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成就如何, 這個問題必須從如何理解中國現代性問題入手, 百年新詩其實是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相互關聯又相互纏繞的問題。 如何理解百年新詩, 其實也就是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性。 現代性問題解決不了, 新詩的問題也就解決不好, 新詩本身也是現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
中國現代性問題發生於1848年鴉片戰爭之後, 但真正開始探求比較全面的解決之道卻是到了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開始全面引進西方新思想新觀念, 反省和檢討中國文化與文明。 新文化運動其真正突破恰在於新詩革命。
百年新詩的積極意義
百年新詩, 客觀說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但反對意見也非常尖銳。 早在1930年代, 新詩誕生15年之際, 新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魯迅就對當時的新詩表示失望, 認為中國現代詩歌並不成功。 新世紀初, 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生命沉思錄》一書中, 也認為新詩是一個失敗, 說朦朧詩是“英雄欺人, 以艱深文淺陋”。 當然, 聲稱新詩已取得輝煌的也不在少數, 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當代詩歌已走在同時期世界詩歌前列。
我個人對此抱著相對客觀超脫的態度, 恰如前面所述。 首先,
學者李澤厚就對新詩新文學予以高度肯定, 他說:五四白話文和新文學運動是“成功的範例, 它是現代世界文明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衝撞而融合的一次凱旋, 是使傳統文化心理接受現代化挑戰而走向世界的一次勝利。 五四以來的新文體, 特別是直接訴諸情感的新文學, 所載負、所輸入、所表達的,
在這裡, 尤其要提到一點, 以往討論過於誇大了新詩與舊體詩之間的巨大斷裂, 其實, 只要新詩還使用漢字, 漢字裡所有的資訊、內容乃至價值意義, 就還在傳承, 就不存在斷裂。
百年新詩的主要成就
百年新詩的積極意義不容否認,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 新詩對新思想、新文化變革有著強大的催化乃至推動作用,
1970年代末,一批年輕詩人向外學習。在西方現代派的影響下,繼續開始新詩的現代探索之路,他們追求個性,尋找自我,呼喚人性的回歸和真善美,具有強烈的啟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時代意識,試圖創造一種新的詩歌表達方式和美學追求,這就是所謂的朦朧詩。朦朧詩是“文革”後期出現的一種詩歌新潮,朦朧詩主要的特點:一是其啟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揚個人的權利,宣稱“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個人”;二是對人性之美的回歸、對日常生活之美的回歸,呼喚真正的深刻平等的愛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樹》等詩。朦朧詩新的美學追求,得到了以謝冕、孫紹振和徐敬亞為代表的部分評論家的肯定,他們稱之為“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認為寫得晦澀、不順暢,情緒灰色,讓人看不懂,顯得“朦朧”。確實,朦朧詩試圖表達新的時代精神,創造新的現代語言,但因受制于翻譯體影響,再加上表達受時代限制導致的曲折艱澀,詩藝上還有所欠缺,未能產生更大影響。隨後,進入文學尋根時期,也是向內尋找傳統的時期,將傳統進行現代性轉換,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期,民族本土性主體性意識開始覺醒。尋根思潮持續性很強,出現許多優秀的作品,比如楊煉的《諾日朗》、張棗的《鏡中》、柏樺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輕的推動者則有陳先發、胡弦等等。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還有臺灣現代詩歌。臺灣現代詩正好已經過向外學習,開始轉向自身傳統尋找資源,而且剛剛創作出具有一定示範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餘光中的《鄉愁》、鄭愁予的《錯誤》、洛夫的《金龍禪寺》等,體現出一種民族美學特質。
百年新詩萬事俱備,現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古今貫通,中西融合,確立民族主體性和新的美學原則,創造新的具有典範性的美學形象,建立現代意義世界,為當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價值。只有在這樣多維度的融域視野中,當代詩歌的高峰也才會出現。
