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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大家說|《成都,浪漫文雅之府》謝元魯訪談錄

他既是歷史學教授, 又是當代旅遊文化學的開創踐行者;他善於沿著歷史文化的脈絡論證成都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他深究文化氣質之“根”,

卻從不為過往與表像所拘束;他對成都的分析穿越古今, 微塵大千, 抽絲剝繭, 而他的城鄉理想實踐影響深遠。

2016年成都被定位為中國第六個國家中心城市, 進入新的發展里程。 作為“天府文化”的核心發源地, 成都未來的軟實力是什麼?博Lan獨家採訪謝元魯教授, 穿越歷史, 洞悉“天府文化”根源, 解讀成都新優勢。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 您認為成都在歷史上有過幾次大的發展機遇?

成都這個城市建城2500多年, 在古代有著若干次輝煌, 而今日也即將迎來下一個輝煌。 這離不開成都的治理者和人民的努力, 機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主要從文化交流的視角來談成都的歷史機遇。

成都的第一次機遇是秦統一巴蜀。 當時給成都帶來了至少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是把中原文化輸入到成都, 與本土文化相結合, 使成都文化走向全國;二是經濟建設方面, 尤其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奠定了天府之國的基礎, 這對成都之後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

成都人依然在享受著都江堰的滋養餘蔭。

第二次機遇是在西漢時代。 有一批成都人率先走出了成都, 也走出了四川盆地, 在更廣闊的天地裡把蜀文化引向了全國, 如:漢代的四大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和嚴君平。 那樣一個歷史輝煌時代的文學成就幾乎都集中在成都, 這和那群率先走出去的成都人有很大的關係。

第三次機遇是三國時期。 成都以它寬廣的胸懷, 接納了一大批從荊州入川的人士, 比如:劉備、張飛、關羽、諸葛亮。 三國時期那樣一個戰亂頻繁的動盪環境裡, 一個地方要接納前來奪取政權的外來群體, 勢必要經過戰爭, 甚至於說這種“接納”一定程度上是損害本土人士利益的。 但無論是劉璋統治益州還是後來劉備接收益州,

都只發生了小規模的戰爭。 當時的成都本地人士對外地人士並沒有多大的抗拒, 還是比較和平地接納了他們。 從這點來講, 成都接收外部文化和外來人士的胸懷不可謂不寬廣。 正是因為如此, 成都文化才有了今天的輝煌。

第四次機遇是隋唐時期。 隋末唐初的大動亂中, 四川地區是戰亂中的綠洲, 直到唐代前期, 四川經濟文化仍然領先於全國, 接納了一大批喜愛這個安定繁榮環境的各地人士。 比如:唐初到成都來避難求法的玄奘大師、武后時眉山蘇氏先祖遷入四川……所以成都文化中有個很特別的現象:今天成都人最崇拜的人居然都不是四川人, 李冰、劉備、諸葛亮、杜甫都是外地入川人士,

而本地出生的司馬相如、揚雄反而在成都沒有祭祀祠堂。 在成都人眼中, 劉備、諸葛亮、杜甫都是作為家鄉人看待的。 這種包容性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是少有的, 而這在成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五次機遇是湖廣填四川。 雖說成都遭遇的戰亂很少, 但遭遇一次戰亂所帶來的危害卻非常大。 明末清初那次戰亂, 四川人口幾乎是全滅, 後來清政府組織向四川的大規模移民, 稱為“湖廣填四川”, 這種移民文化對後來的成都影響也非常大, 川菜、川戲、川酒等都是移民文化的產物。

第六次機遇是近現代。 這一次是在抗戰期間, 四川是大後方, 很多學校和文人遷到成都。 這是成都文化繼明清時期的大低潮後再次崛起的一大動力。 另一次是在建國以後的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成都都抓住了機遇。現在成都的很多工業企業和鐵路幹線都是在這一時期建設起來的。

總體來看,成都獨特的文化氣質形成是有歷史發展脈絡的。

您從歷史學中深入研究成都,也在旅遊學上大膽構想成都,您十分關心成都的每一個進步和成就。2016年成都被定位為中國第六個國家中心城市,如今成都的規模和級別上升會帶來什麼變化?突破城市格局之後又會有怎樣的機遇?

