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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惜與相殺:文藝史上令人難忘的傳奇“好基友”

1905電影網獨家天才總是易碎的。 上帝給了天才輝煌的才華, 卻也讓他們深深地迷失。

遇到知己是天才的幸運, 然而才華得到認可,

才能得到發揮, 天才卻未必能戰勝心中的虛榮與自私。

以美國著名作家湯瑪斯·沃爾夫和著名編輯麥克斯威爾·珀金斯為原型的傳記片《天才捕手》正是聚焦了這兩位天才偉大而脆弱的友誼。

但對於不熟悉美國文學的我國觀眾而言, 這部片長僅有103分鐘的影片還是需要補充一些知識點才能看得更明白,

下面我們就先來掌握一下這些高端冷知識:

【看懂《天才捕手》你還得知道的N件事】

1、細心的你一定已經發現, 珀金斯直到瞭解到沃爾夫的死訊之前, 一直都沒摘掉腦袋上這頂大禮帽, 據傳說, 這是因為他的聽力不好, 需要壓低帽檐, 聚攏聲音(但小電君覺得, 這個說法也太無厘頭了)。

2、珀金斯偏愛自傳體小說, 他一手挖掘的三個大作家: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和沃爾夫都是走的這個路子。

麥克斯威爾·珀金斯(1884.9.20—1947.6.17)

3、電影中的珀金斯不僅是“天才捕手”, 也是天才們的“心靈補手”, 除了幫他們修改作品, 事實上珀金斯也是他們私生活中的傾訴對象和心理諮詢師。 但影片中卻忘了提及珀金斯自己的傾訴物件伊莉莎白·萊蒙。 已婚的珀金斯終生與這位女士保持心意相通, 卻始終不越雷池。

珀金斯與伊莉莎白·萊蒙的信件

4、沃爾夫的情人伯恩斯坦夫人確實曾經當著沃爾夫和珀金斯的面鬧著要吞藥自殺, 但是拿槍威脅珀金斯這件事情並未真的發生過。

5、評論家德·沃托以沃爾夫曾在第二部小說《時間與河流》中向珀金斯致謝為論據, 得出了刻薄的結論:“這本書所體現出的組織能力、批判智慧, 並不出自藝術家的內心, 也不出自他對作品形式和完美的感受, 而是出自出版社的辦公室。

”而這條評論點燃了二人的積怨。

6、不只是沃爾夫的《時間與河流》, 海明威也把《老人與海》題獻給他以表對他的敬意。 菲茨傑拉德甚至稱珀金斯為“我們共同的父親”。

珀金斯與海明威的歷史照片

7、菲茨傑拉德1936年在《老爺》雜誌上寫下《崩潰》一文, 承認自己才華衰退生活窘迫, 遭到了海明威兇猛的嘲笑,認為他承認自己是“被擊敗了的人”簡直不配做男人。

電影戲仿了珀金斯與海明威歷史上真實的一幕

8、《天才捕手》改編自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司各特·伯格的傳記文學作品《天才的編輯》。有趣的是,珀金斯的名言“書屬於作者”在這部作品的編輯過程中也被圖書編輯反復掛在嘴邊。

【文藝界還有哪些著名的“好基友”?】

“自古文人多相輕”。如果說沃爾夫與珀金斯的友誼是建立在彼此職業互補的基礎上,那麼作為同行的藝術家們的友誼則更加複雜、更有戲劇性。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文藝界還有哪些充滿傳奇色彩的“偉大友誼”值得我們留意:

畫家代表:梵古與高更

高更(左)與梵古(右)的自畫像

梵古與高更幾乎是近代繪畫史上最著名的“瘋子”。二人共同相處的62天也充滿了緊張與危險,梵古的“割耳”事件更是為二人的相處蒙上了一層悲劇的意味。

1887年冬天,梵古與高更在畫廊相識,二人欣賞彼此的作品,可謂“一見鍾情”。不久之後,梵古便鼓動弟弟提奧花了不少錢在法國阿爾佈置了一座“黃房子”邀請高更到來與他一同完成“南方畫室”的夢想。

一開始的幾周,二人共同漫步,共同作畫,相安無事。二人的創作也開始呈現互相滲透的趨勢:在此期間,二人合力完成了著名的《阿爾的舞廳》。然而好景不長,二人常常因為理念不合爭論起來,梵古“南方畫室”的夢想更被傲慢的高更嗤之以鼻。一怒之下,梵古向高更扔去一隻酒杯,雖然躲過,卻還是嚇壞了高更。

