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投壺圖》
投壺是古代士大夫宴飲時做的一種投擲遊戲。 春秋戰國時期， 諸侯宴請賓客時的禮儀之一就是請客人射箭。 那時， 成年男子不會射箭被視為恥辱， 主人請客人射箭， 客人是不能推辭的。 後來， 有的客人確實不會射箭， 就用箭投酒壺代替。 久之， 投壺就代替了射箭。 《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晉侯以齊侯宴， 中行穆子相， 投壺。 ”該項活動到戰國時得到相當發展， 這與此時儒俠對立、文武分途有關。 當時， 文者傾向於內心修養， 而不習武事， 專注於衣冠、禮儀、飲食之間。 投壺這種從容安息、養志遊神、講究禮節的活動，
最早的投壺方法， 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壺中， 後來投壺所用器具壺和矢都做了改進， 製成了專門用於這項活動的壺和矢。 投壺時， 賓主離壺五至九尺外， 用規定數目的帶皮無鏃的箭輪流投射。 按“算”和“馬”計數， 中多者勝， 罰輸者飲酒。 投壺有繁瑣的禮儀程式。 由“司射”主持儀式， 擊鼓奏樂， 賓主按“狸首”節拍， 履行規定程式後分別投射， 既行賓主之禮又相與娛樂。 算是投壺時計數的器具， 箭杆狀物， 長為周尺的一尺二寸， 插於盛器中。 二人分賓主投壺用八“算”，
關於投壺的方法， 《禮記》的《投壺》及《少儀》篇中有詳細的記載。 投壺前由主人拿著投壺用的“矢”， 邀請客人投壺， 表示尊重。 矢一般用柘木製成， 一頭削尖如刺， 故又名“棘”。 矢的長度以“扶”為單位。 一扶是4寸， 扶分三種：五扶、七扶、九扶。 矢的選用是根據遊戲時的光線強弱、場地大小等條件決定的。
投壺遊戲中使用的壺
投壺活動在漢魏時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娛樂活動。 《西京雜記》載：“武帝時， 郭舍人善投壺， 以竹為矢， 不用棘也。 古之投壺， 取中而不求還， 故實小豆， 惡其矢之躍而出也。
漢代儒學得到大發展， 投壺為儒士所好， 成了儒術之一。 《後漢書·祭遵傳》說：“（祭）遵為將軍， 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 必雅歌投壺。 ”《三國志·魏書·鐘會傳附王弼》注：“（王弼）性和理，
投壺遊戲
漢之投壺承襲了先秦之俗， 仍是王公大臣宴會上必不可少的娛樂內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請商，投壺時彈棋、博弈並複行。”現存南陽漢畫館的一幅投壺石刻畫，形象刻畫了當時酒宴投壺的情況。畫面中間立一壺，壺內插著已投進去的兩根矢，壺左側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兩人分別跽坐於壺左右，每人一手懷抱三矢，另一手執一根矢，面向壺準備投擲。畫面右邊有一人跪坐，兩手拱抱，似旁觀者，又像侍僕。左邊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會主人。當時投的壺非常講究。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厥（其）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可見，此種壺是專為遊戲而精製的。
晉代以後，對壺進行重大改革，在壺上加了左右兩耳，投壺名目更加繁多，娛樂性也大大增加。那時，投壺者已不限於貴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壺，且技藝愈見精巧和多樣化。
《太平御覽》卷七五三《工藝部》引《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南史·柳惲傳》記載：“齊竟陵王當宿晏，明早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柳惲通宵達旦投壺，朝見晚了，齊武帝不僅不斥責，反而“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可見當時統治者對此戲的愛好。
又《顏氏家訓·雜藝》曰：“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瑰，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當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郅以來，亦見廣甯、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當時不僅有男子投壺，亦有女子做此戲，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壺就是一例。梁無名氏作《華山畿》雲：“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自魏晉始，人們注意投壺活動的調心及娛樂性。如魏邯鄲淳《投壺賦》曰：“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于便安。”“悅與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這說明，古之講究禮儀的投壺之戲到魏晉逐漸成為愉悅身心，矯正怠情的遊戲了。
《投壺新格》的產生
宋元時期，投壺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馬光對投壺有悖於古禮而娛樂化的趨勢頗為不滿。他根據封建禮節對投壺做了全面的總結，竭力使其達到教育目的。他說：“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還對投壺的名稱和計分規則，以“禮”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馬光的意見，使投壺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壺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在投壺方式上，司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壺者）、“連中”（第二箭連中）、“貫耳”（投入壺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壺，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壺”（箭箭都中者）、“有終”（未箭入壺者）、“驍箭”（投入壺中之箭反躍出來，接著又投入中者）等。
投壺這項活動，東漢以前禮教意味甚濃，魏晉南北朝開始向技藝多樣化發展，增強了娛樂性。隋唐亦如此。《投壺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壺多樣化的內容。司馬光“更新定格，增損舊圖”，對投法加以限制，實際阻礙了這項活動向技藝多樣化、複雜化發展，某種程度也影響了它的娛樂性。但這種“改進”對鞏固當時統治政權是有好處的，所以，《投壺新格》在明清兩代不斷被士大夫重刊。
投壺的衰落
