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都市的房子， 與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無關。 京滬深的房子就是那根“橋柱”， 它不決定你的價值、未來和生死， 放下即是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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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馬佳佳來杭州， 我們在靜逸別墅的大樟樹下喝茶， 我問她， 你買了北京的房子嗎？
她微微地笑， 不做答。
2014年2月， 馬同學去萬科總部演講， 說， 我們90後不買房。
她做演講的那會兒， 北京房屋均價3.54萬元/平， 與2012年相比， 上漲整整一倍。 此後經歷調控， 微有震盪， 接著連續18個月環比上漲， 到三年後的2017年2月， 均價達到6.07萬元/平， 僅在過去的五個月間， 漲幅就達15.6%。 昨天（3月22日）， 北京市宣佈， 首套房貸利率優惠收窄至95折，
“誰此時沒有房子， 就不必建造；
誰此時孤獨， 就永遠孤獨。 ”
里爾克寫下這句詩歌的時候， 心裡應該沒有想到北京的房價， 但在今天讀來， 卻好像是一個很惡作劇的玩笑。
2
還是回到2012年。
那年， 全國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為3048元。
到2017年， 你必須要找到一位肯付你6.07萬元月薪的雇主。 當然， 這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前幾天， 咪蒙同學的助理月薪達到5萬元， 就已經濺起一片驚豔般的歡呼。
我再繼續算帳。
如果你購買一套價值1000萬元的房子， 向銀行做七成、三十年按揭， 月均還款37150元。 如果做五成、三十年按揭， 月均還款26536元。
首付的700萬元或500萬元， 足以壓垮全國90%的父母。
而在未來的三十年裡， 背負月均還款3.7萬元到2.6萬元， 對於90%的90後而言， 都恐怕是一個了無生活品質及樂趣的人生。
所以到今天， 不是你拒絕買房， 而是你不應該再買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子了。
這是我第一次建議同學們不要買房。
3
超級大都市的房子， 與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無關。
這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景象。
看過《穿Prada的女魔頭》， 你應該還記得海瑟薇扮演的那位剛剛畢業的女助理安迪， 她不但要加班加點地工作，
可是她死活也要留在紐約。
幾年前， 《紐約時報》做過一個“你願意生活在城市、市郊還是鄉村”的問卷， 84%的人表示對紐約滿意或非常滿意。
同樣是紐約移民的雅各斯出過一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書中充滿了對現代大都市的批判和不滿， 不過她也承認， 人口稠密會加速知識的產生， 她由此提出了“知識溢出”這個新名詞。
美國專利問題專家亞當·賈布的研究表明， 一個發明者常常受到同區域其他發明者的啟發， 對同一城市專利的引用次數是其他城市的十倍。 他還計算出一個公式：城市人口密度每增加50%， 人均生產力就可以增加4%。
所以， 不買京滬深的房子， 不意味著逃離京滬深。 那裡仍然是中國最具活力和創造力的地方， 是夢想野蠻生長的偉大而邪惡的容器。
還記得《應諧錄》裡的那個故事嗎——一個盲人過橋，失足，抱住橋柱大喊救命，路過的和尚說，橋下並沒有水，“放下是實地”。
京滬深的房子就是那根“橋柱”，它不決定你的價值、未來和生死，人生無比遼闊，放下即是實地。
4
90後不買京滬深的房子，並不是說，高企的居住成本就是合理的，它當然是一個應該被不斷詛咒的現象。
每一位城市管理者都清醒地知道，一座城市的活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年輕的人、熱錢和新技術，而年輕人是其中權重最大的。如何降低他們的居住成本，是城市管理者的職業道德所在——如果他們的血管裡還流著“道德的血液”的話。
柏林是當今歐洲的“創業之都”，2015年，歐洲創業投資共118億歐元，其中，柏林就吸引到21億歐元，遠多於倫敦、巴黎和斯德哥爾摩。
可是柏林的居住成本卻不高，年輕人花費工資的五分之一大概就可以租到滿意的房子，在2016年，柏林公寓每平米租金的平均價格只有9歐元，要知道德國的人均年薪約為4萬多歐元。
柏林的辦法有三個。
其一，提供大量“社會住房”——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廉租房，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建造，供低收入者使用。目前柏林約有22.5萬套“社會住房”。凡是個人年收入低於1.7萬歐元，兩口之家年收入低於2.5萬歐元的就可以向所在區政府申請“居住資格證”。
其二，提供住房金補貼，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居民就有權享受“住房金”，其能夠享受多少則取決於收入、房租、生活負擔以及家庭成員人數等多種因素。柏林現有27萬多戶家庭享受這一補貼。
其三，在租房契約中，政策性偏向租房者，政府明文規定，租房合同一旦簽訂，合同內不得漲房租。
我曾經問過一些政府官員：效法柏林的這三個政策，對我們大帝都、大魔都和大深圳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難度？
在2016年，北京市的地方財政收入5081億元，上海市6406億元，深圳市7901億元，都算得上富可敵國了。如果房價實在降不下來，可否在廉租房、住房金補貼及對租戶的政策保護上有所作為？
被我詢問的官員們都像馬佳佳同學一樣，微微地笑，不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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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應諧錄》裡的那個故事嗎——一個盲人過橋，失足，抱住橋柱大喊救命，路過的和尚說，橋下並沒有水，“放下是實地”。
京滬深的房子就是那根“橋柱”，它不決定你的價值、未來和生死，人生無比遼闊，放下即是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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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不買京滬深的房子，並不是說，高企的居住成本就是合理的，它當然是一個應該被不斷詛咒的現象。
每一位城市管理者都清醒地知道，一座城市的活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年輕的人、熱錢和新技術，而年輕人是其中權重最大的。如何降低他們的居住成本，是城市管理者的職業道德所在——如果他們的血管裡還流著“道德的血液”的話。
柏林是當今歐洲的“創業之都”，2015年，歐洲創業投資共118億歐元，其中，柏林就吸引到21億歐元，遠多於倫敦、巴黎和斯德哥爾摩。
可是柏林的居住成本卻不高，年輕人花費工資的五分之一大概就可以租到滿意的房子，在2016年，柏林公寓每平米租金的平均價格只有9歐元，要知道德國的人均年薪約為4萬多歐元。
柏林的辦法有三個。
其一，提供大量“社會住房”——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廉租房，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建造，供低收入者使用。目前柏林約有22.5萬套“社會住房”。凡是個人年收入低於1.7萬歐元，兩口之家年收入低於2.5萬歐元的就可以向所在區政府申請“居住資格證”。
其二，提供住房金補貼，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居民就有權享受“住房金”，其能夠享受多少則取決於收入、房租、生活負擔以及家庭成員人數等多種因素。柏林現有27萬多戶家庭享受這一補貼。
其三，在租房契約中，政策性偏向租房者，政府明文規定，租房合同一旦簽訂，合同內不得漲房租。
我曾經問過一些政府官員：效法柏林的這三個政策，對我們大帝都、大魔都和大深圳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難度？
在2016年，北京市的地方財政收入5081億元，上海市6406億元，深圳市7901億元，都算得上富可敵國了。如果房價實在降不下來，可否在廉租房、住房金補貼及對租戶的政策保護上有所作為？
被我詢問的官員們都像馬佳佳同學一樣，微微地笑，不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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