《阿爾的舞廳》

在梵古的拼命挽留下,高更勉強答應留下,但隨後的幾天,梵古半夜突然出現在高更床邊加劇了高更的恐懼。這次高更徹底待不下去了。幾天之後正在漫步的高更甚至發現梵古拿著刀跟在自己後面,當天晚上嚇得住進旅館裡,轉天回來之後,才發現梵古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梵古進了療養院,高更則躲回了巴黎的朋友家。儘管此後他們仍有書信來往,且不乏互相表達問候和想念,但二人終生未能再相見。

音樂家代表:莫札特與薩列裡

莫札特(左)與薩列裡(右)

今天說的這幾對裡面,“相殺”嫌疑最大的莫過於莫札特與薩列裡。200多年以來,坊間一直傳言薩列裡正是毒殺莫札特的“兇手”。

儘管在1984年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莫札特傳》裡,薩列裡被描繪成了一個“既生瑜何生亮”的嫉妒莫札特的小人,但真實的薩列裡遠不是如此卑劣。

薩列裡是當時維也納著名的宮廷樂師,是莫札特的老師海頓的好友,也是著名的音樂教師,貝多芬、舒伯特都是他的學生。莫札特才華驚人卻只是一介平民作曲家。二人因為有職位上的競爭關係,且一開始的時候莫札特處於劣勢,所以一度被後人理解為“死敵”。這也讓他成了坊間流傳的“殺害莫札特嫌疑人”第一人選。

《莫札特傳》劇照

從今天看來,儘管薩列裡的確很享受挫敗同行的快感,但其實二人私交不錯:不僅早年曾合作創作,莫札特去世前也曾邀請薩列裡一同欣賞歌劇,薩列裡甚至公開就推崇莫札特的作品,算得上是莫札特的“腦殘粉”。

就連莫札特的兒子弗朗茲·澤福爾·沃爾夫岡的作曲本領也是薩列裡一首調教出來的,正是薩列裡為小沃爾夫岡寫了親筆推薦信,才使他謀到了音樂生涯中的第一份職業。綜上所述,莫札特的妻子總不至於傻到讓孩子的殺父仇人來給孩子講課吧?

《心之全蝕》劇照

詩人代表:蘭波與魏爾倫

魏爾倫(左)與蘭波(右)

你一定聽過“生活在別處”這句話,它來自19世紀法國詩人蘭波。後來捷克文學家米蘭·昆德拉把這句話寫成了小說,如今這句話已經盡人皆知。其他諸如“我願成為任何人”“要麼一切,要麼全無!”也都出自蘭波。

通過這幾句詩就不難想像,這是一位生性激動、放浪形骸的天才型詩人,事實也的確如此。蘭波從小就是叛逆的野孩子,不守規矩,舉止散漫,多次離家出走,甚至在學校的牆上大逆不道地寫下“殺死上帝”的字眼。而他與另一位詩人魏爾倫的愛情故事就更加驚世駭俗,在我們今天談到的這幾對“好基友”中,他倆也是唯一真真正正的“基友”。

認識魏爾倫的時候,蘭波還是一個17歲的美少年,魏爾倫雖然禿頂,但也只有26,剛結婚。電影《心之全蝕》描述了這段同性婚外不倫戀:餐桌上,蘭波打嗝、吧唧嘴、言語粗俗,嚇壞了魏爾倫溫文爾雅的新婚妻子和岳母,魏爾倫卻為這個特立獨行的混小子深深著迷。

《心之全蝕》劇照,當年的“小李子”還是一枚水嫩小鮮肉

一來二去,二人滾了床單,魏爾倫甚至拋棄妻子,跟蘭波一路鬼混到倫敦。但兩個如此敏感、瘋狂的詩人生活在一起,不出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兩年以後,在布魯塞爾的一家旅店,醉酒的魏爾倫因與蘭波發生爭執開槍打傷了它的左手,二人的虐戀就此暴露,魏爾倫被罰鉅款還蹲了兩年大牢。

出獄後,二人在德國最後一次相見,蘭波與魏爾倫就此了斷。諷刺的是,彼時,年僅19歲的蘭博已經放棄了文學生涯,開始從事收入穩定的工作,之後甚至開始經商,就這麼成為了他少年時最討厭的人。

哲學家代表:薩特與加繆

加繆(左)與薩特(右)

在近代哲學史上,還很少有像薩特與加繆這樣的友誼如此被人津津樂道。

二者雖然都被後人歸為存在主義哲學家、文學家,但他們的反差實在太過鮮明:薩特家境優渥;加繆則出身貧寒。薩特其貌不揚;加繆卻帥得光彩照人(不過倆人倒是都風流成性)。

集中體現薩特哲學觀的是一部難啃的大部頭《存在與虛無》;加繆哲學思想的代表作《西西弗的神話》卻是一部短小的哲學隨筆。薩特的文學作品強調干預現實,語言艱深晦澀;加繆卻更看重個人經驗,充滿詩意卻也缺乏邏輯上的一貫性。

