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下雜誌記者
摘編自《發現臺灣》， 重慶出版社出版
臺北大稻埕老街
如果要尋找19世紀臺灣歷史的發展軌跡， 大稻埕（今天臺北車站西北方，
大稻埕， 沿著淡水河水門往市中心走， 四周的建築處處呈現文化的多樣性。 以洗石子為建材的巴羅克式洋房， 從屋頂高聳突出的山牆一眼可辨， 簡單的幾何圖形的壁柱欄杆， 偶爾穿插其間的閩南式矮房， 紅瓦覆蓋著斜屋頂， 屋簷下設有亭仔腳， 紅磚及土埆壁的建材醒目可見。
與上海或日本的橫濱、長崎一樣， 這些混雜著本土風格及西方特色的建築， 背後都承載著一個東方城市面對近代西方衝擊的曲折歷史。
港口城鎮的崛起
大稻埕原是平埔族的居住地， 在清代中期以前， 只有少數漢人和平埔族在此耕種。 由於有大片曬稻穀用的空地（稻埕）， 因此得名。
1853年， 艋舺（今萬華）一帶的“行郊”發生械鬥。 行郊當時是臺灣商人組織的名稱， 相當於各種商會的前身。
來往於台海之間進行貿易的商人， 為了互相照應、提供訊息或融通資金而組成各種不同的“行郊”。 有的以行業為主， 如糖郊、鹽郊， 也有的以地區為主的， 如廈郊、泉郊等。
艋舺的這次械鬥發生在同安人所組成的“下郊”與三邑人所組成的“頂郊”之間。 結果下郊同安人戰敗， 先奔往北方大龍峒， 但不被當地同安移民接納， 於是再轉到大稻埕， 沿著淡水河建店造屋， 形成街市。 由於大稻埕臨淡水河， 交通極為便利， 很快就吸引了各地的郊商到大稻埕聚集。
在1860年以前， 大稻埕崛起的軌跡， 在臺灣歷史中是不足為奇的。
一個寬闊可以泊船的河港，
這些著名的港口城鎮， 除了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鹿港、萬華）”外， 還包括烏石、梧棲、東港、基隆、打狗（高雄）等， 固定向大陸輸出米、糖和少許茶葉， 輸入日用品及手工藝品。
臺北大稻埕的江山樓， 是當時頗負盛名的酒樓。
1860年， 淡水開港， 大稻埕一百多年來依附大陸市場的傳統貿易形態有了巨大變化。
1861年就任第一任英國駐台副領事的郇和， 在淡水領事館觀察到， 許多福州和廈門的商人從臺灣北部艋舺一帶輸入茶葉，
在英國寶順洋行工作的約翰•多德1865年來臺北收購樟腦及販賣鴉片， 發現北部山地適合種茶， 便開始發展臺灣的茶葉。
被稱為臺灣茶葉“開發者”的多德， 對臺灣制茶業最大的影響是輸入了第一套近代商業社會的產銷模式。 他先從福建安溪運來最好的茶苗， 分發給淡水附近的農民， 為了控制茶葉來源， 他又通過洋行大量提供貸款給茶農。
1867年， 他大膽雇用了兩艘帆船， 載著貼有“臺灣茶”招牌的茶葉直航紐約， 出乎意料地贏得了很好的聲譽。 這是臺灣茶第一次外銷美國。
多德的成功故事， 吸引了大批外商來大稻埕設立茶葉洋行。
在大稻埕附近眼力所及的山上， 大約十五年前連一株茶樹的影子都難以見到， 現在幾乎每一片山坡都覆蓋著茶樹的綠葉， 甚至連番界邊緣的內山， 在新開墾的山地上也可以見到小小的、一叢叢的茶園。
許多焙茶廠在大稻埕紛紛成立， 一時間大稻埕變成類似現在的加工區。 到1878年， 茶葉已占臺灣北部出口總值的90%。
除了茶以外， 樟腦與糖的輸出也同時激增， 臺灣成為世界主要的樟腦與糖的產地之一。 據估計， 在人造樟腦出現以前， 臺灣出產的樟腦占世界樟腦總產量的70%-80%， 是最早的臺灣世界第一。
當時， 臺灣的另一項世界第一是澎湖海域的珊瑚場。 其中的一種“莫莫”珊瑚，據估計也占到世界總量的90%。
可惜的是，臺灣人並不知道珍惜，經過幾十年掠奪式的開發後，這些原始的“臺灣第一”好景不長，都已消失。
大片美麗的樟樹林在臺灣已近絕跡，如今只在臺北敦化南北路、中山北路的行道樹梢，看見翠綠、纖細、秀麗的樹葉隨風搖曳，依稀喚起一些昔日臺灣之美的記憶，卻無法令人想像當初第一個“臺灣第一”的盛況。
臺北敦化南北路上的樟樹
由於貿易快速增長，19世紀後半期，大稻埕成為臺灣北部最重要的都市，但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現象在大稻埕到處可見。錢財流入外國人和富商手中，許多基層勞工的生活，並沒有因茶業興盛而得到改善。