李少君,1967年11月生,湖南湘鄉人,1989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詩歌讀本:三十二首詩》、《藍吧》、《在自然的廟堂裡》、《那些消失了的人》等,主編《21世紀詩歌精選》,詩作入選大學教材等數十種選本,並被翻譯成英文、德文、韓文、瑞典文、塞爾維亞文等,曾多次應邀參加美國、德國、法國、印度、越南、菲律賓、塞爾維亞等國國際詩歌及文化活動。被譽為“自然詩人”。所提出的詩歌“草根性”已成為二十一世紀詩歌關鍵字。曾任《天涯》雜誌主編。海南省文聯副主席,現為《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一級作家。
冰心則是美善與愛的呼喚者,這也許是因為冰心的留學背景,她給中國詩歌帶來了相對匱乏的關於愛的現代觀念,除了母愛、情愛、友愛,更重要的,還有博愛,包括對大自然和世界萬物的愛。冰心自己稱之為“愛的哲學”,這種“愛的哲學”是建立在現代民主、自由、平等觀念的基礎之上的。關於“愛的哲學”的宣揚,現在看來沒什麼特別,當時卻是石破天驚,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學史意義。此後,聞一多、何其芳、馮至、卞之琳等開始強調“詩歌自身的建設”,主張新詩不能僅僅是白話,還應該遵照藝術規律,具有藝術之美和個性之美。戴望舒、李金髮等則側重對歐美現代詩藝,如象徵主義、意象派的模仿學習。抗日戰爭開始後,艾青、穆旦等在喚醒民眾精神的同時繼續新詩詩藝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現代意識與當時動盪的社會現實遭遇,加之對底層民眾顛沛流離命運的深刻同情和悲憫,在流亡道路上相繼寫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詩篇。新中國成立後,受蘇聯及東歐、拉美詩歌的影響,積極昂揚向上的革命抒情主義一度佔據主流,並為新中國奠定思想基礎及美學典範。郭小川、賀敬之等成為代表詩人。1970年代末,一批年輕詩人向外學習。在西方現代派的影響下,繼續開始新詩的現代探索之路,他們追求個性,尋找自我,呼喚人性的回歸和真善美,具有強烈的啟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時代意識,試圖創造一種新的詩歌表達方式和美學追求,這就是所謂的朦朧詩。朦朧詩是“文革”後期出現的一種詩歌新潮,朦朧詩主要的特點:一是其啟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揚個人的權利,宣稱“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個人”;二是對人性之美的回歸、對日常生活之美的回歸,呼喚真正的深刻平等的愛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樹》等詩。朦朧詩新的美學追求,得到了以謝冕、孫紹振和徐敬亞為代表的部分評論家的肯定,他們稱之為“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認為寫得晦澀、不順暢,情緒灰色,讓人看不懂,顯得“朦朧”。確實,朦朧詩試圖表達新的時代精神,創造新的現代語言,但因受制于翻譯體影響,再加上表達受時代限制導致的曲折艱澀,詩藝上還有所欠缺,未能產生更大影響。隨後,進入文學尋根時期,也是向內尋找傳統的時期,將傳統進行現代性轉換,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期,民族本土性主體性意識開始覺醒。尋根思潮持續性很強,出現許多優秀的作品,比如楊煉的《諾日朗》、張棗的《鏡中》、柏樺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輕的推動者則有陳先發、胡弦等等。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還有臺灣現代詩歌。臺灣現代詩正好已經過向外學習,開始轉向自身傳統尋找資源,而且剛剛創作出具有一定示範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餘光中的《鄉愁》、鄭愁予的《錯誤》、洛夫的《金龍禪寺》等,體現出一種民族美學特質。
百年新詩萬事俱備,現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古今貫通,中西融合,確立民族主體性和新的美學原則,創造新的具有典範性的美學形象,建立現代意義世界,為當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價值。只有在這樣多維度的融域視野中,當代詩歌的高峰也才會出現。
李少君,1967年11月生,湖南湘鄉人,1989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詩歌讀本:三十二首詩》、《藍吧》、《在自然的廟堂裡》、《那些消失了的人》等,主編《21世紀詩歌精選》,詩作入選大學教材等數十種選本,並被翻譯成英文、德文、韓文、瑞典文、塞爾維亞文等,曾多次應邀參加美國、德國、法國、印度、越南、菲律賓、塞爾維亞等國國際詩歌及文化活動。被譽為“自然詩人”。所提出的詩歌“草根性”已成為二十一世紀詩歌關鍵字。曾任《天涯》雜誌主編。海南省文聯副主席,現為《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一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