成都的城市性質在歷史中變了很多次。

在過去兩千多年間裡,成都長期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城市,可以稱為農耕文化型城市,這種形態持續到民國時代;從上世紀50年代,成都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開始向工業文化型城市發展。但在這個階段,成都已經相對落後了。因為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成都大力發展工業的時候,從全球來看工業文化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整個世界已經向後工業時代發展了。

最近十來年,成都的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後工業時代的資訊文化型城市,製造業雖然仍佔據較大比重,但其發展日益依賴于現代服務業、資訊化產業和創意產業。這就意味著,成都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將和文化、資訊、創新密切相關。

最近幾十年來,成都有一個遺憾:“成都造”的工業產品沒能登上時代的舞臺。如果深思一下其中的歷史原因,兩千多年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成都在文化方面的創新日益突出,而技術的創新逐漸落後。成都在歷史上享有盛譽的技術發明如漆器、蜀錦、天然氣制鹽、造紙、雕版印刷等,基本上都出現在漢唐時代,宋代開始成都的創新主要體現在文學、思想與金融領域了。

這可能是成都的文化特質的發展趨向,不一定適合單純的技術創新,而傾向于超越型的文化創造和增加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這就很適應資訊文化時代的發展趨勢。

您認為以成都為代表的“天府文化”有什麼特別之處?

“天府文化”的提出有三個特別之處:

第一,它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文化。

首先是超越了行政區的界線。以前我們提的“巴蜀文化”、“齊魯文化”等,很多都是以行政區劃來定義的,我覺得一種文化,不應該用行政區域來界定。“天府”並不是一個行政區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地理區域的概念。“天府之國”小的概念指成都平原,大的概念是指四川盆地。“天府”是一個非常廣義的一個概念。

其次它超越了時代。因為從西元前311年,秦滅巴蜀之後“巴蜀”作為政區就已經消失了。但兩千多年前的“天府”概念,今天依然為人們所熟悉而且接受,它的影響超越了千年。

第二是具有生態性:“天府”意味著文化存在的環境。正因為有“天府之國”的優越環境和富饒的土地,四川才會有這樣的文化特質,成都人可以過著優哉遊哉的閒適生活。

第三是具有包容性:各種類型的文化、各種類型的人群都可以容納其中。“天府文化”這個概念的包容性比“巴蜀文化”要強很多。

您的文章《成都,浪漫文雅之府》角度非常特別,為什麼說成都特別有浪漫文雅的氣質?而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性格氣質能為城市帶來什麼?

氣質是無形的,但對城市的影響相當大。這裡面有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決定城市的方向,所以成都這個城市始終不是一個工業文化的城市。但成都人享受生活,樂觀,不僅是現在,一千多年前也是這樣。就像蘇東坡在《和子由蠶市》詩裡說的那樣: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

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

閒時尚以蠶為市,共忘辛苦逐欣歡……”

蘇東坡描寫的是宋代四川風俗。但清代以來從廣東、湖北、湖南、山西等地遷移到四川的人,他們老家的民風與四川大不相同,在四川定居幾代人以後,生活習俗逐漸變化,慢慢演變成享受生活型的民俗,和千年前的四川人相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化基因呢?成都自古為天府之國,物產豐富,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很少出現災荒,生活容易,少憂愁,多閒適。

另外,因為成都平原在四川盆地西部,古代交通不便,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超大“世外桃源”。優越的地理環境、長期安定的社會,發達但內秀的文化,為成都獨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成都人的聰明才智又提升了生活的品質。這一切構成了成都的浪漫和優雅精神產生的條件。

您在2008年就有論述《新南方絲綢之路.四川旅遊的未來戰略選擇》,您認為未來成都在“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中應該發揮怎樣的經濟與文化優勢?