以記載當時臺灣社會現象的《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一書而成名的美國記者禮密臣，這樣描述他看到的大稻埕基層勞工的生活景象：
數以百計衣衫襤褸、雙腳赤裸、貧困不堪的茶販，年復一年地挑著他們的茶葉來大稻埕售賣，但是他們得到的銀子，在回家之後一轉眼就不知去向了。他們的住屋和以前一樣破爛陳舊，他們使用的農具和以前一樣極為簡陋，就連屋裡跑出來向行人吠叫的狗，也同以前一樣餓癟著肚子……
被扼住的出口貿易
臺灣無法從貿易繁榮中獲得利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的利益並沒有真正落入茶農、茶行或中南部樟腦商人的荷包中。實際上，外商洋行利用控制金融的方式，牢牢地扼住臺灣的出口貿易。
以茶業為例，在華人茶行尚未加入茶業競爭之前，台茶從加工到輸出完全由英國洋行一手獨攬。洋行控制茶源的手段是，貸款給茶農，使得茶農必須仰賴洋行的融資管道，等茶農收成茶葉後，洋行便全數收購，在自己的洋行內加工精製後轉往廈門，再轉銷歐美。中間附加的高額利潤便完全落入洋行手中。
1870年以後，華人茶行加入，洋行更改策略。由於華人經營的茶行規模不大，但數目很多，洋行便通過類似中間商的“媽振館”貸款給這些小茶行，當茶葉出口數量不斷增加之後，隨著貸款數目的增加，洋行的資金便完全由英國當時在華勢力最大的英國滙豐銀行供應。
這種連鎖式的借貸，據日本人東嘉生估計，滙豐銀行當時以六厘的利息貸給洋行，洋行以一分二厘的利息轉貸給媽振館，媽振館又以一分五厘的利息預借給茶行，茶行再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茶農。層層轉貸的結果是，利息全部由茶農生產者負擔。
外商洋行不僅用這種壟斷金融的手法，牢牢地控制著台茶的輸出，就連糖與樟腦的出口，也都用同樣的辦法壟斷利益。後來，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商社也用金融手法，控制了整個糖業的生產及運銷。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
臺灣開港，把臺灣的經濟一度帶上新的高潮，但由於當時缺乏便利的交通建設，使臺灣經濟錯失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以最大的出口商品茶葉為例，因為臺灣北部缺乏大型的良港，大稻埕到基隆港之間又沒有便利的交通，以至於台茶必須先從淡水運到廈門，在廈門裝運後，再由大船運到各國。如此一來，不僅耽誤時間，也提高了成本。
當時速70公里的火車已經遍佈歐洲大陸時，臺灣陸地上最常見的交通工具卻是水牛。19世紀末在臺灣傳教的米勒神父曾對臺灣的交通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在臺灣，牛被當作普遍騎用的動物，它們從小就被人訓練，行走時快速穩妥，與最好的馬一樣……”以牛當交通工具甚至普及到連“武官都騎牛”。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也造成這一時期臺灣經濟的另一項特色，即據點式的獨立發展，以及各地間存在極大的差異。在日本據台以前，臺灣的經濟形態基本上是以各個貿易港口為市場，各個港口又以腹地作為貿易的吞吐地。
由於西部平原的陸上交通大多被河川切割，這些港口就負起了島內各地聯繫，以及與大陸沿海及東亞地區貿易往來的重任。
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臺灣曾經出現北部缺糧必須從福建運糧補給，而福建的糧食卻來自臺灣南部的奇特現象。
而因交通設施不便使基隆老寮坑煤礦的開採功虧一簣，更是反映出當時的官府行事缺乏整體的規劃與考慮，平白失去了競爭良機。
1875年，正當同治帝的自強運動在中國大陸各地展開時，李鴻章及沈葆楨看中基隆豐富的煤礦資源，決定在基隆老寮坑一帶設立一座西式官營煤廠。他們聘請了一位英籍礦師，負責一切開採事務，又從英國買進最新的機器，並雇用一流開礦工匠。
許多人，包括英國駐淡水的領事館，都對中國第一座官營西式煤廠抱以很高期望，認為基隆將成為遠東重要的煤炭供應地。
但是，由於基隆港到礦區缺乏便利的交通設施，生產出來的煤無法及時運到基隆港口，以致大量堆積在礦井附近以及路旁。