入明之後，投壺並未拘泥舊法，而是隨著社會發展日益繁盛，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壺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壺奏矢》稱，當時的投法有140種之多。到了清朝，投壺日趨衰落。不過，到清朝末年宮中也還在流傳。現在，北京中山公園內還有一個十字形亭子，叫“投壺亭”。公園還保存了六隻古代銅質投壺，這大約都是清代皇帝的遺物。
投壺幾經演變，流傳了兩千多年，一度極為興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熱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為它是一項“古禮”，士大夫們認為是一種雅致的娛樂，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樂於接受。其次，這種娛樂本身可以修身養性，並有健身的意義。
投壺雖然從最初的禮儀演變成娛樂遊戲，但它始終伴隨著一整套繁瑣的禮節，沒有完全割斷同“禮儀”的聯繫。這樣，就使投壺的流傳範圍變得狹窄，只限于士大夫階層。到了清末，隨著西方現代體育的傳入，投壺退出了歷史舞臺。
仍是王公大臣宴會上必不可少的娛樂內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請商，投壺時彈棋、博弈並複行。”現存南陽漢畫館的一幅投壺石刻畫，形象刻畫了當時酒宴投壺的情況。畫面中間立一壺，壺內插著已投進去的兩根矢，壺左側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兩人分別跽坐於壺左右，每人一手懷抱三矢，另一手執一根矢，面向壺準備投擲。畫面右邊有一人跪坐，兩手拱抱，似旁觀者，又像侍僕。左邊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會主人。當時投的壺非常講究。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厥（其）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可見，此種壺是專為遊戲而精製的。晉代以後，對壺進行重大改革，在壺上加了左右兩耳，投壺名目更加繁多，娛樂性也大大增加。那時，投壺者已不限於貴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壺，且技藝愈見精巧和多樣化。
《太平御覽》卷七五三《工藝部》引《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南史·柳惲傳》記載：“齊竟陵王當宿晏，明早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柳惲通宵達旦投壺，朝見晚了，齊武帝不僅不斥責，反而“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可見當時統治者對此戲的愛好。
又《顏氏家訓·雜藝》曰：“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瑰，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當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郅以來，亦見廣甯、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當時不僅有男子投壺，亦有女子做此戲，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壺就是一例。梁無名氏作《華山畿》雲：“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自魏晉始，人們注意投壺活動的調心及娛樂性。如魏邯鄲淳《投壺賦》曰：“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于便安。”“悅與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這說明，古之講究禮儀的投壺之戲到魏晉逐漸成為愉悅身心，矯正怠情的遊戲了。
《投壺新格》的產生
宋元時期，投壺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馬光對投壺有悖於古禮而娛樂化的趨勢頗為不滿。他根據封建禮節對投壺做了全面的總結，竭力使其達到教育目的。他說：“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還對投壺的名稱和計分規則，以“禮”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馬光的意見，使投壺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壺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在投壺方式上，司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壺者）、“連中”（第二箭連中）、“貫耳”（投入壺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壺，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壺”（箭箭都中者）、“有終”（未箭入壺者）、“驍箭”（投入壺中之箭反躍出來，接著又投入中者）等。
投壺這項活動，東漢以前禮教意味甚濃，魏晉南北朝開始向技藝多樣化發展，增強了娛樂性。隋唐亦如此。《投壺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壺多樣化的內容。司馬光“更新定格，增損舊圖”，對投法加以限制，實際阻礙了這項活動向技藝多樣化、複雜化發展，某種程度也影響了它的娛樂性。但這種“改進”對鞏固當時統治政權是有好處的，所以，《投壺新格》在明清兩代不斷被士大夫重刊。
投壺的衰落
入明之後，投壺並未拘泥舊法，而是隨著社會發展日益繁盛，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壺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壺奏矢》稱，當時的投法有140種之多。到了清朝，投壺日趨衰落。不過，到清朝末年宮中也還在流傳。現在，北京中山公園內還有一個十字形亭子，叫“投壺亭”。公園還保存了六隻古代銅質投壺，這大約都是清代皇帝的遺物。
投壺幾經演變，流傳了兩千多年，一度極為興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熱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為它是一項“古禮”，士大夫們認為是一種雅致的娛樂，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樂於接受。其次，這種娛樂本身可以修身養性，並有健身的意義。
投壺雖然從最初的禮儀演變成娛樂遊戲，但它始終伴隨著一整套繁瑣的禮節，沒有完全割斷同“禮儀”的聯繫。這樣，就使投壺的流傳範圍變得狹窄，只限于士大夫階層。到了清末，隨著西方現代體育的傳入，投壺退出了歷史舞臺。