二人先後(1957:加繆;1964:薩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加繆謙卑地接受了該獎並在當年赴瑞典演講,薩特卻以拒絕任何官方榮譽為由,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史上唯一一個拒絕領獎的作家。

1946年,攝影大師布列松拍攝的這張合影,成了他們友誼的世紀見證

說來他倆能成為朋友最開始也是出於對彼此才華的賞識。二人於德軍佔領法國期間初識便一見如故,彼此都曾公開發表過對對方作品的好評,同時他們也互相幫助,並肩介入現實鬥爭,為巴黎解放運動搖旗呐喊,分別成為《戰鬥報》(加繆)與《現代》(薩特)兩大左翼地下刊物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知識份子中當之無愧的兩位明星。

但由於政見的不同,二人分歧也在蘇聯問題上顯現。薩特認為當時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新方向,為了歷史的進步,暴力是必要的手段。加繆卻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反對革命暴力,拒絕加入當時激進的極左思潮。

這種深刻的分歧最終讓兩人從“相愛”變成“相殺”。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雙方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二人最終決裂,至死沒再見過面。高傲的薩特甚至在加繆葬禮悼詞上依然使用了諸如“執拗狹隘”“這位荒謬的笛卡爾主義者”等一些唧唧歪歪的用詞。

遭到了海明威兇猛的嘲笑,認為他承認自己是“被擊敗了的人”簡直不配做男人。

電影戲仿了珀金斯與海明威歷史上真實的一幕

8、《天才捕手》改編自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司各特·伯格的傳記文學作品《天才的編輯》。有趣的是,珀金斯的名言“書屬於作者”在這部作品的編輯過程中也被圖書編輯反復掛在嘴邊。

【文藝界還有哪些著名的“好基友”?】

“自古文人多相輕”。如果說沃爾夫與珀金斯的友誼是建立在彼此職業互補的基礎上,那麼作為同行的藝術家們的友誼則更加複雜、更有戲劇性。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文藝界還有哪些充滿傳奇色彩的“偉大友誼”值得我們留意:

畫家代表:梵古與高更

高更(左)與梵古(右)的自畫像

梵古與高更幾乎是近代繪畫史上最著名的“瘋子”。二人共同相處的62天也充滿了緊張與危險,梵古的“割耳”事件更是為二人的相處蒙上了一層悲劇的意味。

1887年冬天,梵古與高更在畫廊相識,二人欣賞彼此的作品,可謂“一見鍾情”。不久之後,梵古便鼓動弟弟提奧花了不少錢在法國阿爾佈置了一座“黃房子”邀請高更到來與他一同完成“南方畫室”的夢想。

一開始的幾周,二人共同漫步,共同作畫,相安無事。二人的創作也開始呈現互相滲透的趨勢:在此期間,二人合力完成了著名的《阿爾的舞廳》。然而好景不長,二人常常因為理念不合爭論起來,梵古“南方畫室”的夢想更被傲慢的高更嗤之以鼻。一怒之下,梵古向高更扔去一隻酒杯,雖然躲過,卻還是嚇壞了高更。

《阿爾的舞廳》

在梵古的拼命挽留下,高更勉強答應留下,但隨後的幾天,梵古半夜突然出現在高更床邊加劇了高更的恐懼。這次高更徹底待不下去了。幾天之後正在漫步的高更甚至發現梵古拿著刀跟在自己後面,當天晚上嚇得住進旅館裡,轉天回來之後,才發現梵古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梵古進了療養院,高更則躲回了巴黎的朋友家。儘管此後他們仍有書信來往,且不乏互相表達問候和想念,但二人終生未能再相見。

音樂家代表:莫札特與薩列裡

莫札特(左)與薩列裡(右)

今天說的這幾對裡面,“相殺”嫌疑最大的莫過於莫札特與薩列裡。200多年以來,坊間一直傳言薩列裡正是毒殺莫札特的“兇手”。

儘管在1984年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莫札特傳》裡,薩列裡被描繪成了一個“既生瑜何生亮”的嫉妒莫札特的小人,但真實的薩列裡遠不是如此卑劣。

薩列裡是當時維也納著名的宮廷樂師,是莫札特的老師海頓的好友,也是著名的音樂教師,貝多芬、舒伯特都是他的學生。莫札特才華驚人卻只是一介平民作曲家。二人因為有職位上的競爭關係,且一開始的時候莫札特處於劣勢,所以一度被後人理解為“死敵”。這也讓他成了坊間流傳的“殺害莫札特嫌疑人”第一人選。

《莫札特傳》劇照

從今天看來,儘管薩列裡的確很享受挫敗同行的快感,但其實二人私交不錯:不僅早年曾合作創作,莫札特去世前也曾邀請薩列裡一同欣賞歌劇,薩列裡甚至公開就推崇莫札特的作品,算得上是莫札特的“腦殘粉”。

就連莫札特的兒子弗朗茲·澤福爾·沃爾夫岡的作曲本領也是薩列裡一首調教出來的,正是薩列裡為小沃爾夫岡寫了親筆推薦信,才使他謀到了音樂生涯中的第一份職業。綜上所述,莫札特的妻子總不至於傻到讓孩子的殺父仇人來給孩子講課吧?