“一帶一路”的概念現在提得非常多,成都要想趕上這班“車”,要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成都歷史文化的特點決定了成都在“一帶一路”上擔當什麼樣的角色;第二,成都與“一帶一路”通過什麼樣的紐帶結合,從而決定了結合的效果。

從歷史上看成都和“一帶一路”有什麼關係呢?首先,現在說的“一路”,指的是絲綢之路,特別是北方絲綢之路,即以西安、洛陽作為起點,經過河西走廊到達西亞、歐洲等地區的大通道,成都在這一概念上,區位好像有點“邊緣化”了。

但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成都是錦綺這種高端產品的“製造基地”或者供應基地。其次,成都又是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古代成都織造的蜀錦和蜀布,通過南絲綢之路輸入到南亞、西亞的其他國家。所以成都是北南絲綢之路高端產品的製造基地。當年成都通往北南絲綢之路要翻越崎嶇艱險的蜀道,和長安、洛陽相比更為艱難。今天成都通過發達的現代交通和資訊傳播與絲綢之路聯結,可以說和“一路”上的其他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了。

從城市文化特質上來講,成都歷來就很注重文化和思想的創新,這個特質有利於成都在“一帶一路”的定位上抓住機遇。因為古代絲路交通主要通過實物產品交換實現,區位條件非常重要。今天區位條件已經不是跨地區交流的主要障礙,資訊、文化和資本的流動會成為“一帶一路”的主流。因此,想要加入“一帶一路”的宏大佈局,成都還得有足夠的文化資源或者能夠吸引國外市場的創新產品。

古代的成都能拿得出“漆器”、“蜀錦”、“蜀布”、雕版印刷書籍等產品來交換,在那個時代都是屬於領先時代的高新技術產品。如今成都若是沒有領先時代的創新成果,那就很難深度參與其中,文化資源類產品的創新應是成都的優勢之所在。

這些年,您一定也受到了無處不在的網路生活影響,浪漫文雅的本土文化會不會被網路語境和全球化趨勢所覆蓋?我們應該怎樣在網路世界裡發展成都文化特色?

網路文化的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衝擊相當大,它的時效性、整合性、便利性是以前任何一種傳播方式都很難達到的,因此從廣度、深度與結合度方面深刻影響了地域文化。

要發展成都文化,首先是要保留自己的根本特色。比如以語言來說,儘管我們用四川方言來做節目,但仍然無法改變方言越來越向普通話靠近的趨勢。我上的大學傳統的四川方言叫廈(shua)門大學。現在成都人大多叫廈(xia)門大學,可見許多傳統的四川方言詞彙,在年輕一代人的語言中已經消失了。

所以要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要從文化的根本特性上努力才行,成都文化的特質是浪漫閒雅,這個文化特色是很深層次的,哪怕是經過歷史的變遷和經歷全球化的衝擊也很難消失,可以依託這個文化特質發展獨特的創新文化。

您是旅遊學專家,去過許多地方,您覺得中國乃至世界上,哪些城市跟成都比較像?

國內的話,蘇州和杭州與成都的相似度較高一些。蘇杭是江南富饒之地的核心城市,和成都在“天府之國”異曲同工。這三個城市的環境都相當的優越,生活也比較悠閒,因此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形而上的東西,創作文化領域的產品,如哲學、宗教、詩歌、音樂、戲劇等。而且這兩個城市,在文化的環境方面、文化的精緻程度上,在文化和城市的空間融合方面,和成都還是比較相同的。

國外就很難講了,或許維也納和巴黎與成都的文化特質,在浪漫文雅方面,也有某些相似之處吧。

本期“天府大家說”嘉賓

謝元魯

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

曾任:四川師大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院長、四川師大旅遊與城鄉規劃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四川省歷史學會副會長、成都市歷史學會副會長、成都市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成都巿科技顧問團顧問等職務。

長期從事政治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學和旅遊文化研究與教學,目前共出版歷史專著《天寶十四載》、《成都通史·兩晉南北朝隋唐卷》、高校本科教材《旅遊文化學》等九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

1993年至2003年任成都巿政協委員,

2003年至2013年任四川省人大代表。

2002--2004年,在成都市實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主持三聖花鄉紅砂村、幸福梅林鄉村旅遊景區的策劃,取得良好的社會與旅遊經濟效益,並因此獲得首屆“建設成都貢獻獎”

2005年起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

另一次是在建國以後的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成都都抓住了機遇。現在成都的很多工業企業和鐵路幹線都是在這一時期建設起來的。

總體來看,成都獨特的文化氣質形成是有歷史發展脈絡的。

您從歷史學中深入研究成都,也在旅遊學上大膽構想成都,您十分關心成都的每一個進步和成就。2016年成都被定位為中國第六個國家中心城市,如今成都的規模和級別上升會帶來什麼變化?突破城市格局之後又會有怎樣的機遇?

