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董卓身敗名裂的遷都，竟是因為此人？

毋庸置疑的是，孫堅曾經給董卓留下過深刻印象，畢竟當年在西北戰場時他便建議長官要處決董卓，而現在他又給了董卓以巨大的壓力。

因為戰爭失敗而導致政府倒臺的案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董卓向孫堅搖出了橄欖枝，但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此時孫堅的軍隊已經非常龐大了，假如他奮力與董卓進行決戰，則董卓是否會提前滅亡將是個不確定的問題。

但他卻最終失去了這個機會，原因則是來自兩方面的。

首先是袁術因為孫堅發展太快而對他表示了懷疑，於是減少了對其軍隊的糧食補給，這讓一路凱旋的孫堅被迫停止前進，而他本人也不得不從前線趕到後方再次對袁術表示忠心。其次董卓認為孫堅的勢頭實在太猛而洛陽地理位置太突出，容易遭受攻擊，於是他做出了一個無比正確但又非常失敗的決定——將第二漢王朝的國都遷往長安。

之所以說這個決定正確，那是站在軍事的角度上講的。長安即今天陝西的西安，此地位於地勢較高的黃土高原上，易守難攻，具有很強的軍事防禦價值；另外此地緊挨董卓的家鄉巢涼州，可以算是他固有的勢力範圍，

當地人的支持可以幫助其站穩自己的腳跟。

但如果就政治上來講的話遷都長安又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決定，因為董卓的支持度已經因為不能約束部下而大幅度下降了，現在倉促遷都並驅使數十萬洛陽居民前往長安，其對洛陽、長安兩地造成的社會動盪都是難以估量的。歷史的記載表明這次遷都行動更像是一場大規模劫持人質事件，董卓以他的軍隊劫持了洛陽附近的居民一路向西遷往長安，沿途毫不顧忌人質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大量平民死于倉促的遷徙和無紀律的軍隊之手，兩個首都之間的道路上充滿了被拋棄不管的屍體。

毫無疑問，這次遷都讓董卓的社會威望又跌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而且董卓的離開實際上也是在用另一種方式地向世人宣佈這麼一個訊息：我害怕我的敵人們；或者說是，

我正在逃跑——民眾一般很難分清所謂的“逃跑”和“戰略轉移”之間的區別，此時的董卓已經處在了一個十分不利的輿論位置上。

更糟糕的事情在於，遷都一事遭到了上層官僚的集體抵制，一個又一個的政府高官對董卓的這一決定表示了強烈反對，而對比他們對於劉辯被廢黜時的冷漠，我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是利益而不是道德才讓這群人團結在皇帝的身邊，因為皇帝的廢立不會太多影響他們的利益，而遷都必將導致他們與自己故鄉的私人財產相分離，這也是大家拒絕前往長安的最重要原因。

當然，此時反對董卓已經意義不大，

因為他們都無力改變這個人的決定。無奈之下，許多人選擇了逃亡，比如後來曹操手下的重要參謀華歆、荀彧，都是在此時離開的中央政府，而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權貴的盧植先生也請了個病假然後逃回了故鄉，而等董卓後悔而想要追殺他時為時已晚。

此時正是袁紹等人進攻董卓的好機會，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反而在相互間開始了無休止的內訌。一起惡性事件標誌著反董聯盟的解體：東郡郡長喬瑁因為無法考證的原因，被盟友、同時也是自己上級的兗州州長劉岱殺害。從此以後，除了口頭上的呼喊，我們再未看到袁紹等人有對董卓採取任何軍事打擊措施——事實上他們似乎從來也沒有過。

從此以後，中國政治的格局就由兩個陣營的對抗變成了一群人的牌局，不受約束的軍閥混戰歷史也從此而開始了。而當董卓退守長安並表現出徹底放棄帝國東部領土的控制權後，隱藏于反董聯盟中的矛盾終於徹底爆發，一場以袁紹和袁術之間鬥爭為核心的大對決也由此拉開了帷幕。

摘自：《劍橋三國史·第九講從對弈走向牌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