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 字右任， 國民黨的元老， 國際著名書法大師、著名的報刊活動家、教育家。 與好友劉覺民等人先後創辦復旦公學和中國公學，
深受海內外學人歡迎。 著有《于右任詩詞集》、《標準草書千字書》等。
墨蹟共賞
一代草聖于右任的書法藝術魅力
作為一代書家，于右任的書法有何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學術價值？濟南大學教授滕西奇多年來鑽研碑帖，對於右任先生的書法更是頗多研究，他向我們解讀了這位“曠代草聖”獨特的藝術魅力。
“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原名伯循，1879年5月8日生於陝西省三原涇陽，17歲考中秀才，25歲中舉人，因結識革命黨人，辦學辦報，開展反清活動，時有“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之美譽。後追隨孫中山，歷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靖國軍總司令、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監察院長等職，1949年被迫離開大陸赴台。于右任的人格、廉政為世人所稱頌，柳亞子先生稱他“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這位永懷赤子之心的關中農民之子的寫照。他的詩、詞、曲均有很高的造詣，特別是他晚年哀婉淒切、催人淚下的《國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成為千古絕唱。
然而尤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還是于右任的書法藝術。滕西奇說，坊間曾流傳一則軼事，于右任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期間，常有些不講文明的人在牆角處“方便”，弄得很不衛生，於是于先生寫下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叫侍衛官貼到該處。那位侍衛官靈機一動，來了個“偷樑換柱”，他請人另寫了六個字貼出去，把“真跡”改為“小處不可隨便”裱起來，視為珍寶。雖然只是傳聞和笑談，無從考證，但也反映了于右任書法藝術的傳奇魅力。
終生相伴的魏碑情緣
“于右任11歲入名塾師毛班香先生私塾，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間從太夫子漢詩亞農公學草書，臨王羲之《鵝字帖》，遂得書學啟蒙，對其後來書法求新求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滕西奇說，于右任豐富的生活閱歷和思想是他創作的沃土，他不僅是追求從字到字的藝術和美感，更是融入了他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意識。
1904年春，于右任被清廷通緝，且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即行正法”的密旨，遂潛往上海。在滬期間，他參與並主持籌備成立“復旦公學” (即今復旦大學前身)，並加入同盟會創辦報紙。政事之餘，便涉獵碑帖典籍，逐漸醉心于北魏書法。
1918年—1922年，于右任回三原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軍務閒暇時，對搜求購置碑石墓誌興趣頗濃。經20年的辛苦搜集，耗資十余萬銀元，收集保存了390余方墓誌書法，其中，魏墓誌就有149方之多。因其中含有七對夫婦合志，遂自命齋號為“鴛鴦七志齋”。為保護這些珍貴的藝術財富，1940年，他面托楊虎城將軍避開侵華日軍的追蹤，派專人將這批珍貴的碑石由北京護送回西安，捐贈給西安碑林。其中“軍中偏有暇，稽古送黃昏”便是當時搜求碑石墓誌的寫照。
“可以說，魏碑情緣與于右任終生相伴。令人感念至深的是，他年逾古稀之後所臨的幾件古帖就有北魏《鄭文公碑》。”滕西奇說，從原帖與臨帖的對比中，我們會發現他“雖臨魏碑，全是於法”。“活臨”而不是依樣畫葫蘆，是他臨習古人法帖的最重要藝術經驗，這正是體現了“學我者活，擬我者死”的藝術理念。
融匯“尚武”精神于審美
于右任的行楷書藝術，便是在北魏楷書中融入了行書和隸書的筆意，可謂融碑帖於一爐，形成他獨特的書作。
“于右任早年書從趙孟頫入，後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礎上將篆、隸、草法入行楷，獨闢蹊徑，中年專攻草書，參以魏碑筆意，自成一家。他之所以喜歡魏碑，是因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獷豪放之氣。這就是他把書法的審美與振奮民族精神結合起來的理念。”滕西奇說。
于右任懷有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以圖喚起中華民族的覺醒，這從他寫的一首詩中可以得到反映。“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否則，如果只是臨習書法，是無須“夜夜淚濕枕”的。
滕西奇認為：“于右任的行楷書藝術前後有所不同，早期的有《富平仲貞劉先生墓誌銘》、《張清和墓誌銘》、《彭仲翔墓誌銘》、《耿端人烈士紀念碑》等作品。書於1930年的《秋先烈紀念碑記》，是于右任先生碑體楷書的標誌。其用筆早期以為方側為主，方整勁利，後期多用中鋒，筆法、書勢靈活多變，是碑帖結合的最好範例。後期行楷書用筆靈活，筆力雄健、豪邁，如‘錐畫沙’,‘印印泥’,融篆書、隸書、草書、楷書於一爐，參以折筆、斷筆、截筆、頓挫等法，縱橫揮灑無不自如。”