成都的城市性質在歷史中變了很多次。

在過去兩千多年間裡,成都長期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城市,可以稱為農耕文化型城市,這種形態持續到民國時代;從上世紀50年代,成都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開始向工業文化型城市發展。但在這個階段,成都已經相對落後了。因為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成都大力發展工業的時候,從全球來看工業文化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整個世界已經向後工業時代發展了。

最近十來年,成都的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後工業時代的資訊文化型城市,製造業雖然仍佔據較大比重,但其發展日益依賴于現代服務業、資訊化產業和創意產業。這就意味著,成都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將和文化、資訊、創新密切相關。

最近幾十年來,成都有一個遺憾:“成都造”的工業產品沒能登上時代的舞臺。如果深思一下其中的歷史原因,兩千多年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成都在文化方面的創新日益突出,而技術的創新逐漸落後。成都在歷史上享有盛譽的技術發明如漆器、蜀錦、天然氣制鹽、造紙、雕版印刷等,基本上都出現在漢唐時代,宋代開始成都的創新主要體現在文學、思想與金融領域了。

這可能是成都的文化特質的發展趨向,不一定適合單純的技術創新,而傾向于超越型的文化創造和增加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這就很適應資訊文化時代的發展趨勢。

您認為以成都為代表的“天府文化”有什麼特別之處?

“天府文化”的提出有三個特別之處:

第一,它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文化。

首先是超越了行政區的界線。以前我們提的“巴蜀文化”、“齊魯文化”等,很多都是以行政區劃來定義的,我覺得一種文化,不應該用行政區域來界定。“天府”並不是一個行政區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地理區域的概念。“天府之國”小的概念指成都平原,大的概念是指四川盆地。“天府”是一個非常廣義的一個概念。

其次它超越了時代。因為從西元前311年,秦滅巴蜀之後“巴蜀”作為政區就已經消失了。但兩千多年前的“天府”概念,今天依然為人們所熟悉而且接受,它的影響超越了千年。

第二是具有生態性:“天府”意味著文化存在的環境。正因為有“天府之國”的優越環境和富饒的土地,四川才會有這樣的文化特質,成都人可以過著優哉遊哉的閒適生活。

第三是具有包容性:各種類型的文化、各種類型的人群都可以容納其中。“天府文化”這個概念的包容性比“巴蜀文化”要強很多。

您的文章《成都,浪漫文雅之府》角度非常特別,為什麼說成都特別有浪漫文雅的氣質?而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性格氣質能為城市帶來什麼?

氣質是無形的,但對城市的影響相當大。這裡面有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決定城市的方向,所以成都這個城市始終不是一個工業文化的城市。但成都人享受生活,樂觀,不僅是現在,一千多年前也是這樣。就像蘇東坡在《和子由蠶市》詩裡說的那樣: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

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

閒時尚以蠶為市,共忘辛苦逐欣歡……”

蘇東坡描寫的是宋代四川風俗。但清代以來從廣東、湖北、湖南、山西等地遷移到四川的人,他們老家的民風與四川大不相同,在四川定居幾代人以後,生活習俗逐漸變化,慢慢演變成享受生活型的民俗,和千年前的四川人相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化基因呢?成都自古為天府之國,物產豐富,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很少出現災荒,生活容易,少憂愁,多閒適。

另外,因為成都平原在四川盆地西部,古代交通不便,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超大“世外桃源”。優越的地理環境、長期安定的社會,發達但內秀的文化,為成都獨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成都人的聰明才智又提升了生活的品質。這一切構成了成都的浪漫和優雅精神產生的條件。

您在2008年就有論述《新南方絲綢之路.四川旅遊的未來戰略選擇》,您認為未來成都在“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中應該發揮怎樣的經濟與文化優勢?