而且，從礦區運煤到港口的運費，竟然占到了全部成本的80%左右。當時，一噸煤在礦坑開採只要0.64元，從坑口到港口的運費卻高達2.3元。高昂的運費，使得老寮坑的煤反而競爭不過對外國客戶而言距離較遠的日本煤。
商港城市的興與衰
臺灣的經濟因開港而繁榮，也因港口淤塞而漸漸褪色。台南的安平、彰化的鹿港以及臺北的艋舺，曾經因貿易興盛而創造出臺灣史上最輝煌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時期。
這三個商業城市，都是因為本身具備優良的天然港口條件而崛起，後來，當上游河流帶來的泥沙逐漸淤塞這些港口時，官方及人民幾乎顯得束手無策。
先是台南的安平大港，在1885年全部淤塞；接著，號稱臺灣中部咽喉的鹿港，在清咸豐年間因為上游的濁水溪洪水氾濫。
當年飛帆雲集的港口，現在已經變成一片開發中的工業區。但鹿港至今仍保留著全臺灣最完整的古街市。艋舺沒落，淡水淤塞，則在20世紀初期逐漸顯現。
淡水港淤塞，除了河道淤沙外，另一些因素是人為對環境的破壞。
商港城市一個接著一個地沒落，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許多因為貿易或天然資源而興起的小城鎮，例如因煤礦開採而興盛的瑞芳，因淘金熱而有“小上海”之稱的九份、金瓜石，後來也都面臨同樣的命運。
這些城鎮的興起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擁有天賜的豐富資源，因此能夠在一夜之間興起。這些城鎮的沒落也有一個共同原因：當資源耗盡時，一哄而散，只留下一城悲情與遺老口誦的世代逸事韻聞，供後來者憑弔感傷。
其中的一種“莫莫”珊瑚，據估計也占到世界總量的90%。可惜的是，臺灣人並不知道珍惜，經過幾十年掠奪式的開發後，這些原始的“臺灣第一”好景不長，都已消失。
大片美麗的樟樹林在臺灣已近絕跡，如今只在臺北敦化南北路、中山北路的行道樹梢，看見翠綠、纖細、秀麗的樹葉隨風搖曳，依稀喚起一些昔日臺灣之美的記憶，卻無法令人想像當初第一個“臺灣第一”的盛況。
臺北敦化南北路上的樟樹
由於貿易快速增長，19世紀後半期，大稻埕成為臺灣北部最重要的都市，但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現象在大稻埕到處可見。錢財流入外國人和富商手中，許多基層勞工的生活，並沒有因茶業興盛而得到改善。
以記載當時臺灣社會現象的《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一書而成名的美國記者禮密臣，這樣描述他看到的大稻埕基層勞工的生活景象：
數以百計衣衫襤褸、雙腳赤裸、貧困不堪的茶販，年復一年地挑著他們的茶葉來大稻埕售賣，但是他們得到的銀子，在回家之後一轉眼就不知去向了。他們的住屋和以前一樣破爛陳舊，他們使用的農具和以前一樣極為簡陋，就連屋裡跑出來向行人吠叫的狗，也同以前一樣餓癟著肚子……
被扼住的出口貿易
臺灣無法從貿易繁榮中獲得利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的利益並沒有真正落入茶農、茶行或中南部樟腦商人的荷包中。實際上，外商洋行利用控制金融的方式，牢牢地扼住臺灣的出口貿易。
以茶業為例，在華人茶行尚未加入茶業競爭之前，台茶從加工到輸出完全由英國洋行一手獨攬。洋行控制茶源的手段是，貸款給茶農，使得茶農必須仰賴洋行的融資管道，等茶農收成茶葉後，洋行便全數收購，在自己的洋行內加工精製後轉往廈門，再轉銷歐美。中間附加的高額利潤便完全落入洋行手中。
1870年以後，華人茶行加入，洋行更改策略。由於華人經營的茶行規模不大，但數目很多，洋行便通過類似中間商的“媽振館”貸款給這些小茶行，當茶葉出口數量不斷增加之後，隨著貸款數目的增加，洋行的資金便完全由英國當時在華勢力最大的英國滙豐銀行供應。
這種連鎖式的借貸，據日本人東嘉生估計，滙豐銀行當時以六厘的利息貸給洋行，洋行以一分二厘的利息轉貸給媽振館，媽振館又以一分五厘的利息預借給茶行，茶行再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茶農。層層轉貸的結果是，利息全部由茶農生產者負擔。
