中的6個簡化字。
活的語言才有生命力
2008年3月兩會期間，宋祖英、鬱鈞劍、黃宏、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建議在小學開始設置繁體字教育，將中國文化的根傳承下去。委員們在提案中表示，繁體字是中國文化的根，知曉繁體字，就是知曉中國漢字的由來、知曉中國文化的由來。漢字的簡化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但同時也造成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隔斷。
新聞一出，立即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簡化字又一次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其實沒什麼，從第一批簡化字公佈以後，繁簡之爭就一直沒停過。”面對熱議傅永和看得很開。
的確，在一個從事了幾十年文字工作的老專家看來，任何爭議都很正常。“繁體字可以反映漢字的演變過程，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這早不是一個新觀點了。”
1956年，第一批簡化字剛剛公佈，時任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語言學家陳夢家等很多人都表示反對簡化字。對從小學習的漢字，人們有著很深的感情，一下子改變，接受不了也可以理解。“但是，語言作為一種交際工具，發展的規律一定是趨簡的。”傅永和說，“好寫、好認，一定是人們追求的目標。”
事實上，3000多年來漢字的演變過程也證實了這種觀點。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到楷書，漢字的發展就是一個越來越簡化和符號化的過程。
“學習繁體字可以傳承中國文化的根”的說法，其實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1955年3月胡喬木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漢字改革問題的報告會上曾有過這樣一段精彩的發言：
有許多漢字最初的確是象形的，可是後來早就把規律打破了。象形的早就不象形了。如果為了保存規律，最好大家都寫甲骨文。我們的漢字早已離開了原來的面貌，走上了新的道路。保存漢字的舊面貌是必要的，這我們可以編一本字典，把字的原形、發展過程加以注明。不過這是學者的工作，不是人民大眾的事。
《鏡花緣》裡面有個故事，說是人們把“射”字與“矮”字顛倒了，因為“射”字從“身”從“寸”，只有一寸長的身體，當然是矮的意思；而“矮”字，從“矢”從“委”，“矢”是箭，“委”是“委棄”，這是射的意思。這故事說明漢字的規律早已變成了一種笑話。
簡化的確會使漢字的傳統規律破壞。但這並不是現在才破壞的。而在很早就破壞了的。問題是維持規律好呢，還是為求方便好？
另一種觀點認為，簡化字不利於海峽兩岸的書同文。其實，這也是一種多餘的擔心。1979年傅永和帶領代表團在香港與臺灣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會議一開始，他就在為最後會議紀要是用繁體字寫還是用簡體字寫發愁。“寫繁體字咱們官方不認，寫簡體字他們那邊又不行，到底怎麼辦呢？”可會議一開始，他就發現這個擔心是多餘的。“會議剛剛開始，臺灣學者就主動提出，請允許我用簡體字寫板書。我一看他們寫的簡體字跟咱們一樣。會議結束後，臺灣學者還主動要求用簡體字寫會議紀要。他們說，我們回去再謄寫一份繁體字版交給官方就行了。”
1969年，新加坡公佈第一批簡體字502個，除了少量字外，其餘均與中國公佈的簡化字相同。1976年5月，他們頒佈的《簡體字總表》修訂本，刪除了這些漢字，從而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1972年，馬來西亞成立“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九年後他們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泰國本來規定華文學校一律不准用簡體字教學，但在聯合國宣佈以簡體字為漢字標準後．泰國官布取消原來的限制．幹1983年底同意所有華文學校都可教學簡體字，發行簡繁對照表手冊，並在小學課本上附加簡繁對照表。
在快節奏的資訊化社會，簡化字好寫、好認，越來越凸現出自身的優勢。越來越多港澳臺乃至海外華人願意用簡化字。簡化字已經成為一種全球華人共同交流的工具。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08年6月3日
本期作者：黃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