“一帶一路”的概念現在提得非常多,成都要想趕上這班“車”,要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成都歷史文化的特點決定了成都在“一帶一路”上擔當什麼樣的角色;第二,成都與“一帶一路”通過什麼樣的紐帶結合,從而決定了結合的效果。

從歷史上看成都和“一帶一路”有什麼關係呢?首先,現在說的“一路”,指的是絲綢之路,特別是北方絲綢之路,即以西安、洛陽作為起點,經過河西走廊到達西亞、歐洲等地區的大通道,成都在這一概念上,區位好像有點“邊緣化”了。

但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成都是錦綺這種高端產品的“製造基地”或者供應基地。其次,成都又是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古代成都織造的蜀錦和蜀布,通過南絲綢之路輸入到南亞、西亞的其他國家。所以成都是北南絲綢之路高端產品的製造基地。當年成都通往北南絲綢之路要翻越崎嶇艱險的蜀道,和長安、洛陽相比更為艱難。今天成都通過發達的現代交通和資訊傳播與絲綢之路聯結,可以說和“一路”上的其他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了。

從城市文化特質上來講,成都歷來就很注重文化和思想的創新,這個特質有利於成都在“一帶一路”的定位上抓住機遇。因為古代絲路交通主要通過實物產品交換實現,區位條件非常重要。今天區位條件已經不是跨地區交流的主要障礙,資訊、文化和資本的流動會成為“一帶一路”的主流。因此,想要加入“一帶一路”的宏大佈局,成都還得有足夠的文化資源或者能夠吸引國外市場的創新產品。

古代的成都能拿得出“漆器”、“蜀錦”、“蜀布”、雕版印刷書籍等產品來交換,在那個時代都是屬於領先時代的高新技術產品。如今成都若是沒有領先時代的創新成果,那就很難深度參與其中,文化資源類產品的創新應是成都的優勢之所在。

這些年,您一定也受到了無處不在的網路生活影響,浪漫文雅的本土文化會不會被網路語境和全球化趨勢所覆蓋?我們應該怎樣在網路世界裡發展成都文化特色?

網路文化的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衝擊相當大,它的時效性、整合性、便利性是以前任何一種傳播方式都很難達到的,因此從廣度、深度與結合度方面深刻影響了地域文化。

要發展成都文化,首先是要保留自己的根本特色。比如以語言來說,儘管我們用四川方言來做節目,但仍然無法改變方言越來越向普通話靠近的趨勢。我上的大學傳統的四川方言叫廈(shua)門大學。現在成都人大多叫廈(xia)門大學,可見許多傳統的四川方言詞彙,在年輕一代人的語言中已經消失了。

所以要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要從文化的根本特性上努力才行,成都文化的特質是浪漫閒雅,這個文化特色是很深層次的,哪怕是經過歷史的變遷和經歷全球化的衝擊也很難消失,可以依託這個文化特質發展獨特的創新文化。

您是旅遊學專家,去過許多地方,您覺得中國乃至世界上,哪些城市跟成都比較像?

國內的話,蘇州和杭州與成都的相似度較高一些。蘇杭是江南富饒之地的核心城市,和成都在“天府之國”異曲同工。這三個城市的環境都相當的優越,生活也比較悠閒,因此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形而上的東西,創作文化領域的產品,如哲學、宗教、詩歌、音樂、戲劇等。而且這兩個城市,在文化的環境方面、文化的精緻程度上,在文化和城市的空間融合方面,和成都還是比較相同的。

國外就很難講了,或許維也納和巴黎與成都的文化特質,在浪漫文雅方面,也有某些相似之處吧。

本期“天府大家說”嘉賓

謝元魯

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

曾任:四川師大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院長、四川師大旅遊與城鄉規劃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四川省歷史學會副會長、成都市歷史學會副會長、成都市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成都巿科技顧問團顧問等職務。

長期從事政治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學和旅遊文化研究與教學,目前共出版歷史專著《天寶十四載》、《成都通史·兩晉南北朝隋唐卷》、高校本科教材《旅遊文化學》等九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

1993年至2003年任成都巿政協委員,

2003年至2013年任四川省人大代表。

2002--2004年,在成都市實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主持三聖花鄉紅砂村、幸福梅林鄉村旅遊景區的策劃,取得良好的社會與旅遊經濟效益,並因此獲得首屆“建設成都貢獻獎”

2005年起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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