《心之全蝕》劇照

詩人代表:蘭波與魏爾倫

魏爾倫(左)與蘭波(右)

你一定聽過“生活在別處”這句話,它來自19世紀法國詩人蘭波。後來捷克文學家米蘭·昆德拉把這句話寫成了小說,如今這句話已經盡人皆知。其他諸如“我願成為任何人”“要麼一切,要麼全無!”也都出自蘭波。

通過這幾句詩就不難想像,這是一位生性激動、放浪形骸的天才型詩人,事實也的確如此。蘭波從小就是叛逆的野孩子,不守規矩,舉止散漫,多次離家出走,甚至在學校的牆上大逆不道地寫下“殺死上帝”的字眼。而他與另一位詩人魏爾倫的愛情故事就更加驚世駭俗,在我們今天談到的這幾對“好基友”中,他倆也是唯一真真正正的“基友”。

認識魏爾倫的時候,蘭波還是一個17歲的美少年,魏爾倫雖然禿頂,但也只有26,剛結婚。電影《心之全蝕》描述了這段同性婚外不倫戀:餐桌上,蘭波打嗝、吧唧嘴、言語粗俗,嚇壞了魏爾倫溫文爾雅的新婚妻子和岳母,魏爾倫卻為這個特立獨行的混小子深深著迷。

《心之全蝕》劇照,當年的“小李子”還是一枚水嫩小鮮肉

一來二去,二人滾了床單,魏爾倫甚至拋棄妻子,跟蘭波一路鬼混到倫敦。但兩個如此敏感、瘋狂的詩人生活在一起,不出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兩年以後,在布魯塞爾的一家旅店,醉酒的魏爾倫因與蘭波發生爭執開槍打傷了它的左手,二人的虐戀就此暴露,魏爾倫被罰鉅款還蹲了兩年大牢。

出獄後,二人在德國最後一次相見,蘭波與魏爾倫就此了斷。諷刺的是,彼時,年僅19歲的蘭博已經放棄了文學生涯,開始從事收入穩定的工作,之後甚至開始經商,就這麼成為了他少年時最討厭的人。

哲學家代表:薩特與加繆

加繆(左)與薩特(右)

在近代哲學史上,還很少有像薩特與加繆這樣的友誼如此被人津津樂道。

二者雖然都被後人歸為存在主義哲學家、文學家,但他們的反差實在太過鮮明:薩特家境優渥;加繆則出身貧寒。薩特其貌不揚;加繆卻帥得光彩照人(不過倆人倒是都風流成性)。

集中體現薩特哲學觀的是一部難啃的大部頭《存在與虛無》;加繆哲學思想的代表作《西西弗的神話》卻是一部短小的哲學隨筆。薩特的文學作品強調干預現實,語言艱深晦澀;加繆卻更看重個人經驗,充滿詩意卻也缺乏邏輯上的一貫性。

二人先後(1957:加繆;1964:薩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加繆謙卑地接受了該獎並在當年赴瑞典演講,薩特卻以拒絕任何官方榮譽為由,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史上唯一一個拒絕領獎的作家。

1946年,攝影大師布列松拍攝的這張合影,成了他們友誼的世紀見證

說來他倆能成為朋友最開始也是出於對彼此才華的賞識。二人於德軍佔領法國期間初識便一見如故,彼此都曾公開發表過對對方作品的好評,同時他們也互相幫助,並肩介入現實鬥爭,為巴黎解放運動搖旗呐喊,分別成為《戰鬥報》(加繆)與《現代》(薩特)兩大左翼地下刊物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知識份子中當之無愧的兩位明星。

但由於政見的不同,二人分歧也在蘇聯問題上顯現。薩特認為當時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新方向,為了歷史的進步,暴力是必要的手段。加繆卻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反對革命暴力,拒絕加入當時激進的極左思潮。

這種深刻的分歧最終讓兩人從“相愛”變成“相殺”。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雙方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二人最終決裂,至死沒再見過面。高傲的薩特甚至在加繆葬禮悼詞上依然使用了諸如“執拗狹隘”“這位荒謬的笛卡爾主義者”等一些唧唧歪歪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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