“在結字上，于右任首先取法北魏碑刻文字嚴謹扁方的體勢，建立了平正的骨幹，然後放縱變化，似斜反正，以氣貫、神足、結法奇險取勝。他運用異於尋常的‘反結法’改變魏碑體勢，在重心平穩的原則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縱者收之，收者縱之，平齊者參差之。此種結字方法雖不能說是他首創，但他深悟此理，用得最妙最活，在近世書史上獨樹一幟。”滕西奇說。
驚人翰墨龍蛇走
“本世紀以來，擅長寫碑體行草書的，首推沈曾植，沈的草書完全體現出篆隸北碑中的生拙精神，於的草書則發展了沈的創新，把碑骨帖魂作為自己的美學追求方向，並成為碑帖結合派的人物。”滕西奇認為。
“《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中這樣評價于右任先生的草書：觀其成熟時期的草書用筆，在中鋒的基調下，強化了線條質感。如錐畫沙般的線條在不失字法的空間規定中蜿蜒行進，一波三折，縱斂有度，跌宕起伏，變化莫測。在一字之中，往往末筆收束特別凝練，全字用一短筆劃收之，卻筆短意長，節奏感很強。其結字比早期更加奇絕飄宕，寓險絕于平正，結體仍保持了他行楷書的體勢，壓低重心，全字往往成一‘金三角’。筆劃的疏密安排又類早年《秋先烈紀念碑記》的方法，壓緊四面，形成中疏，在‘聚’與‘散’之間走鋼絲。章法上，忽放忽收，富有抑揚頓挫的節奏美。他晚年的草書創作則臻於化境，進入了‘驚人翰墨龍蛇走’的感人藝術世界。”滕西奇說。
于右任精書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鄭”之稱，“南鄭”指鄭孝胥。尤擅草書，首創“標準草書”，被譽為“當代草聖”。于右任1932在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整理、研究與推廣中國漢字的草體書法，整理成系統的草書代表符號，集字編成《標準草書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初版），影響深遠，至今仍在重印。有“近代書聖”之譽。著作《右任詩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標準草書》等。
于右任先生當今的養子、弟子劉田依先生正在整理、研究于右任書法的相關工作， 並且在編著新的《中國漢字書法草體字常用標準大字典》，這部字典是劉田依先生在繼承與發揚于右任《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宗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更為豐富廣闊的古今百家體貌姿態，將中國漢語言文字的交流與應用從原有繁瑣的筆劃、筆法中得到合理的藝術化解放，讓中國漢字書法草體字真正成為提高中國文字書寫速度與效率的工具，這也是于右任先生生前在大陸經常對劉田依先生教導的意願。
一代草聖于右任的書法藝術魅力
作為一代書家，于右任的書法有何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學術價值？濟南大學教授滕西奇多年來鑽研碑帖，對於右任先生的書法更是頗多研究，他向我們解讀了這位“曠代草聖”獨特的藝術魅力。
“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原名伯循，1879年5月8日生於陝西省三原涇陽，17歲考中秀才，25歲中舉人，因結識革命黨人，辦學辦報，開展反清活動，時有“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之美譽。後追隨孫中山，歷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靖國軍總司令、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監察院長等職，1949年被迫離開大陸赴台。于右任的人格、廉政為世人所稱頌，柳亞子先生稱他“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這位永懷赤子之心的關中農民之子的寫照。他的詩、詞、曲均有很高的造詣，特別是他晚年哀婉淒切、催人淚下的《國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成為千古絕唱。
然而尤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還是于右任的書法藝術。滕西奇說，坊間曾流傳一則軼事，于右任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期間，常有些不講文明的人在牆角處“方便”，弄得很不衛生，於是于先生寫下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叫侍衛官貼到該處。那位侍衛官靈機一動，來了個“偷樑換柱”，他請人另寫了六個字貼出去，把“真跡”改為“小處不可隨便”裱起來，視為珍寶。雖然只是傳聞和笑談，無從考證，但也反映了于右任書法藝術的傳奇魅力。
終生相伴的魏碑情緣
“于右任11歲入名塾師毛班香先生私塾，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間從太夫子漢詩亞農公學草書，臨王羲之《鵝字帖》，遂得書學啟蒙，對其後來書法求新求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滕西奇說，于右任豐富的生活閱歷和思想是他創作的沃土，他不僅是追求從字到字的藝術和美感，更是融入了他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意識。
