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真的死得其所嗎？

譚嗣同真的死得其所嗎？

王開林

“有心殺賊， 無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這是譚嗣同的絕命詩。

譚嗣同果真“死得其所”嗎？宏願落空， 雄才未展， 他應該死有餘恨才對。 三十歲出頭， 事業大有起色， 難道他甘心在“維新”的標識牌下戛然而止？譚嗣同主張革命， 卻死於改良， 就連目光如炬的歷史學家錢穆也懷疑他知行分裂。

複生果以旬日知遇， 遽忘其二千載君主之慘毒， 三百年滿廷之酷烈， 竟自沒齒效忠， 稱“聖天子”如常俗矣。 然則複生之死， 以《仁學》所謂沖決網羅， 毀滅君臣父子之倫常言之， 不將為無意義之徒死乎？

“徒死”即白白送死， 死得莫名其妙， 毫無價值。 錢穆認定譚嗣同（字複生）為忠於清朝君主而死， 有悖於他堅持的革命主張。 在《仁學》中， 譚嗣同有一個毫不含糊的觀點：

故夫死節之說， 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 君亦一民也， 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 民之與民， 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 更無相為死之理。 然則古之死節者， 乃皆不然乎？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 決無死君的道理。 ”死君者， 宦官宮妾之為愛，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仁學·三十一》）

到頭來， 譚嗣同既為維新事業而獻身（死事）， 又因忠於君主而殞命（死君）， 豈非自相矛盾？《翁同龢日記》中有一語描繪譚嗣同的神態：“高視闊步， 世家子弟中桀驁者也。 ”在皇帝的師傅和當朝一品大臣面前，

譚嗣同尚且不肯稍稍卑屈， 如此傲岸不羈的人， 又怎會自降身架， 與宦官宮妾、匹夫匹婦同列？

譚嗣同很清楚， 光緒皇帝徒有君主之名， 全無君主之實， 他也是綱常名教的直接受害者和犧牲品。 試想， 這位兒皇帝明知自己的命運被牢牢地攥在慈禧太后的虎爪之中， 本可苟且偷生， 隱忍度日， 與老太婆暗中較量誰的壽命更長， 但他無意韜光養晦， 而是冒險犯難， 變法維新， 毅然追尋強國之夢。 同處一條戰壕， 聯手對付勁敵， 譚嗣同將光緒皇帝視為戰友而非君主， 出於袍澤之誼， 兩肋插刀， 俠義為懷， 並不為錯。

梁啟勳的回憶文章《梁啟超逃亡日本的經過》揭示了譚嗣同在戊戌年間不逃生、不避死的三個原因：其一， 譚嗣同認為，

大概往後十年八年， 國內沒有他的立足之地。 流亡國外的話， 他既不會講英語、日語， 又不會講福建話、廣東話， 而華僑多是閩人和粵人， 他的活動能力均會消失， 變成廢料；其二， 他自知身患不治之症（肺結核）， 將不久于人世， 殺身成仁， 捨生取義， 乃是大丈夫的本分， 又豈能在病榻上苟延殘喘？其三， 他擔心自己脫身而遠颺， 會連累古稀之齡的父親。 考慮到譚嗣同剛猛豪放而不失細緻溫潤的性格， 這三點都能站得住腳。

戊戌年間， 倘若譚嗣同南逃或東渡， 不曾喋血於菜市口， 又會如何？東渡的話， 他有完備而激進的革命思想， 不難成為黃興、蔡鍔和宋教仁這些湖湘英傑的老大哥， 或許能更早地掀起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高潮；南逃的話，

他有哥老會的掩護和唐才常等至交好友的追隨， 或許能集結南方的武裝力量， 將清王朝衰弱的命脈震成重傷。 此外， 譚嗣同還有一步妙棋可走， 據梁啟超回憶， 王正誼（大刀王五）曾勸導譚嗣同：“出了居庸關， 乃東北千里之地， 大山連綿， 森林茂密；還有一片遼闊的土地， 水草豐盛， 人煙稀少。 我打算買下一批駱駝牛馬， 在那裡放牧， 再招集遊民， 發展農牧經營， 建立一個‘塞外王國’。 我奉你為主， 也可以利用這些經營資助你的朋友， 繼續幹你的事業！”去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龍興之地發展革命事業， 大刀王五的想像力和行動力非同凡響。 如果譚嗣同與大刀王五通力合作， 肯定能夠超過日後東北王張作霖的成就。 可惜這個優選方案只是停留在口頭。

臺灣作家李敖曾撰文， 假如他是譚嗣同， 戊戌變法失敗後， “我會學梁啟超， 我會走的。 因為梁啟超走了以後， 他用《新民叢報》發揮那麼大的力量， 最後把壞政府推翻。 他不要做烈士， 他要做個成功的人， 做成功的人應該比做烈士正確。 ”這個假設很有意思， 李敖將自己直接代入進去， 表明主張。 且不說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有沒有那麼大的神威， 李敖的觀點——“做成功的人應該比做烈士正確”——也很容易引發爭議。 汪精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年輕時他謀刺攝政王， 被捕入獄， 事後看來， 做烈士應該是最正確的選擇， 偏偏他死裡逃生， 中年貴為國民黨黨魁， 不可謂不成功， 晚年投靠日寇， 出賣國家， 身敗名裂。 何謂失敗與成功？何謂錯誤與正確？知人論世不易，設身處地也難。

魯迅一貫主張韌性的戰鬥，明確反對志士無謂的流血，他在《空談》一文中寫道：“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並非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地失算。……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這段話是頗為雄辯的，比李傲的那段話更具有說服力。

譚嗣同太高估“放血療法”的作用了，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書信中，他大談特談流血的必要性：“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然而我們觀察譚嗣同死後的歷史動態，會驚奇地發現，中國的民主進程一波三折，並非流血太少，而是失血太多，德才兼備的志士和天賦異稟的革命家普遍缺乏追求生命極值的戰術意識，有時，“頭顱墮地作雷鳴”，不僅失之輕率，而且是莫大的浪費。

何謂失敗與成功？何謂錯誤與正確？知人論世不易，設身處地也難。

魯迅一貫主張韌性的戰鬥，明確反對志士無謂的流血，他在《空談》一文中寫道：“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並非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地失算。……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這段話是頗為雄辯的，比李傲的那段話更具有說服力。

譚嗣同太高估“放血療法”的作用了，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書信中，他大談特談流血的必要性：“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然而我們觀察譚嗣同死後的歷史動態，會驚奇地發現，中國的民主進程一波三折，並非流血太少，而是失血太多，德才兼備的志士和天賦異稟的革命家普遍缺乏追求生命極值的戰術意識，有時，“頭顱墮地作雷鳴”，不僅失之輕率，而且是莫大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