外商洋行不僅用這種壟斷金融的手法，牢牢地控制著台茶的輸出，就連糖與樟腦的出口，也都用同樣的辦法壟斷利益。後來，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商社也用金融手法，控制了整個糖業的生產及運銷。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
臺灣開港，把臺灣的經濟一度帶上新的高潮，但由於當時缺乏便利的交通建設，使臺灣經濟錯失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以最大的出口商品茶葉為例，因為臺灣北部缺乏大型的良港，大稻埕到基隆港之間又沒有便利的交通，以至於台茶必須先從淡水運到廈門，在廈門裝運後，再由大船運到各國。如此一來，不僅耽誤時間，也提高了成本。
當時速70公里的火車已經遍佈歐洲大陸時，臺灣陸地上最常見的交通工具卻是水牛。19世紀末在臺灣傳教的米勒神父曾對臺灣的交通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在臺灣，牛被當作普遍騎用的動物，它們從小就被人訓練，行走時快速穩妥，與最好的馬一樣……”以牛當交通工具甚至普及到連“武官都騎牛”。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也造成這一時期臺灣經濟的另一項特色，即據點式的獨立發展，以及各地間存在極大的差異。在日本據台以前，臺灣的經濟形態基本上是以各個貿易港口為市場，各個港口又以腹地作為貿易的吞吐地。
由於西部平原的陸上交通大多被河川切割，這些港口就負起了島內各地聯繫，以及與大陸沿海及東亞地區貿易往來的重任。
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臺灣曾經出現北部缺糧必須從福建運糧補給，而福建的糧食卻來自臺灣南部的奇特現象。
而因交通設施不便使基隆老寮坑煤礦的開採功虧一簣，更是反映出當時的官府行事缺乏整體的規劃與考慮，平白失去了競爭良機。
1875年，正當同治帝的自強運動在中國大陸各地展開時，李鴻章及沈葆楨看中基隆豐富的煤礦資源，決定在基隆老寮坑一帶設立一座西式官營煤廠。他們聘請了一位英籍礦師，負責一切開採事務，又從英國買進最新的機器，並雇用一流開礦工匠。
許多人，包括英國駐淡水的領事館，都對中國第一座官營西式煤廠抱以很高期望，認為基隆將成為遠東重要的煤炭供應地。
但是，由於基隆港到礦區缺乏便利的交通設施，生產出來的煤無法及時運到基隆港口，以致大量堆積在礦井附近以及路旁。
而且，從礦區運煤到港口的運費，竟然占到了全部成本的80%左右。當時，一噸煤在礦坑開採只要0.64元，從坑口到港口的運費卻高達2.3元。高昂的運費，使得老寮坑的煤反而競爭不過對外國客戶而言距離較遠的日本煤。
商港城市的興與衰
臺灣的經濟因開港而繁榮，也因港口淤塞而漸漸褪色。台南的安平、彰化的鹿港以及臺北的艋舺，曾經因貿易興盛而創造出臺灣史上最輝煌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時期。
這三個商業城市，都是因為本身具備優良的天然港口條件而崛起，後來，當上游河流帶來的泥沙逐漸淤塞這些港口時，官方及人民幾乎顯得束手無策。
先是台南的安平大港，在1885年全部淤塞；接著，號稱臺灣中部咽喉的鹿港，在清咸豐年間因為上游的濁水溪洪水氾濫。
當年飛帆雲集的港口，現在已經變成一片開發中的工業區。但鹿港至今仍保留著全臺灣最完整的古街市。艋舺沒落，淡水淤塞，則在20世紀初期逐漸顯現。
淡水港淤塞，除了河道淤沙外，另一些因素是人為對環境的破壞。
商港城市一個接著一個地沒落，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許多因為貿易或天然資源而興起的小城鎮，例如因煤礦開採而興盛的瑞芳，因淘金熱而有“小上海”之稱的九份、金瓜石，後來也都面臨同樣的命運。
這些城鎮的興起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擁有天賜的豐富資源，因此能夠在一夜之間興起。這些城鎮的沒落也有一個共同原因：當資源耗盡時，一哄而散，只留下一城悲情與遺老口誦的世代逸事韻聞，供後來者憑弔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