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法家的法書墨寶， 不僅是後人學習書法的楷模， 是歷代收藏家競相搜求的珍寶， 有時候也是奸臣權貴覷覦的目標， 甚至是小偷謀財的物件。
蔡襄(1012-1067)， 字君謨， 福建仙遊人， 官至端明殿學士。 北宋書法家， “宋四大家”之一。 蔡襄為人忠厚、正直， 講究信義， 而且學識淵博， 書藝高深，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
蔡襄的《自書詩卷》， 是他40多歲時自己創作的11首詩的詩稿。 作為書法家， 正是他精力充沛、書藝成熟的時期， 由於是自己的詩稿， 他寫得揮灑自如， 毫無拘謹之態， 詩稿中真書占十分之三，
從《自書詩卷》上的收藏家題跋、印章看， 這件書法珍品有據可查的第一收藏人為南宋奸臣秦檜。 收藏家向水在題跋中寫道： “餘舊得君謨所書詩十數幀，
賈似道看到向家畫目後大喜， 讓劉建對向水的後人向公明誘以利祿， 以將仕郎的職位作為誘餌， 並按圖索驥， 將百餘幅六朝神品， 包括在向家收藏的蔡襄《自書詩卷》， 搜刮到了自己家中。 賈似道之後， 元代有張天雨、張樞、陳朴、吳勤、胡粹題跋。 經明代管竹間收藏， 清代有梁清標、皇子永琰的收藏印。 詩卷還刻入梁蕉林秋碧堂、畢秋帆經訓堂帖。 由畢秋帆手中被籍沒入清宮內府收藏， 記載在《寶笈三編》中。
民國初年，廢帝溥儀仍然居住在故宮，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從宮中盜竊大量法書名畫，內務府官員和太監也趁機大肆偷盜。唐代盧楞迦《六尊者圖》曾經在宮中一度離奇消失，本以為已經被盜竊流失，但解放後，漱芳齋戲臺清垃圾，在台下角落裡發現了一團爛棉花，打開一看，裡面是黴變的一堆畫，經過鑒定，竟然就是這冊已經消失的國寶，這肯定是當年太監的盜竊未遂所為。
蔡襄《自書詩卷》也是被太監從宮中盜竊出來的。當年故宮神武門外有一家“品古齋”，是北城唯一的古玩鋪。太監銷贓最近的當然就是“品古齋”了。“品古齋”鄭掌櫃將詩卷送到了朱文鈞家。朱文鈞(1882-1937)，字幼平，號翼庵，蕭山城東朱家壇村人。清光緒年間遊學英、法等國，歸國後，署度支部員外郎。辛亥革命後任財政部參事、鹽務署廳長。朱文鈞學識淵博，識力深邃。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朱被聘為特約專門委員，負責對文物的鑒定考證。近代收藏家袁勵准曾贊： “翼庵先生鑒藏書畫是自宋元以來，靡不搜討，率皆銘心佳品。”朱文鈞看到《自書詩卷》後，馬上以5000銀元買下。
朱文鈞在詩卷的跋語中稱“壬申春偶因橐鑰不謹競致失去，窮索累日乃于海王村肆中……”之說，記載了《自書詩卷》流傳過程中的一個插曲。1932年，詩卷被朱家一僕人竊去，拿到一個與朱家沒有交往的古玩鋪“賞奇齋”求售。掌櫃的一看就知道是從朱家偷出來的東西，表示只肯以600元買下，否則就報告公安局，這個內賊只好答應。“賞奇齋”掌櫃把上述情況告訴了“德寶齋”掌櫃和“文祿堂”掌櫃，並請他們通知朱家。二位掌櫃與朱先生商議，認為最佳辦法是不要追究僕人，而是儘快出錢從“賞奇齋”把此帖贖回來，朱先生一一照辦，他先償還了“賞奇齋”600元墊款，又贈掌櫃的1000元作為酬勞，這件珍寶才算失而復得。
朱文鈞逝世後，家中因辦理喪事急需用錢，詩卷由大藏書家傅增湘作價三萬五千元，由“惠古齋”柳春農經手讓與張伯駒。抗戰時期，張伯駒在上海被汪精衛手下綁票，要他以收藏的價值連城書畫來贖，卻被張斷然拒絕。後經朋友多方周旋營救，以二十根金條贖回。張伯駒為了答謝朋友，慷慨拿出家藏的蔡襄《自書詩卷》相贈，但被那位朋友婉言拒納，說這是千古瑰寶，不敢奪愛。