1904年春，于右任被清廷通緝，且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即行正法”的密旨，遂潛往上海。在滬期間，他參與並主持籌備成立“復旦公學” (即今復旦大學前身)，並加入同盟會創辦報紙。政事之餘，便涉獵碑帖典籍，逐漸醉心于北魏書法。
1918年—1922年，于右任回三原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軍務閒暇時，對搜求購置碑石墓誌興趣頗濃。經20年的辛苦搜集，耗資十余萬銀元，收集保存了390余方墓誌書法，其中，魏墓誌就有149方之多。因其中含有七對夫婦合志，遂自命齋號為“鴛鴦七志齋”。為保護這些珍貴的藝術財富，1940年，他面托楊虎城將軍避開侵華日軍的追蹤，派專人將這批珍貴的碑石由北京護送回西安，捐贈給西安碑林。其中“軍中偏有暇，稽古送黃昏”便是當時搜求碑石墓誌的寫照。
“可以說，魏碑情緣與于右任終生相伴。令人感念至深的是，他年逾古稀之後所臨的幾件古帖就有北魏《鄭文公碑》。”滕西奇說，從原帖與臨帖的對比中，我們會發現他“雖臨魏碑，全是於法”。“活臨”而不是依樣畫葫蘆，是他臨習古人法帖的最重要藝術經驗，這正是體現了“學我者活，擬我者死”的藝術理念。
融匯“尚武”精神于審美
于右任的行楷書藝術，便是在北魏楷書中融入了行書和隸書的筆意，可謂融碑帖於一爐，形成他獨特的書作。
“于右任早年書從趙孟頫入，後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礎上將篆、隸、草法入行楷，獨闢蹊徑，中年專攻草書，參以魏碑筆意，自成一家。他之所以喜歡魏碑，是因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獷豪放之氣。這就是他把書法的審美與振奮民族精神結合起來的理念。”滕西奇說。
于右任懷有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以圖喚起中華民族的覺醒，這從他寫的一首詩中可以得到反映。“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否則，如果只是臨習書法，是無須“夜夜淚濕枕”的。
滕西奇認為：“于右任的行楷書藝術前後有所不同，早期的有《富平仲貞劉先生墓誌銘》、《張清和墓誌銘》、《彭仲翔墓誌銘》、《耿端人烈士紀念碑》等作品。書於1930年的《秋先烈紀念碑記》，是于右任先生碑體楷書的標誌。其用筆早期以為方側為主，方整勁利，後期多用中鋒，筆法、書勢靈活多變，是碑帖結合的最好範例。後期行楷書用筆靈活，筆力雄健、豪邁，如‘錐畫沙’,‘印印泥’,融篆書、隸書、草書、楷書於一爐，參以折筆、斷筆、截筆、頓挫等法，縱橫揮灑無不自如。”
“在結字上，于右任首先取法北魏碑刻文字嚴謹扁方的體勢，建立了平正的骨幹，然後放縱變化，似斜反正，以氣貫、神足、結法奇險取勝。他運用異於尋常的‘反結法’改變魏碑體勢，在重心平穩的原則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縱者收之，收者縱之，平齊者參差之。此種結字方法雖不能說是他首創，但他深悟此理，用得最妙最活，在近世書史上獨樹一幟。”滕西奇說。
驚人翰墨龍蛇走
“本世紀以來，擅長寫碑體行草書的，首推沈曾植，沈的草書完全體現出篆隸北碑中的生拙精神，於的草書則發展了沈的創新，把碑骨帖魂作為自己的美學追求方向，並成為碑帖結合派的人物。”滕西奇認為。
“《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中這樣評價于右任先生的草書：觀其成熟時期的草書用筆，在中鋒的基調下，強化了線條質感。如錐畫沙般的線條在不失字法的空間規定中蜿蜒行進，一波三折，縱斂有度，跌宕起伏，變化莫測。在一字之中，往往末筆收束特別凝練，全字用一短筆劃收之，卻筆短意長，節奏感很強。其結字比早期更加奇絕飄宕，寓險絕于平正，結體仍保持了他行楷書的體勢，壓低重心，全字往往成一‘金三角’。筆劃的疏密安排又類早年《秋先烈紀念碑記》的方法，壓緊四面，形成中疏，在‘聚’與‘散’之間走鋼絲。章法上，忽放忽收，富有抑揚頓挫的節奏美。他晚年的草書創作則臻於化境，進入了‘驚人翰墨龍蛇走’的感人藝術世界。”滕西奇說。
于右任精書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鄭”之稱，“南鄭”指鄭孝胥。尤擅草書，首創“標準草書”，被譽為“當代草聖”。于右任1932在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整理、研究與推廣中國漢字的草體書法，整理成系統的草書代表符號，集字編成《標準草書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初版），影響深遠，至今仍在重印。有“近代書聖”之譽。著作《右任詩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標準草書》等。
于右任先生當今的養子、弟子劉田依先生正在整理、研究于右任書法的相關工作， 並且在編著新的《中國漢字書法草體字常用標準大字典》，這部字典是劉田依先生在繼承與發揚于右任《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宗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更為豐富廣闊的古今百家體貌姿態，將中國漢語言文字的交流與應用從原有繁瑣的筆劃、筆法中得到合理的藝術化解放，讓中國漢字書法草體字真正成為提高中國文字書寫速度與效率的工具，這也是于右任先生生前在大陸經常對劉田依先生教導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