解放後，張伯駒將自己不惜典賣房產、變賣金銀珠寶購藏的歷代書畫名作巨跡，包括西晉陸機手書的《平復帖》、隋代展子虔的工筆重彩《遊春圖》、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上陽臺帖》及晚唐詩人杜牧的《贈張好好詩》、宋代詩人范仲淹的《道服贊》、蔡襄《自書詩卷》等118幅，全部捐獻國家。這件從故宮流散出來的珍寶，終於又回到故宮。
記載在《寶笈三編》中。民國初年，廢帝溥儀仍然居住在故宮，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從宮中盜竊大量法書名畫，內務府官員和太監也趁機大肆偷盜。唐代盧楞迦《六尊者圖》曾經在宮中一度離奇消失，本以為已經被盜竊流失，但解放後，漱芳齋戲臺清垃圾，在台下角落裡發現了一團爛棉花，打開一看，裡面是黴變的一堆畫，經過鑒定，竟然就是這冊已經消失的國寶，這肯定是當年太監的盜竊未遂所為。
蔡襄《自書詩卷》也是被太監從宮中盜竊出來的。當年故宮神武門外有一家“品古齋”，是北城唯一的古玩鋪。太監銷贓最近的當然就是“品古齋”了。“品古齋”鄭掌櫃將詩卷送到了朱文鈞家。朱文鈞(1882-1937)，字幼平，號翼庵，蕭山城東朱家壇村人。清光緒年間遊學英、法等國，歸國後，署度支部員外郎。辛亥革命後任財政部參事、鹽務署廳長。朱文鈞學識淵博，識力深邃。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朱被聘為特約專門委員，負責對文物的鑒定考證。近代收藏家袁勵准曾贊： “翼庵先生鑒藏書畫是自宋元以來，靡不搜討，率皆銘心佳品。”朱文鈞看到《自書詩卷》後，馬上以5000銀元買下。
朱文鈞在詩卷的跋語中稱“壬申春偶因橐鑰不謹競致失去，窮索累日乃于海王村肆中……”之說，記載了《自書詩卷》流傳過程中的一個插曲。1932年，詩卷被朱家一僕人竊去，拿到一個與朱家沒有交往的古玩鋪“賞奇齋”求售。掌櫃的一看就知道是從朱家偷出來的東西，表示只肯以600元買下，否則就報告公安局，這個內賊只好答應。“賞奇齋”掌櫃把上述情況告訴了“德寶齋”掌櫃和“文祿堂”掌櫃，並請他們通知朱家。二位掌櫃與朱先生商議，認為最佳辦法是不要追究僕人，而是儘快出錢從“賞奇齋”把此帖贖回來，朱先生一一照辦，他先償還了“賞奇齋”600元墊款，又贈掌櫃的1000元作為酬勞，這件珍寶才算失而復得。
朱文鈞逝世後，家中因辦理喪事急需用錢，詩卷由大藏書家傅增湘作價三萬五千元，由“惠古齋”柳春農經手讓與張伯駒。抗戰時期，張伯駒在上海被汪精衛手下綁票，要他以收藏的價值連城書畫來贖，卻被張斷然拒絕。後經朋友多方周旋營救，以二十根金條贖回。張伯駒為了答謝朋友，慷慨拿出家藏的蔡襄《自書詩卷》相贈，但被那位朋友婉言拒納，說這是千古瑰寶，不敢奪愛。
解放後，張伯駒將自己不惜典賣房產、變賣金銀珠寶購藏的歷代書畫名作巨跡，包括西晉陸機手書的《平復帖》、隋代展子虔的工筆重彩《遊春圖》、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上陽臺帖》及晚唐詩人杜牧的《贈張好好詩》、宋代詩人范仲淹的《道服贊》、蔡襄《自書詩卷》等118幅，全部捐獻國家。這件從故宮流散出來的珍寶，終於又回到故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